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稼先追忆两弹元勋的低调人生

邓稼先追忆两弹元勋的低调人生“在所有知识分子当中，他是最有中国农民朴实气质的人。

”物理学家杨振宁这样评价邓稼先。

邓稼先，是中国核武器研制与发展的主要组织者、领导者，我国著名核物理学家，被称为“两弹元勋”。

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核武器先驱一样，邓稼先受人们尊敬，被后人缅怀，然而不太一样的是这位原子弹之父生前坎坷的命运。

他生活在那个艰苦的年代，和很多同时期的科学家一样，把最好的时光完全奉献给了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而荣誉和光环只在身后。

人们似乎对他很了解，却又不太了解。

他是一个最没有私心的人。

这个当年意气风发的“娃娃博士”，毅然放弃海外优越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回来与国人共同艰苦奋斗，只为了国家的强盛。

他也是一个最不引人注目的人。

他为中国核武器的事业隐姓埋名、默默奉献了28年后，才因为一篇简短的报道为人们所知。

他一生的信仰是一个“纯”字代表的品格，忠厚平实，从不骄人。

正是这种品格，让邓稼先能在那个一穷二白，充满斗争和混乱的年代，领导社会各阶层工作者，成功地完成了时代赋予的使命。

下面让我们一起来追忆，这位两弹元勋的低调而不凡的一生。

受传统文化启迪的童年1924年6月25日，邓稼先降生于安徽省怀宁县的白麟坂镇。

这是一个颇具古风的老镇。

一条条街道用青石板铺就，一座座徽派风格的建筑，历经风风雨雨几百年，但在当时仍可以清楚地看出明清遗留的繁华景象。

邓氏家族在白麟坂镇声名显赫，邓稼先六世祖爷邓石如，被推崇为清代篆刻、书法第一大家，闻名大江南北。

宫廷还赠与他一套宅院。

这套宅院建于四灵山水间，并命名为“铁砚山房”，这里成为邓稼先小时候的摇篮。

当他第一次张开眼睛看世界时，他的祖国像是一部老牛拉着的破车，行进在风雨迷漫的世纪之途。

在邓稼先出生的1924年，中国历史上正上演一出军阀混战的悲剧。

然而，白麟坂古镇却是一块安静的沃土，是一处“世外桃源”。

宁静、古朴的山水启迪了他的智慧。

邓稼先的父亲邓以蛰是我国近代著名的书画家、艺术评论家。

自幼接受父辈的严格家教，苦读诗书，工画山水。

1907年，邓以蛰刚满15岁便东渡日本留学，在东京早稻田大学攻读文学；一年以后，赴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哲学。

1913年，邓以蛰学成回国，被聘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这期间，邓以蛰在《晨报》《新青年》等我国早期进步报刊上发表了许多文章，文笔奔放，见解独到，给学术界、思想界乃至文学界吹来一股清新之风。

邓稼先的母亲王淑蠲（蠲，同“涓”）女士，?颖贤淑。

虽然是大家闺秀，但自嫁到邓家，无论农活家务，她都勤于操作，且手脚麻利，不怕辛苦。

她为人宽厚，从不与人口舌，不在背后讲别人的是非；她还把娘家陪嫁的布匹拿出来给佣人做衣服。

人们夸奖她是一个宽宏大度、仗义疏财的好人。

这种具有浓厚中国传统文化背景的家庭，对于邓稼先品格的成长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

就在邓稼先出生的那年，直系军阀吴佩孚，皖系军阀卢永祥等在同国民革命军作战中均遭败绩。

紧接着孙中山发表北上宣言，重申要“召集国民会议，以谋求中国之统一和建设”，并偕宋庆龄赴京。

国共两党通过谈判，出现了第一次合作，这使得在清华大学任教的邓以蛰似乎看到了一线曙光。

1925年，他借回家度假之机，将妻子儿女接来北京定居。

当时，邓稼先刚满八个月。

邓稼先的第二故居北京丰盛胡同北沟沿甲12号，是一座有着明清建筑风格的四合院。

邓稼先刚满五岁时，父亲的挚友张奚若来访，小稼先穿了一件齐地长袍站在比他还高的火炉前背诵《论语》。

张奚若不禁惊奇地问道：“叔存兄，如今是什么年代了，你还让孩子背诵这些东西？”邓以蛰则操着浓重的安徽乡音笑微微地回答道：“我只不过是让孩子懂一些传统的中国文化，这对他今后的发展会有好处。

