17—18世纪自由观念的论述及评价

17—18世纪“自由”观念的论述及评价

说到自由这个词我想大家都不会陌生，而且曾经有这样的一首诗词来描写自由的重要性：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对自由的任何定义都会引发激烈的争论，因为“自由”是不同的政治、经济、哲学观点的标题！

“自由”，在我们眼里，这个词的通常用法是指“个人自由”，而且经常与民主、平等连在一起。所谓自由就是能按照自己的意志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无论别人说什么做什么都不能动摇你的决定，有原则有立场，不会人云亦云。做一个自由的人，就是无论别人如何评价你，你都能用自己的眼光去判断自己，依然能保持自信，说通俗一点就是倔强，人总有一点倔强才能按照自己的意志去生存。从哲学的角度上说,"实践是获得自由的唯一手段",只有驾御了规律才能真正的自由,反之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会四处碰钉,是盲目的,是不自由的。马克思认为:对必然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是自由，必然就是规律，规律是客观的,不可以随意创造,但是可以掌握和利用，所以掌握和利用规律,就是自由！

谈及17—18世纪的自由观念，不得不提及古典自然法学派的思想，当然这一切都得从17—18世纪的世界形局势和历史背景说起。中世纪末期，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生和发展，资产阶级作为一支政治势力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由于其政治上的要求日益强烈，所以就爆发了一系列反封建的斗争。17—18世纪这是资本主义的童年时期，亦称早期资产阶级革命时代，是反封建斗争十分激烈的阶段，在力量对比上，封建和封建之前的社会制度仍有极大优势，不过资本主义力量依靠自己的活力，发展很快，到这个时期之末，已经能够和封建势力相抗衡了，而且显示了必将胜利的势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17—18世纪的思想也有很大的进步，资产阶级再不能容忍中世纪的基督教神学作为自己的世界观，而是创立了自己的理论，也可以说这是跨越性的一步。

17—18世纪的思想作为一种新的理论不是凭空产生的，是资产阶级从已有的思想作为出发点，用文艺复兴以来已经发展起来的人文主义思想来嫁接自然法学，因而产生了一种新的自然法学，这种新的自然法学是中世纪神学的自然法学的世俗化，在其中代替教条和神权的是人权，代替教会的是国家，代替神意的是人的理性。

17—18世纪的“自由”观念的成就主要在于古典自然法学派，以人文主义或人道主义为基础，开始以“人的眼光”来观察政治法律问题，而且这种人道主义是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它强调个人的权利和自由，主张人人生而自由平等，享有不可剥夺的自然权利，认为国家和法律是通过契约产生的，是由人们的自然权利集中而成的。法律的本源非神也非自然，而是人自身的本性。人们的自然权利又叫天赋人权，主要是指自由、平等、安全、财产等权利。格老秀斯、霍布斯、斯宾诺莎、洛克、孟德斯鸠、卢梭、潘恩等都是古典自然法思想的杰出代表。

格老秀斯，荷兰著名的人文主义者和法学家，所研究的主要是国际公法，但使用的是自然观念，《战争与和平法》一书中论述了他的关于“法”的概念的“正义”、“权利”、“责成”观点，认为“那种对自己所拥有的权力，它被称作‘自由’”，权利还包括我们对他人所拥有的权力。他将客观事实划分为两类，即体有形、量有限者和体无形、量无限者，后者由于无法占有，也无须占有，因而适用自由使用原则。他还认为，人的社会性促使人与别人交往与合作，并由此建立各种社会组织，国家就是其一。“国家是一群自由的人享受权利和谋求他们共同的利益而结合起来的一个完美的联合体。”有理性和有意志的人可谓是一种自由的人。格老秀斯对中世纪的自然法学进行了彻底的改造，并把近代自然科学特别是几何学的实证方法引入了法学研究，但其思想还不够完善。

