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张贤亮小说的创作特点
论张贤亮的创作气质-最新年文档
论张贤亮的创作气质米兰?昆德拉说过，记忆与遗忘的斗争，就是真理与强权的斗争。
我写作完全是出于对社会的责任感，我把那22 年的艰难岁月，在小说里表现出来，为的就是不让那段岁月再重演。
在那十几年里，有我的青春和生命最宝贵部分，它影响我一生，也影响到我的家庭，千千万万的中国人，我怎么可能忘记这些经历呢？张贤亮曾经说过“经历炼狱的人总带有鬼魂的影子”，可想而知那种被他比喻成炼狱的“高墙生活”在他看来是多么的阴森可怕。
一.苦难的创作情结张贤亮因一首抒情诗《大风歌》而被打成“右派”，在这种饱受炼狱般的煎熬的严酷的生活遭际下，造就了他的独特的精神气质与艺术品质，也给他的创作以潜移默化的影响。
张贤亮的小说创作，都无不带着他这些过往经历的深刻底色，而这种过往经历却又是那么的让人诚惶诚恐，简直如噩梦一般。
张贤亮曾经呼吁评论家要注意研究作家的精神气质。
他说: “一个人在青年时期的一小段对他有强烈影响的经历，他神经上受到的某种巨大的震撼，甚至能决定他一生中的心理状态，使他成为某一种特定精神类型的人。
……如果这个人恰恰是个作家，那么不管他选择什么题材，他的表现方式、艺术风格、感情基调、语言色彩则会被这种特定的精神气质所支配”这种被张贤亮一直强调的精神气质实际上就是影响他一生的经历，说得再直白一点就是他这段劳改、管制、关监的痛苦经历。
张贤亮的创作总让人或多或少的感到一种强烈的政治功利性，这种功利性仿佛是“归来作家”这一代人与生俱来的，似乎是前世注定的。
张贤亮干脆宣称自己的小说是“政治读物”。
二.痛苦的记忆深处张贤亮的可贵之处在于并非仅仅停留于对“反右”“文革”那段非常历史的批判，而是反思知识分子的自身弱点知识分子在逆境中如何能战胜环境与自我，实现体魄的雄健与人格的强大。
张贤亮记录那一段特殊的历史时期，唤起民族沉痛记忆的同时对那个时代的切肤之痛，以及由此带来的严重的心灵创伤的悲痛是不言而喻的，他在《关于〈青春期〉》一文中还说：人们“不愿再提起过去那个苦难的时期。
张贤亮早期小说论
一、“身体化意识形态”的叙述张贤亮的小说作为新时期文学代表，不仅是整个八十年代文坛上的一朵奇葩。
更重要的是他从另一个侧面剖析了暧昧的人性，他小说中的主人公知识分子的身份使得在剖析人性的时候更具有复杂性。
进一步说，对过去艰难岁月的叙述既是对伤痕纪念也是一种新的身份政治和“社会的再度分化与重组”的开始。
①与同时期的其他作家创作相比，张贤亮的小说最为突出之处在于他对于身体与死亡的聚焦。
从他创作之初，他就极为关注人的灵与肉的关系，他说：“在中国大陆，我是第一个写“性”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一九八五）、第一个写城市改革的（《男人的风格》——一九八三）、第一个写中学生早恋的（《早安朋友》——一九八六）、第一个写知识分子没落感的（《习惯死亡》——一九八九……）、第一个揭示已被很多人遗忘的“低标准瓜菜代”对整个民族、尤其是知识分子的生理和心理损伤的……”②张贤亮的早期作品多取材于自身经历的苦难生活，这赋予作品强烈的悲剧气氛，沉实、厚重、耐人寻味，他善于对笔下的人物做深刻的心理分析，通过各色人物的心理和精神世界来表现他们的命运，反思他们的文化。
他把当代知识分子放在一个特定的历史背景和多元文化交叉的环境中探讨他们的沉沦与超越，从而深思我们民族心理和性格的改造和重建。
在文学史上，常将张贤亮的小说创作，特别是他早期小说创作的代表作（《灵与肉》《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归入“反思文学”的范畴。
