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地大观圣作之碑资料
正定崇因寺明神宗圣旨碑
图一碑首拓片崇因寺坐落于河北正定城内北门里街路西,历史上曾是这座古城的八大寺院之一。
然而历经岁月风雨,偌大的寺院如今仅存南端的照壁和北端的藏经楼,其它的建筑及文物,除1959年将寺内重要建筑毗卢佛殿与毗卢铜佛迁至隆兴寺中轴线末端,一口明代铜钟和一尊韦陀铜像藏于隆兴寺进行保护外,大多均已坍毁和流散。
正定县文物保管所后经调查,发现了一些自崇因寺流散的石刻文物,明神宗圣旨碑就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件。
此碑原立于崇因寺内,20世纪50年代移至寺外,被砌于今常山公园门前的桥上,1980年重修该桥时拆下,运至隆兴寺保存。
碑为青石质,座失,首身一体,高221厘米,宽76厘米,厚19.5厘米。
碑首部分高60.5厘米,阳面碑额刻正书“圣旨”二字,两旁线刻二龙戏珠,且辅以祥云纹(图一)。
碑身边饰亦为图二碑文拓片请前去彼处供安,各宜仰体知悉,」钦哉。
故谕。
」大明万历三十七年二月吉旦」从圣旨内容可知,崇因寺全称为“敕赐护国崇因寺”,系明神宗赐额。
性定为其开山第一代住持。
碑文中记“况国初建置僧录司,职掌厥事”。
僧录司是管理佛教事务之机构,唐文宗开成年间置左、右僧录司;宋承唐制,设左、右街僧录司;后几经改制,元朝于各路设僧录司,后期废。
明政权建立之初,僧侣出身的明太祖对佛教进行整顿,洪武十五年(1382)仿照宋制,设各级僧司、僧官;在京设僧录司,为管理僧人之最高机构,隶于礼部,负责颁给僧人度牒、总理天下僧人以及统领地方各僧官衙门,即府之僧纲司、州说的理论;律是佛为他的信徒制定的日常生活所应遵守的规则;论是佛弟子们为阐明经的理论之著述。
明代的大藏经有“南藏”和“北藏”。
初刻南藏系洪武五年(1372)敕令点校,三十一年(1398)刻成,因版刻成后不久即被焚毁,故流传极少。
明成祖永乐年间又敕令雕印,称永乐南藏,亦即世所称南藏,刊成于永乐十七年(1419)。
北藏是明成祖朱棣敕命编撰的一部大藏经,永乐十九年(1421)为报皇考皇妣生育之恩而刻,英宗正统五年(1440)完成。
碑帖大观之蔡襄《洛阳桥碑》
碑帖大观之蔡襄《洛阳桥碑》
万安桥，在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洛阳镇洛阳江上。
由于洛阳江入海口过去称为万安渡口，所以当地人又称洛阳桥为万安桥。
洛阳桥是北宋泉州太守蔡襄倡建。
北宋皇佑五年（1053 年）开始动工，历6年8个月竣工。
桥建在江海交汇处，水阔浪急，工程非常艰巨。
当时的劳动人民首创“筏型基础”来建造桥墩，并发明了“殖蛎固基”。
以固桥基。
使往来行旅“去舟而徒，易危为安”。
洛阳桥规模宏伟，原长1200米，阔5米许，桥墩46座，桥栏柱500根，石狮28只，石亭7座，石塔5座。
现存桥长834米、宽7米。
残存船形桥墩31座。
洛阳桥附属文物很多，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桥南的“忠惠蔡公祠”内，蔡襄自撰亲书的《万安桥记》碑，此碑不仅书法端庄沉着，而且文字精炼，工刻细致，誉为文、书、镌“三绝”。
《万安桥记》全文共153字，用楷体书写，记载造桥的时间、年代、桥的长宽、花费的银两，参与的人物等，分刻在两石碑上，每碑高2.89米，宽1.46米，厚0.3米，碑字分为6行，每字长1.8厘米，宽1.5厘米，现存碑刻有二，一为损毁后，于1963年摹拟原作重刻；另一为北宋原刻，原露天崖刻于岸左，宣和间（1119－1125年）由在泉州任市舶司后为知州的蔡襄曾孙蔡桓拓本重刻立于祠内。
《万安桥记》碑为洛阳桥增辉不少。
