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汪曾祺小说的散文化特征
浅析汪曾祺小说的散文化及其影响

浅析汪曾祺小说的散文化及其影响浅析汪曾祺小说的散文化及其影响汪曾祺的小说之所以能吸引人,为后人研究、品味和学习,与其散文化有关。
本文浅析汪曾祺小说的散文化及其影响,欢迎阅读了解。
摘要:本文主要探讨论述了汪曾祺小说散文化的具体表现、成因及其影响,意在说明:文无定法,要敢于创新。
关键词:汪曾祺小说散文化特征原因影响汪曾祺是一位独具风格的短篇小说家,读他的小说,如同欣赏一幅幅清新隽永、生意盎然的风俗画,别有一番情趣、一种风味。
一、汪曾祺小说的散文化特征关于“小说的散文化”,学者杨义先生解释为:“乃是小说的自由化、随意化,它把小说的环境化淡,人物化虚、情节化少,而唯独把情绪化浓。
”对照杨义先生的解释,我们不难发现汪曾祺小说确有散文化的某些特征:(一)取材随意,不拘一格。
汪曾祺小说不仅描写了许多异地的世俗风情,如:抗战大兵方昆明的混乱与庸俗、塞外的农场果园的下放生活、北京的世俗生活,而且描写的人物也形形色色,如:大洋边的挑夫、西南联大校园的当差者、大青山的落魄者、岁寒中的知心者、荸荠庵的和尚、洁身自尊的知识分子、宁死勿折的老舍先生,等等,以上这些人物尽收笔下,构成了一幅满溢着个性特点的人物画廊图。
汪曾祺除了写人、写生活,还写一系列的杂物,如:高大的“榆树”,比草木还贱的“晚饭花”,活蹦乱跳的“鱼儿”,香喷喷的“黄油烙饼”,还有“珠子灯”、“天鹅”、“猫”、“蛐蛐”,等等。
综观汪曾祺小说的描写对象,我们不难发现作者那自由随便、不拘一格的创作风格,以及广见博识。
(二)情节化少,矛盾缓和。
汪曾祺小说之所以吸引人,主要是读者长期在一种传统单调的情节性小说模式中进行惯性的阅读,一旦这种淡化情节的小说映入眼帘,大家自然会耳目一新。
传统的情节小说一般都是由一个或几个事件组成,其情节大致包括开端、发展、高潮、结局等几个部分,汪曾祺的绝大部分小说不是由一个完整的故事或连续的事件构成,而是由许多琐碎的,甚至毫无关联的小事构成,如《故里杂说》、《故里三陈》、《晚饭花》、《桥边小说三篇》、《故人往事》、《星期天》、《鸡毛》等。
浅论汪曾祺小说的语言特征

浅论汪曾祺小说的语言特征第一篇:浅论汪曾祺小说的语言特征浅论汪曾祺小说的语言艺术——以《大淖记事》为例【摘要】随着80年代的文学创造的繁荣发展,作家的创作个性日益彰显出来,以构建现代审美原则为宗旨的“文学的启蒙传统”悄悄地崛起并走向繁荣。
汪曾祺以其独到的见解和审美视角,就其语言艺术来讲,其真实性;打破小说、诗歌、散文的界限,诗意性和叙事性和谐交融,俗中见雅,雅中见俗,淡而有味,继承了其师沈从文的语言风格;重视对氛围的渲染,来展现健康的人性美;朴实无华;全局把握,行云流水等让其在文学史上占据了十分重要的位置。
【关键字】小说语言特征真实性打破小说、诗歌、散文的界限重视对氛围的渲染健康的人性美朴实无华行云流水一、真实性艺术来源于生活,生活是艺术的唯一来源。
脱离生活的艺术其生命价值较低。
例如,贾平凹本来对农村生活,民间文化有较深的了解,写出了《商州初录》等优秀作品。
但后来他转入写城市生活,由于没有深入、细致的了解,因此比较肤浅,文学价值不高,如《废都》,引起了广大读者的争议。
汪曾祺就注重对现实生活的把握,很多小说里的人物、语言、环境可以在他的故乡、他熟悉的环境中能找到原型。
在《逝水<大淖记事>是怎么写出来》中,有这样的描述:“我从小喜欢到处走,东看看,西看看。
路过铁匠店,我走进去看老铁匠在模子上敲打半天,敲出一个用来钉在小孩虎头帽上的小罗汉。
路过画匠店,我歪着头看他们画‘家神菩萨’……”《大淖记事》里的大淖、铁匠、妇女、人物的习性,说话的腔调几乎都能从他的故乡中找到原型。
