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及其带来的启示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及其带来的启示

一、金融危机的爆发

2007年2月13日，作为美国第二大次级抵押贷款公司的美国新世纪金融公司发出2006年第四季度盈利预警，美国次级抵押贷款风险开始浮出水面。随后，次贷危机的影响逐渐蔓延，5月到6月，一些西方对冲基金破产；7月次贷问题导致私人股本运转失灵；8月次贷危机扩散至股市，全球主要股市每个交易日股价下跌2%以上的事件经常发生；8月至9月，出现全球性信贷紧缩，多国中央银行多次向金融市场注入巨额资金，也无法阻止次贷危机的爆发。2008年9月，美国次贷危机再度激化，金融风暴很快从美国的抵押贷款机构、投资银行蔓延到保险公司、储蓄机构和商业银行。9月7日，美国政府宣布接管美国房利美公司和房地美公司；9月14日，美国银行收购美国第三大投资银行美林公司；9月15日，美国第四大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公司不得不申请破产保护；9月16日，美国联邦储备系统宣布向美国国际集团(AIG)提供850亿美元紧急贷款；9月25日，美国联邦监管机构接管华盛顿互惠银行，并将其部分业务出售给摩根大通公司……越来越多的大型金融机构倒闭或被政府接管，次贷危机演变成为金融危机，而且越来越失控。更为严重的是，这场危机很快扩展到全球，使得世界经济增长明显放缓，部分主要发达国家或地区经济陷入衰退，主要金融市场急剧恶化，全球股市遭受重创，多国政府财政赤字增加，全球通货膨胀压力增大，世界贸易环境恶化，多国就业形势严峻，失业人数不断攀升。时至今日，虽然说全球经济整体呈现复苏态势，但一些国家仍然深受其累。这场席卷全球的金融海啸使国际金融体系遭受到严重的冲击与考验，同时也逆转了世界经济增长的强劲势头。

二、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

（一）直接原因

第一，过度的金融创新。这场全球性金融危机起因于美国次级信用住房抵押贷款债务的证券化，而次贷证券化和次贷证券买卖正是为满足金融家们对尽可能多的高额利润的追求。“两房”通过资产证券化，将购买到的商业银行及房贷公司流动性差的贷款转换成债券在市场上发售，吸引投资银行等金融机构来购买。投资银行再利用所谓的金融工程技术，把这样的债券进行分割、打包、组合并出售。经过这一系列的工序之后，金融交易的链条加长了，没有人再去关心这些金融产品真正的基础价值，大家关心的是它们更高的投资收益率。于是，美国本土和海外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开始对担保债务权证(CDO)等金融衍生产品疯狂追求，大量金融机构参与其中。美国房地产泡沫的风险随着这些金融衍生产品扩散至全球，最终使美国次贷危机波及全球，形成全球金融危机。

第二，宽松的货币政策。在次贷危机爆发前，美国的货币政策长期以来倾向于宽松状态，低利率在刺激美国民众的消费欲望的同时又导致了储蓄下降和股价上涨，股市财富效应的显现又会再度刺激消费，导致楼市不断上涨。持续走高的房价使得贷款公司放贷的欲望以及各类投资者分享房产增值收益的野心随之增加。于是，以股价和房价互相推动的泡沫逐渐扩大，并且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以房产和股票为资产的中产阶层。大批中产阶层的消费模式影响着许多美国民众，这样就直接导致了整个美国以透支的方式进行消费。我们看到的事实是美国民众从金融机构借钱，金融机构再从金融市场借钱，整个美国从全世界借钱。最终，美国进入了一个债务链，上述链条中任何一环的脱节都将导致泡沫破灭、危机爆发。

第三，金融监管的缺失。在上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时期，美国也曾对金融体系实行较严格的管理制度，颁布《格拉斯-斯蒂格尔法》，对金融业实行分业监管和分业经营。而1999年《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颁布以后，美国实行金融自由化，形成一种介于分业监管和统一监管之间的“双重多头”的金融监管模式，学界称之为“伞形监管模式”。随着金融活动的全球化发展和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业高度混业经营的快速推进，这种监管制度无法有效监管金融市场，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监管漏洞。虽然一直有加强监管的呼声，但美国依然奉行自由市场经济制度，认为市场有其自我纠错机制，在危机爆发前对金融市场秉持着顺其自然的放纵态度。

第四，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发展的失衡。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进行大规模的产业结构调整，将大量以制造业为代表的实体经济转移到拉美和东南亚地区，仅保留其中的高端高价环节，同时大力在美国本土发