碑帖大观之《衡方碑》
碑帖大观之《衡方碑》《衡方碑》，全称《汉故卫尉卿衡府君之碑》，此碑立于东汉建宁元年九月（公元168 年），是衡方的门生朱登等为其所立的颂德碑。
碑原立于山东汶上县，现藏山东泰安岱庙碑廊。
碑高240 厘米，宽110 厘米。
碑阳刻文 23 行，满行 36 字，计 815 字，字径 4 厘米隶书。
碑阴存题名两列，字已严重漫漶。
碑额阳文隶书两行共 10 字，为“汉故卫尉卿衡府君之碑”，字径9 厘米，两行之间有竖格线。
《衡方碑》存世所见最早拓本为明拓本，第六行“都尉将”之“将”字未损。
《衡方碑》笔健骨壮，朴茂雄强，意态高古，自宋欧阳修以来，迭经著录，为著名汉碑之一，备受众多书法家和书法理论家青睐。
清翁方纲《两汉金石记》称：“是碑书体宽绰而阔，密处不甚留隙地，似开后来颜鲁公正书之渐矣。
盖其书势在《景君铭》、《郑固》二碑间也。
”何绍基评此碑：“方古中有倔强气。
”方朔《枕经堂金石书画题跋》称其“：字体方正深朴，与《张迁碑》可以伯仲。
”刘熙载《书概》则云：“汉碑萧散如《韩敕》、《孔宙》，严密如《衡方》、《张迁》，皆隶书之盛也。
”康有为《广艺舟双楫》说：“凝整则有《衡方》。
”杨守敬《平碑记》认为：“此碑古健丰腴，北齐人书多从此出，当不在《华山碑》之下。
”姚华《弗堂类稿》跋此碑云：“《景君》高古惟势甚严整，不若《衡方》之变化于平正，从严整中出险峻。
”现代杨震方《碑帖叙录》谓：“此碑是北魏洛阳书风之源。
”古今书坛取法此碑者不乏其人，其中清代伊秉绶从此碑脱化而出遂成为一代大师。
用笔古健，意态浑厚。
用笔以中锋为主，行笔迟涩，提按不甚明显，相对《曹全碑》，左右开张的“蚕头燕尾”笔势不甚张扬。
横画几无粗细变化，始终起伏不大，写来粗壮厚实力透纸背，雁尾在整个线条中显得隐约含蓄。
《衡方碑》的线条基本上继承了篆书中锋圆融的特征，但又与篆书行笔匀称的运动特色截然不同，它饱满粗重、丰腴朴实，运笔的受力点和速度在线条内多有变化，或粗或细、或直或曲，起笔或方或圆、或轻或重，转折或方折、或圆融等，都呈现了无穷的变化和无尽的意趣。
泰山石刻的研究资料
泰山石刻的研究资料一、泰山石刻的源流与现状屹立于中国东方的泰山，参穹灵秀，形势巍然，在几千年历史文化的不断渗透和渲染下，被誉为中华民族的象征、民族文化的缩影。
其山体之博大，景象之雄伟，精神之崇高，历史之悠久，文化之灿烂，内涵之丰富，在炎黄子孙的心目中，历来是至高无上的。
特别是自秦汉至唐宋，随着帝王封禅告祭仪式的不断举行，文人墨客接踵而至，群众性的游山朝拜活动越来越盛，为泰山留下了丰富的石刻资料，令泰山锦上添花。
这些石刻资料，是泰山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海内外广大游客真正认识泰山、全面了解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窗口，也是广大有志研究泰山的科学工作者最可靠的第一手资料。
因此，科学而又准确地把这些石刻资料提供给广大读者，是泰山学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
二、泰山石刻的发展在泰山及周围，今存自秦以来各代石刻逾6000处。
石刻内容十分丰富，充分反映了石刻的发生、发展、兴衰及演变的过程。
泰山石刻的历史。
大致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一）秦汉时期的泰山石刻秦汉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的建立时期，是中国历史进人大一统国家的第一阶段，前后延续达441年，各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就，业已出现并成为文明形式之一的石刻文字，亦随之进入了初步发展时期。
