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1989年泡沫经济危机的启示

1992年，查莫斯·约翰逊的《通产省与日本奇迹》中译本在原版发表10周年后问世，甫经推出，顿时风靡国内发展经济学界。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学人热议“日本奇迹”之成因时，它却正在以一场愈陷愈深的经济萧条贡献给世人一个新的议题——“失去的十年”。

事实上，就宏观统计数据、特别是GDP与政府

负债比率的变化而言，当今日本失去的或许已经是20年了。总体说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经历过五大经济危机：1970年代的石油危机、1989年的泡沫经济危机、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2000年的互联网泡沫危机以及最近的全球经济危机。创伤最深者，莫过于1989年末那场似乎祸起萧墙的泡沫经济大崩盘。1989年底至2001年秋，日经平均指数由38915.87点直线下挫到10195.69点，缩水70%;而1991年至2002年，日本住宅用地价格累积下跌36%，商业用地价格下跌了62%，其中东京、大阪、名古屋三大城市圈，跌幅高达

52.1%和76.1%。这些触目惊心的数字不仅刺痛了日本社会，也撩动着许多中国人的敏感神经。因为今日中国与经济泡沫破碎前夜的日本有许多类似的表征：中国已经成为美国最大的债权国、中国已经开始向海外大规模输出资本、所谓的“北京共识”或“中国模式”为许多国际学者所追捧……在种种“历史惊人的相似”中，人民币面临的巨大升值压力与以房地产为首的资产价格飙涨更让人们疑问：“中国会不会是下一个日本?”本文结合时代大背景来透视1989年的危机，以便更深入地理解日本经济危机的启示意义。

对比：时代背景发生了巨大变化

在马克思主义学者看来，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发生的周期性昭示着这样一个论断：发生经济危机是不可避免的，问题在于它什么时候发生、诱因又是什么。对于1989年日本经济崩溃而言，通过事后的回顾，许多人得出了《广场协定》签署——日元大幅升值——房地产等资产价格飙涨——经济泡沫破碎这样一个线性的因果链。有人甚至以阴谋论的解释认为日本遭遇了一场“货币战争”。这也成为某些经济学家担心中国重蹈日本覆辙的基本逻辑。无疑，他们接受了这样一种假设，那就是当年的日本如果能采取更合理和稳健的经济政策，如暂缓日元升值、及时提高储蓄利率以及其他相对紧缩的货币政策，本可能降低经济泡沫膨胀的风险。这当然有一定道理，只是，如果站在历史大背景的视角下梳理基本史实，我们或许可以摆脱一味评判经济政策得失的窠臼，对1989年日本经济危机的必然性有更全面的理解。

二战后日本遭遇了第一次经济大危机——1970年代的石油危机。这次危机的起点在能源供给领域，对日本整个产业结构的既有格局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不过相比1989年，日本卷入这场危机具有客观上的无奈性，因为当时美苏冷战正在进一步向第三世界蔓延，南北矛盾激化之下，日本作为资本主义阵营的一分子被拖拽进这场整体性的危机。石油危机并没有导致日本经济的长期低迷，这恰恰是因为日本尽管经济实力猛增，可尚未被要求在国际经济格局中承担领军性的责任。虽然美日贸易不时擦出火花，可美国及其盟国(特别是一些东南亚国家)相对开放的市场与原料供给一直是日本维持出口导向型经济的根本前提。在金融秩序方面，布雷登森林体系虽然渐渐走向末路，但还在确保日本企业享受固定汇率的便利。

到1980年代后半期，时代背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国际格局多元化的趋势让日本对自身的定位产生了重新判定——它在国际上越来越渴望充当游戏规则的制定者而不是美国身后的游戏参与者。对此时的日本来说，要实现“政治大国”的身份，首先就要正式确立自己世界经济新中心(至少是中心之一)的地位。1985年，日本政府发表了《关于金融自由化、日元国际化的现状与展望》公告，拉开了日本经济金融全面自由化及国际化的序幕。这是一项壮举，因为在之前的石油危机时代，美日之间曾经就日本减少金融贸易的国内壁垒而进行了拉锯战式的谈判，最后美国是以政治筹码为要挟才取得了有限的成果。由此看来，似乎并不能轻易惋叹说当时日本政府采取了一种冒失的经济金融战略，因为就当时历史契机来

看，这符合其对自身定位的推断，表达的是一种合理的自信。与石油危机不同，日本1989年危机之所以表现出更大的内源性，而且首先爆发于金融界，是日本自我选择及国际环境暗示的必然结果。

必然：日元升值及经济泡沫膨胀

具体分析时下最热议的日元升值与泡沫经济崩溃，人们将发现两者间并非一种线性的因果关系。就一般定义而言，泡沫经济是指大量过剩资金追逐相对稀缺的投资机会而造成的资产价格膨胀。日元升值对此有影响，但就本质而言，两者是不同的事件。可以说，当时日元升值与美元贬值都是必然之事。

自1971年美元与黄金脱钩、布雷登森林体系正式瓦解以来，压迫别国货币升值就变成了美国减少财政赤字与贸易赤字的惯用手法。时至1980年代初，美国经济无法彻底摆脱“滞胀”的困扰，新任里根政府就以减税为核心，通过扩大赤字刺激经济增长;美联储则通过紧缩性货币政策抑制通货膨胀。这些政策增加了投资客对美元的信心，国际游资因此大幅流入美国市场，引发美元升值。结果，美元升值进一步扩大了美国贸易赤字。在1980-1984年，美国对日本的贸易赤字从150亿美元增加到1130亿美元。与此同时，日本对美国贸易顺差从

