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赋对何其芳早期诗文创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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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其芳《预言》

何其芳《预言》

何其芳《预言》篇一:从何其芳的诗看“自我”从何其芳的诗看“自我”叶噜人们对于抒情诗中诗人的“自我”问题,已经发表了很多值得重视的意见。

不过我总是认为,如果只是抽象地讨论诗究竟应当表现的是“大我”还是“小我”这样的问题,恐怕一时是不容易得出一个公认的标准结论来的。

因为每一个诗人都在走着自己不同于别人的生活道路和艺术道路,任何人也无法规范出一种亘古不变的诗歌创作模式。

与其进行马拉松式的争论,不如选择一些有代表性的诗人来加以研究,从中探讨诗人的“自我”是怎样体现在他的创作中的?怎样地影响着和决定着他创作的基调的?它是一利,凝固不变的存在吗?作这样的研究和分析,就可以把对这些问题的讨论引向深入,使认识渐趋一致。

何其芳是“五四,以来现代文学史上比较有影响和有代表性的诗人之一。

他由小资产阶级的具有个人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而走上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的道路,成为一个无产阶级的文艺战士,在同辈人中是颇具典型性和代表性的。

在他四十多年的文艺生涯中,他主要是一个诗人。

他的诗作中写“自我”是特别突出的。

在某种程度上说,他诗中所出现的“自我”,几乎可以说是达到了“赤裸裸的自我表现”。

一个想象力比较丰富的人,在读完他的那些写“自我”的诗篇之后,是完全可以给他的生活经历和思想发展过程编出一部自传体小说来的。

写“自我”而达到如此“赤裸裸”的程度,在我国的现代和当代诗人中并不多见;正因此,我们选择他作为研究的对象,试图从中探讨一些问题。

先从他那首著名的谈起。

这首诗,似可说是“令人气闷”的形象模糊,主题不明确.思想难以捉摸和把握。

可是如果我们不是忘记了历史的话,不妨回顾一下三十年代前后涌现出的那一批可称为优秀诗人的作品,这种所谓“令人气闷的朦胧”几乎是一种相当普遍存在的通病。

当然,不能因为是“通病”就把弱点和缺陷也加以赞扬。

象这种诗,人们的确无法用三言两语把它的主题说得很清楚明确,但是人们又无法否认它是一首真正属于“诗”的诗。

要理解它,首先得多读几遍,细心的体验一下诗人的心境,然后才能从它那些意念和意象中,领悟到一颗年青的心灵对于周围世界所感受到的种种情绪:是孤寂中的期待?还是对于友谊温暖的祈求?是寻求一种相互支持的力量?还是对失去的爱情的怅惘?似乎都是,又不尽然。

“锦瑟尘封”与“巴比伦的悲哀”——笺释何其芳诗七首

“锦瑟尘封”与“巴比伦的悲哀”——笺释何其芳诗七首
但他还是得救了,缘于他残存的对于诗艺的眷
恋在旧诗创作中获得回报。他在 1936 年喊出“我埋
葬我自己”(《送葬》),可那个被埋葬的“自己”
事务工作者,/也同时是一个诗人!”(《毛泽东之
又在旧诗中悄悄爬了回来。何其芳转向旧诗原因有
歌》) 何其芳对创作已经三心二意,却又期望创造
三:其一,新诗创作失败。他曾提出“新诗格律
成、没有深入新的生活、没有正确的思想观点等。
年所喜欢者亦如彼,不是巧合,这是诗人才性禀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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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解读·旧诗笺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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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本然。何其芳晚年在一定程度上回到了为诗而诗
激动得险些丢了性命呢?可见兹事体大。诗人写下
庚青。”1947 年再作 《赠杨吉甫》:“先生非独善,兴
点,/相信我,还没有这么大危险!/那些狼和兀鹰、
学人寰中。墨翟非丝染,孔丘愿道同。树根深入
那些鲨鱼/和其他海怪纵然可惧,/巴黎是野兽窟,更
土,枝叶乃当风。别后话难尽,何时得一逢?”诗人
为狞恶,/这个灿烂的世界首都,/歌唱的,活跃的,
自谦:“胡诌了几句。”其中“树根深入土,枝叶乃
漂亮的地方,/天使的地狱,魔鬼的天堂——”这就
当风”两句可读,说理清晰,理切意象。1963 年再
是“巴比伦的悲哀”——现实的悲哀,这击中了他
作旧诗 《古国》。1964 年再作旧诗 《效杜甫戏为六绝今之诗人中无大器晚成者乎?”
多或少地产生内在的裂痕,释放出本我的丝丝缕
精品,故不断责备自己,在 《回答》 中写道:“为什
化”主张,可自己的实践一无是处,转向旧诗格律
么我结出的果实这样稀少?/难道我是一棵不结果实
成了一种替代方案。其二,从事古典文学研究扩大

