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的新生代女作家便从专注女性身体感觉入手

90年代的新生代女作家便从专注女性身体感觉入手，形成了「女性心理体验小说」，使女性主义的文学发展步入一个新的阶段，徐坤、陈染、林白、海男、徐小斌、卫慧、绵绵、周洁茹等一反男性文学重在开拓外部世界的趋向，强化内视，兴奋点集中于女性独异的身心感觉，纯粹地表现性爱，将传统的附加其上的社会的道德的内涵剥离开来，蒸盈出浓烈的「私人化」、「自叙传」的主观体验色彩，形成了「个人化」的「女性书写」模式，使「女性书写」获得了本体内涵。

「迅速沉入到当下的生活状态」使他们挣脱了社会重负也躲避了历史阴影，同时也已是绝对以自我为中心，这就决定了他们创作的无使命感，可专意自我的姿态。

对于前辈的价值观念、人生取向、生存形式与生活方式，以及写作方式，她们大多采取否定与拒绝接受的态度。

这在一定程度上，玉成了他们的对传统女性文学附着于无性别社会使命文学的有效反叛，使她们有可能在作为「女性书写」的性别意识的根本上超过先行者们。

她们肆无忌惮书写只属于女性的包括性体验在内的生存体验、生命体验和个体欲望，使「女性书写」浓墨重彩进入中国新文学。

当然，如果仅认为新生代的「个人化」「女性书写」只是对滞重的社会使命文学的意外背离还是不够的，还应该看到，新生代女作家无拘无束地享受到性别意识的资源，无疑是重要因素。

西方汹涌的女性主义浪潮、世界第五次妇女大会在中国召开以及长期以来女性文学进展的成果，都给她们无限的营养。

对于缺少传统意义的女性文学意识来说，这些新因素自然会成为她们创作模式建构的有效资源，如同一张白纸，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

自然，市场经济的全方位现实也趁虚而入，落墨成字，异常鲜明，增添了「个人化」女性书写的全色彩。

文学的文化意义因而受到了张扬，同时，又明显选择了消解时代昂扬精神的一面。

新生代女作家的个人化写作方式与取材，切中了传统文化的积弊，又摆脱了传统的群体民生，意识形态化的创作模式，使文学真正成为一种具独特个性的个体色彩创作。

她们以写实为基调的创作方法描写当下生活，十分真切地展示了年轻一代在当代社会中的生活与心态，也是一种不容忽视的成功。

似乎可以说，女性书写已冲破最后一道防线，开启了女性文学的新的局面。

由此，新生代写作给文坛带来的影响远不止普泛意义上的个性写作这个层面。

客观上，这种个人化的叙述也构成了文学审视的一个独特视角，尽管有很大局限。

戴锦华就认为90年代作家的个人化写作的意义有从个人的观点、角度切入历史和自传意义两个层面，对其文化意义与美学意义作了某种肯定。

4徐岱在对《大浴女》、《欲望旅程》、《欲望手枪》、《像卫慧那样疯狂》、《你疼吗》、《我们干点甚么吧》等作品的质疑中，同时认为，这些作品也从一个角度传达了对生活的感受和关心，「能看到她们努力在张扬个性的姿势和不甘沉沦与贫庸的心愿……」可以「触动着你的思考」，「是文学多元化的体现」5。

其实女性作家也有某种自觉，陈染将自己的长篇小说题名为《私人生活》，却同样申明：「我是『个人主义者』……我认为一个人能够经常的勇敢地站出来对这个世界说『不』是一种强烈责任心的表现。

」从个人的感觉出发，同样是对这个世界的一种对待和回应。

因此，「个人言说」的个人化写作在某种程度上也有一定的社会意义，当然是寓藏在「个人言说」中的。

应该说，个人化是通向时代精神的前提，作家首先只有带着个人的虔诚进入此时此地的生活，并尊重其所感所思所悟，才可能发现与通向真正的时代精神──一种来自生活深处，结结实实充满人性气的时代精神，当个人面对真实的世界和真实内心并承担真实表达的责任，才有真实的写作可言。

