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美国对华政策及其演变
1945到1949年美苏对华政策

1945到1949年美苏对华政策从总体来说,这一时期的美苏对华政策既有斗争性,又有妥协性在1945年以前,美国对华政策具有如下两个突出特点,一是侧重于经济扩张,以经济扩张带动政治扩张,二是始终站在中国革命的对立面。
与美国相比,作为军事封建帝国主义国家的沙皇俄国,更注重对中国的领土扩张与控制,以领土扩张带动政治扩张与经济扩张,受其影响,苏联对华政策在相当一段时间里也表现出了注重对中国东北、外蒙、新疆等地区的控制的特点。
在对待中国革命的问题上,苏联则表现出了既有积极的支持,又更多地是以其自身利益为基本出发点的矛盾性与复杂性。
当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在望之时,出于对中国国内政治局面的分裂既不利于对日战争的顺利进行、也不利于两国战后远东战略的实现这样一种共同的判断,到年初,美苏在对华政策上达成了共识:一是两国都支持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主张以政治民主方式解决国共冲突,团结各派力量共同抗日,并最终实现中国的统一;二是苏联承认美国在中国事务上的主导地位,美国表示理解苏联在中国东北地区所拥有的特殊利益。
美苏共同支蒋政策已初见端倪。
根据《雅尔塔秘密协定》,美苏划分了两国在远东的势力范围。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进一步以国际法的形式将美苏英在雅尔塔会议上秘密达成的关于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的协议确立了下来。
从《雅尔塔秘密协定》到《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签订,表明美苏最终在牺牲中国利益的基础上确定了它们在远东利益的划分,并最终确立了共同支持蒋介石的对华政策。
随着战争的结束,共同敌人的消失,美苏之间的对抗逐渐代替了合作。
美苏共同支蒋政策也因此面临种种危机,尤其在东北问题上,到1945年11月,事实上形成了以美国公开支持蒋介石为一方、以苏联暗中支持中共为另一方的新局面。
美苏共同支持蒋介石政策开始受到挑战。
苏联对华政策的这一调整,为中共进军东北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客观上推动了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
但是,苏联对于中共的支持,更多地是基于其对华政策的策略性调整。
抗日战争时期美苏对华关系

抗日战争时期美苏对华关系苏联:俄国是初期为“中立”,后来对华的军事及经济援助,出兵东北击溃日本精英部队。
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对华政策几经嬗变:即由初期联华制日,到中期由热变冷,甚至严重对立,最后出兵东北,和中国人民并肩战斗,战胜共同的敌人。
苏联在这一时期为巩固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面所采取的举措,也是其援华抗日的重要表现。
”抗战初期,苏联采取联华制日政策。
苏联援华态度积极,不仅在国联“为我尽力声援”,而且派出志愿空军和军事专家参加对日作战。
1937年8月21日,中苏签订互不侵犯条约。
苏联以条约形式确定援华制日政策,但不承担直接参战的义务。
《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对当时处于孤立无援困境中的中国是极大的支持和鼓舞。
条约签订后,苏联开始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大力支持中国抗战。
1937年9月21日国联会议上,苏联外长李维诺夫针对国联咨询委员会就认定日本的行动是侵略性质的问题上迟疑不决提出质问:“现有之事实,岂不是证明日本之罪状。
”在布鲁塞尔九国公约会议上,李维诺夫警告与会各国不要纵容和鼓励侵略,他要求各国一致行动起来,制止侵略,维护和平。
早在1937年3月,苏联就决定向中国南京政府首批提供5000万美元贷款,用以购买苏联的飞机、坦克等军事装备;苏联还同意在其境内培训中国的飞行员和坦克兵。