展金融等服务业。制造业转移出去的美国可以通过国际贸易，消费其他国家的产品和资源。而其他国家卖给美国产品及资源，再用得到的美元现金购买美国的债券等金融资产。于是，美元现金通过经常项目逆差流出美国，又通过资本项目流回美国。美元的回流刺激了美国境内以房地产、股票、债券等金融资产为代表的“虚拟资本”的不断膨胀，“虚拟资本的发展一方面满足了资本不断逐利的本性，另一方面又导致了由此而带来的虚拟经济活动成倍扩大和虚假繁荣。”美国从生产型社会逐步转变为消费型社会，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发展严重脱节，金融危机的爆发也就不可避免。

第五，信用制度的缺陷。美国的金融衍生产品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复杂化，金融交易的链条越来越长，交易信息扭曲的程度也越来越大，有些衍生产品甚至连金融机构高管都未必理解它的真正含义。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有权威的信用评级公司来为投资者或债权人提供决策依据。信用评级是独立的第三方利用其自身的技术优势和专业经验，就各经济主体和金融工具的信用风险大小所发表的一种专家意见。信用评级机构的客观性和公正性，直接影响金融风险预警系统乃至整个信用体系的安全。而美国信用评级公司的收入来自于受评对象，这种利益冲突无法让评级机构做到客观、公正，因此其信用制度存在着重大缺陷。在次贷危机中，全球许多投资者购买了自己并不了解的、评级公司给予三A级这样高评级的金融衍生产品，从而遭受了重大损失。

（二）根本原因

1．马克思《资本论》中关于危机本质及根源的理论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本质是生产的相对过剩，“不是财富生产得太多了。而是资本主义的、对抗性的形式上的财富，周期地生产得太多了。”即生产的商品相对于劳动人民的有效需求（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来说是过剩的。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从商品经济本身的发展及其内在二重性矛盾的角度，阐释了生产过剩危机发生的可能性。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阶段和简单商品经济条件下直接的物物交换阶段，不会出现生产过剩问题。而当货币产生，成为商品交换的媒介，充当流通手段职能，使得商品的买和卖在时间、空间上相分离，商品卖出换回货币，私人劳动转化为社会劳动，“是商品的惊险的跳跃”。商品与货币之间的转化是随机的和不确定的，这样就有了产生生产过剩危机的可能。随着商品流通的进一步发展，货币又有了充当支付手段的职能。商品买卖可以采取赊购赊销的方式进行，债务链条随之形成。一旦有债务人不能如期支付，信用关系就会被破坏，生产过剩的危机就可能发生。

商品经济内在二重性矛盾只是产生危机的可能，而资本主义私有制使危机的产生成为现实。生产相对过剩的危机，其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而这一矛盾又具体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个别企业内部生产的有组织性与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单个企业作为微观经济主体都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其目标，为了在激烈的竞争中取胜，会进行有组织地投资、生产。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建立在机器大工业基础上的社会化大生产，生产资料私有制决定了各企业行为选择的自主性与分散化，市场配置资源又有其自发性和滞后性的弊端，容易导致盲目性和无政府状态。二是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与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断缩小的矛盾。资本贪婪的本性决定了对于剩余价值无休止的追逐，这就导致了资本积累规模的螺旋式上升和生产能力的无限扩张。而生产资料和劳动成果越来越为少数垄断寡头所有，形成一种“对抗性的分配关系”，“使社会上大多数人的消费缩小到只能在相当狭小的界限以内变动的最低限度。”所以，“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的消费，资本主义生产却不顾这种情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

2．对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的本质和根源的分析

马克思生活在距离我们一百多年以前的自由竞争资本主义阶段，目前资本主义早已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而且面临着经济的金融化、证券化、全球化背景，所以经济危机的表现形式自然不同于以往。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主要表现为金融危机。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这场金融危机，其本质仍然是生产相对过剩的危机，根源仍然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

美国的次贷危机从表面上来看不是消费不足的问题，而是消费过度的结果，旺盛的需求一直是美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然而，美国的旺盛消费是由透支未来的消费信贷支撑的，正是有效需求的不足催生了美国的借贷消费，因为这样就可以维持美国经济繁荣的表象。单从美国来看，其国内制造业的现状并不会导致生产过剩危机的出现，但只要我们放眼全球就会发现事情的真相所在。随着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进程，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和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逐渐形成了国际大分工和世界经济的大循环。危机前经济的持续增长，

