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路径依赖与方法论的现实性出场

超越路径依赖与方法论的现实性出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现实困惑的哲学视角解读摘要：脱胎于19世纪《资本论》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其科学的哲学基础和严密的逻辑推理“揭开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对于我们正确认识资本主义和“两个必然”仍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然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引入市场经济范式，使得“现代形态的社会主义”毕竟有别于“经典社会主义”，更不同于资本主义。

但是，在“现代形态的社会主义”中教条的固守马克思主义的个别具体结论和传统方法，由此导致理论与现实的错位,引发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现实困惑。

超越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论的路径依赖,建构理论现实化的桥梁，是走出当前困惑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必由之路。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现实困惑；方法论长期以来，我们一直遵循马克思主义，力图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实现马克思的伟大构想。

改革开放以来，实践上市场化取向的改革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促使“传统社会主义”向“当代形态的社会主义”转型，继承和发展了共产主义运动；但是，在理论上由于受一些僵化思维的影响，人为地设定“禁区”和“藩篱”，忽视具体的客观历史环境，企图教条的固守马克思主义的个别结论，使得理论上尚未突破“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态”的研究范畴和方法论。

由此所导致的理论与现实的错位,引发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现实困惑。

为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地指导当前的我国的经济建设，必须着眼于现实困惑，创新研究研究范畴和方法论，实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向当代形态转型。

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现实困惑经济学是一门研究经济现象及其运行规律的社会科学，就具体的某个经济学理论而言它又是具体的历史环境和实践的产物。

脱胎于《资本论》的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主要是针对19世纪自由资本主形态的科学考察，正如马克思自己所言：“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

到现在为止，这种生产方式的典型地点是英国”[1]8。

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演进的历史进程来看，它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一是马克思对自由资本主义的考察，诞生了“原生态”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二是列宁对垄断资本主义的研究，创立了“帝国主义论”；三是斯大林对社会主义最初实践的研究，形成了以“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为代表“社会主义论”；四是斯大林逝世以后各个社会主义国家所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实践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尤其以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最有代表性。

1[①]虽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随着历史的推移，进行了不断地理论创新和理论发展，但是就整体理论架构和研究方法而言，总的来说没有超出《资本论》第三卷所建构逻辑框架1[②]和研究方法。

《资本论》是马克思根据一百多年前以自由竞争为特征的自由资本主义阶段的历史环境，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考察所得出的科学结论，时至今日他所得出的基本结论仍然是正确的,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但是，一百多年后的今天资本主义经济组织形态和历史环境已经发生了新的变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解释当前一些经济现象时存在着一定时代方位的“交错感”。

因此，不仅在西方经济学界，而且在我国的经济学界弥漫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失效论”和“错误论”1[③]。

西方马克思学派的哈贝马斯指出，“技术和科学已经成为一个主导的生产力，这使得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的条件不起作用”[2]。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在具体历史环境下发展起来的一整套理论有极为明确的分析对象。

以至于在社会经济条件发生剧烈变化的今天，采用针对自由资本主义体系的理论原理来看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时，出现了全方位的理论不适应症，进而产生了所谓的‘范式危机’”[3]15。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引入市场经济范式，实践上的突破“姓资”“姓社”二元对立的樊笼；然而理论上却仍受教条主义的影响，用理论裁剪现实，企图用“前资本主义”理论规约“现代形态的社会主义”实践。

实践创新与理论保守二元对立,理论逻辑现实现实化的分裂，引发了理论解释现实的说服力下降，以致于产生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失灵论”、“过时论”，由此衍生了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危机”。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现实困惑，依然是笼罩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头上挥之不去的阴影。

例如：以“知识经济”否定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学说”；社会主义是否也存在剩余价值，存在剥削？社会主义是否必然取代资本主义？……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现实困惑的原因（一）“现实的个人”的逻辑前提与抽象的“商品”范畴的矛盾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哲学基础，“现实的个人”是唯物史观的基本前提和出发点。

“现实的个人”反对“只是用词句来反对词句……不是反对现实的现存世界”，与之相反，唯物史观的基本前提是“可以用纯粹经验的方法来确认”，即“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4]66-67。

现实的个人具有两个层面科学内涵：第一个层面，“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

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4]67。

第二个层面，“这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活动的物质条件”，“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么生产一致，因而，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4]67-68。

“商品”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起点，商品是用与交换的劳动产品。

从“商品”出发形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两大概念序列：一是实物概念序列，商品——货币——资本——产业资本——商业资本——银行资本——资本主义所有制……；二是价值概念序列，价值——剩余价值——利润——平均利润——产业利润——商业利润——利息——地租……。