其演变特点是：石刻受到了帝王的重视；石刻的形制渐趋统一固定；数量逐渐增多，文字、内容由简而繁；其书法由小篆体逐步过渡到汉隶。
秦始皇于公元前221年统一中国后，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封建国家，统一了法律、度量衡、货币和文字。
秦始皇在位期间先后五次出巡，在全国各地立石7处，除《碣石刻石》外，其余6处刻石的形制皆为碣。
今仅存《琅琊刻石》86字和《泰山刻石》10残字，其余皆在唐以前消亡。
《泰山刻石》，为泰山现存最早的刻石。
始皇立石的形制，依据宋刘跂《秦篆谱序》、董逌《广川书跋》和清毕沅《山左金石志》等记载可知，属于碣的形制，与岱顶《无字碑》的行貌相似。
其高约八九尺，似方非方，四面广狭皆不等，宽约二尺余，文字环刻于四周。
神州奇碑大观
神州奇碑大观
村喜
【期刊名称】《风景名胜》
【年(卷),期】1994(000)005
【摘要】隐形碑有两块,均立在四川省仁寿县龙滩风景区内的唐宋文化遗址上。
碑面字画出自宋代书法家、画家文与可之手。
碑石表面光洁,无丝毫刀刻墨写的痕迹,但当以水泼之,右面碑石则立现行行风格雄劲、清晰可辨的楷书大字,左面碑石则显一幅功力深厚的《墨竹图》。
两碑奇特之处还在于,碑上字画见水立现,水消则隐;如现再泼则再显,堪称中华一绝。
禁赌碑 "禁赌牧放碑"在河南省偃师县城南顾县安家滩村,高1.46米,宽0.57米。
石碑首身一体,正面额首为"慎始慎终"四字。
背面镌刻"赌博禁规"及罚款数额。
碑文全篇共300余字,列举赌博之公害私患、深恶痛【总页数】1页(P14-14)
【作者】村喜
【作者单位】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K928.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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碑帖大观之柳公权《神策军碑》
碑帖大观之柳公权《神策军碑》
《神策军碑》全称《皇帝巡幸左神策军纪圣德碑并序》,崔铉撰文，柳公权楷书。
唐会昌三年（公元843年）立，原碑久佚。
《神策军碑》为柳公权68岁时所书。
记唐武宗李炎巡幸左神策军事，《神策军碑》是柳公权楷书的代表作之一。
其笔法与结构极精炼而凝重，保留了左紧右舒的传统结构。
运笔方圆兼施，运用自如。
笔画敦厚，沉着稳健，气势磅礴。
读此碑可以使人加深对“颜筋柳骨”这句话的艺术特征的理解。
原碑立于皇宫禁地，不能随便传拓，因此拓本传世极少。
唐以前的拓本今无存实物，因为原石早已不见了，现在海内外仅存一册宋代的拓本，世称宋拓孤本。
有南宋贾似道、元瀚林国史院、明晋王朱钢等藏印。
清代经孙承泽、安岐等人递藏。
此碑拓曾一度流于香港，1965年，周总理特批，以重金购回，入藏北京国家图书馆，因其罕见的文物价值和艺术价值，被国家图书馆尊为镇馆之宝。
河南现存名碑录
河南现存名碑录两汉：《冯孺⼈墓记》西汉新莽天风五年（18）刻，唐河出⼟。
《冯孺⼈墓记》《赵菿碑》东汉建武四年（28）刻，南阳出⼟。
《赵菿碑》《姚孝经墓记》东汉永平⼗六年（73）刻。
《姚孝经墓记》《侍廷⾥⽗⽼郸买⽥约束⽯券》东汉建初⼆年（77）刻。
《侍廷⾥⽗⽼郸买⽥约束⽯券》《袁安碑》东汉永元四年（92）刻，偃师出⼟。
《袁安碑》《张禹碑》东汉永初七年（113）刻。
《张禹碑》《⼦游残⽯》东汉元初⼆年（115）刻，安阳出⼟。
《⼦游残⽯》《嵩⼭太室神道⽯阙铭》(⾪书) 东汉元初三年（116）⽴。
《嵩⼭少室神道⽯阙铭》(篆书)东汉延光⼆年（123）⽴。
《嵩⼭开母⽯阙铭》(篆书) 东汉延光⼆年（123）⽴。