其语言来源于生活,朴质真实,体现在口语化和地方方言的使用。
王安忆说“汪曾祺的小说,可说是顶容易读的了。
总是最平凡的字眼,组成最平凡的句子,说一件最平凡的事情。
” 不加过多的粉饰,信马由鞭。
王安忆又说:“汪曾祺讲故事的语言也颇为老实,他几乎从不概括,而尽是详详细细,认认真真地叙述过程,而且是很日常的过程”。
正如上面所说他朴实地再现了生活。
汪曾祺小说的风格特色如何

汪曾祺小说的风格特色如何汪曾祺小说的风格特色如何汪曾祺是一位跨越现当代具有独特风格的作家,在汪曾祺作品中,民情风俗包含着真实的性情。
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汪曾祺小说的风格特色,欢迎阅读与收藏。
一、和谐的风俗汪曾祺的小说创作风格鲜明,以独特的文学气质和淳厚的生活底蕴,热衷对故乡、对童年展开温馨的回忆,并擅长作风俗画式的描绘,而被称为“风俗画作家”。
汪曾祺说过:“风俗,不论是自然形成的,还是包含一定的人为成分,都反映了一个民族对生活的挚爱,对‘活着’所感到的欢悦,风俗是民族感情的重要组成部分。
”由此看出在汪曾祺的小说中关于风俗画的描绘是有意为之的。
《受戒》和《大淖纪事》之所以吸引了众多读者,其中重要的因素是它们那种别有风情的风俗描写。
如《受戒》的结尾处:“英子跳到中舱,两只桨飞快地划起来,划进了芦花荡。
紫灰色的芦穗,发着银光,软软的,滑溜溜的,像一串丝线。
有的地方结了蒲棒,通红的,像一枝一枝小蜡烛。
青浮萍,紫浮萍。
长脚蚊子,水蜘蛛。
野菱角开着四瓣的小白花。
惊起一只青桩(一种水鸟),擦着芦穗,扑鲁鲁鲁飞远了……”其笔下那具有地域风情的描写,表现出一种纯朴、温馨、清雅和谐的美感,犹如一幅美丽的画面久久地定格在读者的视觉之中。
在《大淖记事》里,有随四时自然变化的沙洲美景、高阜上的鸡鸭炕房、负曝闲谈的人家、忙碌的浆房、田畴麦垅、闲置的候船室。
总之,这里的一切和街里不一样,“这里的颜色、声音、气味和街里不一样”!这正是大淖人自然恬静天性的写照。
而小说中十一子和巧云追求爱情的方式同大淖风情和谐,使人很难分出哪些是写人物,哪些是写风俗。
风俗和人物浑然一体、自然天成,交相辉映地体现出民间生活的本真生命形象和人格取向。
优美和谐的风俗不仅表现在人与人、人与群体社会的融洽关系中,还表现在人与物之间的亲近上。
《受戒》中的小和尚海明和小姑娘英子爱听青蛙打鼓、寒蛇唱歌,看荧火虫飞动。
《天鹅之死》中的白蕤对美丽的天鹅情有独钟。
《昙花?鹤和鬼火》中的李小龙爱那雪白的昙花、美丽的野鹤和绿色的鬼火。
论汪曾祺小说中的散文化

文论汪曾祺小说中的散文化○王蒙蒙摘 要:鲜明的散文化特征使汪曾祺的小说受到世人瞩目。
他的小说用平淡的语调,简练的语言,营造了一个和谐美好的艺术世界。
文章从意境、结构、语言三个方面来探讨汪曾祺小说的散文化特征,同时探讨了这种散文化特征的形成渊源以及它的艺术价值。
关键词:汪曾祺 小说 散文化汪曾祺(1920—1997),出生于江苏高邮,是我国当代文学史上著名的小说家、散文家、戏剧家,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早年毕业于西南联大中文系,曾受业于文学大师沈从文。
汪曾祺在创作时不追求故事情节的曲折、完整性,而是以近似随笔式的结构方式,以简洁明快、朴实纯净的语言努力营造出浓厚的文化意蕴,彰显出独特的艺术价值。
一、诗情画意的意境意境,通常是指“抒情性作品中呈现的那种情景交融、虚实相生的形象系统,及其所诱发和开拓的审美想像空间,是文学形象的高级形态之一”。
[1](P217)意境不是难以琢磨、玄妙莫测的幻觉,而是一种弦外之音。