“反思文学”是继“伤痕文学”之后的主要文学思潮，是“伤痕文学”的进一步深化，“反思文学”在“实践是检验颠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强大的哲学思潮背景下，主要以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文革”时期二十年的历史行程做回顾和反省，不单纯展示血和泪，而且提出不少值得深思的问题。
张贤亮的早期小说，特别是《灵与肉》《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三部小说中鲜明地塑造了两类当代文学史上的经典形象：知识分子形象和女性形象，而这两类形象的塑造进一步显示了作者对人性的思考与追求。
张贤亮的自我审视特征
张贤亮的自我审视特征
评价张贤亮，他的小说的特色是运用直接性的、批判性的、控诉性的表达手法，进入到反思性的层面，在反思之中大量审视知识分子的自我内心。
在我看来，张贤亮在文学史上虽有很大的争议，却也是文学绕不过的一位重要作家。
张贤亮的小说成就主要有两点，一是小说直接性的、批判性的、控诉性的表达手法，进到反思性的层面，在反思之中大量审视知识分子的自我内心。
张贤亮还有一个特点：他对生活和事业都抱有很大积极性。
除了建影视城，我知道他曾经还很想办一份报纸。
虽然没有办起来，但是他有很大的积极性。
那股积极劲儿很可爱。
张贤亮的小说成就主要有两点，一是小说直接性的、批判性的、控诉性的表达手法，进入到反思性的层面，在反思之中大量审视知识分子的自我内心。
陆文夫张贤亮等
陆文夫，江苏泰兴人，曾任苏州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等。
他以《献身》、《小贩世家》、《围墙》、《清高》、《美食家》等优秀作品和《小说门外谈》等文论集饮誉文坛，陆文夫的作品，常写闾巷中的凡人小事，却又深蕴着时代和历史的内涵，不仅主题积极，艺术精湛，且以清隽秀逸、含蓄幽深、淳朴自然著称，具有浓郁的姑苏地方色彩和深厚的文化品格，在中国当代文坛独具风骨。
好茶、好酒、苏州情结写作特点：陆文夫的作品，常写闾巷中的凡人小事，却又深蕴着时代和历史的内涵，不仅主题积极，艺术精湛，且以清隽秀逸、含蓄幽深、淳朴自然著称，具有浓郁的姑苏地方色彩和深厚的文化品格，在我国当代文坛独具风骨。
1、陆文夫小说的创作特色首先在于针砭时弊的准确与深刻。
他善于从历史的变迁角度考察生活，小中见大，反映出深广的社会历史内涵和思想意蕴。
其次，他的作品具有浓郁的幽默感。
陆文夫自称为“糖醋现实主义”[8]。
他善于从普通人带喜剧色彩的日常生活中挖掘深层的悲剧因素，轻松中见锋芒，笑声中有反省。
显示出一种机智幽默的风格。
2、，陆文夫的小说中有着深厚的文化地域特色。
他不仅着力于苏州的地方风物的描摹，更关注这一地域居民的情感态度与生存境况。
他的小说创作，准确传达了变化中的苏州的文化情境，成为具有代表性的地域文化小说。
“小巷文学”是指“文化大革命”结束到20世纪90年代初新时期文学的一类文学作品。
代表人物陆文夫，其作品《美食家》堪称“小巷文学”的代表作。
另著有《小巷深处》、《小巷人物志》，以作品中诸多生动的小市民形象见誉于文坛并且深受读者喜爱。
让读者在欣赏作品中人物的表演的同时细细品味人生的真谛。
小巷在文学空间中的城市元素——以1980年后的陆文夫创作为例摘要：在新时期，小巷作为市井文学的想象空间，成了陆文夫建构纸上苏州的重要符码。
本文试图透视1980年代后陆文夫笔下的小巷空间中城市元素的渗透，探究在城市现代多元文化的冲击和震动下，市井文学所具备的审美特质及发展趋向，为如何实现市井文化与城市现代文化的对接与统一提供依据。
从受难者到启蒙者——张贤亮“伤痕小说”论
从受难者到启蒙者 ——张贤亮“伤痕小说”论 张 欣新时期，张贤亮是以一个受难者的身份重返文坛并开始小说创作的。
他22年的苦难遭遇引人同情，传奇的身世与经历也对读者具有吸引力，这些因素共同促成了他早期“伤痕小说”真实、凝重而又不乏温情的沉郁风格。
这以《邢老汉和狗的故事》《灵与肉》等作品最为明显。
