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理据及其层次性

汉字理据及其层次性从起源上看,汉字属于自源文字,因而和拼音文字有着本质的不同,具体表现为汉字有着天然的理据性,它是认知汉语乃至客观世界的工具。

汉字的理据性表现是有层次的,仅仅用传统的“六书”难以完善地体现这种层次性。

汉字理据及其层次性为汉语教学等应用领域带来了新的课题。

标签：汉字理据汉字性质层次性认知工具自19世纪末汉语研究引入西方普通语言学的研究成果以来,学界对于汉字本质的不同认识屡次左右了国家的语言文字政策,给汉字乃至汉语的面貌带来了巨大的、褒贬不一的影响。

在总结前辈学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拟对汉字性质及其与汉语的相互关系作一些新的思索,以期为语言文字应用提供些许启示。

一、汉字性质再思索(一)索绪尔说:“语言和文字是两种不同的符号系统,后者存在的唯一理由是在于表现前者。

”[1](P47)“对汉人来说,表意字和口说的词都是观念的符号;在他们看来,文字就是第二语言。

”[1](P51)本世纪初,中国正处于积贫积弱之际,文化辐射力之微可以想见,远在西欧的索绪尔,能作出这样的论断,实属不易。

可惜前人对此说多有误解,动辄给汉字冠以“符号的符号”之名,将其等同于印欧的拼音文字,而对于汉字本身的一些特点,则只知贬斥,不能正视。

从鲁迅先生的“汉字不灭,中国必亡”,到仓促推行又草草收回的二简方案,直到近人对汉字部件预示能力、汉字超方言性的全盘否定[2],无不暴露着学界本体论立场的匮乏,始终难以摆脱“印欧语眼光”的束缚。

也有一些矫枉过正者,常将汉字的“神奇”拔得过高,过于简化了汉字“音形义”之间的关系:“这种文字形态能以形达意,与思维直接联系,直接反映思维的内部语言代码,而无须通过语音的间隔带。

”[3]有人提出因为汉字的优越性,“世界语言文字的研究中心有可能要转移到中国” [4],这也值得商榷。

笔者认为,汉字的地位究竟如何,应从汉字与印欧拼音文字的本质着手,先作一番理性的思考。

(二)论及汉字与拼音文字的不同,在给两者定名的时候就遇到了麻烦。

拼音文字称为“表音文字”,或更具体地分为“音素文字”或“音节文字”似乎没有问题,但汉字如何定性至今仍无定论,有人说是表意文字[5](P161),有人说是表词文字[6](P360),有人称为“语素文字”[7](P141-144),也有人说是“意音文字”[8](P16)。

且由于各家文字观及所用术语的不同,这些定义存在着很多“名同实异、名异实同”的情况,使汉字定性更加复杂。

但近年来有学者提出一种新的划分方式,即从起源出发,将世界文字分为“自源文字”和“他源文字”,似乎没有引起太多的不同意见。

潘文国说:“从发生学上看,世界上的文字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自源文字,一类是他源文字。

自源文字是自创型的,是某个族群的人们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独立自主地形成的文字。

他源文字又称为借用文字,是借用他民族的文字体系加以调整改造,从而为我所用。

汉字是典型的“自源文字”[9](P90)。

他又说“表意文字与自源文字、表音文字与他源文字,实际是重合的。

凡自源文字都是表意的。

凡他源文字都是表音的。

”[9](P91)事实上这样的分法不仅有利于搁置争议,也更能从本质上说明两种文字体系的不同。

汉字是自源的,从其来源上说,是一个“图画→文字画→原始文字”的过程。

[8](P1)属于相同情况的文字现在知道的,且曾为发达文明所用的只有西亚的“钉头字”、北非的“圣书字”和东亚的“汉字”[10](P13)。

这些文字都是来源于有考古资料佐证的原始岩画或刻画记号,具有一定的直观表意性,近来甚至有人提出汉字的“六书”同样能说明其他类型相同或相近的文字的造字和用字原理。

[10](P166)相形之下,拼音文字的来源被形容为“历史发展的‘必然性’遇到了历史发展的‘偶然性’”,其祖先据考来源于古代闪米特商人对于钉头字的“借用”。

[11](P199)。

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借用者对于钉头字表意繁难的刻意回避,这种“借用”纯粹是语音上的,随后的印度字母、希腊字母乃至当今世界通行最广的拉丁字母,无一例外是最初即来自于借音的“他源系统”。