一般作家在创作小说时,注重人物的塑造,情节的铺设,并不会在意境上用太多的笔墨,而汪曾祺却将意境的创造视为小说创造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1980年,《受戒》的发表如同一股清风吹过文坛,那时许多人还没有完全从文革岁月的伤痕中脱离出来,因此文学创作依然纠缠于那段不堪回首的悲剧年代。
《受戒》的横空出世使人耳目一新,引起了人们普遍的喟叹。
此后汪曾祺进入了创作的鼎盛时期,《大淖记事》《岁寒三友》《异秉》等一系列作品的散文化风格得到了文坛普遍的认可和称赞,而这一系列作品的成功得益于其中朴实无华但又生趣盎然的风俗的描写。
“汪曾祺的小说强烈地传达了一种清新隽永、淡泊高雅的风俗画效果。
”[2](P109)小说《大淖记事》是汪曾祺的代表作之一,也是最能体现作者大量描写水乡意境的作品。
在《大淖记事》中,文章的开头就向读者展示了一个美到极致的水乡场景:烟波浩渺的大淖、布满紫红色芦芽和灰绿色芦蒿的沙洲、雪白的丝穗。
紧接着,作者又着重描写了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为了生计而单纯地忙碌。
汪曾祺小说的散文化及其影响研究

汪曾祺小说的散文化及其影响研究作者:仇玉文来源:《文教资料》2010年第11期摘要: 本文主要探讨论述了汪曾祺小说散文化的具体表现、成因及其影响,旨在说明:文无定法,要敢于创新。
关键词: 汪曾祺小说散文化特征成因影响汪曾祺是一位独具风格的短篇小说家。
读他的小说,如同在欣赏一幅幅清新隽永、生意盎然的风俗画,别有一番情趣、一种风味。
汪曾祺的小说之所以能吸引人,为后人研究、品味和学习,与其散文化有关。
一、汪曾祺小说的散文化特征关于“小说的散文化”,学者杨义先生解释为:“乃是小说的自由化、随意化,它把小说的环境化淡,人物化虚、情节化少,而唯独把情绪化浓。
”[1]对照杨义先生解释,我们不难发现汪曾祺小说确有散文化的某些特征。
(一)取材随意,不拘一格。
取材随意是散文的一大特征。
纵观汪曾祺的小说,同样具备这一特征。
汪曾祺小说不仅描写了许多异地的世俗风情,如抗战大兵方昆明的混乱与庸俗、塞外农场果园的下放生活、北京的世俗生活,而且描写的人物形形色色,如大洋边的挑夫、西南联大校园的当差者、大青山的落魄者、岁寒中的知心者、荸荠庵的和尚、洁身自尊的知识分子、宁死勿折的老舍先生,等等。
以上这些人物尽收笔下,构成了一幅满溢着个性特点的人物画廊图。
除了写人、写生活,还写一系列的杂物,如高大的“榆树”,比草木还贱的“晚饭花”,活蹦乱跳的“鱼儿”,香喷喷的“黄油烙饼”,还有“珠子灯”、“天鹅”、“猫”、“蛐蛐”,等等。
综观汪曾祺小说的描写对象,我们不难发现作者那自由随便、不拘一格的创作风格与广见博识。
(二)情节化少,矛盾缓和。
汪曾祺小说之所以吸引人,主要是读者长期在一种传统单调的情节性小说模式中进行惯性的阅读,一旦这种淡化情节的小说映入眼帘,大家自然会耳目一新。
传统的情节小说一般都是由一个或几个事件组成的,其情节大致包括开端、发展、高潮、结局等几个部分,汪曾祺的绝大部分小说不是由一个完整的故事或连续的事件构成的,而是由许多琐碎的,甚至毫无关联的小事构成,如《故里杂说》、《故里三陈》、《晚饭花》、《桥边小说三篇》、《故人往事》、《星期天》、《鸡毛》等。
汪曾祺小说语言特点分析

汪曾祺小说语言特点分析摘要汪曾祺作为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其作品注重对古典文化的描写,有很深的意境美,在文学史上,他的小说不可复制,独一无二,具有独特的地位。
丰富的民间体验为其小说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又因其曾经师从沈从文,因而他的小说带有一种散文的笔调,其中,精确、简练的形容词的使用塑造了其清新自然的语言风格。