他的作品深刻批判了血统论，书写了饥饿与苦难的历史记忆，深刻反映出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问题，展示出知识分子内心深处的矛盾与痛苦，批判政治苦难与反思阴暗历史的勇气，与“伤痕文学”具有相同的精神诉求。
因而，他被一些文学评论家简单地看作“伤痕文学”的代表作家。
其实，张贤亮的小说美学风格与一般意义上的“伤痕文学”有很大的不同，如果说张贤亮的小说是所谓“伤痕文学”的话，那么也只能限于他重返文坛之初一两年时间内的创作，而不能涵盖他在20世纪80年代后的整个文学创作道路。
他的作品丰富和发展了新时期“伤痕文学”的书写内容，较早地实现了从“伤痕文学”向“反思文学”的精神超越。
早期伤痕小说创作之时，张贤亮用传统的现实主义手法将自己的真实感情与人生经历投射到主人公身上，借作品中的人物来抒发他的苦闷与无助。
张贤亮在作品中多次谈到他经受的各种苦难与所见所闻，他是以一个受难者139的口吻来叙述这些催人泪下的感人故事的。
因此，他小说中的故事情节就显得格外真实，具有极强的感染力。
从“反右”一直延续到“文革”的极左政治让张贤亮的诗人梦破碎了，他的青春岁月也在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蹉跎。
母亲去世，他不能在堂前尽孝，由此产生的自责和愧疚之情缠绕、折磨着他，作家心底的伤痛之深是可想而知的。
这不但是他个人的不幸，也是整整一代人的悲剧。
因此，“伤痕文学”的出现有其合理性与必然性，它是从创伤性的心理积淀中追寻导致创伤的社会历史生活的根由。
批评家在肯定这些小说政治立场的前提下，对张贤亮早期伤痕小说的艺术得失进行了客观的评价。
例如，有评论家指出，“由于张贤亮同志的创作敢于解放思想，也就敢于冲破长期来只能歌颂不许暴露这个老框框”“作者并非为暴露而暴露，而是通过暴露来激发人们对于‘四人帮’的仇恨，对于党的热爱和对于四个现代化的向往与责任感”。
张贤亮小说创作的地方特色
, 、
。
那 个 地 区 的 人 们 ( 包 括作家 地 方风 光 抒 发 情思
.
、
也 总 是 自觉 不 白觉 地 借
,
喜爱 约 自然景 物
。
表露 心态
“
寄 寓 意绪
从 而 给 作品 涂 上 浓
、
重 的 地 方 特色
文 学 的 地 方 特 色和 民族 特 点 一 样
“
,
不 是 什 么 脱 离具 体地 理 环 境
,
倾 斜 的 山 梁 是 略 带傲 气 内 鼻 子
线 条 明 晰 的 锯 齿 形 山峰 是 其 两 片 紧 闭 着 的 清 秀 的 嘴 唇
而那 1 团顶
的 高岩
,
则是其 倔 强的 下 巴 … … 这 里
、
,
,
写 山貌 同 写 人 物 性 格 才 乳 交 融 地 揉 在 一 起
。
。
明里 写 山
,
暗
。
里 则 是 尽 情地 讴 歌 大 西 北 人 的 刚 强 雄伟 和 壮 美
而 鲜 明 的 地 方 特 色 也 就 自然 地 流 露 于 字 里 行 间
、
张 贤 亮 在抒 写 大 西 北 地 方风光 时 和绵 远 的意 绪
《
,
,
还 常 常 在 高远
,
空旷
、
苍凉 犷 画 面 里
,
,
浸 透着 深 沉 的 情 思
并 且 同他艰 难
。
、
曲折 的经历
真挚
、
坦诚 的 人 格揉 在一 起
,
从 而给 人造成 强烈 的
,
心 灵 感染 和震 动
在
张贤亮作品的艺术特色浅析
时的社会环境下 ， 就产生 了这一批所谓 的畸形儿。在那样的一个
时代 中 ， 人都变成 了阶级斗争 的工具 ， 每个人都有 自己明确 的阶 级身份 ， 阶级斗争成为 了时代 的主旋律 ， 在残酷 冷血 而又群情激 昂的斗争中 ， 一部分人 因为 阶级斗争变成 了“ 非人 ” ， 而另一部分