霍布斯，一个著名的政治思想家和法学家，其法哲学思想集中体现在《利维坦》中，喻意“国家”。其“自由”观念贯穿于他的自然法和实在法思想中，与它们有着莫大的联系。在自然状态下，人们享有一种自由或权利，即用自己的智力和体力去取得和保护自己所需要用的东西。他说，“自然权利”就是每一个人按照自己所愿意的方式运用自己的力量保全自己的天性——也就是保全自己的生命——的自由。因此，这种自由就是用他自己的判断和理性认为最合适的手段去做任何事情的自由，“己所无欲，勿施于人”，他的“自然权利”强调的就是人们的自由。霍布斯是最先论述法律与自由关系问题的一个思想家，并提出了自由是法律所允许或不干涉之事这一命题，在《利维坦》一书中，他阐述了自由的含义：一，“自由”的本义就是指没有阻碍的状况，因此自由人指的就是其力量和智慧能办到的事物中，可以不受阻碍地做他所愿意做的事情的人；二，“畏惧与自由是相容的”；三，“自由与必然是相容的”，因为必然是规律，人按规律办事才有自由；四，真正的自由离不开法律。可以看出霍布斯对古典自然法学的贡献是很大的，奠定了古典自然法学的基础理论框架，他使格老秀斯开创的古典自然法学更加系统化和更具有理论色彩。与后来的古典自然法学家相比，他有更大的保守性和旧的痕迹。

斯宾诺莎，西方近代著名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在西方自由观的历史中斯宾诺莎对自由的论述占有重要的地位，这就是他第一次把自由与必然联系起来，提出了“自由是被认识的必然”的命题。“凡是仅仅由自身本性的必然性而存在、其行为仅仅由它自身决定的东西叫自由，反之，凡一物的存在及其行为均按一定的方式为他物所决定便叫必然或受制。”自由的另一种意义就是人完全按照理性而行动。“自由人，亦即纯依理性的指导而生活的人。”只要是在理性指导下生活的人，就是完全自已自由的人。自由离不开必然和理性。自由离不开法律，“一个人越听理智的指使——换言之，他越自由，他越始终遵守他的国家的法律，服从他所属的统治权的命令。”他认为只有民主制的国家及其法律，最符合人的天性和最能给人以自由。他还主张给人的思想以绝对的自由，认为法律不应该也无法禁止思想自由。作为古典自然法学早期的一个主要代表，他的思想较少封建残余，开始具有民主色彩，在理论上也更为严谨和更加深刻。

洛克，英国近代哲学家，经验主义、西方政治自由主义的鼻祖。他认为在自然状态下，人人享有自然权利，它包括自然自由、生命权、财产权和平等权。所谓人的自然自由，“就是不受人间任何上级权力的约束，不处在人们的意志或立法权之下，只以自然法作为他的准绳。”洛克认为法律的作用就在于使人们更好地享受自然权利，或者说行使正当的自由。“自由是在他所受约束的法律许可范围内，随其所欲地处置安排他的人身、行为、财富和他的全部财产的那种自由，在这个范围内他不受另一个人的任意意志的支配，而是可以自由地遵守他自己的意志。”他把自由和正当权利视为一回事。他还认为，自由离不开理性，并指出它是随着人的理性的成熟而增长，自由的主要内容是对财产的自由支配。洛克触及了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分权，但他的分权实际上是两权，其中的制约平衡理论明显不足，有时代的印记。他过多的把对政治社会的稳定和权力的控制寄希望于人民最终保留的权力，他想以此来弥补制度的缺陷，这一思想实际是英国革命的思想余波。

孟德斯鸠，是位百科全书式的思想家，其毕生研究最高的成就就是《论法的精神》，他认为法律不仅与政体的性质与原则等因素有关，还与政制所能容忍的自由程度有关。他是个自由主义者，自由是他追求的社会目标，“在一个有法律的社会里，自由仅仅是：一个人能够做他应该做的事情，而不该强迫去做他不应该做的事情。”他所关注的主要是政治自由，而且他认为政治自由只能在宽和的政府里或分权的国家里存在，此外特别看重言论自由，没有言论自由就没有一切自由。孟德斯鸠的自由概念包括两个方面：一，自由与人的行为有关，是人能够做某些事情的意思；二，自由不是为所欲为，而是人与规范的关系，在应该行为的范围以内才有自由。“自由是做法律所允许的一切事情的权利。”他是将法律与社会条件相联