即使在内部系统上非常完善,却无法回避两个事实:第一,字母文字从本质上来说不是表意的;第二,字母文字的产生远在所记录的语言成熟之后。

这样,字母文字对语言的依附关系便十分明了了。

汉字作为当今世界唯一通用的自源文字,其特殊性十分显见。

针对字母文字的上述两个特点,我们可以推断汉字当具有这样的性质:1.汉字直接起源于图画和契刻;2.汉字的产生虽然晚于语言,但汉字不是汉语的附属品,正如索绪尔所说,汉字是“汉人的第二语言”,是一个有相当独立性的系统。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汉字并非天生就是记录语言的工具;从逻辑角度看,汉字形体构造具有特殊的认知作用和文化价值。

[12](P10-13)。

潘文国曾经给语言下过这样的定义:“语言是人类认知世界及进行表述的方式及过程”[13]。

王玉新认为,“汉字并不是为语言而去记录汉语的,而是为了认知才会作为记录语言的工具的,所以汉字的本质属性是认知工具。

汉字记录汉语只是认知作用的一个环节,最终是为了认知才会产生和存在的。

”[12](P18)这里所说的汉字的认知作用不仅是指汉字帮助人们认知汉语,也指认知客观世界本身,而字母文字在这两方面都难以具备。

这一点,在上文对于文字起源及其性质的关系中已有论述,现在可用图表表示如下:01汉字能作为认知汉语和客观世界的工具,本质上是由其“自源”的特性及由此产生的根本上的理据性所决定的。

二、汉字理据的“层次性”汉字理据的具体表现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下面笔者尝试进行分析。

(一)最近二十多年来,对于汉字理据性的认识往往因为对汉字本身地位的不同评价而走上两个极端。

有的完全无视汉字的认知功能,认为理据性存在的唯一证据是直接的“见形知义”,因而任何成熟抽象的文字系统都不存在理据,甚至说汉字的“所谓‘超时空性’只不过是文字发展中的落后因素而已。

”[2]有的则把汉字的理据看得过于简单,比如前文提到的申小龙的“文字直接表现思维”的论断,以及英国语言学家帕默尔所说的“在中国,一如在埃及,文字不过是一种程式化了的、简化了的图画系统。

这就是说,视觉符号表示概念,而不是通过口头的词再去表示概念。

”[14](P99)这无疑非常容易地成为了对汉字理据持否定态度的学者的攻击对象。

“帕默尔的这些意见是不正确的,根本的错误在于把文字混同于图画,从而也就取消了文字。

他认为汉字是一种图画系统,可以直接表示概念。

他说的可以“独立于口头语言的各种变化之外的书面语言实际是图画。

图画不是文字,图画可以表意,但是不能记录语言,不是语言的书面符号。

”[15]其实,我们更应该用发展变化的眼光来看待汉字的理据问题。

如果汉字不存在理据,在认知方面对于语言的学习、使用者没有任何帮助,为什么历经“文白之争”“一简”“二简”,直到信息时代,处理如此繁难的文字系统依然屹立不倒?几千年来,汉字为什么没有遵循所谓的“象形→表意→表音”的发展规律而发生彻头彻尾的变化?看来文字的命运,实在不是由少数“有识之士”,而是由数以亿记的使用者决定的;发展到今天的汉字,是否能够和数千年前草创之初的古文字同等看待呢?当代语言学界早已认识到,语言文字决不是一个静止、自足的系统,而总是受到民族、文化、历史的种种影响。