以后又于1938年7月、1939年6月先后提供两笔贷款。
至1939年,苏联提供援华贷款总额达2.5亿美元。
1939年6月,中苏政府代表在莫斯科签订了《中苏通商条约》,并克服种种困难开辟了从中亚到新疆、甘肃的运输线。
随着援华贷款协定的签署,苏联的武器和军备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往中国。
同时苏联还向中国派出大批军事专家和飞行员。
1937—1941年,先后有2000余名苏联空地勤人员在中国工作过,其中有700名飞行员在中国轮流作战。
他们中有不少人在中国战场上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那时受过苏联顾问教官训练的中国军人达9万以上。
抗战结束后美苏对华政策的变化及其对国民党政权的影响

抗战结束后美苏对华政策的变化及其对国民党政权的影响摘要:在二战后美苏争霸的国际背景之下,外部因素一直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国共两党的决策。
国民党过分迷信和依靠美国,以致在解放战争后期,当美国政府放弃国民政府后,国民党陷入了外交绝望之中。
同时,对美国的对华政策判断失误直接影响了国民政府的对苏政策,实行彻底的反共反苏政策,对苏断交导致了在东北的失利。
关键词:抗战结束后;国民党外交政策;美苏对华政策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国民党政权在抗战结束后短短的三年时间里土崩瓦解,看似偶然,其实必然。
长期以来,史学界对此问题偏重从国民政府内部进行考察分析。
但不容忽视的是,由于处在二战后美苏争霸的国际背景之下,美苏对华政策一直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国共两党的决策。
本文试图要阐述的就是美苏对华政策变化对国民党政权丧失的影响。
美国对华政策的变化对国民政府内政外交决策的影响二战结束,伴随着日本战败,中国一跃成为远东唯一的大国。
因此,在中国建立一个亲美的政府,并使之成为维护美国在远东利益的工具,成为美国战后对华政策的必然选择。
美国总统罗斯福曾公开宣布:“保卫中国即是保卫美国的关键。
”①而要想真正保卫中国,首先必须使中国从战争中恢复过来,成为远东的强国。
正如美国国务卿赫力在他的《回忆录》中所说的:“我们应该尽一切力量援助中国,使他强大和稳定……如果远东要保持稳定的话,那么在做任何安排时都要保证中国处于舞台的中心。
”②其实,从波斯坦会议开始,美国就在全球积极谋求中国的大国地位,中国的命运因此一度被美国所左右。
战后美国对国民党的援助立场是坚定不移的。
但是任何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都是为本国国家利益服务的,这就决定了美国的援助底线是决不在中国大陆上使用美国地面部队执行战斗任务。
换言之,尽量避免内战,实行国共谈判成为美国对华政策的一个首要内容。
美国作出如此选择也是经过通盘考虑的:第一,美国的在华利益不值得为之一战。
马歇尔上台后,他努力达成国共停战,督促建立联合政府,限制美国军事顾问团的活动范围,拒绝扩大军事援助的计划。
试论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初期的美国民间援华运动

试论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初期的美国民间援华运动摘要:全面抗战爆发初期,美国政府对中国进行多方面援助,国内外学者为此做了许多研究,但与美国政府援华运动的研究相比,国内学者对美国民间援华运动这一方面的研究较少。
笔者试从抗战爆发后美国民间援华活动的总体情况、活动细节等进行概述并分析美国民间援华迅速开展的原因。
关键词:抗日战争;中美关系;援华运动1937年7月中国抗战全面爆发,世界各国人民纷纷支援中国抗战。
其中,美国民间的对华援助也为中国抗战胜利作出了一份贡献。
其形式多样、活动举办时间长,为中国抗日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一、抗战爆发后美国民众对中国的态度变化美国民意测验院与《幸福》杂志、《民族》杂志等举行了一系列民意测验,根据测验结果,可将美国民众对中国抗战的态度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对中日问题,美国民众表示不关痛痒。