《⽢陵相碑》(⾪书) 东汉建和元年（147）刻，孟津出⼟。
《李孟初神祠碑》(⾪书) 东汉永寿⼆年（156）⽴。
《张景碑》《张景碑》⼜名《张景造⼟⽜碑》。
东汉延熹⼆年（159）⽴。
《桐柏淮源庙碑》东汉延熹六年（163）⽴；元⾄正四年（1344）重刻，吴炳⾪书。
《桐柏淮源庙碑》《肥致碑》东汉建宁⼆年（169）刻，偃师出⼟。
《肥致碑》《许阿瞿画像⽯题记》《许阿瞿画像⽯题记》东汉建宁三年（170）⽴，南阳出⼟。
《闻熹长韩仁铭碑》(⾪书) 东汉熹平四年（175）⽴。
《熹平⽯经残⽯》(⾪书) 东汉熹平四年（175）始刻，蔡邕等书丹。
《尹宙铭》《尹宙铭》⼜名《豫州从事尹宙碑》。
东汉熹平六年（177）⽴，尉⽒发现。
《刘君残碑》东汉光和四年（181）刻。
《刘君残碑》《诸葛亮留侯祠铭》东汉建安六年（201）⽴，诸葛亮书。
《诸葛亮留侯祠铭》三国：《上尊号碑》（⾪书）⼜名《公卿将军上尊号碑》。
三国魏黄初元年（220）⽴，传为钟繇书。
《上尊号碑》《受禅表碑》（⾪书），三国魏黄初元年（220）⽴，传钟繇书。
《受禅表碑》《正始⽯经》《正始⽯经》⼜名《三体⽯经》、《魏⽯经》。
三国魏正始⼆年（241）始刻。
《王基墓碑》⼜名《东武侯王基碑》，俗称《王基残碑》。
西安碑林十大名碑一览！书法圣地，当之无愧！
西安碑林十大名碑一览！书法圣地，当之无愧！提起书法，谈到书法圣地，西安碑林，必然是我心中当之无愧的第一。
西安碑林始建于北宋哲宗元佑二年(1087年)，原为保存唐开元年间镌刻的《十三经》、《石台孝经》而建，后经历代收集，规模逐渐扩大，1992年正式定名为西安碑林博物馆。
它是收藏我国古代碑石时间最早、名碑最多、数目最大的一座艺术宝库，陈列有从汉至今的各类碑石、墓志共4000余块，这里碑石如林，故名碑林。
今天，就让小编带你一起走进西安碑林，看看碑林里的十大名碑，共同欣赏名家流传下来的书法真迹。
01开成石经《开成石经》刊刻于大和七年(833年)至开成二年(837年)，原石立于唐长安城务本坊的国子监内，宋时移至府学北墉，即现址。
共有刻石114块，每石两面刻，计228面，650252字，内容包括《周易》《尚书》《诗经》《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氏传》等12部儒家经典及《五经文字》《九经字样》2部儒经字样典籍，加上乾隆年间补刻的《孟子》，共计13经。
《开成石经》是中华文化的原典，是中国历史上七次刻经至今保存最完整的一部，被誉为“古本之终，今本之祖”。
《开成石经》拓本局部02石台孝经《石台孝经》碑刻于唐玄宗天宝四年(公元 745)，由唐玄宗李隆基亲自作序、注解并书写，李亨篆额。
此碑由四块黑色细石合成，碑下有三层石台阶，故称《石台孝经》。
唐玄宗李隆基的喜好隶书，师法《曹全》，书风丰腴遒丽，书法工整，字迹清新。
人们通常称《石台孝经》碑为西安碑林迎客第一碑。
《石台孝经》原石局部03集王圣教序碑此碑刻于唐咸亨三年(672年)，唐代僧人玄奘自西域取回佛经翻译完成后，请求皇帝为所译经文作序。
《圣教序》内容即唐太宗所作序文，太子李治作的记和玄奘写的谢表和心经。
玄奘的弟子怀仁和尚从宫中所藏王羲之墨迹中集字，历时24年刻成《集王圣教序碑》。
此碑摹刻精美，纤微克肖，书法“贵越群品，古今莫之”，成为后世学书者临习王体行书的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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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京（1047－1126）宋代重意 2009-07-18 14:00 阅读68 评论0字号：大中小字元长，仙游（今福建仙游）人，熙宁进士。
