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选择理论方法评述

公共选择理论研究方法评述摘要：公共选择理论以新自由主义经济哲学为方法论指导思想，以理性自私的“经济人”假设、经济学的交换范式和个人主义的方法论为三个基本分析方法，去研究经济学和政治学领域中的政治选择行为。

通过对公共选择理论研究方法进行评述，指出公共选择理论研究方法上在公共研究中的创新及公共选择理论研究方法于公共研究的局限性。

关键词：公共选择理论；研究方法；方法评述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08-0007-02自詹姆斯·布坎南20世纪50年代借鉴经济学研究方法正式创立公共选择理论以来，公共选择理论已成为一个重要的经济学研究流派。

公共选择理论以经济学的视角来研究政治——行政过程，重点关注政治与经济的内在关联，进而导致新政治经济学的产生，这是其能成为一大学术流派的原因。

在研究方法上，公共选择理论通过研究选民通过政治选票在政治市场上怎样理性决策及其决策结果对政府的影响，用经济学的研究范式推导出政府行为特征、政府应对选民决策等诸多政治问题。

即用经济学的理论方法对非市场决策进行经济研究。

公共选择理论以理性自私的“经济人”假设、经济学的交换范式和个人主义的方法论，研究经济学和政治学领域中的政治选择行为。

一、公共选择理论的三个基本研究方法1.理性自利的“经济人”假设“经济人”假设是把个人假定为理性的自利主义者，追求利益最大化和效用最大化是人的“天性”。

理性的个人在对其行为进行成本与收益分析时，总是倾向于选择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方案或机会，除非有外在的其他因素限制，否则这种理性自私的选择行为是不会受抑制和干扰。

公共选择理论将理性自利的“经济人”假设从市场领域扩展到政治领域，实现了政治学研究与经济学研究中对人类行为分析基本出发点的统一。

在经济学研究中，由于“功利主义”工具理性的哲学传统，在经济分析中对人性假定是自私自利。

而在政治学研究中，由于国家机器具有的公益属性，政治学研究中政府应有最广泛的代表性和正义性。

所以在政治分析中，政府中的个人又变成“超越个人偏好、追求普遍的善和正义”的利他主义者。

公共选择理论确立“经济人”假设的研究前提，避免了跨学科跨领域的公共研究由于学科间理念上的“不兼容”而导致研究的悖论。

2.经济学的交换范式在布坎南的研究中，他认为经济学是专门研究交换的科学，主要是研究市场交换过程。

公共选择理论借鉴经济学研究方法来研究政治——行政过程，因此布坎南把交换范式作为公共选择理论的第一方法论。

按照这种逻辑，政治学也是一门交换的科学。

在对政治——行政的观察中，将政治视为市场，将政治的全过程视作与市场经济相类似的交换过程，并提出“政治市场”的概念。

按照交换范式的分析，公共研究的重点不应像政治学研究那样侧重于国家、团体和政党等概念的规范性分析。

而应该侧重于群体之间或个人之间，由于理性自利的动机而进行的交易过程。

按照公共选择理论的解释，公共政策的出台与绩效并不是由于政治精英们的英明或关键人物的推动，而是群体之间或个人之间利益博弈、妥协、调整的交换过程。

3.方法论浓厚的“个人主义”色彩微观经济学研究的逻辑起点是个人，所以在方法论上具有浓厚的个人主义色彩。

公共选择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也同样是个人，在对政治领域研究或政治——行政过程的分析中，公共选择理论与经济学研究一样，主张从个人的工具理性出发来解释社会、经济、政治各种现象。

探讨个人的理性选择是如何加总成为集体选择？而集体选择的结果又会产生何种后果？在对私人活动的研究中，这种方法的研究过程被表述为市场过程。

而用这种方法研究集体活动，集体行为则被表述为：个人在实现目的时不是经由个人而是选择通过集体来达成个人目标的活动。

从而得出政府是允许个人选择通过集体而非经个人来实现个人目标所产生的机构，政治过程是允许个人选择通过集体而非经个人来实现个人目标活动的一系列过程。

因此对政治行为的分析可以采用“个人主义”的研究方法。

二、公共选择理论研究方法在公共研究中的创新1.“个人理性”逻辑起点更具解释力将经济学的理性自利“经济人”假设运用于政治领域研究而形成的公共选择理论，对公共研究是一种创新的思维方法。

是对传统政治学“政府的价值是追求公共利益”“公共机构应是利他主义”假定的否定。

公共选择理论以“个人理性”为逻辑起点，认为人的行为动机就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和自身效益最优化，不论个人的身份角色是普通公民还是政客。

所以，理性自利的“经济人”假设可运用于分析政治过程中各行为主体的活动。

方福前在其《“经济人”范式在公共选择理论中的得失》一文中指出：用“经济人”范式来统一分析经济活动和政治活动中的个人行为有助于构建逻辑一贯的政治经济学体系，有助于理解政治家和官员的行为以及政策。

2.演绎方法和模型运用让研究具有数理依据公共选择理论运用数理推导方法，使其研究结果更让人信服。

布坎南和塔洛克在其著作《同意的计算——立宪民主的逻辑基础》中就对投票规则和选择规则特别是全体一致的规则做了成本和收益的分析。

奥尔森在其成名著作《集体行动的逻辑》中研究集团大小与集团中个人行为之间的关系问题时，也正是运用了定量的数理推导才得出如下经典的结论：“如果在购买集体物品的任一水平上，集团收益超过总成本的量要大于它超过任一个体收益的量，那么就可以假设会提供集体物品，因为个体的收益超过了为集团提供集体物品的成本。