第二阶段美国民众同情中国抗战者激增,但对于日寇暴行(尤其是巴纳号被炸沉案)所抱的害怕畏缩心理也在增长。
日本的暴行虽煽起美国民众的愤怒,但他们仍深怕自己卷进战争的漩涡。
随着战争的继续,在中国粉碎了日本企图短期侵占中国领土的野心之后,美国民众对中国态度产生显著的变化,即美国民众对华态度的第三个阶段:美国民众已逐渐进入具体援助中国抗战而放弃孤立政策。
在远东问题上,美国民众要求美国政府停止向日本运送军事物资,并向国会施加压力要求通过禁止向日本运送物资的法律。
二、美国各民间群体的援华活动从美国民间援华活动的主要群体来看,其涉及广泛。
而且活动举办时间长、涉及领域广,与美国政府的援助相比,美国民间的援助更有号召力,影响更广泛。
(一)美国工人的抗日援华活动中国全面抗战爆发后,美国共产党便为援助中国抗日积极开展相关宣传活动。
美国共产党领袖福特代表几万集会工人,向中国致书表示为中国英勇的抗战感动,并表示“誓将加倍努力组织进步的美国人民,援助全中国人民团结一致的伟大抗战”。
[1]美共机关报《工人日报》发表了《面对事实》一文,呼吁“给予中国以直接的帮助:医药、人员、食品,衣服和购买军火及其它用品的现款”“制止日本法西斯侵略者,否则追悔不及”并号召工人们“抵制一切日货”[2]美国劳工联合会和产业工会联合会领导500万工人群众对于抵制日货均采一致行动。
高中历史 抗战胜利后的美国对华政策教材精解素材

抗战胜利后的美国对华政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上形成了美苏对立的基本格局,但是,最尖锐的矛盾并未直接表现在美苏之间,而是存在于广大中间地带。
美国以所谓“反对共产主义威胁,第三次世界大战不可避免”为借口,加紧对这些国家、地区进行干涉和控制,在亚洲首先是把中国变为对抗苏联和称霸世界的战略基地。
美国对华政策面临着三种选择:第一,放弃中国,完全从中国摆脱出来。
第二,军事干涉,出兵中国,帮助国民党消灭共产党。
第三,一面援助国民党在中国确立它的政权,一面鼓励国共双方进行商谈避免内战。
第一种选择显然与战后美国控制远东、称霸世界的全球战略格格不入。
第二种选择虽能更直接地实现美国的战略目的,但来自国内人民的强烈反对和国际形势的巨大压力,成功的可能性几乎没有。
那么只有第三条道路可行,这样既未放弃中国,又避免卷入旋涡,还能以中间人面目干涉中国事务。
美国调整对华政策有以下三方面的原因:首先,美国国内的批评。
日本投降前后,美国政府在驻华大使赫尔利的影响下,过高地估计了蒋介石的力量,企图乘日本投降之机,全力支持国民党政权,恢复和加强它对中国的统治,并逼迫共产党就范。
到了1945年11月份,美国的认识发生了变化。
蒋介石虽有数百万装备精良的军队,但其政府独裁专制腐败成风,再加上竭泽而渔的经济政策,显示其相对的军事优势和明显的政治劣势。
这使美国人看到,一旦内战打起来,失掉政权的很可能是国民党,而这又绝不是美国希望看到的。
于是美国国务院的中国问题专家和国内舆论纷纷就政府对华政策提出批评。
其次,国共两党的关系。
调处国共纠纷,使国共关系按照美国的愿望发展,实际上是试图用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去争取蒋介石靠武力得不到的东西。
二战结束前后,欧洲许多国家组成联合政府,凡在美英势力范围中,共产党在联合政府中均未取得支配地位。
既然苏联承认美国在中国居于主导地位,欧洲的经验使美国领导人确信,在民主政治的环境里,“没有理由认为”国民党在夺权斗争中不能“取得胜利”。
高三历史教案-美国:由扶蒋联共到扶蒋反共 最新

美国:由扶蒋联共到扶蒋反共文/汪舒美国的扶蒋联共政策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美开始共同对日作战,出于动员中国人力对付日本和扩大在华势力的目的,美国执行一条援蒋抗日的路线。
政治上,罗斯福承认了中国的大国地位。
1942年1月1日签署的《联合国家宣言》,把中国同美、英、苏并列于签字国之首。
经济上,美国于1942年2月向中国提供5亿美元货款。
军事上,1941年后,美国不惜代价又开辟了一条从印度到昆明的“驼峰”空中援华运输线,以保障中国战区的作战物资的供给。
但是,罗斯福实施援蒋抗日政策并未收到预期的效果。
蒋介石认为,“现在美国人将接过同日本人作战的重担,他就可以集中力量准备与共产党进行战后不可避免的殊死斗争了”①。