马克思从本质到现象、由抽象到具体，以严密的逻辑再现了两个序列彼此作用、辩证运动的“总联系”，“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和“两个必然”的科学论断。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为研究对象，“最终目的就在于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5]100-101。

真理是相对和绝对的统一，并且真理是有条件的。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19世纪具体历史环境的产物，以其独特的研究范畴和分析经济问题方法论范式，划定了它自身适应界限及其内在限度。

以抽象“商品”范畴为逻辑起点，这是因为“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

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

而对于资产阶级社会来说，劳动产品的商品形式，或商品的价值形式，就是经济的细胞形式”[5]100。

从抽象到具体的研究方法，是政治经济学规范性研究偏好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最终目的”决定的，是揭示“剩余价值”的客观需要。

但是，抽象的“商品”范畴是被抽去了一切实质内涵差别的“空洞概念”，由此导致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交换关系时一切“人”（包含资本家和工人）是被抽去差异的“经济人”，整个社会由两个没有偏好差别的“资本家”和“工人”构成。

社会关系被简化使得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超越自由资本主义阶段的历史环境，对于整个资本主义社会都具有指导意义，也正是基于此才能得出“两个必然”的科学论断。

近乎于“经济哲学”的“万能钥匙”，虽然从本质上揭示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但是它毕竟与唯物史观基本前提——“现实的个人”相对立，以致于本质和现象的分离。

如果说从抽象“商品”出发到具体的研究方法，揭示了经济运行背后的“自在之物”——经济运行的客观规律，但是同样也抹杀了“自在之物”与经济现象之间桥梁，因为“经济哲学”的最大特征在于它是“超经济”的。

(二)历史逻辑与理论现实化的“剥离感”所谓历史逻辑，是指人类社会的经济发展脱离不了其所处的历史阶段，各种经济现象的出现也具有其相应的历史发展轨迹，因此，相应的经济理论，必须与经济现象的历史轨迹相吻合，即要符合历史逻辑。

[6]27共产主义不仅仅是一种理想的社会形态，而且是一种现实的历史运动。

但是，“现实社会主义”1[④]不同于西欧历史环境下长入的“经典社会主义”1[⑤]，它是没有经历资本主义社会的充分发展的“早产儿”。

由于历史环境的差异，忽略马克主义政治经济学适用的历史条件，企图把它作为超历史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不加分辨地直接用来规约未来的实践，这样的理论是违反理论历史逻辑的，所带来的结果是理论现实化的“剥离感”。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摒弃了高度集中的“斯大林模式”对“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条，从我国具体国情出发，创造性的运用、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拯救了共产主义运动，宣告了“资本主义终结”的终结，开创了“现代形态的社会主义”。

“现代形态的社会主义”面临着和“现实社会主义”同样的问题，那就是我们的生产力水平远没有达到“经典社会主义”的要求。

然而，随着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经济改革方向的变迁，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全面转型，使得政治经济学在面对这一以制度变革为内涵和以对具体经济运行的技术性分析与管理为导向的特定的社会需求时，在实际上不可避免地处于一种理论上的矛盾和技术上的不适应状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分析所提供的基本观点因理论取向的不同很难具有可操作性的、技术性的解释和可选择、可验证，它在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冲击下日益脱离社会的需求，失去了对迅速发展和变化着的社会经济生活的影响，最终在事实上被边缘化。

究其原因，是由于我们抹杀了理论发展的历史逻辑、忽视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经济基础之间的差异。

例如：从生产力基础上看，前者基于“工业化成熟”阶段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基础上，而后者则基于“前工业化”阶段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基础上；从占有关系上看，前者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元复合”所有制结构，后者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从交换关系上来看，前者以公有制为基础市场经济，后者是私有制基础上的一般商品经济；从分配关系上看，前者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元复合”结构，后者以按资分配为主等。

对经济基础的差异而不加区分的套用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或者企图教条的用理论裁剪现实，这都是不科学的。

问题的责任不在马克思，责难马克思对于当时实践并不存在的东西给予理论上的阐释，这是违反历史逻辑的。

教条的用“前工业化”理论不加转换地直接规约“现代形态的社会主义”，必然产生理论与现实的脱离感和“剥离感”，“以至于马克思主义已经失去了其历史的‘活的灵魂’”[7]序1。

“传统社会主义”1[⑥]高度集中的计划化经济模式的破产在实践上再次证明，坚持辩证的唯物史观基本立场前提下，厘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的历史逻辑、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各国具体国情和实践相结合，不仅是正确处理“现代形态的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方法，而且是坚持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