徽宗朝，拜尚书左丞、右仆射。
大观中，拜太师。
二年封鲁国公。
是历史有名的权奸。
精工书法，尤擅行书，形似米南宫，字势豪健，痛快沉着。
或谓“宋四家”苏黄米蔡之蔡，原指蔡京，后人恶其奸邪，易以蔡襄。
传世墨迹有《节夫帖》，《宫使帖》、《鹡鸰颂跋》等。
《听琴图》是宋徽宗赵佶的画作，蔡京深得他的宠信，所以在他的绘画作品上多有蔡京的题记，题诗。
蔡京书法如《铁围山丛谈》所译：“字势豪健，痛快视着。
”但后世恶其为人，往往鄙薄其书法。
《听琴图》在画外将小人政客形象呈露得淋漓尽致。
那是宋徽宗作的一幅画，画上端坐在古松树下的弹琴者为宋徽宗本人，两侧毕恭毕敬聆听的，红衣为蔡京，青衣为童贯。
这幅图上，蔡京题有一首诗，其为一幅瘦筋草书，字体草而不狂，字圆笔润，且诗意投徽宗所好。
有材料表明早在蔡京政治上发迹之前，他已被公认为重要的书法家。
蔡京《节夫帖》32.3 X 42.3cm《节夫帖》，全称《致节夫亲契尺牍》。
册页。
载宋人法书第三册之第四开。
本幅纸本，墨迹。
纵32.2厘米，宽42.3厘米。
行书。
此帖流传有绪，钤有鉴藏印记，有“神奇”、“墨妙”、“安氏仪周书画之章”、“王元美鉴赏”、“薛氏家藏”等。
此帖书法近似北宋四家之一的米芾，笔力雄健，气势亦不同凡响。
尽管他的书法似米芾，但从他那姿媚的笔法来看，还是从唐人书法入手，直溯“二王”，即从此帖能清楚地看出其精细的笔意与健丽的体态。
用笔挥洒自然，而不放纵的高雅格调；结字方面，字字笔划轻重不同，出自天然；起笔落笔呼应，创造出多样统一的字体；分行布白方面，每字每行，无不经过精心安排，做到左顾右盼之中求得前后呼应，达到了气韵生动的境地。
在此必须说明的是，对蔡京较高的书法造诣应给予一定的地位，决不能因人废字，应客观地来评述他的书法才好。
释文：京再拜。
昨日终日远劳同诣。
下情悚感。
不可胜言。
大暑。
不审还馆不失调护也。
京缘热极。
不能自持。
疲顿殊甚。
未果前造坐次。
悚怍。
谨启代面叙。
不宣。
京再拜。
节夫亲契坐前蔡京尺牍《宫使帖》释文：京顿首再拜。
晚刻伏惟钧候。
动止万福。
久违墙宇。
伏深倾驰。
台光在望。
造请未遑。
跂引之情。
不胜胸臆。
谨启诇候动静不宣。
京顿首再拜。
宫使观文台坐。
蔡京《元祐党籍碑》北宋刻石，亦称《元祐党人碑》、《元祐奸党碑》。
宋徽宗即位后，听蔡京之言，将哲宗元祐中任职、曾对王安石《新法》不满的大臣数百人列为“元祐奸党”，并将其名单刻石，颁布全国。
这就是有名的《元祐党籍碑》。
共有三种：一，崇宁元年（1102）徽宗赵佶正书，刻于内府端礼门。
未几即毁。
二，崇宁二年（1103）蔡京书，勒令诸州据以刊石，次年亦奉诏毁。
三，崇宁三年（1104）刻于朝堂。
正书，无书人姓名，已毁。
碑文列司马光、苏轼、苏辙、黄庭坚、秦观等309人为奸党，亦毁。
今传世者，惟广西自治区有两刻石：一在桂林龙隐岩石壁间，为庆元四年（1198）戊午梁律刊，后有吉州饶祖芫跋，字较大，石已剥落，且被镌刻八分书已漫漶三分之一；另一，在融县真仙岩壁间，系嘉定四年（1211）沈 重刻，下有 跋。
沈 乃“党籍”中列名的沈千之曾孙，家藏有此碑旧拓。
《金石萃编》云：“赵佶、蔡京书法，皆为一代高手，以书法故，此碑自未可以人以事全废也。
”《唐玄宗鹡鸰颂题跋》行书台北故宫博物院藏蔡京跋《赵佶雪江归棹图卷》北京故宫博物院藏西安碑林西安碑林坐落于著名古城西安市三学街(因清代的长安学、府学、咸宁学均设在这里而得此名)。
它于北宋二年(公元1078年)为保存《开成石经》而建立。
九百多年来，经历代征集，扩大收藏，精心保护，入藏碑石近三千方。
现有六个碑廊、七座碑室、八个碑亭，陈列展出了共一千零八十七方碑石。
在名碑荟萃的展室里，展示了圣儒、哲人的浩瀚石经；秦汉文人的古朴遗风；魏晋北朝墓志的英华；大唐名家的绝代书法以及宋元名士的潇洒笔墨。