这篇文章以汪曾祺的小说为研究范围,了解概括汪曾祺小说语言的特点的使用,从词性、修辞、和短句对汪曾祺的语言进行研究,对其自然、清新、生动的文体风格的塑造进行探讨。
关键词:汪曾祺;小说;语言AbstractWang Zengqi as the last scholar in China, his works focus on the description of classical culture, there is a deep artistic beauty, in the history of literature, his novel can not be copied, unique, unique position. The rich folk experience provides a rich material for his novels, and because of his former division from Shen Congwen, his novel has a prose style, in which the use of precise and concise adjectives shapes its fresh and natural language style. This article takes Wang Zengqi's novel as the research scope, analyzes and summarizes the use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Wang Zengqi's novel language, and studies the language of Wang Zengqi from the part of speech, rhetoric and phrases, and explores the shaping of his natural, fresh and vivid style.Key words: Wang Zengqi; novel; language目录TOC \o "1-3" \h \u 摘要IAbstract II引言 1一、汪曾祺小说语法词汇的特点 1(一)、形容词 11、表示颜色的形容词的使用 22、叠词33、其他形容词 4(二)、动词51、汪曾祺动词的连用常用来表达人物的心理状态52、汪曾祺小说的动词连用常用来刻画人或物的行为特征 63、汪曾祺动词的连用有时常用来表现主人公的某种特殊的情感7(三)、数词8(四)、小结8二、汪曾祺小说中句子结构的特点9(一)、短句9(二)、短句的建筑美9(三)、小结10三、汪曾祺小说中修辞的特点10(一)、比喻10(二)、比拟111、拟物112、拟人11(三)、小结12四、汪曾祺小说语言研究的目的及意义12参考文献13附录14致谢15引言从沈从文的乡土小说之后,汪曾祺因师从沈从文常常被认为文风与沈从文相似,但沈从文却说“他比我写的好。
汪曾祺散文化意象特征

汪曾祺散文化意象特征汪曾祺散文化意象特征当代短篇小说的结构形态,由于时代的、文学的等诸多原因,到20世纪60、70年代,变得越来越简陋、僵硬。
那么梁实秋的小说散文化意象特征,大家是否了解?汪曾祺的乡土抒情小说,有着丰富的内涵和深厚的文化底蕴。
这位来自江苏高邮的作家,以其对故乡的挚爱,叙写故乡人生的平凡琐事,讴歌美的人情和人性。
在对故乡的山光水色、民情风俗的细腻描绘中,洋溢着浓郁的乡土气息和牧歌情调,成为中国当代写意抒情小说的代表人物,重新弘扬了乡土写意抒情的艺术传统和审美精神。
本文试从以下几个方面谈谈他小说的美学特征。
一、散文化的小说结构汪曾祺是一位浸透着我们民族艺术精神的作家,他的作品将我国古典诗歌的意境、韵味和古典散文的章法形式及小说的诸多因素巧妙地融合在一起,形成自己独具风格的散文化小说,读他的作品总给人一种恬静、闲适、淡远的味道,很有散文的诗意美。