新生代女作家选择从身体的独立开始，即女性解放的「内部语言」书写，规避了往往难以摆脱的概念化创作模式，这是个人化写作的基本意义，也是女性书写跨越男性话语模式进入身体书写的积极意义。

二从书写身体出发，女性书写成功实现了个人化叙述模式的确立，从而也就建构起书写的「私人空间」，运用身体书写，这也是女性文学的题中之义。

法国当代思想家西苏（Helene Cixous）就指出：「女性必须通过她们的身体来写作」。

有效的身体书写将「摧毁隔膜、等级、花言巧语和清规戒律。

」身体书写从身体出发，写最内在、最真实的躯体反应，包含情欲书写，却远甚于此，肢体运展间更有心理激迷怆悸的迹痕、生命能量的释现、以及自我与他者交感互动的状态。

因此，由身体书写建构的「私人空间」有其合理的存在意义，更不用说过去我们的文学是那样的缺少「私人空间」。

如果说，80年代的王安亿、铁凝和残雪突破了身体书写禁区，只是文坛的局部现象，也是特殊现象的话，90年代新生代的女作家们则将身体书写变成一种文学的普遍现象，变作一种常态。

西方女性主义者关于「身体写作」、「躯体写作」、躯体语言」的理论，成了新生代女作家的自觉创作姿态。

她们的作品虽然诟病不断，不可否认，所开启的私人空间总杂有些可观风景在里面，在其表述的身体感受中包含有精神的意识，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写作方式对于女性写作的意义。

文学，包括此前的女性文学的话语方式一直是男权主义的，女性群体长期以来作为「沉默者」，不仅被剥夺了话语权，也被剥夺了话语方式。

西苏说得好：「男人受引诱去追求世俗功名，妇女们则只有身体」。

女性要拥有自己的性别，只能退回身体，并由此出发来表征自己独立的生命体验与价值立场。

西方一些女性主义作家发出书写女性躯体的口号，也是坚执女性身体是唯一不受男性文化「侵染」、「塑造」，是唯一保存了女性「真我」的部分，是女性之为女性的真正特质。

从创作指向看，新生代女作家90年代的创作多执着于由身体感觉指认所囿的价值指向，陈染、林白、海男、徐小斌、卫慧、绵绵、周洁茹等所表达的女性的身体成长中的独异感觉与体验都是以前文学鲜见的，被长期掩蔽控制在无名、混沌状态下。

新生代女作家无所畏惧地将之推到文学前台，充分体现了将女性在男权社会中的角色和地位集中体现于身体的「身体立场」，反叛男权文化，颠覆男权话语中心。

其意义远不止于对普通的女性成长的主题的换一种方式覆述。

与之前的文学比较起来，其大胆与独特，甚至超出了在精神分析学影响下的性爱文学的男性笔下的体验叙写，质上有所突破，也丰富了女性文学的色彩。

这些，虽然有男性文化可恶的一面，也不否认「身体书写」的积极进攻与同时的积极防御策略的疏忽。

这样，从拒绝男人，解构男性话语出发的女性文学反而回陷到男性话语中心，为男性话语所俘虏，成为其送上门的「战利品」。

这也表明寓于身体感觉的「私人空间」理论准备的不足，会使自己乱了方寸。

一些女性主义批评者已经认识到，由于女性主义批评并非一种统一的理论流派，也没有自身批评的根源，它以否定、补充、修正男性的理论假定和方法为开端，同时又借用了这些理论和方法作为工具，这就宿命地决定了要承担由此带来的尴尬。

「主人的工具永远不能摧毁主人的房屋」，建立于男性文学和男性经验之上的文学标准，适用于分析男性文学作品的理论、方法和范畴、术语，很可能将女性书写扭曲误读，反成了一种出卖，实际上充当了男性的同谋。

新生代女作家所竭力开拓的阵地就是这样被男性所侵略的，新生代女作家难免事与愿违。

性话语是身体书写的权威话语，是新的话语空间，却无形当中被臵于男性窥视的视域之内，当作家们在灵异而大胆张扬对性的自由支配权时，由于文化意义的缺席，性爱的意义空间也就变得十分狭小而僵硬，男性文化轻易即可击破。