书圣王羲之、画圣吴道子书画同辉的笔墨迹以及诗画双绝的王维的竹影清风更为碑林增辉溢彩。
西安碑林以其独有的特色成为中华民族历史文物宝库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962年被公布为中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西安碑林是我国收藏古代碑石墓志时间最早、名碑最多的一座艺术宝库，它不仅是中国古代文化典籍刻石的集中地点之一，也是历代著名书法艺术珍品的荟萃之地，有着巨大的历史和艺术价值。
从历史价值来说，许多碑文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有的可藉以补充和订正史书记载的遗误，有的是研究中外文化交流史和地方史宝贵资料。
如从陕西周至县出土，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移入碑林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通高353厘米，宽103厘米，刻于唐德宗建中二年，用中国和叙利亚两国文字记载了唐时基督教中一派的景教由中亚传入我国的情况。
《明德受纪碑》上刻有“大顺”、“永昌”字样。
这是明未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的遗物，记载着当时陕西大旱，粮价昂贵，“小麦每斗二两四钱，米每斗二两六钱”和“人食人犬亦食人”的悲惨景象；清刻《张化龙碑》，颂扬了当时领导陕西扶风、歧山一带农民反抗官府的张化龙；清刻《荒负歌》等，也记录了一些遭受官僚、地主压迫剥削的广大农民的苦难生活；元刻《重修牛山土主忠惠王庙碑》、《刘尚神道碑》和清刻《平利教案碑》等，均从不同方面记录了元末红巾军起义和清末广大劳动人民反抗剥削压迫和帝国主义外来侵略的事实。
大量的石经，是碑林中古代重要的文献资料。
《石台孝经》刻于唐天宝四年(公元745年)，是唐玄宗李隆基亲自作序、注解并亲自以隶书书写的(孝经是孔子的学生曾参记述他也孔子的问答辞，主要内容讲孝、悌二字)，此碑由四块色如黑玉，光可鉴人，高590厘米的细石合成，碑上加方额，额上刻浮雕瑞兽、涌云；额上盖石，盖石边缘刻优美的卷云，顶上作山岳状；碑下有三层石台阶，故称“石台孝经”；三层石台四面都刻有生动的线刻画，有茂盛的蔓草和雄浑的狮形怪兽，两种不相协调的动植物被刻画得融洽无间，整个构图给人以威武、活泼的感觉，为盛唐的艺术精华。
《开成石经》是唐文宗太和四年(公元830年)接受国子监郑覃的建议，由艾居晦、陈珍等用楷书分写，花费了大约七年时间到开成二年(公元837年)刻成一部石经。
其中包括《周易》6卷，《尚书》13卷，《诗经》20卷，《周礼》11卷，《礼仪》17卷，《礼记》20卷，《春秋左氏传》30卷，《春秋公羊传》12卷，《尔雅》3卷，以及《公羊春秋》、《孝经》、《论语》等十二种经书和五经文字及九经字样。
计114石，文刻两面，228面，字列八层，共六十五万零二百五十二字。
刻成后立于唐长安城的国子监内，成为当时知识分子必读之书，同时也是读经者抄录校对的标准。
此经是我国古代七次刻经中保存最完好的一部，它俨然是一座大型的石质书库，这在我国印刷术发明以前，对文化的保存和传播起了重要的作用。
人士向往。
碑林中早期石刻有宋代摹刻的秦峰山刻石，原碑为秦国丞相李斯所书。
东汉中平二年(公元185年)刻的“曹全碑”，是用秀美的隶书写的，这是全国汉碑中保存比较完整，字体比较清晰的碑刻，为汉碑中的精品。
“汉熹平石经《周易》残石”，它保存了我国最早的《周易》文句，相传是当时著名学者、大书法家蔡邕以隶书书写，方挺严整，为汉隶之典范。