系起来的一个思想家，他的自然法思想影响了后世的价值法学。他的研究方法又是重实证的，这对19世纪的规范法学派产生了重大影响。

卢梭，古典法学家中最激进的思想家。人的自由平等是卢梭的核心思想，并在其《社会契约论》、《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与基础》中得到具体阐述与论证。他认为“自由乃是人性的产物”，人人生而自由，自由与人性不可离。自由是人区别于兽类的特性。他指出，就其本意来说是按自己的意志行为，但是别人也有同样的自由。卢梭也把自由分为自然的自由和社会的自由，并认为自由与法律不可分，他强调遵守法律即自由，“守法即自由”。此外，其社会契约论和人民主权思想、法律公意说，都是他主要的思想，他渗透、改变和彻底改革他那世纪和以后世纪的社会。卢梭的思想是革命性的，他对建立一个理性政府的意义的确是极其有限的。他的注意力主要集中于权力在不同主体间的转移（君主向民众），而不是权力结构本事的合理化。

当然，在资产阶级革命的实践过程中，也出现了很多发展古典自然法学的杰出思想家，比如说杰弗逊、汉密尔顿、潘恩。潘恩认为人权是天赋的，其主要内容有自由、平等和追求幸福。“所有的人生来就是平等的，并且有平等的天赋权利。”杰弗逊在《独立宣言》中也写到“人人生而平等，他们都从他们造物主那里被赋予了某些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利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古典自由主义时期,自然自由和社会自由的分类已经被明确提出。自然自由是天赋的、与生俱来的自由,自然自由强调自由的平等性;社会自由是经过理性妥协和制度限制的自由,社会自由强调自由的权利性。从自然自由到社会自由就是使自由由价值形态转变为权利存在,这个进步在人类自由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宪法是自由的宣言书,自然自由体现为价值预设,社会自由表现为权利安排;自由既是目的,又是手段,法律制度对自由的限制应具有正当性和适宜度。

启蒙思想家们有一些被断章取义地反复引用的名言：“哪里没有法律，那里就没有自由。”（洛克）“自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孟德斯鸠）但如果不同时考虑到他们的自然法思想，并进而认为“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表现”，那么，从国家和法律产生以来，在什么国家、什么地方、什么时间，什么人曾经是不自由的呢？按这种说法，奴隶也是自由的——他们的地位是奴隶社会的法律规定的。恶法非法，压制个人自由的法律在启蒙思想家眼里根本就不是法律！

常有人说：“自由并非人人爱怎样就可以怎样的那种自由” ，“任何自由都不是绝对的。”确实如此。婚姻自由并不意味着想和谁结婚就和谁结婚，但我们不能用“任何自由都不是绝对的”本身作为理由来禁止一个未婚的中国人和一个未婚的外国人结婚。事实上，任何不自由也不是绝对的，囚犯也有放风的自由。自由与不自由的区别在于：自由以人们有权自主行为为“一般原则”，以一定的限制为“特殊例外”。而进行每一个限制都必须有合乎理性的理由，特别是要经过正当的程序。

古典自然法学派在西方大约存续了两个世纪（17—18世纪），虽然在19世纪中叶后被后来的其他法学派所取代，但它在历史上的巨大作用却不容忽视。从实践上看：它为资产阶级革命提供了锐利的思想理论武器；为资本主义社会初期的法制建设提供了理论指导。从理论上看：它使自然法学获得新生，将其发展到了鼎盛时期；奠定了现代法学的基础，在此之前真正独立意义的法学是不存在的；古典法学派对以后的许多法学流派都产生了影响，它们都是以它作为直接出发点，现代法学中的世俗的自然法学更是它的继承和发展，社会法学也在不同程度地受到它的影响。

古典自然法学派作为一个时代的法律思想，也同其他思想一样有其局限性，这突出表现在一下几个方面：首先，它所依赖的理论基础是抽象的人性论。这种理论虽然也讲人的社会性，但他们所理解的社会性只不过是人不同于其他动物的群体性，而不是人一定要生活在特

定的社会关系中由之决定其一切的社会历史性。所以，他们不懂得不同社会不同时代的人有不同的特性，而却主张人的本性是始终不变的，并从中的出永恒不变的自然法的结论。这就无法解释历史上的法律制度的不断发展变化。其次，它所使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是演绎推理和理论假设的方法，因此，他们的理论不是从实际中概括出来的，也经不起实践的检验。所以，当新建立的资本主义社会现实与之严重不符时，其理论本身也就被人们逐渐抛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