何其芳散文两篇,赏析训练

何其芳散文两篇,赏析训练

何其芳散文两篇,赏析训练何其芳散文特点何其芳《秋天》赏析篇一:何其芳散文两篇,赏析训练何其芳《秋天》赏析《秋天》选自何其芳早年创作的诗集《预言》(1931-1933)。

它不像那个时期的诗人们那样爱用象征手法,写得神秘莫测,或爱寻味哲理,显示思想的深高厚重;也不像他向前拘守个人狭小天地,缠绵悱恻于男女私情,除了幽怨、苦思就是期待,而是难得地将视野投向乡野,投向普通人的活动场景,以观者的身份言身外他人之事,表现一派明朗纯净的诗意诗风。

诗作采用直陈其事的写法,表面看来似乎简单、直白,缺少象征的奥义,实则意味情味既深且长。

诗中透出那么一种氛围,那么一种神韵,这是最能勾住读者心魄的东西。

所谓氛围,在文学作品尤其是抒情作品中,通常是指作品中的整体性的境象、风神、气韵。

它与严羽的“气象混沌,难以句摘”的气象有所类似,又有所不同,气象所指更为廓大,包括内容、形式各个方面;氛围似乎主要关乎内容,涉及意象、意境、情感等。

氛围可感而不可言,正如司空图所言:“神而不知,知而难状。

”亦如唐人所言:“蓝田日暖,良玉生烟,可望而不可置于眉睫之前也。

”但读之有感,了然于心,也应能言追心意,形之于文。

在《秋天》里诗人用最精粹的语言描写农家生活,每一句诗都是一幅画面,三节诗又组成三幅复合画面。

画面的组合造成了既流动又整合的特殊氛围。

第一幅画面是“农家丰收图”。

这里不是写某个农夫,而是写普遍的农家活动。

写了两个场景,一是山谷伐木,一是篱间背瓜果。

山谷伐木置于篇首,丁丁声悠远地飘来,诉诸听觉;震落了清凉的露珠,诉诸视觉和触觉,真是一片世外风光,启迪人追思那邈远的印象,《诗经》中不是有“伐木丁丁,鸟鸣嘤嘤。

出自幽谷,迁于乔木”之句吗?“飘”和“幽谷”在何其芳早年诗中常出现,不过那都是写虚的,用的是比喻义、引申义,用在这里才是写实的,别有一番情韵。

背瓜果所伴随的心情和表情在诗中未点明,但读者可以想到,那是欣喜、笑盈盈的。

“栖息”本用来描写有生命的物类,现用在这节诗的末尾,来概括秋天在农人家里的状况,将虚无的东(秋天)西视象化了,创造出松弛、闲静的氛围。

《世界文学发展史》中国秦汉文学之四:汉代辞赋

《世界文学发展史》中国秦汉文学之四:汉代辞赋

《世界文学发展史》中国秦汉文学之四:汉代辞赋中国秦汉文学之四:汉代辞赋辞赋是两汉400 年间最流行的一种文学形式。

西汉初期,是骚体赋向散体大赋的过渡时期,辞赋以抒情为主,其代表作家是贾谊和枚乘。

汉武帝时代是辞赋最兴盛的时代,辞赋内容广阔、辞彩富丽、体制宏大,因此成了文苑的宠儿,共有赋400 余篇。

这一时期最有成就的代表作家是司马相如。

此外,还有朱买臣、东方朔、枚皋等。

西汉末年,较有成就的辞赋家是扬雄。

东汉时期,散体大赋呈日益僵死的趋势,抒情小赋逐渐发展起来。

抒情小赋文字清新,体制短小,表现了汉赋晚期的重大变化。

其代表人物有张衡、蔡邕、赵壹等。

1.枚乘枚乘(公元——公元前140 年),字叔,淮阴(今属江苏)人。

西汉著名的辞赋家。

他生活在文景时代,初为吴王刘濞郎中,曾上书谏阻吴王谋反,未被采纳,遂投奔梁孝王,为梁孝王门客。

后来吴王发动叛乱,他又上书劝谏。

因此知名当世。

景帝召拜他为弘农都尉。

后来以病辞官,复游于梁。

" 梁客皆善辞赋,乘尤高"。