汪曾祺小说散文化主要体现在小说结构上。
他的大多数小说结构松散、舒放自由,摒弃了传统小说的情节结构形态,不再讲究故事的有头有尾起承转合,不再追求情节的连续性、完整性。
在他看来,故事性太强的小说很不真实,他在小说序言里声称:“我的小说的另一个特点是:散,这倒是有意为之的。
我不喜欢布局严谨的小说,主张信马由缰,为文无法。
”读他的许多小说,经常能看到,天文地理、风俗人情、掌故传说随意引用穿插,给人一种很随便的感觉。
但是经过作家艺术化的处理后,这些随意插入的成分都成了叙事的有机成分。
他的小说结构表面看起来杂乱无章,读来却有一种行云流水般的感觉,犹如随笔一般的自由和亲切。
汪曾祺在其作品的具体内容构制上,提出“气氛即人物”的论断,主张突出故事情节以外的“情调”、“风韵”、“意境”,把氛围的渲染作为整篇小说的结构中心,强调主观的抒情成分,他认为小说只要写出了气氛,可以不讲故事,没有情节,甚至不必写人物的性格、心理活动,也可以在字里行间刻画人物。
汪曾祺称其为“苦心经营的随便”,因此,他的小说努力将激烈的矛盾冲突淡化,追求和谐的审美氛围,使作品具有浓郁的牧歌趣味,“近似随笔”的小说文体,为读者带来了别具一格的阅读兴趣。
汪曾祺小说散文化风格叙事艺术

汪曾祺小说的散文化风格与叙事艺术摘要:汪曾祺的小说以其散文化的风格成为新时期文坛上散文化小说的代表,清淡的文笔,自由散漫的风格带来一股清新的风气。
独特的人生体验使汪曾祺有独特的写作方式和创作心态,散文化的风格是汪曾祺有意为之,他的小说通过散文化的形式摒弃了情节负荷,形成独特的叙事风格。
本文从汪曾祺的“回忆”式写作方式和隐含作者、叙述者两方面入手,探讨汪曾祺小说的散文化与叙事艺术。
关键词:小说;汪曾祺;散文化;叙事艺术中图分类号:i206.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6x(2012)10-0000-02一、汪曾祺小说的散文化风格小说的散文化淡化了情节,不注重人物形象的刻画,所呈现的是原生态,抒情性无疑是散文化小说的最显著特征。
此外,现代以来的散文化小说打破了小说结构的戏剧化传统,忽略结构剪裁,淡化情节事件,随意着笔,这种“非戏剧性”的写作使小说创作更为自由和灵活,是散文化小说的另一个特征。
在汪曾祺的笔下,人与人、人与自然,无不呈现着平和、安详,声音、色彩、神情、动作都是静静的,带着怀旧、隐逸的调子。
汪曾祺的小说就以这样独特的散文气来绘人、叙事,情节虚实相间,艺术氛围平淡安静,呈现出温柔敦厚的美,具有明显的散文化的特征。
(一)关注点往往是小事而非重大题材汪曾祺认为“在散文化小说作者的眼里,题材无所谓大小。
他们所关注的往往是小事,生活中的一角落,一片段。
即使有重大题材,他们也会把它大事化小。
散文化的小说不大能容纳过于严肃的,严峻的思想。
”[1]汪曾祺不刻意关注大事,但也不是冷漠的旁观者,他对生活有着独特的人性理解和道德关怀。
《八月的骄阳》叙述的是“文革”中老舍被逼投湖的悲怆故事,外面的世界正轰轰烈烈地开展着残酷的运动,凡俗百姓却没有深刻的体会,他们交流的多是家常话语,这话语中透露出对荒唐时事的难以理解和惧于理解。
“文革”本是一个重大严肃的历史性的题材,但汪曾祺并没有描写宏大的场面、深重的灾难,而是把历史长河中的一段悲剧隐藏在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下,表面上流动着平和温情,遮蔽的却是邪恶人性的伸展、被侮辱被摧残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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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号:I247.7单位代码:10452 2008届本科毕业论文论汪曾祺小说的散文化特征姓名高冠强学号200601120520年级2006专业汉语言文学系(院)文学院指导教师蒋心海2008年4月10日摘要汪曾祺的小说着力表现人民大众的生活情趣、生活理想以及人情美和人性美的艺术主题。
