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汪曾祺小说的散文化特征
分 类 号：I247.7
单位代码：10452
本科毕业论文 论汪曾祺小说的散文化特征 姓 名 高冠强
学 号 200601120520
年 级 2006
专 业 汉语言文学
系 （院） 文学院
指导教师 蒋心海
2008年4月10日
摘要
汪曾祺的小说着力表现人民大众的生活情趣、生活理想以及人情美和人性美的艺术主题。他不追求故事情节的曲折、完整性，而是以含蓄、空灵、淡远的风格和奇崛平淡、简洁明快、生动传神的语言，努力营造浓厚的文化意蕴，彰显独特的审美价值，其作品呈现出鲜明的散文化文体特点，对当代小说文体产生了重大影响。
关键词：汪曾祺；小说；散文化
Abstract
Wang Zengqi’s novellas are to reflect the taste and ideal of life belonging to the masses and the art theme of human relationship and human nature. He does not pursue the plot windingly, the integrity, but is by contains, elusive, the pale far style and unusual light, succinct is sprightly, the vivid expressive language, diligently builds the strong culture reveals the unique esthetic value, its work presents the bright prose literary style characteristic, has had the significant influence to the contemporary novel literary style.
Keywords: Wang Zengqi; novels;characteristics of essays
目录
一、散文化意境的营造 (1)
二、“自然无法”的散文化叙事结构 (3)
三、简洁准确、意蕴丰富的散文化语言 (5)
四、汪曾祺的小说对当代小说文体的意义 (7)
参考文献 (9)
谢辞 (9)
1980年唐挚的《赞受戒》和张吾同的《写吧，为了心灵》相继发表，标志着文学界对汪曾祺研究的开始，至今已有近30年的时间。在这近30年的时间里，各种刊物上发表了数量众多的研究汪曾祺小说的论文，这些论文涉及了汪曾祺小说创作的艺术渊源、哲学文化意识、创作主旨等多个方面，为广大读者鉴赏汪曾祺的小说发挥了积极作用。笔者认为从文体角度去接近汪曾祺的小说，发掘其美学价值，分析其对当代小说文体产生的影响，对于更好地鉴赏汪曾祺的小说，同样具有积极意义。这不仅是因为汪曾祺本人对文体的看重，更重要的是，他的小说文体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单一的审美情趣和单一的小说形式技巧的一次冲击，开创了新时期小说散文化的先河，给当代文坛带来了巨大震动，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散文化意境的营造
意境，一般被认为是把社会生活中观察、激发出来的思想感情熔铸于所描写的生活图景之中而形成的一种艺术境界[1]。意境不是玄妙莫测的幻觉，而是一种弦外之音。意境，现在被认为是散文创作中不可缺少的美学追求，是一篇散文作品成功的关键性因素。一般小说家的小说作品，很少关注意境的营造，而汪曾祺和一般小说家不同，他不但在自己的小说中有意创设意境，而且把意境的营造视为小说创作中不可缺少的部分与灵魂。
在汪曾祺的小说中，意境主要表现在气氛之中。所谓“气氛”，既包括作者的情感、情绪的自然流露，也包括自然风光、民情风俗的生动描绘。汪曾祺小说的散文化风格特征首先就在于重气氛的营造而不刻意追求故事情节的曲折、完整。他认为，在小说中只要写出了气氛，即使不写故事，没有情节，不直接写人物性格、心理，也可以在字里行间都浸透了人物，因为气氛即人物。在气氛的营造中，汪曾祺更加钟情于自然风光、民情风俗的描绘。他以为“风俗是一个民族集体创作的抒情诗”[2]。风俗自然地流露出一个民族的天性，汪曾祺总是从这里去寻找人物性格的源头活水。但是汪曾祺描绘风俗，绝非停滞于风物志、风情志的叙述，而是与其小说中的人物密切相连，有其深刻的人文内涵。凡与人物有关的风俗，他从来不吝笔墨，大笔挥洒；凡与人物无关的风俗，不管多美，也依然决然地割舍，惜墨如金。“风俗即人，这是他同很多写风俗的作家最显著的区别。”[3]
“汪曾祺的小说强烈地传达出了一种清新隽永、淡泊高雅的风俗画效果。”[4]《受戒》、《大淖纪事》和《八千岁》等之所以吸引了众多读者，其中重要的因素是它们那
种富有别有风情的风俗描写。如《受戒》的结尾处:“英子跳到中舱，两只桨飞快地划起来，划进了芦花荡。紫灰色的芦穗，发着银光，软软的，滑溜溜的，像一串丝线。有的地方结了蒲棒，通红的，像一枝一枝小蜡烛。青浮萍，紫浮萍。长脚蚊子，水蜘蛛。野菱角开着四瓣的小白花。惊起一只青桩（一种水鸟），擦着芦穗，扑鲁鲁鲁飞远了。”充满着生活情趣的水荡景色的描绘，犹如一幅美丽的画面恒久地定格在读者的视觉之中。
在汪曾祺的笔下，生活都是以其本来面目和盘托出，写人物活动的场景，写民情、风俗，少有刻意的雕琢。如在《鉴赏家》中，作者就为我们展现了一幅色、香、味俱全的物产风俗四季图。“立春前后，卖青萝卜。棒打萝卜，摔在地上就裂开了。杏子、桃子下来时卖鸡蛋大的香白杏，白得像一团雪，只嘴儿以下有一根红线的‘一线红’密桃。再下来是樱桃，红的像珊瑚，白的像玛瑙。端午前后，枇杷。夏天卖瓜。七八月卖河鲜、鲜菱、鸡头、莲蓬、花下藕”。
如果说40年代的汪曾祺还有点像青春少年那样意气风发，在其小说中还有个人灵魂的探索和漂泊的成分的话（例如《复仇》），那么到了80年代，复出的他已经迈入生命的黄昏，个人和时代的遭际使他不愿意跳到历史的漩涡里去，其小说中则摆脱了火气，而呈现出全然的宁静、乐观与和谐[5]。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间一派安详和谐，万事万物都处于平平淡淡安安静静之中。如在《受戒》中，作者没有对当时社会动荡的背景进行描述，而是着力用清新欢快的笔调，对小和尚明海和小英子的爱情进行描写，充分展示了一幅宁静、古朴、祥和的纯净画面。
和谐与乐观作为人生的主色调代替了沉重和忧虑，由此形成了作品意蕴的和谐与乐观。当然，如果说汪曾祺的小说只表现欢乐而没有悲伤，是不合实际的。只是他小说中的忧伤既直视人生的本来面目，又被乐观所涵盖。人世间的悲哀﹑苦难，人性的委琐，以及一切乏人兴趣甚至让人鄙薄的行为做派，一旦到了他的笔下，就顿生出脉脉的怜情。他习惯于把人世间的痛苦嚼碎了，咽到肚里，而后缓缓化解成一种微甜、微苦、经久永恒的味。例如《寂寞和温暖》里，被打成右派的农科所技术员沈沅，不论在田野上干活，还是伏在临窗的小桌前看书，每天好像过得很清静，很舒畅，内心的痛苦处理的很淡。痛恨，但不咬牙切齿；欢乐，但不得意忘形；微笑淡化了愁苦，温馨驱走了暴烈，平和取代了浮躁。他的作品，到处可以使人感到一种扑面而来的温暖，一种令人心平气静的柔和，一种旷达超脱的微笑，内蕴的乐观消融了丑恶，作者的性情已经转变成了作品别样的情感趋向和艺术风格。一切都显得那么淡然，那么通脱，那么和谐。