梁孝王死后,他回到老家淮阴。

汉武帝即位后,慕其文名,以安车蒲轮征其入京,卒于道中。

《汉书.艺文志》著录枚乘赋9 篇,今存《柳赋》、《菟园赋》、《七发》3 篇。

前两篇后人多怀疑是伪作。

《七发》比较可靠,它是标志汉赋形成的第一篇作品。

《七发》是假设楚太子有病,吴客前去探望,说七事以启发太子。

作者铺写了8 段文字。

开头一段是全文的序,叙述楚太子得病的缘由,指出楚太子的病根是腐化懒惰:" 且夫出舆入辇,命曰蹶痿之机;洞房清宫,命曰寒热之媒;皓齿娥眉,命曰伐性之斧;甘脆肥脓,命曰腐肠之药。

" 这些话切中贵族子弟的要害,批判色彩非常鲜明。

以下7 段是吴客用7 种办法来启发楚太子,为他治病。

前6种办法分别是描述美妙的音乐、丰盛的饮食、排场的车马、宏深的宫苑、壮阔的田猎和舒心的观涛。

一问一答,逐段铺陈,一步步启发太子,诱导他改变生活方式。

结果太子都以病推辞。

浅谈何其芳创作主体意识充分发挥下的前期作品

浅谈何其芳创作主体意识充分发挥下的前期作品
的 梦幻 王 国 . 对社会 、 对人生进行形而上的哲学思考 .
主 体 意识 借 助 意 象 摆 脱孤 独 寂 寞 . 寻找 精 神 寄 托 , 开
辟 梦 中天 堂 . 使 诗焕 发 出一 派 迷 人 的精 美 婉 约 的成 熟 气象 . 是 创 作 主 体 意识 的体 现 。 何 其 芳早 期 作 品 中意 象众 多 , 自然意 象 有 梦 、 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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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 其芳创作主 体 意识充 分发挥下的前期作品
雷 洋
摘 要: 何 其 芳前 期 作 品 抒 情 个 性 强 烈 , 吸 收 与 融 合 魂 。
了 中外 文 学传 统 . 唯 美 象征 情 思 的 意 象和 意境 随 处 可
坟墓 、 古宅 、 古城 、 风沙等荒芜的景物 , “ 七 尺木 创 作 主 体 意识 包 括 创 作 主 客 体 契合 、 艺 术 真 实 的 沙 漠 、 把握 、 能 动地 反 映 生 活 创 造 意象 意 境 、 主体 审 美 能 力 、
品 就是 创 作 主 体 意 识 完美 而 深 刻 的 再 现 既然 何 其 芳
作主客体 的契合 . 对 艺 术 真 实 的把 握 . 能 动 地 反 映 生
ห้องสมุดไป่ตู้
艺 术真 实 有 时 还 允许 夸 张 , 变形 。创 作 主 体 根 据
但 见. 独创 的独 语 体 表 达 方 式给 人 耳 目一新 的 感 觉 创 对 社 会 本 质 的认 识 而 作 的艺 术 处 理 即使 变 形 厉 害 , 只要 反 映 的 社会 状 况 是 实 在 的 . 那 么 艺术 真 实仍 然 是 活创 造 意 象 意境 . 作 者 独特 的 审 美能 力 与 艺 术 思 维 形 有 效 的 何其 芳 作 品 中的 艺 术 真实 显 然 由两 个世 界 交 一 个 是 来 源 于 带 有 写实 性 的 具 象 世 界 . 一 个 是 需 式 以及 创 作 自 由度 等 都 是 何 其 芳 创 作 主 体 意 识 在 前 织 .