他不追求故事情节的曲折、完整性,而是以含蓄、空灵、淡远的风格和奇崛平淡、简洁明快、生动传神的语言,努力营造浓厚的文化意蕴,彰显独特的审美价值,其作品呈现出鲜明的散文化文体特点,对当代小说文体产生了重大影响。
关键词:汪曾祺;小说;散文化AbstractWang Zengqi’s novellas are to reflect the taste and ideal of life belonging to the masses and the art theme of human relationship and human nature. He does not pursue the plot windingly, the integrity, but is by contains, elusive, the pale far style and unusual light, succinct is sprightly, the vivid expressive language, diligently builds the strong culture reveals the unique esthetic value, its work presents the bright prose literary style characteristic, has had the significant influence to the contemporary novel literary style.Keywords: Wang Zengqi; novels;characteristics of essays目录一、散文化意境的营造 (1)二、“自然无法”的散文化叙事结构 (3)三、简洁准确、意蕴丰富的散文化语言 (5)四、汪曾祺的小说对当代小说文体的意义 (7)参考文献 (9)谢辞 (9)1980年唐挚的《赞受戒》和张吾同的《写吧,为了心灵》相继发表,标志着文学界对汪曾祺研究的开始,至今已有近30年的时间。
在这近30年的时间里,各种刊物上发表了数量众多的研究汪曾祺小说的论文,这些论文涉及了汪曾祺小说创作的艺术渊源、哲学文化意识、创作主旨等多个方面,为广大读者鉴赏汪曾祺的小说发挥了积极作用。
笔者认为从文体角度去接近汪曾祺的小说,发掘其美学价值,分析其对当代小说文体产生的影响,对于更好地鉴赏汪曾祺的小说,同样具有积极意义。
这不仅是因为汪曾祺本人对文体的看重,更重要的是,他的小说文体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单一的审美情趣和单一的小说形式技巧的一次冲击,开创了新时期小说散文化的先河,给当代文坛带来了巨大震动,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散文化意境的营造意境,一般被认为是把社会生活中观察、激发出来的思想感情熔铸于所描写的生活图景之中而形成的一种艺术境界[1]。
意境不是玄妙莫测的幻觉,而是一种弦外之音。
意境,现在被认为是散文创作中不可缺少的美学追求,是一篇散文作品成功的关键性因素。
一般小说家的小说作品,很少关注意境的营造,而汪曾祺和一般小说家不同,他不但在自己的小说中有意创设意境,而且把意境的营造视为小说创作中不可缺少的部分与灵魂。
在汪曾祺的小说中,意境主要表现在气氛之中。