汪曾祺的绝大多数小说表达的是爱与美，温情与风俗。因此在艺术表现上，汪曾祺不追求激烈的矛盾冲突而是淡化情节、追求和谐。正如他自己所言：“我的作品不是悲剧，我的作品缺乏崇高的、悲壮的美，我所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6]（p4）因此他重视小说平淡和谐气氛的渲染，以平淡的笔调营造隽永和谐的艺术境界，突出故事情节以外的风俗的美。汪曾祺对平淡的追求是自觉的，他曾说在文风上,他是有意识地写得平淡。
作家个体的艺术风格既受民族历史文化的影响，也受到自身个性﹑气质﹑思想以及文化素质﹑艺术修养等的制约。汪曾祺是个很乐观的人，对生活充满热情：“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对于生活，我朴素的信念是：人类是会有希望的，中国是会好起来的。我自觉的先要对读者产生一点影响的，也正是这点朴素的信念。”[6]（p3）正是由于这个朴素的信念，也为了将自己对生活的乐观传达给读者，他所撷取的不是人生的苦难，他小说描写的侧重点不是人性中的阴暗和丑恶，“他创作的旨意既非通过善恶美丑的尖锐对立和激烈冲突，来表现崇高和悲壮，也非以深沉的情感对灵魂进行严肃的拷问”[7]。
汪曾祺的小说往往在乡土风俗的描写之中渗透着汪曾祺传统的文化意识和审美情趣，人与人之间谦和互爱，人与物之间亲切共适，人与环境之间和谐相依，呈现出一派远离喧嚣和纷争，摒弃传统伦理中的狭隘和迂腐后的高远平淡、自然随和的生活氛围。这体现出作家对人生与社会的深刻认识，突出了对民族文化特别是民间文化中善良、美好、健康人性的歌颂。
二、“自然无法”的散文化叙事结构
汪曾祺对自己小说文体的散文化是有着充分自觉的。他觉得，故事性太强的小说不大真实。他说：“我的小说的另一个特点是：散，这倒是有意为之的。我不喜欢布局严谨的小说，主张信马由缰，为文无法。”[8]（p166）汪曾祺在处理材料的艺术方式上，常常是“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8]（p166）他在对生活审美化的处理中，他性情的温和与随意营造了一种独特的散文化叙事结构。
阅读汪曾祺的小说，感觉不像读小说，而是好像阅读真实的生活。他小说中的人物身份众多，其中最多的是身处社会底层的三教九流和下层知识分子等小人物。这些小人物身上发生的多是小事情，没有感天动地的悲壮事情。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归，随意而为、坚韧执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姿态和生活方式。如《故里杂记?榆树》中的
侉奶奶疼爱那头牵磨的驴，驴乏了，打滚时，侉奶奶“直替这驴在心里攒劲；驴翻过了，侉奶奶也替它觉得轻松”；《八千岁》中的八千岁卖米、俭省，八千岁被无端的敲诈后，决心从此不再节俭；《岁寒三友》中王瘦吾、陶虎臣的生意破产，家里的生活跌入低谷时，陶虎臣变卖了三块祖传的视若性命的田黄石章，脱朋友于困厄。
汪曾祺在组织小说的结构时，大多也是按照生活的多维流动来进行：一般是先描写地理环境和事件背景，接着交代人物，包括人的职业和生活情趣等，然后再描写具体人的具体细节，中间遇到什么就再插入几句[9]（p266）。在《老鲁》这篇小说中，就非常明显地体现了这种结构小说的方式。《老鲁》以饿为开头，把当时的社会状况和学校状况呈现给读者，接着描写挖野菜，生动细致，写了两页才将老鲁介绍给读者，老鲁抓“甲壳虫”的细节非常细腻丰满，然后又写到老吴，老鲁和老吴各有所好，各有所长，接着重点描写老鲁的经历和遭遇，使老鲁这个普通人的形象生动鲜活起来，西南联大的生活或者其它的东西随便插入进来，显得生动而自然。
汪曾祺那些描写市井风情的小说就更是结构松散，风俗人情、天文地理、故事传说等穿插自如，给人的感觉好像是想到哪里就写到哪里，好像主次不分明。可是汪曾祺的高妙之处就在于他艺术化地处理了各种穿插成分，而这些穿插部分又圆满的完成了叙事功能，从而给这种表面上看起来不太像小说的、随其自然的散文化文体赋予了一种恬淡自然的境界，营造了一个洋溢着浓郁地域风情色彩的艺术境界，显得清雅温馨、自然质朴。例如《受戒》以写荸荠庵开头，从而引出当地和尚的风俗、荸荠庵的生活方式、和尚明海出家的过程和小英子一家的生活状态，最后才通过小英子的眼睛来写明海受戒的过程。同时，小说的穿插成分还像滚雪球一样不停向外滚动着别的穿插细节，例如描写庵中生活的一段，顺便交代了几个和尚的情态，在叙述三师傅时又写到了他的绝技、和尚和当地姑娘私通的风俗等，虽然表面上显得枝节纵横，但是作者的叙述却是那么的自然，如水的流动一般，不拘一格而又浑然天成。正如汪曾祺曾所说，《受戒》里写水的成分虽然不多，但是整篇文章却充满了水的感觉。水不但不自觉中成了他的一些小说中的背景，并且也影响了他的小说的风格。水有时是澎湃的，但汪曾祺笔下的水却总是柔软平和的。正是这种平和流水般的小说风格，营造了一种纯正天然的艺术世界。例如《受戒》里明海和小英子一块到田地里去，柔软的田埂上留下了小英子的脚印，“明海看着她的脚印，傻了。五个小小的趾头，脚掌平平的，脚跟细细的，脚弓部分缺了一块。明海身上有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感觉，他觉得心里痒痒的。这一串美丽的脚印把小和尚的心
搅乱了。”汪曾祺的小说中有很多这些富有诗情画意的细节描写，这就使其小说虚实相间，营造一种美的极致的生活境界。
汪曾祺的这种“为文无法”的散文化的叙事结构，尽管可以营造出一种和谐、平淡而优美的意境，可是这样的意境对于小说这一文体来说，好像有些“乏味”。汪曾祺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提出了“溶奇崛于平淡之中”。只不过汪曾祺的“奇”，不在于过程的曲折离奇，而是主人公在关键时刻所做出的特别的有别于常人的行为举动。例如《岁寒三友》中的靳彝甫在朋友急需帮助时，依然决然地决定把自家珍藏的田黄石卖掉，帮助朋友顺利度过急难。作为故事，这样的情节发展过程也许算不上曲折，可是情节却在最关键的地方终止，在情节的急转过程中，为人物的形象塑造增添了最光彩亮丽的一笔，刻画出了人物性格的另一面，增加了其复杂性，人物的性格同时也在这里闪耀出绚丽的光彩，给我们留下了深深的思索和无穷的回味。这就使文章当中那些表面上看起来杂乱无章的叙述和穿插，具有了一种卒章显其志的作用，汪曾祺把这种写法称之为“苦心经营的随便”，从而更显其匠心独运，高人一筹。
三、简洁准确、意蕴丰富的散文化语言
汪曾祺说：“一个作家能不能算是一个作家，能不能在作家之林中立足，首先决定于他有没有自己的语言，能不能找到一种只属于他自己，和别人迥不相同的语言。”[10]许多著名作家都是讲究语言的，如鲁迅，沈从文，老舍，孙犁，赵树理等。鲁迅极精练，他的语言具有深厚旧学功底；沈从文刻意唯美，但过多的方言俚语有时让人难懂；老舍是活泼的市民语言；孙犁平淡简洁；赵树理是真正的农民语言，中间杂有民间戏剧的对白。汪曾祺以他那幽兰清菊般的语言，令读者难以释怀。