酷专制的 尚方宝剑 ， 又是政 治家谋取 私利 的挡箭牌 。因此 、 作 为 单独个体 的人 ， 这些被认定 为反 革命 的右派们 ， 完完全全地失去 了独立的意志 ，在 当时极左路线 的统治和左倾意识形态的主导 下。 那些 文化人不仅身 体上受 到了严重 的伤害， 在精神上也遭到 了严重 的打击 ，然而要这些知识分子完全放弃掉做人的尊严那 却不可能 。作为一名拥有知识 的文化人 ， 要不畏一切艰难险阻 ， 不怕一切 万难 ， 都要 保持知识 分子应有 的精 神 ， 这 不是傲气 ， 而 是所谓 的骨气 。有很多 的作 家在 自己的小说或者文学作 品中都 会把知识分子反抗压迫 ，不畏一切艰难 的这一精神 品质作 为他 们高 度赞扬的砝码 。 对于 时代 压迫 的反抗 ， 不 管反抗是 否有用 、 结局是否完美 。 总之这种反抗精 神总会一 直存在 。 张贤亮也不例 外， 他 的作品 中， 常常会将 人与环境结合起 来 ， 在历史 的环境下 ，
人则 因为所谓 的革命去摧残 同类 ． 毫无善 良的 同情心 ． 珍惜善待 同类 ， 与之相反就像那种 凶猛 的野兽 ， 丢失 了人类应有 的尊严 。 那个时期 ， “ 人 民” 一词成 为了一切 ， 甚至高 于一切 ， 似乎一切 的
的分析 。特别是他小说 中的主人公 ， 作 为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 ，
当代文学简答题
当代文学简答题第一篇：当代文学简答题简答题1、简论梁三老汉的性格特征及其典型意义。
梁三老汉是《创业史》塑造得最精彩的中国老一代农民的典型。
是一位善良、勤劳、耿直而又自私、狭隘、守旧的小私有者的农民典型。
在旧社会他经历了发家成梦的辛酸史，解放后他凭直觉感激新社会给他带来新的希望，但这希望仅仅是做一个“三合头瓦房院的长者”。
作为背负着几千年私有观念的小生产者，他倾向于个人发家致富。
当梁生宝不愿听从他的安排而组织起互助组时，他便自发地反对集体事业，同妻子大吵，发泄对儿子的不满，暴露了自私、落后、狭隘、保守的小生产者意识。
同时，他又具有普通农民勤劳、善良、朴实的品质。
土地的获得，痛苦的回忆，以及父子之情，使他在精神和感情上接近梁生宝及其所从事的事业。
如他时刻关注互助组的命运，为进山割竹子的梁生宝担心，几次偷看新法育秧，对梁大老汉和王瞎子退出互助组没有好感，等等，反映了梁三老汉一方面不满意梁生宝，一方面又希望梁生宝成功，内心深处充满矛盾，其性格具有明显的两重性，是一位动摇于集体致富与个人发家两条道路中间的人物。
从这个形象的塑造中，我们才能真正体验到一个真正的中国农民性格的本质内容。
梁三老汉精神世界的复杂性，是老一代中国农民的艺术写照，具有典型意义。
就形象的生动性、丰富性和典型性意义来说，在十七年小说中出现的旧式农民形象系列中，梁三老汉是最为出色的艺术典型。
他深刻的揭示了“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这个历史真理，这是小说思想深度的一个重要标志。
2、朱老忠形象分析朱老忠是一个跨跃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两个历史阶段的人物。
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里，他从父辈那里继承豪爽正直、刚毅不屈的斗争精神，传统的农民英雄的性格特点在他身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斗争实践中，他增长了斗争的才干，提高了革命的觉悟，最终成为一个具有高度的共产主义觉悟的农民英雄的典型。
①不甘屈服的反抗意志和善用智谋的斗争是朱老忠性格的核心②朱老忠有一句口头禅“出水才见两腿泥”其中除了蕴有韧性精神之外，还有一种必胜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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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张贤亮小说的创作特点王亚红［内容摘要：本文首先从张贤亮坎坷的个人际遇谈起，从根本上分析和把握了其小说创作的内在动力和特色创作成因。