所谓“气氛”,既包括作者的情感、情绪的自然流露,也包括自然风光、民情风俗的生动描绘。
汪曾祺小说的散文化风格特征首先就在于重气氛的营造而不刻意追求故事情节的曲折、完整。
他认为,在小说中只要写出了气氛,即使不写故事,没有情节,不直接写人物性格、心理,也可以在字里行间都浸透了人物,因为气氛即人物。
在气氛的营造中,汪曾祺更加钟情于自然风光、民情风俗的描绘。
他以为“风俗是一个民族集体创作的抒情诗”[2]。
风俗自然地流露出一个民族的天性,汪曾祺总是从这里去寻找人物性格的源头活水。
但是汪曾祺描绘风俗,绝非停滞于风物志、风情志的叙述,而是与其小说中的人物密切相连,有其深刻的人文内涵。
凡与人物有关的风俗,他从来不吝笔墨,大笔挥洒;凡与人物无关的风俗,不管多美,也依然决然地割舍,惜墨如金。
“风俗即人,这是他同很多写风俗的作家最显著的区别。
”[3]“汪曾祺的小说强烈地传达出了一种清新隽永、淡泊高雅的风俗画效果。
”[4]《受戒》、《大淖纪事》和《八千岁》等之所以吸引了众多读者,其中重要的因素是它们那种富有别有风情的风俗描写。
如《受戒》的结尾处:“英子跳到中舱,两只桨飞快地划起来,划进了芦花荡。
紫灰色的芦穗,发着银光,软软的,滑溜溜的,像一串丝线。
有的地方结了蒲棒,通红的,像一枝一枝小蜡烛。
青浮萍,紫浮萍。
长脚蚊子,水蜘蛛。
野菱角开着四瓣的小白花。
惊起一只青桩(一种水鸟),擦着芦穗,扑鲁鲁鲁飞远了。
”充满着生活情趣的水荡景色的描绘,犹如一幅美丽的画面恒久地定格在读者的视觉之中。
在汪曾祺的笔下,生活都是以其本来面目和盘托出,写人物活动的场景,写民情、风俗,少有刻意的雕琢。
如在《鉴赏家》中,作者就为我们展现了一幅色、香、味俱全的物产风俗四季图。
“立春前后,卖青萝卜。
棒打萝卜,摔在地上就裂开了。
杏子、桃子下来时卖鸡蛋大的香白杏,白得像一团雪,只嘴儿以下有一根红线的‘一线红’密桃。
再下来是樱桃,红的像珊瑚,白的像玛瑙。
端午前后,枇杷。
夏天卖瓜。
七八月卖河鲜、鲜菱、鸡头、莲蓬、花下藕”。
如果说40年代的汪曾祺还有点像青春少年那样意气风发,在其小说中还有个人灵魂的探索和漂泊的成分的话(例如《复仇》),那么到了80年代,复出的他已经迈入生命的黄昏,个人和时代的遭际使他不愿意跳到历史的漩涡里去,其小说中则摆脱了火气,而呈现出全然的宁静、乐观与和谐[5]。
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间一派安详和谐,万事万物都处于平平淡淡安安静静之中。
如在《受戒》中,作者没有对当时社会动荡的背景进行描述,而是着力用清新欢快的笔调,对小和尚明海和小英子的爱情进行描写,充分展示了一幅宁静、古朴、祥和的纯净画面。
和谐与乐观作为人生的主色调代替了沉重和忧虑,由此形成了作品意蕴的和谐与乐观。
当然,如果说汪曾祺的小说只表现欢乐而没有悲伤,是不合实际的。
只是他小说中的忧伤既直视人生的本来面目,又被乐观所涵盖。
人世间的悲哀﹑苦难,人性的委琐,以及一切乏人兴趣甚至让人鄙薄的行为做派,一旦到了他的笔下,就顿生出脉脉的怜情。
他习惯于把人世间的痛苦嚼碎了,咽到肚里,而后缓缓化解成一种微甜、微苦、经久永恒的味。
例如《寂寞和温暖》里,被打成右派的农科所技术员沈沅,不论在田野上干活,还是伏在临窗的小桌前看书,每天好像过得很清静,很舒畅,内心的痛苦处理的很淡。
痛恨,但不咬牙切齿;欢乐,但不得意忘形;微笑淡化了愁苦,温馨驱走了暴烈,平和取代了浮躁。
他的作品,到处可以使人感到一种扑面而来的温暖,一种令人心平气静的柔和,一种旷达超脱的微笑,内蕴的乐观消融了丑恶,作者的性情已经转变成了作品别样的情感趋向和艺术风格。
一切都显得那么淡然,那么通脱,那么和谐。
汪曾祺的绝大多数小说表达的是爱与美,温情与风俗。
因此在艺术表现上,汪曾祺不追求激烈的矛盾冲突而是淡化情节、追求和谐。