在这个方针指导下,国民党军事上屡屡失利,战斗力急剧衰减;经济上通货膨胀,人民生活痛苦不堪;政治上坚持一党专政,拒绝任何改革,反共军事行动接连不断。
蒋介石的所作所为令白宫决策者感到失望。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经受住了日伪大扫荡和国民党军队封锁的考验,到1944年初,已发展到47万,根据地15块,抗击了134万敌伪军中的21.4万多人②。
中共所领导的军民已成为抗日战争中具有决定性的力量。
中国两个战场如此鲜明、强烈的对比,使得史迪威和高思、戴维斯、谢伟思、范宣德、艾奇逊等一批美驻华使馆的外交官们对国民党深感失望。
特别是他们在和中共驻重庆代表周恩来等人的接触中,逐步认识到中共已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有成功希望的力量,从1943年起,便不断地向华盛顿提出改变对华国共两党政策的具体建议和他们的设想。
史迪威、高思等人的建议和设想,促使罗斯福动摇了传统的无条件支持蒋介石的政策,转而逐步形成了一条较为现实的扶蒋联共政策:一、对蒋介石政府由无条件地支持变为有条件地支持,要求国民党政府自身改革;二、与共产党进行官方接触和联系,以至联合共产党部队进行对日作战;三、对国共双方都给予支持,促进两党的合作。
1944—1954美国对华政策

宁波大学答题纸(20 —20 学年第学期)课号:课程名称:改卷教师:学号:姓名:雷咸林得分:美国对华政策(1944—1954)一援华抗日,调和国共冲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中美关系直接受对日战争的影响。
美国、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三方面在考虑中美关系时,都在不同程度上将对日作战的需要作为前提或主要的参考用因素。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鉴于中国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要作用,美国加强了对中国的援助。
到了1943时,中国已经进行了6年的全面抗战,这时美国的对华政策是:“对中国我们有两个目标,第一个是进行有效的联合作战,第二个是承认和树立中国作为主要的大国,在战时和战后与西方三大盟国俄、英、美并驾齐驱,这既是为了准备一个战后组织,也是为了在东方建立稳定与繁荣。
”①1943年,第二次世界大战进入战略转折期,欧洲战场和太平洋战场形势都发生了重大变化。
为了更好地协同作战,尽早结束战争,同盟国首脑感到有必要就军事合作及战后安排等问题展开磋商。
为此,1943年11月22日至26日,中、美、英三国首脑蒋介石、罗斯福和丘吉尔,在开罗近郊举行了盟国首脑会议。
会议讨论了与亚洲有关的重大军事、政治问题,包括联合对日作战计划和战后如何处置日本等,会后发表了著名的《开罗宣言》。
“在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东北四省、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华民国;”②明确中国对被日侵占领土的主权。
出于对日斗争的需要,并为了在战后限制苏联的影响,罗斯福认为,应当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并对亚洲殖民地争取独立表示同情。
因此,对于中国人民打败日本侵略者、收复东北和台湾、澎湖列岛,恢复中国主权完整的要求,罗斯福均表示支持。
根据历史文献记载,罗斯福曾表示,中国应取得四强之一的地位,并平等地参加四强,参与制定该机构的一切决定。
美英双方认为,日本用武力从中国夺走的领土,战后必须归还中国。
开罗会议时蒋介石作为大国领袖第一次出席大国会议,一方面,这是对中国在对日作战中的重要性的肯定;另一方面,这也是罗斯福领导的美国政府出于战后世界秩序的考虑,对国民政府的扶持。
抗战中期(1939—1941年)美国对华援助初探

抗战中期(1939—1941年)美国对华援助初探抗战中期,苏联在继续援华的同时,为预防纳粹可能的侵略,迫切地与日本谋和;英国援华脚步徘徊;法国维希对日退让;德国停止援华行动。
中国政府、各党派和人民苦撑待变。
此时,美国为了其远东和全球利益挺身而出,为中国坚持抗战注入了强心剂。