浅析何其芳诗歌的戏剧化特征论文

浅析何其芳诗歌的戏剧化特征论文

浅析何其芳诗歌的戏剧化特征论文浅析何其芳诗歌的戏剧化特征论文诗歌的戏剧化是现代诗歌的重要特征,这种特征源于西方,早在亚里士多德时代诗歌就与戏剧有着密切的关系。

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谈到“史诗诗人也应该编制戏剧化的情节,即着意于一个完整划一、有起始、中段和结尾的行动”。

亚里士多德推崇荷马的诗歌创作,正是因为“他不仅精于作诗,而且还通过诗作进行了戏剧化的模仿” 48。

诗歌戏剧化的倾向随着诗歌的逐渐发展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一种趋势,“无论是魏尔伦的‘暗示’,波特菜尔的‘客观对应物’,艾略特的‘非个人化’,里尔克的‘透视’,还是奥登的‘机智’等诗论,都反映了这种趋向的走势”。

在西方理论的影响下和新时期的时代环境中,中国新时期诗歌也开始呈现戏剧化的趋向。

较早注意到新诗戏剧化理论并进行研究和实践创作的是闻一多、卞之琳、徐志摩等人,但真正把诗歌戏剧化进行系统理论研究的是袁可嘉,学界对于他们的研究相对比较多。

事实上,何其芳作为新诗史上重要的诗人,在诗歌戏剧化创作方面也有涉及,但相关的探讨却很少,试图从诗歌戏剧化的角度出发,从戏剧化场景、戏剧化结构、戏剧化对白和独白三方面着手对何其芳诗歌中的戏剧化特点进行分析并从中探讨何其芳诗歌体现的现代意味。

一、戏剧化场景的建构戏剧的舞台场景对戏剧而言非常重要,它是常常独立于角色进入观众视野的。

诗歌在戏剧化的道路上同样也有场景的呈现,如同戏剧舞台对观众观看有营造氛围的重要作用,诗歌戏剧化场景的建构对读者来说也有着潜在情感氛围培养,使读者能够更好地感知诗歌内蕴的效果。

在诗歌场景显露的过程中,已经客观存在的诗歌场景能够使诗歌在接下来的进展中以更加客观的方式进行,读者则凭借自己的判断为诗歌所呈现的世界作出相应的理解。

如此一来,诗歌的戏剧化性质自然地就显现出来了。

何其芳的《预言》是一首阐释诗歌场景艺术运用的佳作。

诗人首先用一句“这一个心跳的日子终于来临了”引出全诗,让读者不禁想象着一个环境——令人心跳的日子,伴随着这种联想的进行,诗句通过对场景特点或肯定或否定的描绘进一步营造了环境,“我听得清不是林叶和夜风的私语,/麋鹿驰过苔径的细碎的蹄声”。

赋对诗的三点影响——朱光潜

赋对诗的三点影响——朱光潜

赋对诗的三点影响——朱光潜赋对诗的三点影响——朱光潜赋的演化大概如上所述,现在我们回头来说它对于诗的影响。

关于这层,有三点最值得注意:一、意义的排偶,赋先于诗。

诗在很古时代就有对句,我们前已说过,但是它们不是从有意刻画得来的。

如果我们顺时代次第,拿赋和诗比较,就可以见出赋有意地求排偶,比诗早。

汉人作赋,接连数十句用骈语,已是常事。

枚乘《七发》、班固《两都赋》、左思《三都赋》之类的作品,都是骈句多于散句。

至于汉人的诗则骄句仅为例外。

《上山采靡芜》和《陌上桑》诸诗是不可多见的连用排比的诗,但是它们都是出于自然,而且也不是严格的骈语。

《上山采库芜》拿新人和旧人对比,双管齐下,对称本是意中事。

如果同样的材料落到赋家手里,一定没有那样质朴。

本来是易落骈偶的材料,而诗人却没有落到骄偶,只此一端,可见汉人做诗还没有很受赋的影响。

《陌上桑》的“青丝为笼系”一段虽已近于赋的铺张,但历数事物,本易重叠,如果拿它来比和它同时代的历数事物的赋(如左思《蜀都赋》“孔雀群翔,犀象竞驰”以下一段),工拙之分便显然易见了。