再着重研究其小说——《绿化树》和《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从它们的思想内容、艺术手法着手，对作品中“饥饿”、“性”的涉及和“贱民”、“妇女”人物形象的选择与塑造，作了深层次的挖掘。
同时，张贤亮小说创作过程中意境、诗情的融合与雅言、俗语的运用，也是本文探索的主要内容。
这样，才能更好地展开对张贤亮小说创作特点的认识。
【关键词】：知人论文生命本能贱民畸奇诗情鉴往而知来的反思文学力求在对社会历史根源的发掘中引出深刻的历史经验教训，从而产生巨大的社会现实意义。
然而在反思浪潮中，张贤亮可称是“独树一帜”。
仅从一篇作品固然很难对一个作家作出全面客观的评价，而从某些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我们还是可以窥见此作家一定时期主要的取材特点、表现方式、感情基调、语言色彩的。
深究张贤亮小说，尤其是《唯物论者的启示录》九部系列中篇中最先两部——《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同样也是如此。
张贤亮是一位比较成熟的作家，他在其作品中的思想内容和艺术表现上，有着自己的个性与追求。
他有着较高的艺术表现才能。
张贤亮前期的作品虽然完整且具有一定深度，但用今天的眼光去看，只不过混同于一般的“反思文学”。
只有在文学的不断发展中，他笔下的现实主义才走向深化，创作个性也才能鲜明地呈露出来。
然而，小说的一切内容与形式，只不过是为了表现作者深层次的思想，即用文学的客观审美意识去影射人类思想上根本性的思索。
张贤亮作品的思想内容客观、真切，技法朴实、圆润，给人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是什么因素形成了他作品的基调与深度？其作品及其创作究竟有哪些与众不同的特点呢？要评论这些，最好首先从他的人生经历谈起，然后才能更好地逐次展开对他创作特色的认识。
一、坎坷的际遇历史发展趋势是必然的，历史中千千万万个体的遭遇却是偶然的。
阿·托尔斯泰富有形象的话语在此可以总结张贤亮苦难一生：“在清水里泡三次，在血水里浴三次，在碱水里煮三次。
”早在一九五七年，“少年哀乐过于人”的青年张贤亮，在《延河》发表了抒情长诗《大风歌》，非但未有为其以后的创作提供有利条件，而是他被划为“右派”。
从此，可怕的厄运就开始进入了他的生活。
“据作家自述，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六年中，他经受了两次劳教，一次管制，一次群专，一次关监，在炼狱的毒火中熬过来。
这样严酷的生活经历，对作家精神气质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1]也给了作家独特的生活感受。
假如生活只把他“改造”成一个熟练的“劳动工具”，那张贤亮也就不成其为张贤亮了。
他在长期的体力劳动中，经历了肉体和心灵的变化。
他先集中对自我灵魂的严峻拷问，表达出现实社会中人经过艰难熬炼和痛苦洗礼后的反思，继而又从道德、历史、哲学的高度审视自己既往的人生历程，从充满苦难的人生中体悟新的人生境界，达到精神的升华。
“但劳动人民给我的抚慰，祖国自然山川给我的熏陶，体力劳动给我的锻炼，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给我的启示，始终象暗洞中的石钟乳上滴下的水珠，一滴一滴地滋润着我的心田。
我，正是凭着这些才幸存下来的。
”［２］“而孤独悲凉的心，对那一闪即逝的温情，对那若即若离的同情，对那似晦似明的怜悯，感受却特别敏锐。
长期在底层生活，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种种来自劳动人民的温情、同情和怜悯，以及劳动者粗犷的原始的内心美。