”公共选择理论中的官僚体制理论、投票规则分析、利益集团理论、寻租理论等理论都大量运用了定量数学模型。

这些演绎方法和模型的运用促使公共研究的主流方向从价值规范走向科学实证。

3.个人决策基础上的公共分析更好解释制度变迁将个人看作研究分析基本单位的公共选择理论，把社会运行视为个人之间、群体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

认为根据社会来解释个人不能很好让人们理解社会——个人的互动变迁，应当根据个人理性抉择的加总来解释社会和政治整体的发展变化。

在公共选择理论学者看来，政府只是个人相互作用的规则集合体，个人通过规则集合体开展集体活动产出集体决策，来实现他们所期望的集体目标。

布坎南也把公共选择理论看作是“政治过程的个人主义理论”。

卢瑟福也认为只有个体才有目的和意愿去行动，制度演进与社会变迁只是个人行动的结果。

三、公共选择理论研究方法用于公共研究的局限1.“经济人”假设的极端化忽视人行为动机的多元性公共选择理论理性自利的“经济人”假设，把个人利益最大化和效益最优化这单一动机用来解释人的一切行为。

这种方法忽视了个人行为动机的差异性与多元化，把“经济人”假设运用极端化、扩大化了。

在公共领域研究中，“经济人”假设在三个具体方面解释不足：一是忽视政治过程与经济过程的差异性。

虽然个人在政治活动与个人在经济活动中存在交换行为，政治过程与经济过程也存在相类似的市场因素与环境，但由于政治具有公共属性，所以二者还是有本质差别。

二是公共选择理论“经济人”假设强调利己主义，对人的多元需求无法作出贴切实际的阐释。

按照马斯洛关于人类层次需求理论解释，人类行为动机是多元的。

需求层次越高，利己主义动机的解释就越乏力。

单纯用人的谋利动机来解释个人在政治活动中行为的“经济人”假设无视了个人自我价值实现的理想情怀。

三是没正确处理好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辩证关系。

“经济人”假设把个人利益最大化和效益最优化作为人唯一的行为动机，从个人的理性选择加总出集体的选择，即个人利益加总为集体利益。

但“经济人”假设忽视了集体利益相对于个人利益的超然性与独立性，忽视了集体利益形成后对个人利益的冲击。

只看到个人利益对集体利益的形成和影响，没能看到集体利益对个人利益的塑造与调整，没把握好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对立与统一关系。

2.经济学的交换范式解释政治过程的局限由于政治与经济存在本质的不同，将经济学的交换范式完全引入到政治领域，其解释存在局限。

第一，市场过程交换的是产权私有的商品，政治过程交易则产出非个人占有的公共物品。

所以政治过程的产物公共物品必须由集体决策才能产出。

因而政治过程需要能代表或集中广泛个体意愿的中介，例如：政府、议会、法院等公共组织。

第二，个人在政治领域追求私利的方式与在市场上追求私利的方式不同。

市场交换可以在独立的个体之间进行。

个人在政治过程追求的利益很多是在市场交易中无法实现。

所以只能借助团体或政党之类的政治组织。

通过政治组织参与到政治过程来获取个人的利益。

因而政治过程的交换不能排斥其他成员，其参与必须是全员参与。

第三，市场经济的交换是自愿的商品的交换，而政治中的交换则是权力与权利的交换，即“保障与统治的交换”。

当个人独自维护私利的成本过高时，个人会倾向于将这部分利益的权利让渡给国家机构，来换取政府的保护。

作为交换条件，社会所有个人必须服从政府在与此交换相关的意志与统治，这意味着政府对所有个人拥有了权力。

权力的行使意味着强制，因此政治交换中存在个人非自愿的成分。

3.“个人主义”方法论无法撼动政治学理论基石公共选择理论单纯从个体出发来探析政治领域是不完全正确的。

政治学的研究方法是受“整体主义”哲学指引，公共选择理论由于是嫁接经济学的思想理论，所以对政治学的批判是乏力的。

首先是“个人主义”方法论无法清晰把握个人本身的属性，只能从行为理论出发对人本身属性做出抽象解释。

其次，“个人主义”方法论把政治过程中的互动比拟成个人间抽象契约谈判，无法判断政治过程中个体之间直接或间接相互作用的状态。

无法把握影响政治过程中契约谈判的外部因素，不能很好从个体互动中总结出政治过程的规律性。

四、结语综上所述，公共选择理论运用经济学研究方法去分析传统上被分开的经济学和政治学领域中的选择与决策行为，把人在经济行为中的决策和在政治活动中的决策统一起来，扩展了经济学研究方法的运用领域。

使经济学理论的研究与现实社会运转的实际联系更为紧密，是一场在公共研究领域里的经济学研究方法革命。

由于经济学和政治学在概念、理论、范式体系上存在根本区别，公共选择理论的研究方法在公共领域的研究中只能成为政治学“整体主义”研究方法的补充，而非根本替代。

参考文献：[1]廖荣碧.公共选择理论及其现实借鉴意义[j].当代经济，2009，（2）.[2]董春宇.公共选择理论假设的限度分析[j].党政干部学刊，2008，（5）.[3]孔志国.公共选择理论：理解、修正与反思[j].制度经济学研究，2008，（1）.[4]张飞岸.公共选择理论中的“经济人”范式评析[j].前沿，2005，（8）.[5]叶海涛.公共选择理论评析[j].四川行政学院学报，200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