魏晋间的赋去汉已远,而诗却仍有若干汉人的风骨。

曹植的《洛神赋》和《七启》是何等纤丽的文字,而他的诗却仍有几分汉诗的浑厚古朴,虽然这种浑厚古朴已经是人为的,由模仿揣摩得来的。

不过他究竟是以赋家而兼诗人,他的诗已是新时代的预兆。

例如《情诗》里“始出严霜结,今来白露晴”已严然是律句,《公宴诗》里连用四联对句,已开谢、鲍的端倪,“朱华冒绿池”一句每字都有雕琢痕迹。

区区一字往往可以见出时代的精神,例如陆机的“凉风绕曲房”的“绕”字,张协的“凝霜林高木”的“棘”字,谢灵运的“白云抱幽石,绿察媚清泉”的“抱”字和“媚”字,鲍照的“木落江渡寒,雁还风送秋”的“渡”字和“送”字之类,都有意力求尖新,在汉诗中决找不出。

《木兰词》的时代已不可考,但就“朔气传金拆,寒光照铁衣”、“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诸句看,似非魏晋以前的作品。

“何其芳现象”的现代启示

“何其芳现象”的现代启示

“何其芳现象”的现代启示发布时间:2021-03-16T09:42:50.140Z 来源:《教学与研究》2020年11月32期作者:刘同般[导读] 本文通过对何其芳前后期诗文创作文本的解读,结合何其芳人生道路和和文学道路的分析刘同般商丘师范学院人文学院,河南商丘 476000摘要:本文通过对何其芳前后期诗文创作文本的解读,结合何其芳人生道路和和文学道路的分析,对“何其芳现象”深层原因进行发掘,揭示“何其芳现象”给我们的现代启示:尊重艺术的规律,充分发挥文艺家的独特专长,发展自己的个性,宽容文艺的苛责和愤激,对他们的文学创作应表现出一种豁达与包容。

关键词:何其芳现象;尊重艺术规律;豁达与包容;现代启示“艺术是无情的,它要求的挑选的不仅是忠贞。

在这中间一定有许多悲剧,一定有许多人像具有征服世界的野心的英雄终于失败了,终于孤独的死在圣赫勒那岛上”[1]这段引言是诗人、批评家何其芳在青年时代说过的一句话,但不幸却成了自己后半生文学创作的谶语。

不仅成为自己后半生文学创作谶语的个案,而且是众多的具有“何其芳现象”的跨越新旧两个时代的一般性的讽刺性寓言。

一般说来,文艺是离不开政治的。

但多年以来的实践证明,开明开放的政治,允许文学艺术对政治的胶着稍小一些,也允许文学艺术对政治的背离和批评,这表面上的疏离,反而能使文艺与政治相间无事的关系长期保持下去。

如果相反,政治对文艺强行挟持,并蛮横地要求文艺为自己服务,稍有不甚便加以鞭笞,文艺对此有两种反抗的本能:一是文艺作品质量下降;二是作家悲剧命运不断上演;或者是两者的交叉和循环。

“何其芳现象”的整个历史过程便是一例。

在20世纪30年代,何其芳以精致优美的《预言》和《画梦录》享誉文坛,这个时期他的创作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他是著名的诗人和散文家。

这时期他写下了大量的芬芳袭人、缠绵悱恻的追求爱和梦的诗篇。

他在追求爱和梦的诗篇里没有对爱情本身的琐碎的刻画,也没有把爱和梦渲染成一片乐土,春光明媚,莺歌婉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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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赋对何其芳早期诗文创作的影响影内容提要何其芳是20世纪30年代“现代派”的代表诗人之一,通的特征,究其原因,很大程度源于赋这一传统文体的影响,这种关键词何其芳早期诗文文体特征赋20世纪30年代,何其芳的名字与他的诗歌和散文一样,在中国现代文坛上芳香四溢。