”【3】张贤亮的这些自述是他通过“血和肉”的实践，感受着极左倾向，把社会主义经济推向历史谬误，感悟着精神世界里普通人爱、恶、欲之网的结果。
鲁迅说过，“创作总根于爱”。
张贤亮心中也装满了爱，对祖国的爱，对人民的爱，连恨也是为了爱。
他说过，“我就暗暗下定决心，我今后笔下所有的东西都是献给他们的（指劳动人民）。
”【4】他说，他的作品，“那里面有我痛苦的人生经验”【5】，“在她们的塑像中拌和着我的泪水”【6】。
孟子有句话说的好，“知人论世”。
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社会关系通过实践、经历和环境习染入精神后，便可能以主观世界不定性来折射客观世界的真实。
同样，我们又可以说“知人论文”，即主观世界的不定性通过文学作品的形式表现出来。
如果一个人而又恰恰是个作家的话，那么不管他选择什么题材，他的表现方式、艺术风格、感情基调、语言色彩则会被自身特定的精神气质所支配。
因此，张贤亮的坎坷际遇，正是我们认识其作品的一把钥匙。
客观现实生活与作家主观思想感情的融合、统一，使其文学作品呈现出个性鲜明的特色。
章永璘抱着马克思的著作，忍受着肉体的苦难，却进行着精神的攀登，越是苦难加重的时候，越是要提“为什么”。
这些理性的思考使张贤亮的作品蒙上了一层哲理色彩，同时，“他落入痛苦之网固然有历史性的误会，但恰恰是在这种不合理的误会与苦难中，他获得了任何生活优裕的人所永远无法获得的真理。
”【7】表现出艰难的社会主义时代关系及发展趋势让作者获得真理，获得了生活中任何理论都代替不了的生存经验，不断加重的苦难也更加促使其成为一个人生意义的探索者，人生真谛的寻觅者。
二、饥饿与性张贤亮的小说从“饥饿”和“性”的角度揭示出生命本能的需求，实现了人类对自身本质的不同程度地反思。
这样，小说的思想内容在“饥饿”和“性”的基础上得到了根本性地挖掘。
首先，《绿化树》从“饥饿、饥食”的角度揭示了人的生命存在和生存环境。
它选取了漫及全国的大饥荒正严重威胁着每个地区，每个人的背景。
偶然触发，普遍饥饿、切生切死的理性的困惑——这些都能勾起浓厚的人生情味，使读者可以从机敏的类比中获得活生生的理趣。
不仅正常生命获取正当而基本的需求已成了一种社会现象，物质的缺乏导致的饥饿感是生命需求不得满足的客观现实体现。
我的饥饿感，被对这个馍馍的珍惜抑制住了，我甚至觉得有点“暴殄天物”，我的肚皮是随便什么都可以填满的，何必要吃这么贵重的食品呢？（《绿化树》）这里作品中的章永璘是带着求生者的最低欲望进入作品的，压迫他的正是饥饿，并非其它。
正是这最低而最基本的生命本能对物质的需求刺激着空空肚皮去调动大脑思索。
以死为限度的强压，使之道德观念蜕化，生活目的缩小为一个“活”字。
因此，章永璘通过各种手段捕获物质来满足生命本能需求。
作者在文中不厌其烦地也是无以加复地描写了人的“饥饿感”。
“饥饿会变成一种有重量、有体积的实体，在胃里横冲直闯；还会发出声音，向全身的每一根神经呼喊：要吃！要吃！要吃！……”【8】张贤亮的小说到处充满着这样饿的气氛，既附和着当时的时代，又能使人从物质的视角引起对社会现实而有意义的反思。
《绿化树》展现了左倾祸患中沦入生活底层的知识分子章永璘否泰无常的命运翻覆，这便是二十年间历史翻覆的缩影，而这种缩影最先突出表现在物质方面，包括了人的客观现实生存环境、劳动条件及至危及到人生命的物质源泉。
同时又表现了人民群众活生生的生存需求和整个社会对物质的普遍愿望。
普通人普通的愿望在社会和时代面前都难以满足，“饿”也成了社会关系的代名词，进一步加深了物质需求与社会承受力的差距。
作者还从客观存在即物质的角度，叙述章永璘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还未转化成死物的“动物”伴着饥饿和痛苦之感，从一些普通劳动者那里获得怜悯、同情。
“也就是说，在不是唯物论的环境中找到了唯物论的启示，在一片贫瘠的荒山野岭，看到了美化人生和社会的‘绿化树林’。
