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_左传_的人物评论

关于《左传》的人物评论何新文内容提要　《左传》与所谓“上古帝王之书”的《尚书》、大事纲要式的《春秋》之类历史著述不同,它同时又是一部具有重要文学意义的作品。

《左传》作者在记载历史之时,自觉地将“人”这个社会历史的主体作为叙写的对象,将众多的历史人物具体形象地再现于他的史著之中,从而使《左传》成为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重要的历史文学著作,并在此后的文学史上发生了深巨的影响。

20世纪的《左传》研究,已把《左传》的人物描写纳入研究范围,但对于古代的《左传》人物评论却较少涉及。

故本文将对这一内容作出初步的论述。

一　史家传论:汉魏六朝《左传》人物评论的兴起 古代关于春秋历史人物的评论,早在先秦时期就出现了。

如《左传》书中及《论语》所载孔子对子产和晋文、齐桓等人物的评论;《孟子》书中对子产及齐桓、晋文、管仲等人物的评论;《荀子》书中关于齐桓、晋文、楚庄、吴阖闾、越勾践、管仲、子产、晏子等人的评论,还有《庄子》、《韩非子》、《吕氏春秋》中有关人物的评论等等,都在后世产生过较大影响,也对今天的春秋人物研究具有参考意义。

但是,为了慎重起见,尤其是考虑到对于《左传》成书年代乃至所谓“左传学”形成时代的不同意见,本文对我国古代《左传》人物评论的述说,拟从汉代开始。

在汉代的《左传》人物评论中,西汉史学家司马迁的《史记》,是首先就应提到的。

司马迁在其《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中曾说:“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

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

”由此可知,司马迁是见过《左传》的。

《史记》根据《左传》等所载史料,撰成了吴、齐、鲁、燕、陈、卫、宋、晋、楚、越、郑等《世家》,评价了春秋列国的许多重要人物;又撰列《十二诸侯年表》,表载《春秋》、《左传》、《国语》中出现的重要人物行事,以供成学治文者“欲览其要”;还专门写有《管晏列传》、《伍子胥列传》、《循吏列传》等,对管仲、晏婴、伍子胥等《左传》所载人物予以论叙。

其中如评管仲曰:“齐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谋也……其为政也,善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并称其为“世所谓贤臣”;评晏婴曰:“假令晏子而在,余虽为之执鞭,所忻慕焉”;评伍子胥曰:“方子胥窘于江上,道乞食,志岂尝须臾忘郢耶?故隐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均对其人其事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表明了太史公自己的景仰敬佩之情。

司马迁不仅为《左传》所载春秋人物立传,还以“太史公曰”形式,对这些人物予以直接的评价。

如《宋微子世家》评:“宋襄(公)”,《晋世家》评“晋文公”,《楚世家》评“楚灵王”,《越王勾践世家》评“勾践”,《史记・循吏列传》评“楚相孙叔敖、郑相子产、楚昭王相石奢等”。

西汉末年大学者兼目录学家刘向、刘歆父子,均好《春秋左氏传》。

王充《论衡・案书》及桓谭《新论・识通》都有刘向重《左氏》,“童仆妻子,皆呻吟之”,“教授子孙,下至妇女,无不读诵”的记载。

故刘向采《左传》中人物故事及其它先秦典籍史料辑成其《新序》、《说苑》、《古列女传》中的部分内容。

如《新序》叙楚相孙叔敖为婴儿之时、卫灵公之时史“以尸谏”、晋大夫祁奚老而荐贤、申公巫臣谋娶夏姬等人事。

《古列女传》凡分“母仪”、“贤明”、“仁智”、“贞慎”、“节义”、“辩通”、“嬖孽”七传,其中亦载叙了晋文齐姜、秦穆公姬、楚庄樊姬(《贤明传》),楚武邓曼(《仁智传》)及陈女夏姬(《嬖孽传》)等《左传》中人物。