作为诗人,他隶属于“现代派”;作为散文家,他隶属于“京派”。

一般认为,这两个流派,一个现代,一个传统,可何其芳却在他的早期诗文创作中很好地将“现代”与“传统”融为一体,而且更多地从传统文学中汲取了营养。

谈及传统文学对他的早期诗文的影响,学界公认的就是晚唐五代诗词的影响。

何其芳本人也曾坦言:“我读着晚唐五代时期的那些精致冶艳的诗词,蛊惑于那种憔悴的红颜上的妩媚”[1]P64 ,“我记得我有一个时候特别醉心的是一些富于情调的唐人绝句,是李商隐的《无题》,冯延巳的《蝶恋花》那一类的诗词”[2]P183 。

但是,极少有人注意到对何其芳早期诗文创作产生重大影响的,除了唐人诗词,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源头,那就是赋。

其实,何其芳在他的《写诗的经过》一文中忆及:早在他十二三岁的时候就曾硬着头皮读了一部分《昭明文选》,但终于读不下去。

后来又找到一部《赋学正鹄》(包括汉魏六朝的短赋、唐朝的律赋、直到清初尤侗等人的赋),这本并不怎么好的选本,倒读下去了,其中一小部分他还读得好像很有些味道。

正如他晚年的七律《忆昔》中所言:“儿时未解歌吟事,种粒冬埋春复苏。

”少年时无意种下的这粒种,在他开始诗歌和散文创作后便悄然复苏、萌发,并绽放出美丽的花朵。

也正因受到赋这种文体的影响,使得他的早期诗文的文体特征与赋体现出一种惊人的契合。

众所周知,赋为汉代“一代之文学”,它形成于先秦,兴于汉代,创新与提高于魏晋南北朝,发展而延续于唐宋元明清,历代皆有名家名作。

赋作为一种独特的文体,其主要特征有如下四点:一、亦诗亦文的形貌。

二、铺采摛文的语言。

三、体物写志的手法。

四、主客问答的结构。

如果以这几点特征与何其芳30年代典型的“现代派”诗歌和“京派”散文加以比照,我们会发现,这些诗文简直就是现代版的赋。

一、散文化的诗、诗化的散文与亦诗亦文何其芳是受新月派“新格律诗”理论影响开始诗歌创作的。

1929年他到中国公学就读,此时正值“新月派”诗风行之际,当时中国公学的校长正是“新月派”的精神领袖和主帅胡适,教授中也不乏新月人物。

《新月》中的新诗迷住了何其芳,“一时他最爱读的是闻一多和徐志摩的诗,他们的几个诗集常不离手”[3]P32 。

这一时期,他创作了一些新格律诗,但是,这种状态并没有持续太久。

1932年11月1日,《现代》杂志第2卷第1期刊登了戴望舒的《诗论零札》,对新月派的诗歌理论进行了批判,并提出诗的散文化的理论主张,施蛰存曾回忆说,戴望舒“这十七条诗论,似乎在青年诗人中颇有启发,因而使自由诗摧毁了《新月》派的壁垒。