正如他自己所言:“我的作品不是悲剧,我的作品缺乏崇高的、悲壮的美,我所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
”[6](p4)因此他重视小说平淡和谐气氛的渲染,以平淡的笔调营造隽永和谐的艺术境界,突出故事情节以外的风俗的美。
汪曾祺对平淡的追求是自觉的,他曾说在文风上,他是有意识地写得平淡。
作家个体的艺术风格既受民族历史文化的影响,也受到自身个性﹑气质﹑思想以及文化素质﹑艺术修养等的制约。
汪曾祺是个很乐观的人,对生活充满热情:“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
对于生活,我朴素的信念是:人类是会有希望的,中国是会好起来的。
我自觉的先要对读者产生一点影响的,也正是这点朴素的信念。
”[6](p3)正是由于这个朴素的信念,也为了将自己对生活的乐观传达给读者,他所撷取的不是人生的苦难,他小说描写的侧重点不是人性中的阴暗和丑恶,“他创作的旨意既非通过善恶美丑的尖锐对立和激烈冲突,来表现崇高和悲壮,也非以深沉的情感对灵魂进行严肃的拷问”[7]。
汪曾祺的小说往往在乡土风俗的描写之中渗透着汪曾祺传统的文化意识和审美情趣,人与人之间谦和互爱,人与物之间亲切共适,人与环境之间和谐相依,呈现出一派远离喧嚣和纷争,摒弃传统伦理中的狭隘和迂腐后的高远平淡、自然随和的生活氛围。
这体现出作家对人生与社会的深刻认识,突出了对民族文化特别是民间文化中善良、美好、健康人性的歌颂。
二、“自然无法”的散文化叙事结构汪曾祺对自己小说文体的散文化是有着充分自觉的。
他觉得,故事性太强的小说不大真实。
他说:“我的小说的另一个特点是:散,这倒是有意为之的。
我不喜欢布局严谨的小说,主张信马由缰,为文无法。
”[8](p166)汪曾祺在处理材料的艺术方式上,常常是“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
”[8](p166)他在对生活审美化的处理中,他性情的温和与随意营造了一种独特的散文化叙事结构。
阅读汪曾祺的小说,感觉不像读小说,而是好像阅读真实的生活。
他小说中的人物身份众多,其中最多的是身处社会底层的三教九流和下层知识分子等小人物。
这些小人物身上发生的多是小事情,没有感天动地的悲壮事情。
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归,随意而为、坚韧执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姿态和生活方式。
如《故里杂记•榆树》中的侉奶奶疼爱那头牵磨的驴,驴乏了,打滚时,侉奶奶“直替这驴在心里攒劲;驴翻过了,侉奶奶也替它觉得轻松”;《八千岁》中的八千岁卖米、俭省,八千岁被无端的敲诈后,决心从此不再节俭;《岁寒三友》中王瘦吾、陶虎臣的生意破产,家里的生活跌入低谷时,陶虎臣变卖了三块祖传的视若性命的田黄石章,脱朋友于困厄。
汪曾祺在组织小说的结构时,大多也是按照生活的多维流动来进行:一般是先描写地理环境和事件背景,接着交代人物,包括人的职业和生活情趣等,然后再描写具体人的具体细节,中间遇到什么就再插入几句[9](p266)。
在《老鲁》这篇小说中,就非常明显地体现了这种结构小说的方式。
《老鲁》以饿为开头,把当时的社会状况和学校状况呈现给读者,接着描写挖野菜,生动细致,写了两页才将老鲁介绍给读者,老鲁抓“甲壳虫”的细节非常细腻丰满,然后又写到老吴,老鲁和老吴各有所好,各有所长,接着重点描写老鲁的经历和遭遇,使老鲁这个普通人的形象生动鲜活起来,西南联大的生活或者其它的东西随便插入进来,显得生动而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