汪曾祺认为准确是语言的唯一标准。他在叙述中，多数使用白描手法，不堆砌词藻，不拖泥带水，不仅显得准确，而且还显得清爽干净。例如《受戒》中的几段话：荸荠庵的地势很好，在一片高地上。这一带就数这片地势高，当初建庵的人很会选地方。门前是一条河。门外是一片很大的打谷场。三面都是高大的柳树。山门里是一个穿堂。迎门供着弥勒佛。不知是哪一位名士撰写了一副对联：
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
开颜一笑笑世间可笑之人
弥勒佛背后，是韦驮。过穿堂，是一个不小的天井，种着两棵白果树。天井两边各有三间厢房。走过天井，便是大殿，供着三世佛。佛像连龛才四尺来高。大殿东边是方丈，西边是库房。大殿东侧，有一个小小的六角门，白门绿字，刻着一副对联：一花一世界
三藐三菩提
进门有一个狭长的天井，几块假山石，几盆花，有三间小房。
作者只是简单陈述，显得极其准确、简洁。高地、河、白果树等前面既没有修饰词，也没有运用比喻和夸张等非常强烈的修辞，他仅使用了大、小、高、狭长等带有判断性的限定词，他要实现的就是“准确”，同时带给我们一种清水出芙蓉的美。
汪曾祺认为，要使语言生动，要把句子尽量写的短，能切开就切开。因此，他喜欢使用短句，喜欢分行，这是他小说语言形式的一大特征，也是造成他小说散文化的原因之一。短，是口语句式的突出特点。同时句子短，就显得灵活，就容易上口，就显得平易亲切，就具有鲜活的生命力。而短句与长句的交相变化、交替使用，又显得姿态横生、错落有致。如《受戒》中明子受戒后，与小英子隔河的对话：她一眼就看见了明子。隔着一条护城河，就喊他：
“明子！”
“小英子！”
“你受了戒啦？”
“受了。”
“疼吗？”
“疼。”
“现在还疼吗？”
“现在疼过去了。”
“你哪天回去？”
“后天。”
“上午？下午？”
“下午。”
“我来接你！”
“好！”
这样的对话，疏疏落落，结构简单，形式短小，而且每句分行，表意简洁明快，蕴含着鲜明的个性特色，呈现出丰盈的诗意特征。形式，在这里营造了一种突出的视觉效果，体现并增加了作品的内涵。
正如汪曾祺自己所说，“语言不是一句一句写出来，加在一起的。语言不能像盖房子一样，一块砖一块砖，垒起来。那样就会成为堆砌。语言的美不在一句一句的话，而在话与话之间的关系。”[11]所以汪曾祺要在语言运用中，追求一种风格、一种氛围；在字与字的关系中，创造一种富有表现力的叙述语言，在字词之间的秩序中，创造出无限的意义和可能，使读者可以透过语言的表层，品尝出更加深刻的意蕴，从而使语言真正升华到以一当十、以少胜多的美学境界。如《大淖记事》中的三段文字：十一子到了淖边。巧云踏在一只“鸭撇上”上（放鸭子用的小船，极小，仅容一人。这是一只公船，平常就拴在淖边。大淖人谁都可以撑着它到沙洲上挑蒌蒿，割茅草，拣野鸭蛋），把蒿子一点，撑向淖中央的沙洲，对十一子说：“你来！”过了一会，十一子泅水到了沙洲上。
他们在沙洲的茅草丛里一直呆到月到中天。
月亮真好啊！
上面这三段文字叙述的是在巧云被刘长号破身后，与十一子在水边相会的情景。在“月亮真好啊！”这一景色描写的背后，隐藏了非常丰富的意蕴，展示了一种地域文化的精神，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巧云痛苦不是毁灭性的、巧云和十一子的爱情是纯洁美好的。
四、汪曾祺的小说对当代小说文体的意义
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汪曾祺是一位具有承先启后意义的小说家[12]。因为他把被中断的散文化小说传统延续了下来，同时他还更新了小说观念，开启了“寻根文学”思潮，启发了当代作家的文体意识。这对中国当代小说的文体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产生了深远影响。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种种原因，废名、沈从文等人开创的中国传统文化小说，多年不被人注意。而汪曾祺小说的出现，连续了被中断和遗忘的小说风格。汪曾祺还以他的小说创作实绩，对当代一批小说家和小说潮流产生了积极影响。
有人认为，中国当代文学最大的教训就是回绝了20世纪40年代除了延安文学以外的新文学遗产，而汪曾祺小说就成为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特别是寻根文学与20世纪40年代新文学、现代文学的一个中介。诚然，寻根文学的产生有着深厚和复杂的
文化和社会背景，而汪曾祺的小说也许只是从一个侧面给作家们对民族文化的根底的寻找和反思进行了启发。但是，汪曾祺的小说更深远的意义在于连接了被中断的抒情小说传统，表现特定地域的民情民俗和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是20世纪80年代小说创作中最为流行的方式和观念。汪曾祺关于“风俗是一个民族集体创作的生活抒情诗”的观点，对“寻根文学”的产生和发展都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以及对后来的小说创作者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譬如阿城、贾平凹（商州系列小说）、何立伟、钟阿城等，在小说文体上均接近汪曾祺并取得了较高的成绩。
汪曾祺自己一直认为他的创作成为不了主流，这不是自谦，而是平实之言。他没有如现在一些不可一世的作家，认为自己的作品是所谓“谢公不出，如苍生何？”但他却是现代自由意志的生活方式和古典意趣的诗意化意境的和谐结合。他把小说这一文学样式赋予了自己独特的叙述方式、结构、语言，成为了一种成熟的散文化小说文体的典范：优美的意境、浓郁的感情，虚实相生的氛围，平淡的叙述方式，简洁准确、意蕴丰富的语言等。我们在他这些精致而令人回味无穷的散文化小说里看到生命的各种状态，人生的各个层面，体味到空灵和诗意，感悟到成熟和达观[9]（p266）。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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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辞
本论文得以完成，首先要感谢蒋心海副教授，因为从选题到完成，每一步都是在蒋老师的指导下完成的，倾注了蒋老师大量的心血。另外，要感谢在大学期间所有传授我知识的老师，是他们的悉心教导使我有了良好的专业课知识，这也是论文得以完成的基础。
师恩永铭，友情难忘。
2008年4月10日
论汪曾祺小说的语言特色
专科毕业报告 论文题目：关于论汪曾祺小说的语言特色 姓名：毛仙付 专业：应用中文专业 年级：2012年秋 层次：高起专 学习中心曲靖培训学习中心 完成时间：2014年9 月20 日 北京师范大学继续教育与教师培训学院