”而在戴望舒的诗论出炉之前,何其芳已经由喜欢闻一多、徐志摩转而更加偏爱戴望舒了。

于是,1933年,何其芳的诗歌便越出“新月”诗律的藩篱,踏上“现代”的“散文化”大道。

也是在1933年,何其芳开始把一部分精力放在散文创作上,他创作出一系列被认为是“诗也似的散文”。

可以说,何其芳的早期诗文是互融互通,诗文一体的。

而这种特点正与赋的亦诗亦文的特征相吻合。

早在20世纪30年代,郭绍虞在他为陶秋英的《汉赋之史的研究》所作的序言中对赋这种文体就有如下论述:“它界于情的文与知的文之间,它又界于有韵文和无韵文之间。

无论从形式或性质方面视之,它总是文学中的两栖类。

文的总集中可以有赋,诗的总集中也可以有赋。

赋之为体,非诗非文,亦诗亦文”。

这种观点得到了广泛的认同,直到20世纪90年代仍有学者认为“赋既如诗歌,讲究押韵和形式的整饬,又如散文,句型自由,无格律的严格限制。

这样的文体,宜于状物叙事、抒情说理,兼具诗歌与散文的表现功能,实为两者的综合性文体。

”[4]P231以诗而言,何其芳1933年后的诗作再不是新月式的诗有定节、节有定行、行有定字的新格律体诗,而是一种亲切的口语化、散文化的自由体诗。

如《罗衫》中“眉眉,当秋天暖暖的阳光照进你房里,/你不打开衣箱,检点你昔日的衣裳吗?”语调缠绵亲切,完全符合口语习惯。

还有些诗歌若不是采用分行的形式排列的话,甚至就可以当作散文来读,如《岁暮怀人(二)》、《梦后》、《古城》、《夜景(一)》、《夜景(二)》、《于犹烈先生》等。

以《于》为例,我们把它做如下处理:于犹烈先生是古怪的。

一下午我遇见他独自在农场上脱了帽对一丛郁金香折腰。

阳光正照着那黄色,白色,红色的花朵。

“植物,”他说,“有着美丽的生活。

这矮小的花卉用香气和颜色招致蜂蝶以繁殖后代,而那溪边高大的柳树传延种族却又以风,以鸟,以水。

植物的生殖自然而且愉快,没有痛苦,也没有恋爱。

” 他慢慢地走到一盆含羞草前,用手指尖触它的羽状叶子。

那些青色的眼睛挨次合闭,全枝象慵困的头儿低垂到睡眠里。

于犹烈先生是古怪的。

我们能觉察到它原本是一首诗吗?它完全用舒卷自如的日常口语为我们讲述了于犹烈先生对植物“美丽的生活”的感慨,与他《画梦录》中的散文并无二致。

何其芳的早期诗歌创作以新格律诗为起点,最终发展为散文化的诗,而散文创作却从涉笔之初就体现出明显的诗化特征。

深得何其芳散文真味的方敬说:“他的散文集《画梦录》和诗集《预言》,好像孪生姊妹似的。

诚然,其芳的散文同他的诗在创作精神上是全然一致的。

从他的诗的风格也就可以见出他的散文的艺术风格。

他的散文与诗具有同样的美的特色。

他的散文是用诗的语言写的,充满诗情诗意,是诗也似的散文,是一种独创性的纯粹的美文,不可多得”[5]P52,“他的散文,无论从思想感情还是艺术表现来看,在创作上的变化和发展同他的诗很相似。

……他早期的散文,有些可以说是不分行的诗或者散文诗,也可以说是诗的散文,是一种美文。

”[6]P108何其芳自己也说:“比如《独语》和《梦后》,虽说没有分行排列,但它们显然是我的诗歌写作的继续,因为它们过于紧凑而缺乏散文中应有的联络。

”[7]P127《迟暮的花》和《夏夜》,都充满着《预言》的诗意;《秋海棠》使我们联想起杜甫在《月夜》中所创造的“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香雾云鬓湿,清辉玉臂寒”的动人境界;《墓》、《雨前》可以说本身就是优美的抒情诗。

这些作品把抒情与写境和谐地结合在一起,达到了移情入境,借境抒情,情境交融的地步。

何其芳的散文如同他的诗歌一样也讲求和谐的节奏和韵律,如散文《墓》中:初秋的薄暮。

翠岩的横屏环拥出旷大的草地,有常绿的柏树作天幕,曲曲的清溪流泻着幽冷。

以外是碎瓷上的图案似的田亩,阡陌高下的毗连着,黄金的稻穗起伏着丰实的波浪,微风传送出成熟的香味。

黄昏如晚汐一样淹没了草虫的鸣声,野蜂的翅。

快下山的夕阳如柔和的目光,如爱抚的手指从平畴伸过来,从林叶探进来,落在溪边一个小墓碑上,摩着那白色的碑石,仿佛读出上面镌着的朱字:柳氏小女铃铃之墓。

为求得与文章的整体氛围一致,这段文字大量地使用了较长的句式,优美的文字与黄昏的静谧和流动在空气的丝丝感伤浑然一体。

此外这段文字音韵和谐,虽是散文散句,但仍有不规则的押韵,如“初”与“墓”、“幕”、“树”、“图”、“亩”、“伏”、“出”、“熟”、“如”、“目”、“抚”、“读”、“朱”;“横”和“冷”、“丰”、“成”、“风”、“声”、“蜂”;“屏”和“鸣”、“铃”;“拥”和“送”、“虫”;“黄”和“常”、“香”、“阳”、“光”、“仿”;“地”和“溪”、“瓷”、“似”、“毗”、“实”、“汐”、“翅”、“指”、“石”、“字”、“氏”、“之”等,这样,使文章有一种内在的韵律和节奏,读来如诗般琅琅上口。