“究竟是什么因素主宰着文字的命运呢?这也许只能从社会文化方面去寻找答案”。

[16]中华民族历史悠久,历经战乱、治世而经久不衰,语言文字变化之巨也可以想见。

其中最重要的变化,就是由具象走向抽象。

有人将其原因概括为:文字符号总是有限的,比较稳定的。

事物的发展由简单走向复杂,导致词语意义的引申变化,概括能力的加强、模糊性的加强,迫使记录语言的符号走向抽象化。

”[2]也就是说汉字的理据,在今天已变得不那么“直接”“直观”。

许慎《说文》提出的“六书”,其实正是对汉字理据的一种导读。

“象形”“指事”和“会意”自不必说,形声字的形旁表的是“义类”,其自身的理据性往往从形体上看十分直接,而声旁,借的是它字的“声”,这个“它字”本身又常常是有理据的。

如“模”字,形旁为“木”,表示它的类属,声旁取“莫”字之音。

“莫”字最初是有直观理据的会意字,后为它义假借,本义又留给了“暮”。

这个层层推导的过程,显示了汉字理据的顽强性,而汉字“六书”,说明了其构成及变化规律,是对汉字理据的有力佐证。

现代汉字学常常对“六书”不能满足,远的有唐兰先生提出的以“三书”取代“六书”[17](75-78),近的有王玉新提出的“标识符号”“类化符号”“区别符号”说。

[12](P25),这些其实也都是为了更好地理清汉字理据的脉络。

因为只有理清了脉络,才能更好地实践汉字的“认知功能”。

(二)汉字的理据性使汉字具备了很强的认知功能。

从认知角度来看,汉字的理据,并不是在同一个层面上的,而是有深浅之分。

也就是说,有的容易直观理解,有的则很曲折,这是由汉字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从具体到抽象的不断变化过程决定的。

仍以“模”字位例,形旁“木”很直观,使文字的使用者或初学者在记忆文字及认知事物的过程中有据可循。

声旁“莫”的来历较复杂,由会意→被借音(表它义而本义消失)→表音类。

要解释清楚就要另费一番周折。

现代人在使用汉字认知客观事物的过程中,层次不同的理据性是否起着同样的作用呢?现代汉字的字量很大,但常用字犹为有限,可以解释理据的字量应为绝大多数。

如果承认汉字的理据有层次性,就要面临一些新的问题。

一个问题是,“层次性”应该用什么标准来划分?应如何划分?笔者在这里借用几条关于文字分类的方法来进行初步的思考。

前文说了“六书”可以看作是对汉字理据性的一种导读,由象形到转注,隐约地揭示了汉字造字过程中理据由直接、显性走向间接、隐性的过程。

后人曾用较为简单的分类来概括,如唐兰先生的“三书”说、陈梦家的“三书”说[18]以及当代的“标识”“类化”“区别”符号说。

这些体系因其简单,部分丧失了区分理据层次的功能,不能不说是其弱点所在。

裘锡圭先生在《文字学概要》中对陈氏“三书”说进行细分,仅“象意字”一个大类就分出了“抽象字”“象物字”“指示字”“象物字式的象事字”“会意字”“变体字”六个小类。

[8]这些小类在认知的难易度上显然存在着层次性。

其实,层次划分的难度远不止此。

汉字经历了几千年的发展过程,虽然未曾中断,但却有过几次极为深刻的变化。

“从形体上看,汉字主要经历了由繁到简的变化。

”“另一方面,在汉字发展过程中也存在一些字形繁化的现象”[8](P28-29)。

这就意味着理据性在较为直接的象形、会意字中,也会存在着认知难度上的差异。

即使是基本的“人”“日”两字,前者非常直观,而后者如果不从汉字形体的演变上加以解释,一般很难使人(尤其是初学汉语者)联想到“太阳”这一事物。

加以解释之后,在对以“日”字为形旁的其他汉字进行解释时,确实又有“类化”的便利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