论汪曾祺小说的语言特色 【内容摘要】：汪曾祺的小说俭省、疏放、淡远，而又从中透出凝重、显现奇崛。在其小说中，我们能够发现蕴藏在文中的真、善、美。作者传承着祖国的传统美德和传统文化，以极其虔诚的态度来表达其内心对生活的热爱、对人性的赞美。汪曾祺的小说语言优美，不管是叙述事件还是描绘景物，是写对话还是描写人物，都显示出和谐、风俗的风格。 【关键词】：小说语言真实性文言文人性美和谐与风俗 汪曾祺就像是一阵清风在新时期的文坛上刮过，让人眼前为之一亮。许多人都喜欢汪曾祺，十分喜爱他的作品，尤其是他的小说。他的小说语言如同是铺在池底的鹅卵石一般，干净清爽，十分圆润。 一、语言的真实性 艺术来源于生活，生活是艺术的唯一来源。脱离生活的艺术其生命价值较低。例如，贾平凹本来对农村生活，民间文化有较深的了解，写出了《商州初录》等优秀作品。但后来他转入写城市生活，由于没有深入、细致的了解，因此比较肤浅，文学价值不高，如《废都》，引起了广大读者的争议。 汪曾祺就注重对现实生活的把握，很多小说里的人物、语言、环境可以在他的故乡、他熟悉的环境中能找到原型。在《逝水<大淖记事>是怎么写出来》中，有这样的描述：“我从小喜欢到处走，东看看，西看看……路过铁匠店，我走进去看老铁匠在模子上敲打半天，敲出一个用来钉在小孩虎头帽上的小罗汉。路过画匠店，我歪着头看他们画‘家神菩萨’……”《大淖记事》里的大淖、铁匠、妇女、人物的习性，说话的腔调几乎都能从他的故乡中找到原型。其语言来源于生活，朴质真实，体现在口语化和地方方言的使用。 王安忆说“汪曾祺的小说，可说是顶容易读的了。总是最平凡的字眼，组成最平凡的句子，说一件最平凡的事情。” 不加过多的粉饰，信马由鞭。王安忆又说：“汪曾祺讲故事的语言也颇为老实，他几乎从不概括，而尽是详详细细，认认真真地叙述过程，而且是很日常的过程”。正如上面所说他朴实地再现了生活。例如：“这里的人，衣服被里洗过后，都要浆一浆。浆过的衣服，穿在身上沙沙作响。浆是芡实水磨，加一点明矾，澄去水分，晒干而成。这东西是不值什么钱的。一大盆衣被，只要到杂货店花两三个铜板，买一小块，用热水冲开，就足够用了。”（《大淖记事》）。用极其平凡、朴质的语言，详细地给我们描述了衣服怎样浆洗。他喜欢用“的、得、过、跟、了、去”等，加强了文章的口语化。 小说中常出现方言，或者是民间小调等民间语言，亲切、自然，也是真实性的一个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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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的散文摘抄 汪曾祺 的散文 相信大家都有读过吧， 下面是汪曾祺的散文和他本人的一些经历， 欢迎大家 阅读。 汪曾祺 汪曾祺一生经历了无数苦难和挫折，受过各种不公正待遇，尽管如此，他始 终保持平静旷达的心态，并且创造了积极乐观诗意的文学 人生。贾平凹 在一首诗中这样评价汪曾祺：“是一文狐，修炼成老精。” 汪曾祺散文 汪曾祺散文给人印象第一深刻的就是他的语言、 文字。 他曾不止一次地提到 他的语言风格是受到了归有光的极大影响。 后来我了解到， 归有光的散文最大特 点，就是白描，近乎于通篇的白描写作。汪曾祺受其影响，语言中，出落的就是 大大方方，平平淡淡的白话。有人评价汪曾祺的语言说是“把白话白到了家”。 然而， 读汪曾祺的文章又很明显地可以感受得到他在行文之中所带有的那种文人 雅气。二者得到了某种平衡和协调之后，显示出了独特的艺术魅力。就像在《花 园》中，他说“没当家像一个概念一样浮现于我的记忆之上，它的颜色是最深沉 的”， “当然我嘴里是含着一根草了。 草根的甜味和它的似有若无的水红色是一 种自然的巧合”，整篇文章读下来，却使人忍俊不禁，内心平和，恬淡而又不乏 感动，如最后他说“有一年夏天，我已经像个大人了，天气郁闷，心上另外又有 一点小事使我睡不着，半夜到园里去。一进门，我就停住了。我看见一个火星。 咳嗽一声，招我前去，原来是我的父亲。他也正因为睡不着觉在园中徘徊。他让 我抽一支烟 （我刚会抽烟） ， 我搬了一张藤椅坐下， 我们一直没有说话。 那一次， 我感觉我跟父亲靠得近极了。” 汪曾祺曾说，他所追求不是深刻，而是和谐。“我非常重视语言，也许我把 语言的重要性推到了极致。 我认为语言不只是形式， 本身便是内容”， 他的语言，
汪曾祺小说陈小手
汪曾祺小说陈小手 汪曾祺小说《陈小手》中的人物陈小手是旧社会一个男性产科医生的形象。他身上有许多令人尊敬的品质，大家了解哪些? 陈小手汪曾祺 我们那地方，过去极少有产科医生。一般人家生孩子，都是请老娘①。什么人家请哪位老娘，差不多都是固定的。一家宅门的大少奶奶、二少奶奶、三少奶奶，生的少爷、小姐，差不多都是一个老娘接生的。老娘要穿房入户，生人怎么行?老娘也熟知各家的情况，哪个年长的女佣人可以当她的助手，当抱腰的，不需临时现找。而且，一般人家都迷信哪个老娘吉祥，接生顺当。老娘家都供着送子娘娘，天天烧香。谁家会请一个男性的医生来接生呢? 我们那里学医的都是男人，只有李花脸的女儿传其父业，成了全城仅有的一位女医人。她也不会接生，只会看内科，是个老姑娘。男人学医，谁会去学产科呢?都觉得这是一桩丢人没出息的事，不屑为之。但也不是绝对没有。陈小手就是一位出名的男性的产科医生。 陈小手的得名是因为他的手特别小，比女人的手还小，比一般女人的手还更柔软细嫩。他专能治难产。横生、倒生，都能接下来(他当然也要借助于药物和器械)。据说因为他的手小，动作细腻，可以减少产妇很多痛苦。大户人家，非到万不得已，是不会请他的。中小户人家，忌讳较少，遇到产妇胎位不正，老娘束手，老娘就会建议：
去请陈小手吧。陈小手当然是有个大名的，但是都叫他陈小手。 接生，耽误不得，这是两条人命的事。陈小手喂着一匹马。这匹马浑身雪白，无一根杂毛，是一匹走马。据懂马的行家说，这马走的脚步是野鸡柳子，又快又细又匀。我们那里是水乡，很少人家养马。每逢有军队的骑兵过境，大家就争着跑到运河堤上去看马队，觉得非常好看。陈小手常常骑着白马赶着到各处去接生，大家就把白马和他的名字联系起来，称之为白马陈小手。 同行的医生，看内科的、外科的，都看不起陈小手，认为他不是医生，只是一个男性的老娘。陈小手不在乎这些，只要有人来请，立刻跨上他的白走马，飞奔而去。正在呻吟惨叫的产妇听到他的马脖上的銮铃的声音，立刻就安定了一些。他下了马，即刻进产房。过了一会(有时时间颇长)，听到哇的一声，孩子落地了。陈小手满头大汗，走了出来，对这家的男主人拱拱手：恭喜恭喜!母子平安! 男主人满面笑容，把封在红纸里的酬金递过去。陈小手接过来，看也不看，装进口袋里，冼洗乎，喝一杯热茶，道一声得罪，出门上马。只听见他的马的銮铃声哗棱哗棱走远了。 陈小手活人多矣。 有一年，来了联军。我们那里那几年打来打去的，是两支军队。一支是国民革命军，当地称之为党军;相对的一支是孙传芳的军队。孙传芳自称五省联军总司令，他的部队就被称为联军。联军驻扎在天王庙，有一团人。团长的太太(谁知道是正太太还是姨太太)，要生了，生不下来。叫来几个老娘，还是弄不出来。这太太杀猪也似的
朴素、平淡、韵味无穷——浅谈汪曾祺作品语言特色