可以说,正是受到赋亦诗亦文的特征的影响,诗歌和散文在何其芳这里达到了水乳交融、难辨彼此的境界,也正因此,使得何其芳的作品具有了自己独异的个性。

二、意象抒情与体物写志现代派重要诗人和理论家施蛰存曾经把自己的现代主义诗歌称作“意象抒情诗”。

事实上,何其芳的诗文亦是以“意象抒情”见长的。

赋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体物写志”,即以客观物象的罗列铺陈,间接表达诗人的情志。

这里,“物”一旦进入文学作品便不可避免地染上了作者的主观情感色彩,其实就是“意象”。

因此“意象抒情”与赋的“体物写志”又是异曲同工。

在意象选取方面,以1933年为界,之前,何其芳更多地继承了屈赋中香草美人的抒情范式。

在他的诗文中大量意象重复着香草美人的原型,而如同屈赋一样,这些意象背后亦潜藏着他对理想的执著与追问。

他用大量芳草美人的意象来传达自己对于爱情、对于人生乃至对于生命的思考。

在这一时期的诗文中经常会出现一些纯洁无瑕带有幻美色彩的少女意象。

这些少女有莺莺(《莺莺》)、薇薇(《希冀》)、年轻的神(《预言》)、眉眉(《罗衫》、《月下》)、小玲玲(《花环》)以及许多诗篇中的“你”;散文中有《墓》里的小玲玲、《秋海棠》中“寂寞的思妇”、《梦后》中“面前凝睇不语的女伴”、“穿翅色衣衫的女子”、《哀歌》中“年轻美丽的姑姑”、《静静的日午》中“高高的穿白衣衫的女孩子”……除此之外,还有许多蓊郁葱茏的植物意象,如海棠、紫藤、蔷薇、兰花、石榴花、睡莲、槐花、黄花、锦葵花、郁金香、普洱草、常春藤、菟丝子、水藻、芦苇、麦冬草和柳树、绿杨、海棠树、松树、柏树、杉树、槐树、乌桕、菩提树、梧桐等。

以《梦歌》为例:“吩咐溢流的月华涤清你的行程,/ 夜的胸怀为你的步履起伏得更柔美,/你裙带卷着满空的微风与轻云,/ 流水屏息倾听你泠泠的环佩。

//你修曼的丝发纷披着金色的群星,/如满架紫藤垂着璀璨的花朵,/那清辉照亮了人间每粒合眼的灵魂,/每颗心都开着,/期待你抚慰的低歌。

//梦呵,用你的樱唇吹起深邃的箫声,/那仙音将展开一条兰花的幽路,/满径散着红艳的蔷薇的落英,/青草间缀着碎圆的细语的珠露……”诗人用极富民族色彩的意象群为我们织就了一幅精美绝伦的芳草美人图。

何其芳以这些意象表达了一个年轻人对于美好爱情和理想的憧憬与追求。

1933年后,他的诗文中出现了另一类色彩迥异的意象——丑怪死亡意象。

如:秋天、落叶、红叶、露、雾、霜、秋光、落花、黄花、衰草、漠风、黄沙、黄昏、夕阳、老人、秋蝇、乌鸦、荒郊、古城、沙漠、废宫、白骨、死尸、眼泪、冬天、冰、寒风、黑夜、噩梦、下弦月、黑影等。

一般认为,这类意象的大量出现是由于受到当时盛行于西方的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

但这些意象仍然是从中华民族文化长河中撷取的朵朵浪花,何其芳这个生活于20世纪30年代的“现代”寻梦者通过这些极富民族传统文化内蕴的意象把他对旧世界的绝望与嘲讽之情、对老中国黑暗现实的痛恨诅咒以及对整个人类历史和现世观照后的极具反讽意味的哲性思索曲折地表达出来,进而使他的诗文表现出一种带有强烈社会批判性质和哲性思辨色彩的智性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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