”邓以蛰尽管受过日美文化的熏陶，但他在家庭生活以及个人的道德情操中，依然保留着许多儒家思想的色彩。

他认为儒家思想中有关伦理道德方面的某些部分很有道理，合乎人情。

在邓稼先的印象中，父亲修长的身材，总是挺得很直，走起路来，神态自若，透出一股仙风道骨的飘逸之气。

他是知识渊博的学者，头脑中深藏着博大精深的学识，外表却显得极为平易随和。

在学校他是一位严谨治学的教授，在家中却是一位慈祥的父亲。

在学习和行为规范上，他对幼子严格要求；在生活和爱好上，则对稼先相当宽松。

邓以蛰喜欢京剧，自邓稼先懂事以后，他便经常带着爱子去剧场看戏，《武松打虎》《林冲夜奔》《野猪林》等水浒戏中的那些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镌刻在幼小的邓稼先心间。

邓以蛰的幼儿教育可谓做得非常成功，他不仅注意开发儿子的智力，还总是从多方面启迪邓稼先，使儿子懂得人与人、人与大自然的关系。

他经常对小稼先说，人活在世界上，不光要和自家的人一起生活，还要和周围的人和睦相处。

不仅要和人交往，还要和其他存在于我们周围的一切生物密切相关。

像树呀，草呀，水里的鱼呀，天空飞的鸟呀，都是我们的朋友，千万不要随便伤害它们。

邓稼先的母亲王淑蠲，就像她的名字那样，秉性贤淑、倩丽。

她待人和蔼可亲，对待孩子们关怀备至，协助丈夫管理家务，教养子女，是邓先生的贤内助。

让邓稼先难忘的，是每当六七月盛夏季节的夜晚，父亲冒着酷热在室内灯下做学问，母亲便带上他们姐弟，坐在庭院里讲故事或看闪烁的星辰。

母亲手里的大蒲扇不停地摇动着，为他们扇凉，驱赶蚊虫。

母亲指给他们看夜空中的“银河”，看银河两岸的“织女星”、“牛郎星”，还有酷似一把羹匙似的北斗星，并给他们讲有关这些星座的神话故事。

邓稼先最感兴趣的，是母亲讲的嫦娥奔月、吴刚砍桂的故事：人吃了那种神药竟然可以飞到天上去，月宫里有棵桂树，永远也砍不倒，真神奇！他问母亲：“现在还有那种吃下去就可以飞到天上去的药吗？”母亲说：“这是神话传说，世间哪有这种药？”小稼先遗憾地说：“要能买到这种药就好了，我真想飞到天上去，到月宫去玩玩。

”一句话，把全家人都逗笑了。

次日清晨，小稼先起床后兴奋地跑到母亲身边，说道：“妈妈，你猜我昨晚做了一个什么梦？”母亲摇摇头。

小稼先手舞足蹈地说：“梦见我上天了，天上那么多星星，我想摘一个，可是它们太大了。

我摘不动，就急醒了！”父亲听到了，走过来摸着邓稼先的头，心情很是兴奋。

他知道邓稼先是一个心智初萌且富于幻想的孩子，便夸赞道：“好孩子，有志气，将来一定能把天上的星星摘下来。

”邓稼先就是在这样的家庭中成长起来的。

这是邓以蛰先生充分利用自己的优势，为其长子创造的得天独厚的成长环境。

这样的特殊家世、优良的生活环境和良好的童幼教育，对于邓稼先日后的成长，起到了?P键性的作用。

书香门第里的少年邓稼先从小活泼健康，好动会玩。

他冰滑得棒，棋下得好，而玩得最精的是杂技项目“抖空竹”，这项爱好一直保持到成年以后。

据妻子许鹿希回忆，“他年轻那会儿，甚至可以把茶壶盖拿来抖。

”父亲邓以蛰同时在3所大学兼课，家里经济条件算中等偏上。

但邓稼先没有少爷脾气，他甚至能跟保姆和黄包车夫处得很好。

一次他把家里的香烟拿出来给车夫老岳，求他陪自己下棋。

老岳说，我可以陪你玩一两盘，但你不能拿家里的东西，养成坏习惯可不行。

劳动人民的朴实品质在邓稼先的心灵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邓稼先5岁时，父亲为他请了私塾先生，教他背诵《诗经》《论语》。