76.6亿美元增加到461.5亿美元。到1985年，日本对外净资产为1298亿美元;美国对外债务为1114亿美元，它们分别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与债务国。这样一来顺理成章的是，美国要求日元承担更多国际性货币的责任，还得到了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理解。对于这一点，可以留心一个有趣的细节：1985年9月22日，美、日、英、德、法5国财政部长与中央银行行长聚集纽约花园广场饭店，走过场般地耗时仅20分钟就发表了《广场协定》，宣布包括日元在内的多国货币对美元“有秩序的升值”。达成《广场协定》显然是早有默契的，它只是加速而不是引发了日元的升值。

问题在于，日元并非“有秩序的升值”，而是急剧提升，这导致了国际游资蜂拥而至，催生了以土地投机为核心的资产价格飙涨，也就吹出了经济大泡沫。许多事后的反省认为，日本央行推行的宽松货币政策应对此负责，但如果根据当时的条件看，这并非愚不可及。这里需要再次考虑当时日本对自身发展前景的信心。自1965年起日本对美贸易出现盈余，至1985年已维持了20年之久，这让大家很难怀疑日元的强大仅是一种表象。面对本国货币升值对经济造成的冲击，日本央行采取了通行的低利率政策。事实上到1987年，这也帮助国民经济度过了升值初期引发的混乱，实现了快速增长。但是此时为了展现日元作为世界货币的信誉与地位，日本央行错失了加息的良机。原来，1987年10月19日，美国股市出现“黑色星期一”的暴跌，为了防止可能引发的美元暴跌，日本央行决定维持低利率政策不变。

此外，还有人指出，当时日本央行执行扩大内需战略，过分倚赖于参照CPI的平稳度来决定是否调息，这也是一种失误。因为日元的大幅度升值，使得进口商品及原材料价格下跌，导致CPI出奇平稳。在专注于CPI的情况下，央行忽视了低利率导致的资产通货膨胀。这的确是日元升值造成的一个陷阱。可问题是，对于一国政府而言，扩大内需不仅是一种促进产业加速发展的方法，也是其履行改善人民生活水平这一义务的必需途径。何况在对日本经济发展基本盘一派乐观的情形下，包括央行总裁澄田智在内的人都没有信心判定资产价格飙涨是否一定意味着整体经济的泡沫。换言之，何为经济快速发展，何为经济泡沫，当局者迷。历经日元升值至经济泡沫破碎的日本银行前总裁速水优检讨说：“实际上，在泡沫扩大的过程中，是否是泡沫的判断真的是非常的困难。其中的一个理由是，我们无法否定这是经济结构变化所带来的可能性。”这虽有推卸责任之嫌，但可以理解的是，伴随经济实力的真切膨胀，全国舆论都在营造“日本第一”的氛围，即便有个别理智的决策者也很难逆势而行了。

启示：中国会不会是下一个日本

毫无疑问，经济学家热衷的一系列“技术指标”都证明1989年危机开启了一场日本国民经济的灾难。就其社会与政治后果而言，日本不仅未能实现“政治大国”的愿望，连政府威信也大打折扣。然而，日本经济在长期的低迷状态中依然创造了“奇迹”。2000年度，日本GDP总值为40789亿美元，仅次于美国，而人均GDP则为32230美元，高于美国，同时人均GNP高达37528美元，居世界第二。如果继续把视野向下延伸，我们还会发现近20年来日本百姓的生活水平并没有受到严重影响。相反，由于资产价格回归理性促使物价下降，对于普通工薪阶层来说，实际工资的购买力不降反升。此外，近20年来日本的基尼系数始终维持在0.27左右，近三年的政府清廉指数也排进全球前20名。我们要清楚地认识到，日本经济的困难主要停留在政府财政方面，而其社会的经济实力与活力依然强劲。

所以说在经济危机无法彻底回避这一前提下，日本社会在逆境中求发展的经验才是最值得借鉴的。此处最大的教益在于日本政府在财政收入锐减的情况下，能够不谋求短期效益，帮助日本产业结构保持灵活主动的战略调整。这一点在石油危机中已经表现得非常明显，而1989年危机后则有进一步提高。石油危机中，日本大力淘汰耗能产业，同时以政府投资带动扶植循环经济与环保产业，终使之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1989年危机后，日本政府鼓励发展短期效益并不明显的文化产业，收益良多。比如日本的动漫产业就在危机中崛起，至今已经占到世界市场份额的50%;以东京为中心的时尚产业亦是如此。即便是传统制造业也颇有作为，政府鼓励大企业集团把产业链的中低端部分向海外转移，实行当地生产当地销售的战略，不仅获得直接投资带来的收益，而且规避了汇率波动的风险。由于1989年危机首先是金融业的危机，所以涉及金融业的整改格外突出。在组织机制方面，经受住危机考验的日本大财团开始采取强强联合，走资本集约化的道路。在投资导向与盈利分配方面，日资对房地产等行业的投机行为愈加警惕，在海外并购中也压缩此类项目。事实上，这些审慎的资本运作使得日本海外产业在最近的全球经济危机中实现了损失最小化。

希望通过总结日本的经验教训来避免未来自身面临的风险，这可能是徒劳的，因为任何历史经验都受限于特定的时空环境。日本的遭遇或许只提醒我们一件事情，那就是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挑战乃至危机不可避免。特别是在对国家地位的提升期望值高涨时，精英们不可避免地要试验各种实现理想的手段，这就进一步加大了遭遇风险的可能。在国家崛起时，真正需要的是应对危机而非回避危机的能力。日本的难能可贵在于，其百姓能最大限度地公平分享经济快速崛起的红利，而国家却尽可能多地长期承担危机后的疗伤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