朴素、平淡、韵味无穷 ——浅谈汪曾祺作品语言特色 内容提要：本文以汪曾祺的小说散文为研究对象,论述其作品的语言特色..笔者认为,汪曾祺作品语言特色表现为:独特的口语化的语言.吸取古典文学的营养.突破诗歌、散文、小说的界限.重氛围渲染,表现健康的人性.形成了其具有独特韵味的文学语言.对于打破“文革”后那段冰冻期特有的话语禁忌,功不可没.这决定了汪曾祺作品无可置疑的文体学意义. 关键词：汪曾祺、小说、散文、语言 许多人喜欢汪曾祺,有的甚至是疯狂地喜欢.汪曾祺像一阵清风在中国文坛刮过,让人眼前一亮.他承继了乃师沈从文之风,而又以白描见长,别成一家.他的小说、散文语言如同水中磨洗过的白石子,干净圆润清清爽爽.这种语言魅力显然得益于日常口语,方言,民间文学和古典文学的完美化合.汪曾祺将精练的古代语言词汇自然地消融在文本中,又从日常口语,方言,民间文学中吸取甘美的乳汁,兼收并蓄,克钢化柔,扫除诗歌、散文、小说的界限,独创一种新文体.豪华落尽见真淳.轻盈流丽,小巧精致,如生生燕语,呖呖莺歌,滑而不腻.令人一读之下而悠然神往.汪曾祺那信马由缰干净利索的文字,淡而有味,飘而不散,有初发芙蓉之美,可谓俗极,雅极,炉火纯青. 汪曾祺对中国文坛的影响,特别是对年轻一代作家的影响是巨大的.在风行现代派的上世纪80年代,汪曾祺以其优美的文字和叙述唤起了年轻一代对母语的感情,唤起了他们对母语的重新的热爱,唤起了他们对民族文化的热爱.上世纪80年代是流行翻译文体的年代,一些作家为了表现自己的新潮和前卫,大量模仿和照搬翻译小说的文体,以为翻译家的文体就是现代派的文体.我们现在从当时的一些著作的作品就可以看到这种幼稚的模仿.汪曾祺用非常中国化的文风征服了不同年龄、不同文化的人,且显得特别“新潮”,让年轻人重新树立了对汉
论汪曾祺小说的散文化特征
分 类 号：I247.7 单位代码：10452 本科毕业论文 论汪曾祺小说的散文化特征 姓 名 高冠强 学 号 200601120520 年 级 2006 专 业 汉语言文学 系 （院） 文学院 指导教师 蒋心海 2008年4月10日
摘要 汪曾祺的小说着力表现人民大众的生活情趣、生活理想以及人情美和人性美的艺术主题。他不追求故事情节的曲折、完整性，而是以含蓄、空灵、淡远的风格和奇崛平淡、简洁明快、生动传神的语言，努力营造浓厚的文化意蕴，彰显独特的审美价值，其作品呈现出鲜明的散文化文体特点，对当代小说文体产生了重大影响。 关键词：汪曾祺；小说；散文化
Abstract Wang Zengqi’s novellas are to reflect the taste and ideal of life belonging to the masses and the art theme of human relationship and human nature. He does not pursue the plot windingly, the integrity, but is by contains, elusive, the pale far style and unusual light, succinct is sprightly, the vivid expressive language, diligently builds the strong culture reveals the unique esthetic value, its work presents the bright prose literary style characteristic, has had the significant influence to the contemporary novel literary style. Keywords: Wang Zengqi; novels;characteristics of essays
汪曾祺小说风格特色
谈谈汪曾祺小说的风格与特色 ——以《受戒》为例 暑假在家读了《汪曾祺文集》，感受颇深，尤喜欢他的小说，在此谈谈我对其小说的看法。 汪曾祺的小说充溢着“中国味儿”。他说：“我是一个中国人”，“中国人必然会接受中国传统思想和文化影响”。儒、道、佛三家，“比较起来，我还是接受儒家的思想多一些”；不过，“我不是从道理上，而是从感情上接受儒家思想的”。正因为他对传统文化的挚爱，因而在创作上追求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中去；在语言上则强调着力运用中国味儿的语言。这是他艺术追求的方向，也是他小说的灵魂。汪曾祺小说中流溢出的美质，首先在于对我们民族心灵和性灵的发现，以近乎虔敬的态度来抒写民族的传统美德。他说：“我写的是美，是健康的人性”。而美与健康的人性，不论在多么古老的民族传统中，永远是清新得如同荷风露珠一般。为此他写出了脍炙人口的《受戒》和《大淖记事》。 在风格特色上，汪曾祺的小说比较接近散文，是散文化了的小说。汪曾祺的创作开了新时期小说散文化的先河。他历来主张短篇小说应有散文的成份，并曾想打破小说、散文和诗歌的界限。他有深厚的中国古代文学和民间文学的修养，尤重《世说新语》、宋人笔记、桐城散文，又师承现代文学大师沈从文，这就使他的小说确实难同散文相区别。在新时期的小说中，他的作品可说是独具一格的。 汪曾祺小说的散文化特点首先在于重气氛。他认为在短篇小说中
只要写出了气氛，即使不写故事，没有情节，不直接写人物性格、心理，也可以在字里行间浸透人物，因为气氛即人物。所谓气氛，既包括作者的情感、情绪的自然流露，也包括自然风光、民情风俗的生动描绘。但汪曾祺尤其看重风俗描绘，他“以为风俗是一个民族集体创作的抒情诗。”风俗自然地流露出一个民族的天性，作者总是从这里去寻找人物性格的源头活水。凡与人物有关的风俗，作者从来不吝笔墨，大笔挥洒；与人无关的风俗，尽管很美，也毅然割舍，惜墨如金。他自己说；“我不善于讲故事，也不喜欢太象小说的小说，即故事性很强的小说。故事性太强了，我觉得就不太真实了。”因此，说他的小说更多地接近于生活的原貌，有着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 首先，在塑造人物方面，其作品人物着色浅淡，绝少铅华，不作故意的褒贬和抑扬，好人并不强其所好，坏人也不故添其坏，能人并不样样俱能，庸人也不一无所长。全都实实在在，不掺半点虚假。《受戒》中的仁山和尚是荸荠庵的“当家的”，他能把帐一点一滴地算清楚，可当好和尚的三个条件，他一条也不具备。相貌：黄，胖；“声音也不象钟磬，倒象母猪”；聪明吗？难说，打牌老输。再如那个正经人“偷鸡的”，他平庸乏味的谋生本领——利用铜蜻蜓偷人家的鸡，可谓身无一技之长，但他的身上却给人以某种生活的启示，透视着某种生活的哲理。作者写人物就是这样，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他追求生活的真实，绝不把人写成神，抑扬褒贬几乎毫无泄露和表现。 其次，在结构艺术上，汪曾祺的小说转折自然，不求严谨，接近散文，贴于生活状态。《受戒》写明海由舅舅带着出家，渡船时很
汪曾祺小说艺术特点