唐代是中国书法艺术的繁荣时期。
在唐代书法艺苑中，名家辈出，时有杰作，真、草、隶、篆，百花争妍，犹如璀璨的群星，放射出永不泯灭的光辉。
欧阳洵、虞世南、褚遂良、颜真卿、柳公权的楷书各创一体，欧阳通、徐浩、史维则、怀素等也都是一代名家。
欧阳通书写的《道因法师碑》，与其父欧阳询的《皇甫诞碑》很相近，结构严谨，书法险劲，是值得珍视的书法名碑；颜真卿的《颜勤礼碑》、《颜家庙碑》、《多宝塔感应碑》等，气势雄浑，苍劲有力，是标准的“颜体”；柳公权的《大达法师玄秘塔碑》，笔力遒美瘦挺，劲如削竹，结构峻整，神足韵胜，是“柳体”中最典型的代表作；唐代怀仁和尚从晋王羲之遗留的墨迹中选集而成的《大唐三藏圣教序碑》，则更是脍炙人口的佳作；著名草书家怀素的《千字文》，笔意奔放，流利洒脱，为世所珍。
此外，宋起佶的《大观圣作之碑》(瘦金体)和清代翻刻的《宋淳化秘阁帖》等，也是稀有的珍品。
除了书法，在北魏、唐、宋等碑志上，还保存了大量具有艺术价值的精美图案花纹。
如唐刻《大智禅师碑》的两侧，以线刻和减地两种手法并用的图案作为装饰，将蔓草、凤凰和人物穿插布置，使人感到繁丽、活泼、美妙而有生气；《石台孝经》碑头上的浮雕卷云和狮子，碑座上线刻的精致蔓草、瑞兽等，也都表现了唐代雕刻所特有的富丽作风；唐刻《道因法师碑》座垢两侧，用流利的线条，刻出两组人物，共有十多个卷发深目的异国装束的人，牵马携犬，作准备出行状，是不可多得的线刻佳作；北魏的《元晕墓志》四侧，分别刻着有表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形象，空隙中满填流动的云彩，呈现出飘逸而和谐的奇特意境。
它们象绿林一样陪衬着繁花似锦的书法艺术，使碑林这座书法艺术宝库，更加瑰丽异常。
进入西安碑林大门，可以看到一座四角形两层飞檐的亭子，里面竖立着著名的《石台孝经》。
这是由四块石板组合成的长方形石碑，高5.1 米，安置在三层石台上。
《孝经》是宣扬儒家思想的经典著作，历代封建王朝十分重视。
唐天宝四年（公元745 年），唐玄宗李隆基亲自加注，并用隶书行文。
第一室陈列的《开成石经》是唐文宗开成二年（公元837 年）刻制，在114 块石碑的两面刻有650525 字，内容包括了几乎儒家全部经典著作，通称“十三经”，其中有《周易》、《尚书》、《诗经》、《论语》、《尔雅》、《周礼》、《孝经》等。
当时刻板印刷不普遍，手抄容易出错，《开成石经》就成了读书人的范本。
第二室陈列着许多具有史料价值的石碑。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立于公元781 年，后世才从地下发掘。
此碑记叙了古代罗马景教传入中国的盛况，石碑侧面用叙利亚文刻写了7O 位景教人士的名字。
石碑记载的史实中外史书全无记载，因此弥足珍贵。
清代丹麦人荷尔漠来西安用重金偷买未遂，只好托人刻一假碑（现存伦敦）。
它是研究中外关系的宝贵资料，其拓片早已辗转国外。
《中尼合文陀罗尼经幢》是一种柱状石刻，有六角柱形、八角柱形和圆柱形，用中国和尼泊尔两种文字刻成，反映中尼两国佛教的交流。
《不空和尚碑》反映了印度佛教传入中国的史实。
《明德受记碑》记载了明末农民起义军李自成建立的农民政权“大顺国”，并反映了当时陕西灾后“人食人”的惨状。
《曹全碑》虽是为汉代曹全树碑立传，却无情地记载了他镇压黄巾起义的事实。
第三室的石碑荟萃了历代著名书法家的手迹。
秦代李斯的篆书见于《峄山碑》；汉代隶书见于《曹全碑》；东晋王羲之手书见于《大唐三藏圣教碑》，此碑文字是后人从他的遗墨中拼集而成，人称“千金碑”。
《唐多宝塔感应碑》留下了唐代颜真卿的楷书；《唐玄宗秘塔碑》留下了柳公权的楷书；《判千家字文》留下了唐代张旭的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