是靠美国过度消费、中国等国家过度生产来推动的。“当生产与消费的矛盾发展到一定程度时，经济危机就爆发了。”同时，美国为了弥补大量的贸易赤字，维持美国经济的运转和高消费水平，就利用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特性向全世界借钱，表现为美国发行美元，并开发其他的美元资产，如国债、各种金融衍生产品等。“信用制度加速了生产力的物质上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形成；使这二者作为新生产形式的物质基础发展到一定的高度，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使命。同时，信用加速了这种矛盾的暴力的爆发，即危机信用加速了这种矛盾的暴力的爆发，即危机”。可见，随着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形成与发展，使原本就存在的生产与消费的矛盾和冲突更加严重，美元的金融运作又让大量的泡沫从美国蔓延到了全球金融体系。最终，生产的国际化、市场的全球化和金融的自由化，使得一国的危机很容易演变成为世界危机。

三、金融危机的启示

按照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的分析逻辑，这场金融危机是这样发生的：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即资本主义社会基本制度的内生性矛盾，必然导致资本和劳动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这样就会造成劳动者购买力不足，即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足，生产的相对过剩产生。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现在的资本家不会重复一百多年以前把牛奶白白倒入大海的行为，他们发明了借贷消费及一系列复杂的金融衍生工具。就这样，表面上旺盛的需求维持了危机前世界各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延迟了生产过剩危机的爆发。但金融创新等手段也只能在一定时期对经济停滞起到刺激作用，只要存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危机的爆发就是不可避免的。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这场危机发生的原因进行分析，我们可以从中得到以下几点启示：第一，认识到我国也有发生金融危机的可能性。首先，我国现在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市场为基础来配置资源，实行信用货币制度，商品经济的二重性矛盾依然存在。而且我国现阶段实行的并不是单一的公有制经济，而是一种混合所有制经济，导致危机的根源仍然存在，只是它在资本主义社会表现为生产的社会性与占有制的私人性的矛盾，在我国当前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表现为生产的社会性与占有制的多样性的矛盾。因此，我们虽然是社会主义国家，但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然有可能会爆发危机。其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开放经济，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是相互连通的，我国经济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各种外部风险的冲击。

第二，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与我国国情相结合，确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确立了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社会主义分配制度，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经济和社会运行体制。这场金融危机告诉我们,市场不仅会失灵,而且会造成危机。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本质上是完全不同的，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相比具有巨大优越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国家，能把人民的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长远利益与目前利益结合起来，更加自觉、合理、有效地对经济发展实行宏观调控。因此，深化经济体制和金融体制改革,不应照搬西方发达国家的模式,一定要结合中国的实际，从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第三，提高居民收入，刺激国内消费。这些年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但在拉动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中，我们过多地依赖投资和出口。而当这场危机爆发、外需减少时，我国出口受到巨大挑战，国民经济的发展出现非常被动的局面。这场危机的发生，使得美国等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国际贸易纠纷增多，因此对我国而言，外贸依存度过高的问题一定要解决。政府应该把宏观调控着力点放在调整不合理的经济结构上，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我国消费率偏低由很多因素造成，其中最主要的是目前收入分配结构的不合理。所以，首先要改革收入分配体制，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在初次分配中提高劳动所占比例，增强人民群众的消费能力；其次要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消除人民群众对医疗、养老、教育等方面的后顾之忧。

第四，科学发展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这场金融危机的爆发使人们关注到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问题，二者发展严重失衡的话，危机就不可避免。因此，处理好二者的关系就显得尤为重要。一方面，应该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推动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努力夯实实体经济的基础；另一方面，坚持虚拟经济立足于实体经济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而发展，妥善处理好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的关系，强化金融业的风险意识，创建有效的综合监管模式，构建完善的信用体系，促进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协调发展。

第五，改革国际政治与经济体制。这场金融危机暴露了美元主宰一切的世界金融体系的弊端，使得各发达

国家关系呈现复杂化的趋势。在危机中，新兴经济体在抵御金融危机蔓延、维持全球经济稳定中的作用逐渐显现出来。经过这场金融危机，国际社会要求改革国际政治与经济体制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全球政治最引人注目的变化莫过于更具代表性的G20取代了战后一直垄断世界经济命运的G7，登上了决定世界政治经济未来走向的舞台。为了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我国应该联合其他发展中国家，通过必要的斗争和灵活的谈判，改革国际政治与经济体制，促进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的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