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及时宜自勉，岁月不待人。 一、1.独特的小说观念（“小说是回忆”） 汪曾祺曾经小说下过一个定义：“跟一个可以谈的来的朋友亲切地谈一点你所知道的生活。”于是，我们阅读他的小说，仿佛感觉到是一个岁月老人在夕阳下讲述些有意思的往事，清淡、飘逸、耐品味，那些浓烈的、激动的、过于悲伤的东西都在他的娓娓叙述中变得淡而又淡。人情世故，舒缓有致，自有一番坐看云起的淡定。 从汪曾祺目前的小说来看，他的作品大多是故乡高邮的风土人情、市井生活，那里有他童年生活的记忆和梦想，《受戒》、《大淖记事》、《异秉》等这些他写得最好的作品都属于童年回忆。为什么写得最好的是那些离现实最远的作品呢？回忆中的故乡童年到底给我们带来了那些审美经验？ 回忆是一种远距离的凝望和选择，时间过滤掉外在的尘嚣与浮躁，沉淀下那些醇美的、在生命中留下印迹的东西。蓦然回首中，记忆里的往事点点滴滴叠印起来，形成了独具个性的艺术世界。 2.欢娱和谐的小说风格汪曾祺本人的个性和气质是倾向于和谐欢娱的，文如其人，其小说也具有相同的风格。40年代的汪曾祺由于年轻气盛，还有那么一点点的“浮躁凌厉”之气，老年以后汪曾祺参透了许多人世的纷争，越来越达观，他不习惯于对现实生活进行严格的拷问，用他自己的话说是：“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于是，我们只在他的少数作品里看到些许锋芒和嘲弄，比如《讲用》。而他的大部分作品表达的都是爱与美、温情与风俗，氤氲着世俗人生的欢娱。 汪曾祺的小说营造了一片没有权力浸染纯然而宁静的乡土，一片近乎童年记忆般和谐温馨的所在。作者把笔触投向“故乡”高邮的村镇，这里没有宗法的约束，没有现代文明的挤压与喧扰，有的是一派自然与随和，有的是任性率真的人情与人性。《受戒》里的明海与小英子，《大淖记事》里的巧云和是十一子莫不洋溢着健康与活泼的光辉。大淖周围的人对于男女之事的以两情相悦为原则的随意，荸荠庵和尚们打牌、杀猪、吃肉、谈恋爱、找媳妇，虽然有违宗法制度和佛教清规，却是真真正正的人性的舒展和生命的欢娱。 3.萧散简远的小说语言汪曾祺的小说耐读、耐品、耐人寻味，可是，当我们读完后却难以复述其小说到底写了什么，因为小说的故事性不强，情节太少，好像没有起承转合，没有腾挪跌宕。留给我们的只是一种感觉、一种氛围、一种对生活的印象。 汪曾祺小说的散文化主要体现在小说结构上。他的小说情节因素很弱，较少逻辑的、因果的关系，也较少矛盾冲突所带来的戏剧性。他更多关注的是生活，他写人写事，浮在上面的却是生活。所以，他结构小说时大多按照生活的多维流动来“建构”，先描写环境背景、地理风貌，然后出现人，中间碰到什么可能就会绕进去写几笔，就如同一条流动的小河，两岸的草、花、云、影都倒影在里面，它不停地流着，碰到石头、游鱼、细沙……都要低回不已，一唱三叹，就这样形成了一条丰富活泼的小河。 汪曾祺对自己的小说文体的散文化是有着充分的自觉的，可以说，他是一个有着清醒意识的文体家。在他看来，故事性太强的小说很不真实，他在小说序言里声称：“我的小说的另一个特点是：散，这倒是有意为之的。我不喜欢布局严谨的小说，主张信马由缰，为文无法。”他说这种处理方法受过大苏写作理论的影响：“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这种行云流水般自然处理材料的艺术方法，与他本人的气质有关。他书画兼长，学养丰富，尤喜古代笔记，“喜欢宋人笔记胜于唐人传奇”，画则写意胜于工笔。他对生活审美化的处理中，只是一个平平静静的叙述者，性情温和与随意营造了一种独特的叙述风度和叙述文体。 二、1.浓郁的抒情色彩 汪曾祺在他的《晚翠文谈》中曾说“作品的主题，作者的思想，在一个作品里必须具体化为对所写人物的的抒情气质也日渐成熟。作为作家个人气质的折射，抒情在作品中表现的相当充分。这首先表现在作家主观情感的流露，汪曾祺作品往往具有小说情节的淡化倾向。随着情节因素的渐次消失，诸多的非情节因素（如风土人情、社会背景）涌入小说，抒情功能便附着在这些非情节因素上发挥作用。
汪曾祺小说的叙事艺术
绪论 汪曾祺是现当代文学史上的一朵奇葩。他既是一个“早熟”又是一个“晚成”的作家。汪曾祺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开始发表作品，由于历史、政治的原因一度搁笔30年，到80年代又“重操旧业”，并且一发而不可收拾地发表了大量的作品，由此确定了他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和意义。汪曾祺不仅是一个跨越现当代两个时期的作家，而且是少有的一个将自己的创作风格从创作初期一直延续下来的作家。汪曾祺80年代后的创作风格，在其40年代发表的小说《老鲁》《鸡鸭名家》中已显露出来。汪曾祺80年代的繁华，只不过是将“多年的花结成果”。汪曾祺在一篇文章里这样说过，“我家的后院有一棵藤本植物，家里人都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因为它从来不开花。有一年夏天，它突然暴发似地一下子开了很多白色、黄色的花。原来这是一棵金银花。我80年代初忽然写了不少小说，有点像那棵金银花。”①汪曾祺的小说，正如他家后院的那株金银花，开的只是些白色、黄色的花，没有姹紫嫣红的喧闹，没有香气袭人的浓郁，只有一份淡淡的愉悦。读汪曾祺的小说，就像陶渊明诗中所说的，“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在他的小说里面，没有通常意义上的情节人物，他只是在记录一种生活，一份对生活的感觉。汪曾祺正是以这种“散文化小说”的叙述，树立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他散文化的小说有明清小品文的遗韵。 作为富有个性的作家，汪曾祺营造了一个属于自己的文学世界。他用最经济的文学体裁——短篇小说来描摹市井百姓生活中的精彩一刻。汪曾祺曾谈到：“一个短篇小说，是一种思索方式，一种情感形态，是人类智慧的一种模样。或者：一个短篇小说，不多，也不少。”②通过短篇小说来塑造人物，其形象难免会缺乏立体感，没有传统小说的向心力。但是读完汪曾祺的作品，那些小人物鲜活的面孔依然历历在目。而且会产生这样一个印象：有相当一部分作品不太像小说，即失去了某些传统小说的特性。按常规小说是应当对一个故事情节进行完整的叙述,或是对某种典型性格的刻画。但在汪曾祺的小说中,有些作品常常显得故事性不强甚至没有多少故事可讲,因此也就缺乏故事赖以依附的完整情节,缺乏完整生活场面的展示与清晰完整的人物行为描写。汪曾祺坦言：“我不善于讲故事，也不喜欢太像小说的小说，即故事性很强的小说。故事性太强了，我觉得就不太真实。”③所以他的作品是对生活现象的印象式描绘，是主体对某种情景的瞬间感受，是作者对某种情感的抒发。这些作品读起来更像是一位饱经沧桑的老人在讲述他的一次
浅析汪曾祺小说语言艺术特色与价值
浅析汪曾祺小说语言艺术特色与价值 汪曾祺是中国当代作家中至今为止受到争议很少的一位，汪曾祺小说以独特的语言艺术受到文学界高度推崇，探究汪曾祺小说的语言有哪些出众的特色，并从中寻找根源和发现价值，对现代的小说创作具有启发意义。 标签：汪曾祺；小说语言；审美特色；价值影响 汪曾祺是中国当代作家中至今为止受到争议很少的一位：他作品的审美价值、本人的文学气质、在文学界的地位都得到了创作界和评论界的高度认同。汪曾祺的相关创作，别人都赞同他的散文十分出众，但他在小说中表现的文采，也不见得比散文逊色。他的小说，每篇都很独到。它不仅内容充实，艺术表现也很出彩。他的小说情节简单，但他随意挥洒，语句优美，句式独特，句句留有余韵，富有感染力，既让读者赞叹，又给人以无穷的魅力。汪曾祺小说的魅力，除故事本身外，叙述人的语言可谓功不可没，该论文主要在其语言上加以探讨和论述。 一、汪曾祺小说语言的艺术特色 1.通俗化 读汪曾祺小说的人基本都知道，汪曾祺小说在故事情节上的设置非常普通，人人都能看得懂，散漫浏览也容易不知不觉中陷入那淡淡的温馨中。通俗易懂的文字，淡雅的笔触，加上那平易近人的写作态度给汪曾祺的作品带来了出众的人气，让很多喜欢文学的人了解到这么一位有个性的作家。