刘向之后,东汉史学家班固著《汉书》,撰成《古今人表》一篇,分别为“上智”、“中人”、“下愚”等“九等之序”,而其中尤以《左传》人物为多。

诸如列入“上智”三等(上上、上中、上下)中的管仲、曹刿、宫之奇、百里奚、狐偃、介子推、先轸、弦高、董狐、令尹子文、叔向、季札、子产、晏平仲、齐太史、南史氏;列入“中人”三等(中上、中中、中下)中的颍考叔、楚武王、邓曼、楚文王、齐桓公、秦穆公、蹇叔、烛之武、晋文公、晋悼公、祁奚、子罕、行人子羽、伍子胥、申包胥、沈尹戌;列入“下愚”三等(下上、下中、下下)中的郑庄公、共叔段、周桓王、齐襄公、公子庆父、卫懿公、晋献公、骊姬、楚穆王(商臣)、齐懿公、晋灵公、陈灵公、夏姬、孔宁、仪行父、宋平公、羊斟、崔杼、庆封、齐庄公、楚灵王、费无极、卫灵公、邾庄公、夷射姑,等等,都是《左传》中很知名的人物。

而且,班固根据其“为善”、“为恶”的标准,将他们分列于三类九等,已经表明了他对《左传》人物的评价态度。

班固而外,据南朝刘宋史家范晔《后汉书・文苑传》,东汉文人刘梁亦曾著《辩和同之论》,评楚灵王“骄淫,暴虐无度”,并引《左传》所载孔子语评“臧武仲之智”等。

如上所述,两汉的《左传》人物评论,主要是以史家著述中的传、论形式出现的,多半都带有史料的性质。

两汉之后,《左传》“至魏遂行于世”(《隋书・经籍志》春秋类序)。

晋时,杜预又为《春秋左氏经传集解》,与范宁注《谷梁传》、何休注《公羊传》等“俱立国学”。

杜预《集解》,注释《左传》时常有对书中人物的评述文字。

如《左传》隐公元年君子曰:“颍考叔,纯孝也,爱其母,施及庄公。

”杜预即注曰:“不匮,纯孝也。

庄公虽失之于初,孝心不忘,考叔感而通之,所谓‘永锡尔类’。

诗人之作,各以情言,君子论之,不以文害意。

”在这段注文中,就表明了杜预对郑庄公“孝心不忘”的肯定性评价。

此外《隋志》还著录魏晋南北朝时人撰的《春秋大夫辞》三卷、《春秋左氏诸大夫世谱》十三卷等。

这类书籍今皆不传,但据其书名可知已是以《春秋左传》人物言辞及世系为对象的专门性著述,显然在西汉研究的基础上已有了进步。

二　学人之文:唐宋《左传》人物研究的发展变化 唐代,是“春秋左传学”由总结到转变的重要时期。

关于《左传》人物的研究,应特别注重的应是孔颖达与刘知己两人。

孔颖达在唐太宗贞观初年主持撰著《五经正义》。

其中《春秋左传正义》,根据隋时人刘炫《春秋左氏传述义》,而以大量古代典籍资料以疏证晋杜预的《左传》注。

其中就有对于《左传》人物的评论之词。

如《左传》隐公元年载郑庄公因颍考叔之言而见姜氏“遂为母子如初”并以“君子曰”赞颍考叔“纯孝”,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在引杜预注文之后即疏之曰: 《尔雅・释诂》训“纯”为“大”。

则“纯孝纯臣”者,谓大孝大忠也。

此“纯犹笃”者,言孝之笃厚也……颍考以有纯孝之行,能锡庄公。

庄公虽失之于初,孝心不忘,则与颍考叔同是孝之般类也。

今考叔能感而通之,是谓“永锡尔类”也。

孔颖达在这里就表明了他认为颍考叔是纯孝、大孝,郑庄公“则与颍考叔同是孝之般类”的认识,从而也同《左传》“君子曰”及杜预注一样,表明了对郑庄公的肯定。

距孔颖达《五经正义》后五十余年,唐中宗景龙四年(710年)刘知已的论史巨著《史通》问世。

刘知己既是赞扬《左传》超过前人,也是重视《左关于《左传》的人物评论传》文学性超过前人的人物。

《史通》中,《载言》篇言:“古者言为《尚书》,事为《春秋》,左右二史,分尸其职……逮《左氏》为书,不遵古法,言之与事,同在传中。

然而言事相兼,烦省合理,故使读者寻绎不倦,览讽忘疲”,已充分注意到《左传》写历史与人物“言事相兼”的特点;《叙事》篇分析叙事件的四种表述方式,“有直纪其才行者,有唯书其事迹者,有因言语而可知者,有假赞论而自见者”,又三引《左传》之文以为范例云: 盖叙事之体,其别有四:……《春秋左传》言子太叔之状,目以“美秀而文”,所称如此,更无他说,所谓直纪其才行者;又如左氏载申生为骊姬所谮,自缢而亡,此则不言其节操,而忠孝自彰,所谓唯书其事迹者;又如……《左传》记随会之论楚也,其词曰“荜路蓝缕,以启山林”,此则才行事迹,莫不阙如,而言有关涉,事便显露,所谓因言语而可知者……这里,刘知己虽在论“叙事之体”,实际上已是说“写人之法”了。