一、对日禁运随着美国民众逐步了解中日战争的真相,美国的民意也开始发生变化,孤立主义思潮有所削弱。
1939年春夏,美国的民意测验表明绝大多数人赞成对日本实行武器禁运并抵制日货。
6月16日公布的一份民意测验显示,同情中国者为74%;赞同不买日货者为66%,反对者为34%;赞同对日禁运军用品者为72%,反对者为28%(《抗战时期封锁与禁运事件》)。
1939年7月,美国政府鉴于其在国会内修改中立法的努力未获成功,又考虑到日英“有田—克莱琪协定”的签订对中国士气的不利影响,决心采取有力的措施,以表明美国政府对于远东局势的态度,鼓舞中国人的抗日士气。
美国政府选择了预告废除日美商约这一方式。
此举将为美国日后对日本经济进行制裁铺平道路,同时也向日本发去明确的信息:如果它一意孤行,半年后就将失去美国重要物资的供应。
7月26日,美国国务卿赫尔通知日本驻美大使,声称:“在最近几年中,美国政府一直在审查美国与外国签订的商业和通商的有效条约?在这一调查过程中,美国政府认为,美国和日本于1911年2月21日在华盛顿签订的商业和通航条约中的某些条款需要重新考虑。
”赫尔通知日方,要求终止这一条约,根据该约所规定的程序,宣布该约将自即日起六个月后失效。
日美商约的废除,消除了美国对日禁运的法律障碍,国民党方面深感振奋。
中央社发表评论说,“我国朝野对于罗斯福总统采取此种断然措臵,莫不钦佩其高迈之认识与果敢之决心,日寇在过去两年间所受打击,以此次为最重大,其将成为致命之打击。
”蒋校长称赞美日商约的废除是“总统和国务卿的伟大而辉煌的举动”,在日英“有田—克莱琪协定”达成之时,美国采取的这一行动“减轻了中国自卷入冲突以来所面临的极严峻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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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期间美国对华政策及其演变梁长平 摘 要 抗日战争时期,美国对华政策基于其和日本争夺远东霸权的需要,历经了牺牲中国的绥靖政策、与中国结盟的现实主义政策和与中国人民为敌的政策三个阶段,暴露出美国企图称霸世界,控制中国的反动本质。
关键词 中国抗日战争 美国对华政策 中美关系作者简介 梁长平,男,1962年8月生,郑州大学团委书记、讲师。
(郑州 450052) 抗日战争时期的美国对华政策,是中美关系史上至为重要的一页。
八年中,其对华政策不断演变,随着日美矛盾的发展和战争形势的变化而不断调整,先后经历了“不干涉”、“不承认”的绥靖政策阶段、现实主义政策阶段和与中国人民为敌的反动政策阶段。
其核心思想就是与日本争夺远东霸权,牺牲中国、利用中国和控制中国。
而中国作为弱国,基本上没有外交发言权,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的中美关系中,始终处于被动地位。
本文拟就这一时期美国对华政策的三个阶段及其演变规律作以初步探讨。
1 抗战爆发以前,中国实际上仍然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西方列强在中国都有大量的经济利益和特权。
但是,在奴役中国的过程中,帝国主义之间存在着你死我活的斗争,它们都企图独霸中国。
特别是美国,自从进入20世纪以后,对中国的贸易额迅速地增长,渐有排斥其它列强之势。
所以,对日本侵略中国,美国采取了“不干涉”和“不承认主义”的政策。
1937年8月27日,在中国抗日战争爆发不久,美国驻日大使格鲁致电国务卿赫尔说:美国对战争的“基本目标应该是:(1)避免卷入,(2)极力保护美国人的生命财产和权利,(3)在保持完全中立的同时,维持我们同交战国双方的传统友谊”。
格鲁强调指出:“关于上述最后一点,我们需要特别努力,以巩固我们同日本的关系……任何道义的干涉,可能被解释为对交战国一方的偏袒,将不会有良好的效果。
” 在此背景下,美国政府基于国际上对日本将进攻苏联的宣传和国内种种利害得失的考虑,于1937年9月14日宣布了“中立法”,规定:“合众国政府拥有的商船今后不得向中国和日本运输……武器、弹药和战争工具。
”这就是所谓的不干涉政策。
就连日本也承认:“如果美国对中日冲突运用中立法……这对我国无所谓,因为我国对国外供应军火并不感兴趣。
可是对于中国,这将是致命的打击,因为中国所有这类的物资都要从外国输入” 。