对一篇节选自《受戒》的小短文至今记忆犹新。两个小孩天真烂漫，一个是想去当小和尚的傻小子，一个是可爱的小姑娘。刻画两人互踩脚丫的嬉闹画面仍时常浮上脑海，惹人一笑。看到那就有一种轻松和舒畅的感觉涌进内心，让读者被这样的文字和语言感动。我常看汪曾祺的小说，他的语言也许并不华丽，但却从不矫揉造作。他的笔触里没有过多的渲染和意想不到，即使在生活贫困的年月里他也能保持独有的那份优雅，用一种近乎调侃的语调叙说他在抗日战争时西南联大的学习生活，每当读及他的大学时代，你会产生错觉，会误认为抗日战争时的昆明城趣味十足，小说里汪曾祺的那些同学，人家可乐着呢——许多的男生在跑警报的时候会带着女生爱吃的瓜子、花生，守候在女生的宿舍门口，所以跑警报的时候正是他们谈恋爱的绝佳时期，所谓的“患难见真情”，于是在那千百次的警报中，有些女生发现一个是真情的，有的女生则发现多个真情实意的男生。 通俗意味着浅显易懂，汪曾祺小说语言的通俗让读者轻松地欣赏这些小故事和小情节，在悠然中看着故事主人的各种有趣境遇。可往往人们认为通俗的东西浅薄，深刻的东西很晦涩。事实并非如此。鲁迅曾说：“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1]这里的通俗是指语言表面的通俗，但思想的深刻却与语言的通俗无多大关联。汪曾祺的小说语言虽然通俗易懂，但是有着深刻的主题，看完后常留有余韵。如小说《陈小手》中的陈小手医生给团长老婆接生，母子平安后，却被团长枪杀了，最后团长还觉得怪委屈。这个事其实也能想明白，就是医生是
汪曾祺小说的风格特色
汪曾祺小说的风格特色 汪曾祺是一位跨越现当代具有独特风格的作家，在汪曾祺作品中，民情风俗包含着真实的性情。 一、和谐的风俗 汪曾祺的创作风格鲜明，以独特的气质和淳厚的生活底蕴，热衷对故乡、对童年展开温馨的回忆，并擅长作风俗画式的描绘，而被称为“风俗画作家”。汪曾祺说过：“风俗，不论是自然形成的，还是包含一定的人为成分，都反映了一个民族对生活的挚爱，对‘活着’所感到的欢悦，风俗是民族感情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看出在汪曾祺的小说中关于风俗画的描绘是有意为之的。《受戒》和《大淖纪事》之所以吸引了众多读者，其中重要的因素是它们那种别有风情的风俗描写。如《受戒》的结尾处：“英子跳到中舱，两只桨飞快地划起来，划进了芦花荡。紫灰色的芦穗，发着银光，软软的，滑溜溜的，像一串丝线。有的地方结了蒲棒，通红的，像一枝一枝小蜡烛。青浮萍，紫浮萍。长脚蚊子，水蜘蛛。野菱角开着四瓣的小白花。惊起一只青桩(一种水鸟)，擦着芦穗，扑鲁鲁鲁飞远
了……”其笔下那具有地域风情的描写，表现出一种纯朴、温馨、清雅和谐的美感，犹如一幅美丽的画面久久地定格在读者的视觉之中。 在《大淖记事》里，有随四时自然变化的沙洲美景、高阜上的鸡鸭炕房、负曝闲谈的人家、忙碌的浆房、田畴麦垅、闲置的候船室。总之，这里的一切和街里不一样，“这里的颜色、声音、气味和街里不一样”!这正是大淖人自然恬静天性的写照。而小说中十一子和巧云追求爱情的方式同大淖风情和谐，使人很难分出哪些是写人物，哪些是写风俗。风俗和人物浑然一体、自然天成，交相辉映地体现出民间生活的本真生命形象和人格取向。 优美和谐的风俗不仅表现在人与人、人与群体社会的融洽关系中，还表现在人与物之间的亲近上。《受戒》中的小和尚海明和小姑娘英子爱听青蛙打鼓、寒蛇唱歌，看荧火虫飞动。《天鹅之死》中的白蕤对美丽的天鹅情有独钟。《昙花?鹤和鬼火》中的李小龙爱那雪白的昙花、美丽的野鹤和绿色的鬼火。在这种人与物的关系中，物似乎成了人的生命的一部分，可以与之交流、与之沟通，形成了亲切优美的共存关系。 二、化的结构 在《汪曾祺小说选》的自序中，汪曾祺发表了一些对于小说的独特看法：“我曾想打破小说、散文和诗的界线。后来在形式上排除了诗，不分行了，散文的成份是一直都明显地存在着的。……不直接写人物的性格、心理、活动。有时只是一点气氛……气氛即人物……作品的风格就是人物性格。”汪曾祺的小说，摆脱了传统小说观念里强调情节，注重人物的塑造，铺设悬念，突出矛盾等结构特点，而是淡化情节，淡化人物，没有任何的悬念、冲突和高潮，形成了他散漫舒朗的结构风格。 例如《受戒》以写荸荠庵开头，从而引出当地和尚的风俗、荸荠庵的生活方式、和尚明海出家的过程和小英子一家的生活状态，最后才通过小英子的眼睛来写明海受戒的过程。同时，小说的穿插成分还像滚雪球一样不停向外滚动着别的穿插细节，例如描写庵中生活的一段，顺便交代了几个和尚的情态，在叙述三师傅时又写到了他的绝技、和尚和当地姑娘私通的风俗等，虽然表面上显得枝节纵横，但是作者的叙述却是那么的自然，如水的流动一般，不拘一格而又浑然天成。
汪曾祺乡土小说的独特艺术世界
汪曾祺乡土小说的独特艺术世界 江苏省大港中学黄卫荣李晓丽 新时期文学自发端以来，就以其崭新独特的风貌区别于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呈现多姿多彩的格局。然而，从“伤痕”、“反思”文学对过去政治的批判、否定，对人性人情的追思与呼唤，到“改革文学”对现有时代气息的敏锐反映，却无一不是十七年文学政治视点的延续，是那一个时代特有的社会心理、政治观念的反映。在这些文学气息还方兴未艾之时，刘绍棠、汪曾祺等人，提出了“乡土文学”的口号，试图建立一种全新的文化视角。他们都力图在作品中展现作家本人的思想和文化意识，注重作品的文化意义和审美把握，揭示劳动人民的思想、性格中美好的一面，以及这些美好品德所产生的文化根源。这一文化审美倾向的确立，是对建国以来文坛上单一的政治视角的巨大反拨。 比之于更注重故事性描写的刘绍棠，汪曾祺的小说，自有他特有的手笔。他继承了沈从文的风格，以抒情的笔调，着意描写民情风俗，刻写下层百姓的人情人性，以自己的故乡作为背景，成就了一幅幅清新淡远的江南水乡的风俗画卷。他的小说多取材于旧社会生活，但是，他不去苛求情节的起落和戏剧化的冲突，也不去写历史的变幻和人间的沧桑。在他的作品里看不到严酷的阶级斗争与阶级压迫，而只有作者从旧的题材中提炼出来的美德与纯真，从旧社会那磐石般的精神重压下挖掘出来的传统道德情操和美好人性，以及描绘出来的特定地域的民俗风情。很多时候，他只以一颗静观而自然的心，用平淡如水的言语叙说市井村落的细碎琐事，诉说那仿佛离我们的尘世很远的，又如同在我们身边常人有的起居行止、音容笑貌。 一、清新淡雅的风俗画卷 汪曾祺在创作中，一贯遵循这样一个宗旨：“我一定要把它写的很美，很健康，很有诗意。”在汪曾祺的理解中，“美”就是“把生活中的诗情用一定的外部形式固定下来”。汪曾祺的小说的美质与其清新的自然与风俗的描写又很大关系。他十分注重自然环境的描绘，尤其是在以故乡高邮为地理背景的小说中。《大淖记事》中有“大淖”，“夏天，茅草，芦荻都吐出雪白的丝穗，在微风中不住的点头”。《鸡鸭名家》里有“白莲湖”，“出菱，出藕，藕肥白少渣。……湖边港汊甚多，密密的长着芦苇，新芦苇很高了，黑森森的。莲蓬已经采过了，荷叶的颜色也发黑了。人过时常有翠鸟冲出，翠绿一闪，快如疾箭。”……这些自然美景颇具中国山水画的韵味，构图清澈、明净，虚实和谐，静止的意象与流动
汪曾祺小说受戒的散文化特点
汪曾祺小说受戒的散文 化特点 Revised as of 23 November 2020