这种人的精神环境与其社会地位的矛盾和颠倒，人的精神追求的实际和社会精神主宰的实际的矛盾和颠倒，人的精神实际和社会环境实际的矛盾和颠倒，不正是对过去极‘左’思想路线所造成的历史灾难的哲理反思和概括么？”【9】《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第一次揭开了超越“动物性”的神秘面纱，用一种更高层次生命的本能需求来反思历史、社会发展过程中被忽视而又具有永恒价值的东西。
它从人性的角度阐述人的本质和人性的被扭曲、异化及还原，展示了理性的追求，信仰的重现与精神的超越。
在缺乏文化的地方，在缺乏文化的人身上，全然没有爱情的一切温文尔雅，没有那一套温文尔雅的繁文缛节，只有那最原始的，也是最基本的情欲。
（《男人的一半是女人》）这些不但浸透了作家的审美观念，而且也包含了作家的生命观念，具有反思意义的哲理性。
把其摆在那个特定的时代、社会和人文环境的大背景中去考察，我们就会发现有着巨大而深刻的社会、历史及文化的反思意义。
这是一个更高更深层次上对那个扼杀人性的非常时代进行更深刻、更有力的否定与批判。
《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揭开“性”的神秘面纱而无法挖去心中恶魇，赤裸裸如火如荼的情欲，也正是人高层次生命本能的需要。
在一个长久消失异性的环境里，经历和教育把章永璘迅速推入了性的苦闷之困境中。
“我也和‘哑巴’一样了，总是处在不间断的矛盾之中，一面是理性的思索，忠于一个信仰，被文明约束和管制。
一面是非理性的本能渴求和一个活生生的、实实在在的肉体结合，不管她是谁，只要我亲眼看到并刺激起我情欲的异性。
”【10】在这种矛盾下，不得不促使人去理性地反思生命。
后来，章永璘和黄香久自然不自然地结合，是一个不幸的事实。
由于人性禁锢太久，章永璘从身体到心灵都在萎缩，丧失了正常性生活能力，彻底地落寂与自卑。
他更有一种莫名的自卑，感觉到了他们彼此之间有一种很微妙的不等。
后来作品中主人公章永璘在苦闷中自然流露出反思的迹象。
我的生理机能能直至我的神经末梢，都使我再也不能享受正常人的生活，并且失去了正常人的创造力。
“是生存？还是毁灭？”我不断重复哈姆雷特的这句话。
（《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生命性能力的丧失，促使他去炙烤灵魂，反思为什么当初会欲望勃勃，如今在拥有之时却无能为力；反思他所受过的“文明”、“教育”的缺陷，正视了人的性欲是一种生命的焦点，推动着精神思维的反思。
在一次洪水抢险中，章永璘表现出一种非凡的英雄本色，恢复了性功能，重新证明作为一个男人的勇气和气魄。
他感觉到了自己在世界中的存在。
同时，也感受到了一种生命底部的狂喜与冲动。
因此，“《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由于无处不在理性观照，使这种险笔获取了平稳的落点，既异常深刻地反顾和谴责了那个灭绝人性复归的蓬勃着的元素，它不仅唤醒和校正着人的本性、人和尊严、人的价值，而且自身所拥有的强大生命力也构成作品美学的重要层面（甚至超乎前者），使历史感、美学感较完整地同一起来。
”【11】三、贱民与妇女张贤亮的选材和构思，明显的与众不同。
他同样选取不幸中的人物，但他们不论是农民或知识青年，一概都是农村社会最底层的人。
他们多是“右派”、“右派”子女或地富家属，在“文革”之前即为“贱民”。
如“章永璘”、“营业部主任”等。
他们身上既有悟性的自觉，又有理性的自觉。
同时，理性的逻辑往往同悟性的逻辑相结合，使情味深浓的悟性逻辑闪出理性的光斑。
劳动妇女形象的进入，又使张贤亮的小说蕴涵着浓浓的人情味、厚厚的真实感和活脱脱的人性化。
这两类人物形象的选择与塑造，也是张贤亮小说创作成功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