事实也正是这样,在美国执行“中立法”的三年中,日本在侵华战争中所消耗掉的四千万吨石油,有70%来自“中立”的美国,它用以制造枪炮所进口的废钢铁,90%以上是“中立”的美国所供应。
罗斯福也不得不承认:“对中日战争运用中立法,吃亏的是中国,占便宜的是日本。
”美国对中日战争采取“不干涉”的政策,有其险恶的用心。
一方面,它可以利用战争同交战双方做生意,趁机掠夺中国的资源,摆脱国内经济危机。
并希望中日双方互相消耗,等到两败俱伤时,再由美国出面收拾残局,迫使中日双方让步,以最小限度的牺牲,达到独占中国的目的。
另一方面,幻想借日本之手,扼杀中国人民日益觉醒的民族意识和革命浪潮,希望用牺牲中国的方法换取日本对苏联的进攻。
在美国看来,如果中国有足够的力量驱逐日本人,它也能依靠自身力量驱逐其他外国人。
同时,它对日本的所谓“反对为中国撑腰的大国”寄以极大的厚望。
它希望“保全日本作为苏联的对立物存 Vo l.30 N o.3JO U RN A L OF ZHEN GZHO U U N IV ERSIT Y M ay.1997 收稿日期:1996-11-15在”。
正是在上述意图支配下,美国执行了一套完整的远东慕尼黑阴谋,它对日本在中国袭击美国船舰、没收天津和上海的全部海关船只等挑衅行为都给以最大限度的克制和退让,主动从上海和天津撤退其驻军,从中国召回其全部侨民,以求得日本的谅解,并随时希望与日本达成妥协,以求得日本南向避而北向攻。
1937年10月,日本由华北大举进攻华中,越来越公开地表明它要把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外国资本逐出中国,直接危及美国的在华利益,迫使美国公众和政府把注意力集中到其在华利益的问题上来。
10月5日,罗斯福发表“防疫”演说。
次日,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对日本提出警告,侧重强调“不承认主义”。
日本占领广州后,对美国在东南亚的利益形成直接的威胁,作为对抗,美国政府于1938年12月25日第一次向国民党政府提供5000万美元贷款,目的在于重申“不承认主义”和在政治上对日本的威胁提出抗议,表明“美国政府不承认任何国家有必要或有理由在一个不属于它的主权地区规定一个‘新秩序’的内容和条件,并自命为这个‘新秩序’的掌权者及司令者”。
这就是所谓的“不承认主义”。
“不干涉”政策和“不承认主义”从表面上看似乎很矛盾,其实是相辅相承的,它们从不同的角度为美国在华利益和全球战略服务。
由于美国对日本的真实意图摸不清楚,还蛊于日本的反苏宣传,因此“不干涉”和“坐山观虎斗”是美国这一时期政策的主线。
这突出地表现在它拒绝采取集体行动和对日本进行经济制裁等有效手段来迫使日本放弃侵略,仅仅是采取“有政治背景而没有经济背景的行动。
”直到1939年7月,美国对日贸易和军事物质出口一直呈上升趋势。
然而,美国的阴谋破产了。
日本的根本目的是要同美国争夺亚洲和太平洋的霸权,所以,它不满足于美国在中国对它的少量让步。
1940年夏,趁西方国家在欧洲大陆惨败之机,日本悍然开始南侵,迅速占领印度支那。
并发表声明,表示日本的“大东亚共荣圈”将包括英美在太平洋的势力范围。
这对美国前期的绥靖政策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日美矛盾激化。
紧接着,1940年9月,日、德、意三国签订条约,公开表示是“针对美国战争贩子的”。
美国就更加意识到了美日矛盾不可调和。
为了牵制日本,美国才逐渐走上援华的道路。
1940年6月,美国政府明确宣布“向抵抗暴力者提供我们的物质援助”,并于同年11月前分三次向中国贷款1.3亿美元,表示坚决援助中国一直到赢得战争的彻底胜利,同时全面禁止对日本的废钢铁出口,从而严重打击了日本的军火生产。
因为日本钢产量的50%是供应陆、海军的,日本冶金工业从此开工不足。
1940年10月,美国政府又支持英国政府重开了滇湎公路和香港与大陆交通。
面对美国的制裁和敌对,日本转而同苏联结盟,于1941年4月13日同苏联签订《日苏中立条约》,解除后顾之忧,并于同年横扫英美势力范围印度支那南部。
这样,美国幻想引战于苏的绥靖政策彻底破产,并直观感到战争迫在眉睫,于是加紧了扩军备战,也加强了对中国的援助,这表现在让美国陆、海军的后备航空军官加入陈纳德的空军志愿队到中国作战,将租借法案运用到中国,协同东印度政府和英国政府完全停止对日本的石油输出。
这样就等于卡住了日本咽喉。
但是,必须看到的是,此时美国的援助中国只是希望蒋介石政府不要彻底地垮下去,继续成为日本的对立面,以作为美国向日本进行讨价还价的资本而存在。