6岁那年，他被送进北京四存小学。

这是一所极其尊孔的学校，古文训练很严格。

邓稼先的学习成绩一般，他对《四书》《五经》不感兴趣，偏爱数学等自然科学。

家里的大量存书给他提供了很好的阅读条件，有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百科全书《万有文库》，一套几百本，那是邓稼先最爱看的。

从小学三年级开始，家里就请来了英文教师，到小学毕业时，邓稼先英文已经达到高中一年级水平。

邓稼先的中学是北京崇德学校。

他与杨振宁是同学。

杨振宁的父亲杨武之与邓稼先父亲邓以蛰是多年挚友，一起去过美国留学，在清华大学又是同事，因而两个孩子从小就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因为杨振宁比邓稼先高一级，所以在学校里处处护着他。

那时崇德中学里有许多纨绔子弟，他们不好好学习，就叫邓稼先把作业给他们抄，否则就欺负他。

杨振宁外号“杨大头”，年级高，个子也高，就常常跳将出来，为外号“老憨”的邓稼先撑腰。

邓稼先与杨振宁都热爱数、理、化，并且成绩优异；而邓稼先的外语尤其好，那时已经能看英文的《格林童话》了。

在民族解放大潮中成长邓稼先成长的年代，正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开始民主革命斗争的时期。

中华民族独立意识早已觉醒，各种进步的思潮涌动。

由于身处思想活跃、开放的北平，邓稼先也受感染和熏陶。

这样的历史环境，为他日后深厚的爱国情结打下了基础。

“七七事变”时邓稼先正上初二。

日本人的侵略暴行在他心中激起了强烈的民族自尊心。

当时日本宪兵队驻扎在府右街，中国人路过那里就得鞠躬，邓稼先上学放学宁愿绕很远的路，也不给日本人行礼。

一次，日本人召开大会，给每个学生发一面小太阳旗，邓稼先悄悄把旗撕了扔掉，不料被一个日伪警察看见，并告到了学校。

因崇德学校是教会学校，对日本人不屑一顾，校方就说学校没有这个人，搪塞过去了。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伪当局勒令崇德学校解散。

校长找到邓以蛰，说邓稼先的学业很有前途，但思想激进，留在北平迟早会出事，最好把他送走。

邓以蛰便下了决心，让邓稼先的大姐带他到重庆去念书。

那时，大姐邓仲先刚从北京朝阳大学经济系毕业。

后来邓稼先考上了西南联大物理系，又和杨振宁成为同学。

1945年12月1日发生了震惊全国的“一二一惨案”，国民党军警、特务包围西南联大等学校，对学生大打出手，并投掷手榴弹炸死学生4人，炸伤20余人。

惨案发生后，为了给受伤同学买药，邓稼先曾不顾同学们的劝阻，趁夜晚跳墙出去，买回了药品。

在此之前，邓稼先虽有爱国思想，但受西方民主思想影响较深，所以没有参加进步组织。

惨案使他认清了国民党的本质，便毅然参加了接受共产党领导的进步青年组织“民主青年同盟”。

也就在这时，邓稼先的名字上了国民党特务的黑名单。

幸运的是，当时邓稼先大姐夫郑华炽在西南联大任教务长，与校长梅贻琦很熟，他们悄悄把邓稼先的名字从学校名册中划掉了。

1946年邓稼先从西南联大毕业，被北京大学聘为物理助教。

此后，他积极参加反蒋民主运动。

据邓稼先的同胞弟邓携先回忆，在1947年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中，他也在北大广场集会，曾亲眼看见邓稼先面对军警勇敢地跳上讲台演说。

那种大无畏的气概，让邓携先印象深刻。

留学普渡的“娃娃博士”1946年夏，邓稼先受聘北京大学物理系助教，回到阔别六年的北平。

他用自己一个月的工资给父亲买了两坛茅台酒和两条上等香烟，他一回到家就紧紧地拥抱着母亲，好像瞬间返还到童年时代，这种返还显示着心灵的纯洁。

邓稼先赞赏别人爱用“pure”（纯洁），这是他特别欣赏和终生追求的道德境界。

回家后第二天，邓稼先便骑着自行车找老同学们去了。

他寻访旧地和故友，有一种久别后的关切之情涌动于心。

一次他从北京图书馆回来，带着深感安慰的神情对弟弟邓携先说：“图书馆还是那么窗明几净，鸦雀无声，自来水龙头和以前一样还可以喝水，真舒服呀！”抗日战争胜利后，内战又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