由五四开端的女性文学或性爱文学所开启的从文化与审美角度描写性爱的的「宏大叙事」被无意终结。

尤为尴尬的是，新生代女作家的这样「身体书写」在从男权话语的牢笼中突围而出的同时，又被统摄到无处不在的欲望化商品化的陷阱中，其中原初的创作的主观愿望受到了严重的扭曲。

和性话语的南辕北辙一样，「私人空间」的密不透风，身体感觉的封闭指认，薄视生存困境，淡化生活之痛，也使文学失去了原有的那种人格力量下的弹性与张力。

基于如上理解，90年代的女性文学虽然色彩斑斓，但其果实有欠实在。

当女性作家们要借此对女性解放的不彻底和陷入误区加以清算时，却囿于一隅，迷失于封闭的自身身体感觉中。

这样，「第三次解放」的口号喊得天价响，女性文学创作很热闹，而效果则是，男权文化被千万次的唾骂，却在无序的推揉中屹立不倒。

女性高贵的身体被则男性偷窥，反驳男性文化的女性身体微妙细腻的感受描写却变成男性的免费午餐。

这样，新生代作家竟无意中廉价地出卖了女性可贵的身体主权，新生代女性小说家将身体书写建成权威话语的美好愿望也成了乌托邦。

新生代女作家独特的创作精神也应作两面观，它在对传统的颠覆与解构中形成，有其不同寻常的意义，但在解构的同时又有着创作指向的迷茫。

特殊的童年经历为新生代女作家的创作精神打下了底色。

与父辈们的成长历程不同，新生代作家出生的年代，中国已处于一个颠覆神话与英雄的时代，红宝书、个人崇拜、集体智慧于他们已成为不可企及的遥远话题。

在她们生长的年代里，中国社会的主流意识发生了一个由极端抑人的本能欲望的乌托邦理想逐渐过渡到欲望的释放，被追逐成全民族追求象征的过程……8这对她们摆脱本该摆脱的传统十分有利，她们对「父亲」的解构就是明证。

在她们的笔下，「父亲」作为男性的象征，是她们所极力颠覆的对象，父亲先验的缺席，对父亲存在意义的消解，对父亲生活方式的颠覆，对传统写作意义的背离等是常见的创作取向。

棉棉、卫慧等表现尤其突出。

棉棉《糖》中，「父亲」是一个为我提供婚姻经费的经济资助者。

卫慧《像卫慧那样疯狂》中，那个可给我「精神」皈依之所的生父却像影子一样在一次莫名其妙的冤案中消失，继之而来的是偷看「我」洗澡的继父……等等，表现了大无畏的反叛精神。

问题是解构「父亲」的同时，也解构了文学的基本使命感，代之的作品主人公大都被性、毒品、DJ、酒吧、西餐……所吸纳，成了城市的「艳情部落」，「像一种吃着夜晚生存的虫子」（卫慧语），生活在黑夜与白昼的颠倒中。

作者们自愿成为情绪化的年轻孩子的代言人，不厌其烦地讲述不安的青春故事。

「让小说与摇滚、黑唇、烈酒、淋病……共同描绘欲望一代形而上的表情。

」9她们如此颠覆与解构的创作指向的意图是明确的，她们努力地拒斥传统，消解作品的意义，指向虚无。

然而，在虚无的末端，文学这一抒写性灵的东西，其精髓何在？当意义从作品中消失或作品执意远离意义的时候，文学还可爱吗？身体书写还有必要和文学联系起来吗？正如菲利浦〃拉夫在本世纪中叶对拙劣模仿卡夫卡而产生的假现代主义的批评：「光知道如何把人熟知的世界拆开是不够的」，建设也是文学创造的题中之义。

从创作精神论，新生代女小说家们的前卫与热闹冠以「先锋派」不虚，而在文学的的建设性方面似乎不能过高估计。

他们由外向内转，发掘个人生存经验，重视个体存在，走向了从书写身体到身体书写的艰难过程，这使女性写作摆脱传统，具有某种「现代性」，但其任务远没有完成。

它体现了女性作家在解构传统时的迷惘和无奈，暴露了女性书写深进过程中的种种错综复杂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