所以,就在美国对日强硬之时,它仍然是把寻机同日本妥协,牺牲中国放在首位的。
这一点,从《日美谅解方案》中可以明显看出。
因此,正如霍普金斯所说的那样:“这种援助并不是从实际方面出发的……不过是象征性的支付,或者不妨叫它做‘安慰良心的钱’,它在遥远的未来可能有价值,但在赢得目前这场战争却没有什么根本的重要性。
” 直到后来,日美矛盾势如水火,美国才采取了与中国结盟的现实主义政策。
2 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美国对日宣战。
美国对日战争虽然有争夺霸权的一面,但重要的是其反法西斯的一面,为了更有效地维持中国的抗战能力,美国制定了比较现实的对华政策。
在1943年以前,美国对中国的国民政府提供大量的援助,促使并鼓励国民党积极作战,主张国共两党团结合作,反对内战;在政治上则是要中国和美国友好。
1943年以后,由于中国抗战形势的急剧恶化,其对蒋介石政府从无条件的援助转变为有条件支持。
这个条件就是要求国民党进行自身改革,反对腐败和怠战,反对国民党制造摩擦,要求调动包括共产党在内的所有抗日军队对日作战。
同时,在政治上与共产党接触,采取更有弹性的立场等等。
以上原则,构成了美国现实主义政策的基本特征,具体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加强对中国的军事援助。
太平洋战争后,中国是唯一同美国并肩作战抵抗日本的大国,假如中国被打垮了,就会有无数日军师团直接对美国作战。
所以,罗斯福急切致电蒋介石,建议组织中国战区,并推蒋介石为中国战区统帅,指挥中、越、泰、缅军事。
美国政府派史迪威担任中国战区统帅部参谋长兼中印缅美军总司令。
同时采取了大量的实际措施,如派遣军事代表团到中国;组织空军“飞虎队”;帮助建立一支实力雄厚、配备完善的中国空军;在美国和印度举办中国空军训练班;使大量的中国陆军部队得到最新式的美国武器装备;训练中国军官;派遣美国战地医院服务团;派遣工程师和各种专家到中国服务;美国陆军到中国作战;保护修建史迪威公路等等。
1942年6月,中美两国签订了《抵抗侵略互助协定》,在军事上正式结盟。
2.给予大规模的经济援助。
1942年1月,罗斯福致信国会:“应该立即给予中国以经济和财政援助,数目要超过国会已经批准的,方式也不同。
” 随即于2月7日一次性给国民党政府贷款5亿美元。
这项贷款大大超过了中日战争爆发以来历次贷款的总和。
6月,在签订中美《抵抗侵略互助协定》时,又答应继续拨给中国政府8.7亿美元的军事物资。
3.废除不平等条约,承认中国的大国地位。
1942年10月,罗斯福政府主动提出同中国签订新条约,取消美国在华的治外法权及其它一切根据协定而取得的所谓特权,废除排华律。
1943年1月11日,新约签订。
这是中美关系史上第一个平等条约。
中国报刊誉为中美关系的新纪元,延安为此举行了庆祝大会。
不平等条约的废除在感情上有利于中美合作。
另外,罗斯福政府还坚决主张现实地承认中国的大国地位,承认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应该发挥作用。
罗斯福说:“中国人民是首先起来反对侵略者的,将来的中国是不可战胜的;不仅维持远东和平繁荣,而且维持世界和平繁荣,将发挥它的独特作用。
”所以,美国坚决主张中国成为“四强”之一,与苏、美、英三国于1943年10月30日在莫斯科共同签署四国关于一般安全的宣言。
该《宣言》承认中国有权也有责任共同参予各大国作战,并以平等地位参予“四强”小组机构和制定该机构的一切决定。
4.反对蒋介石的怠战政策,与坚持抗战的中国共产党进行官方接触和合作。
抗战后期,由于蒋介石保存实力,消极抗战,给美国造成了很大的军事压力,美蒋曾一度出现冲突。
“一号战役”后,美国对蒋介石之无能和国民党之腐败有了更多的认识,所以,罗斯福政府一再直接表示了对中国共产党为团结和民主所做努力的赞许,要求蒋介石尽快实行改革,并从速装备“能吃苦耐劳,骁勇善战,能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游击战争”的中国共产党军队。
另外,史迪威等还坚持要求美军在延安设立一个军事观察团,以了解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和抗日根据地情况,利用共产党军队牵制日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