除此以外,还有《杂说上》说:“《左氏》之叙事也……记胜捷则收获都尽,记奔败则披靡横前,申盟誓则慷慨有余,称谲诈则欺诬可见,谈恩惠则煦如春风”;《申左》篇说“寻《左氏》载诸大夫词令、行人应答,其文典而美,其语博而奥,述远古则委曲如存,征近代则循环可覆。

”如此等等,已经是在具体分析论述《左传》描写人物语言性格的艺术方法。

其新见卓识,至今还对我们有启迪作用。

中唐时期文学家韩愈,在其《进学解》中称“《春秋》谨严,左氏浮夸”,实际上是对《左传》具有虚浮夸大特色的一种认识,在后代颇有影响。

其文集中,亦有《子产不毁乡校》之类文章,评述《左传》人物。

如此文云:“我思古人,伊郑之侨”,“既乡校不毁,而郑国以理”,“维是子产,执政之式,维其不遇,化止一国。

诚率是道,相天下君,交畅旁达,施及无垠。

”不仅表明了对春秋贤相郑子产的思慕,更对他尊重民意、治国有方的才能政绩给予了赞颂。

宋代《春秋》学繁盛,宋人对于《左传》人物的研究评述,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热情和重要成绩。

其中如苏轼、吕祖谦等《左传》人物专论的出现,更把《左传》人物研究带入了一个新的层面。

北宋文学家苏轼,虽然没有关于《左传》的专著,但他重视《左传》及其中的历史人物,其《文集》中就留下了《论郑伯克段于鄢》、《宋襄公论》、《管仲论》、《士燮论》、《论鲁隐公》、《论管仲》、《论孔子》、《论伍子胥》等十多篇关于《春秋左传》人物的专题论文,发表了许多独特的见解。

如苏轼认为:“《春秋》之所深讥、圣人之所哀伤而不忍言者三”,其中之一就是“郑伯克段于鄢,而兄弟之义亡”。

但于郑庄克段之事,苏轼却不简单地指责庄公,而认为“段之祸生于爱。

郑庄公之爱其弟也,足以杀之耳。

当太叔之据京城,取廪延以为己邑,虽舜复生,不能全兄弟之好,故曰‘郑伯克段于鄢’,而不曰‘郑伯杀其弟段’。

以为当斯时,虽圣人亦杀之而已矣。

”苏轼不仅为郑庄公克段进行了辩解,对春秋时期不时出现的骨肉相残现象进行了批评,还对《谷梁》、《公羊》二传在郑伯克段一事的评价方面,提出了异议,而对《左传》作者的态度给予了肯定。

所谓:“《左氏》以为段不弟,故不称弟,如二君,故曰‘克’,称‘郑伯’,讥失教。

求圣人之意,若《左氏》可以有取焉”。

对于宋襄公,苏轼则给予了非常严厉的批评。

其《宋襄公论》云:“宋襄公非独行仁义而不终者也,以不仁之资,盗仁者之名尔”,“泓之役,身败国衄,乃欲以不重伤、不禽二毛欺诸侯”,“以愚观之,宋襄公、王莽之流……使莽无成则宋襄公,使襄公之得志,亦王莽也。

”并总结说:“自古失道之君,如是者多矣,死而论定,未有如宋襄公之欺于后世者也。

”历来论宋襄公的经学家,多从《谷梁传》“信而有道”立论,苏轼则揭出宋襄公“不重伤、不禽二毛”的虚伪,道出了宋襄公“蠢猪式的仁义”本质。

苏轼《士燮论》,评价晋范文子有“将帅之能”,为“社稷之臣”,并认为“范文子之智过于赵宣子(赵盾)也远矣”;而《论鲁隐公》则以为“隐公之智,曾不若途之人”。

都能从历史人物的实际言行出发,给予符合客观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