汪曾祺小说《受戒》的散文化特点《受戒》是汪曾祺的代表作，是一篇极美的小说。写一个小和尚和一个叫小英子的小姑娘清清爽爽，朦朦胧胧的爱情。全篇有一万二千多字，几乎没有什么故事情节，但却极富诗意地展现了三十年代苏北里下河的田园风光。小和尚明海与农家少女的初恋被作家描绘得如诗如画，醉人心田。 整体看来，汪曾祺的小说结构松散，舒放自由，有一种漫不经心的随意，他多写生活场景，细节，还有经验，掌故，风俗，天文地理，颇似真实的生活。汪曾祺的文章主体表达的是爱与美、温情与风俗，从而形成了它的散文化的特点。这个特点的形成与他的创作思想不无关系。 一、创作思想 他的老师沈从文先生曾这样描述自己：我就是一个不想明白道理，却永远为现象所倾心的人。我看一切，却并不把社会价值搀加进去，估定我的爱憎。我不愿以价钱上的多少来为万物作一个好坏的评价，却愿意考查它在我官觉上使我愉快不愉快的分量。我永远不厌倦的是“看”一切。宇宙万物在运动中，在静止中，在我的印象里，我都能抓定它的最美的最调和的风度，但我的爱好却显然不能同一般目的相结合。我不明白一切同人类生活相联结时的美恶。换另外一句话说来，就是我不大能领会伦理的美，接近人生时，我永远是个艺术家的感情，却绝不是所谓道德君子的感情。这些其实就是沈从文先生写作时所持的审美态度，这些话也对和他有差不多气质的汪曾祺先生所持的写作态度相同。汪曾祺在西南联大读书时曾受业于沈从文，他在创作上很受沈从文的影响。他的短篇小说《受戒》与沈从文的《边城》有点相似，都是有意识地表达一种生活态度与理想境界。汪曾祺先生也说过：“我对艺术的要求是能给我一种
汪曾祺小说的人性内涵
学年论文 题目：汪曾祺小说的人性内涵 姓名：覃思霖 学号： P100711042 学院：文学院 专业：汉语言文学 班级： 2010级2班 指导老师：张向东 2013 年 10 月 22 日
汪曾祺小说的人性内涵 专业:汉语言文学姓名:覃思霖指导老师:张向东 摘要汪曾祺小说是一幅自然清新而高雅隽永的风俗画,他以故乡高邮的风土人情为主要内容,给读者传达出深刻的人生内涵。在他的小说中，蕴含着传统文化的意识，儒道佛思想相互渗透，共同构成了小说中的和谐。在对乡土风俗的描写中,渗透了作者对传统哲学意识和审美的思考。他所描述的人物是真、善、美的化身,渗透出一种美的人性，给人美的情感体验。本文以汪曾祺小说为载体，将从民间善恶观、人物的仁爱、抗争精神和对生活的态度等角度来阐述作者对人性美的追求。 关键词汪曾祺,小说,人性美,风俗 汪曾祺是我国当代作家中最具有独特风格和美学追求的作家，他对风俗、友情、爱情、自然的独特描写都表现出自己对人生的热爱,对健康人性的向往。其笔下很少有惊天动地的大人物、大英雄，更多的是对旧社会中普通小人物、小市民进行细致入微的描写，比如商人、工匠、医生、农民、学生、和尚、挑夫等。他力图通过小人物的平凡命运挖掘人类内心深处蕴藏的美。其《受戒》和《大淖记事》的发表与获奖①，引起了文坛和读者的关注。汪曾祺是沈从文的弟子,写作风格与师相近。与前辈抒情小说作家不同的是，他更注重传统文化，并将其融入他的小说创作中，这使得他的小说富有一种浓郁的文化韵
味。有评论家认为：“真正使新时期小说步入新的历史门槛的，应该是手里擎着《受戒》的汪曾祺。”②他在小说中将人性美与传统文化的完美结合，更值得我们去品味和研究。 一.儒家色彩的民间善恶观 汪曾祺继承了传统小说对道德民间化的书写。在他所写的人物里，大多是重义轻利、乐于助人和具有强烈家庭观念意识的传统人文主义思想，人们各自在自己的生活圈里过着安分的日子，因此，活得很快乐很知足，人与人之间很少有激烈的斗争，他描绘的世界很少有悲伤。朋友同甘共苦，夫妻相濡以沫，邻居间团结互助,民风也极其简朴。 在《徒》中，写到小学教员高北溟身处困境，却不苟于世。他面对世俗的压力和排挤，仍保持着一个知识分子的清高和节操，为了恩师的遗稿能被刻印，他省吃俭用，甚至牺牲自己孩子的前途。《故乡人-钓鱼的医生》中，王淡人一个有博大仁爱之心的人，作为一名医生，他救死扶伤，替人医病从不计较报酬。家乡发大水，他冒着洪水去救治乡人，全然不顾个人安危。《故里三陈-陈泥鳅》中，写陈泥鳅好依也好利。他打捞尸体还讨价还价，救活人则不计较报酬，救上来的人的人一无所有了，他连姓名都不问，还把自己的积蓄无偿的周济孤寡老人。这种尚义精神是儒家以义为上思想的表现。《大淖记事》中受伤的十一子被接回以后，东头的几家大娘、大婶杀了下蛋的母鸡，给巧云送来了。锡匠们凑了钱，买了人参，熬了人参汤给十一子补营养。挑夫、锡匠、姑娘、媳妇，川流不息地来看望十一子。而刘号长
朴素、平淡、韵味无穷——浅谈汪曾祺作品语言特色
朴素、平淡、韵味无穷——浅谈汪曾祺作品语言特色
朴素、平淡、韵味无穷 ——浅谈汪曾祺作品语言特色 内容提要：本文以汪曾祺的小说散文为研究对象,论述其作品的语言特色..笔者认为,汪曾祺作品语言特色表现为:独特的口语化的语言.吸取古典文学的营养.突破诗歌、散文、小说的界限.重氛围渲染,表现健康的人性.形成了其具有独特韵味的文学语言.对于打破“文革”后那段冰冻期特有的话语禁忌,功不可没.这决定了汪曾祺作品无可置疑的文体学意义. 关键词：汪曾祺、小说、散文、语言 许多人喜欢汪曾祺,有的甚至是疯狂地喜欢.汪曾祺像一阵清风在中国文坛刮过,让人眼前一亮.他承继了乃师沈从文之风,而又以白描见长,别成一家.他的小说、散文语言如同水中磨洗过的白石子,干净圆润清清爽爽.这种语言魅力显然得益于日常口语,方言,民间文学和古典文学的完美化合.汪曾祺将精练的古代语言词汇自然地消融在文本中,又从日常口语,方言,民间文学中吸取甘美的乳汁,兼收并蓄,克钢化柔,扫除诗歌、散文、小说的界限,独创一种新文体.豪华落尽见真淳.轻盈流丽,小巧精致,如生生燕语,呖呖莺歌,滑而不腻.令人一读之下而悠然神往.汪曾祺那信马由缰干净利索的文字,淡而有味,飘而不散,有初发芙蓉之美,可谓俗极,雅极,炉火纯青. 汪曾祺对中国文坛的影响,特别是对年轻一代作家的影响是巨大的.在风行现代派的上世纪80年代,汪曾祺以其优美的文字和叙述唤起了年轻一代对母语的感情,唤起了他们对母语的重新的热爱,唤起了他们对民族文化的热爱.上世纪80年代是流行翻译文体的年代,一些作家为了表现自己的新潮和前卫,大量模仿和照搬翻译小说的文体,以为翻译家的文体就是现代派的文体.我们现在从当时的一些著作的作品就可以看到这种幼稚的模仿.汪曾祺用非常中国化的文风征服了不同年龄、不同文化的人,且显得特别“新潮”,让年轻人重新树立了对汉 2
汪曾祺小说特色
汪曾祺小说特色 朴素、平淡、韵味无穷—----汪曾祺作品语言特色表现为:独特的口语化的语言。吸取古典文学的营养。突破诗歌、散文、小说的界限。重氛围渲染，表现健康的人性。形成了其具有独特韵味的文学语言。对于打破“文革”后那段冰冻期特有的话语禁忌，功不可没。这决定了汪曾祺作品无可置疑的文体学意义。 许多人喜欢汪曾祺，有的甚至是疯狂地喜欢。汪曾祺像一阵清风在中国文坛刮过，让人眼前一亮。他承继了乃师沈从文之风，而又以白描见长，别成一家。他的小说、散文语言如同水中磨洗过的白石子，干净圆润清清爽爽。这种语言魅力显然得益于日常口语，方言，民间文学和古典文学的完美化合。汪曾祺将精练的古代语言词汇自然地消融在文本中，又从日常口语，方言，民间文学中吸取甘美的乳汁，兼收并蓄，克钢化柔，扫除诗歌、散文、小说的界限，独创一种新文体。豪华落尽见真淳。轻盈流丽，小巧精致，如生生燕语，呖呖莺歌，滑而不腻。令人一读之下而悠然神往。汪曾祺那信马由缰干净利索的文字，淡而有味，飘而不散，有初发芙蓉之美，可谓俗极，雅极，炉火纯青。 汪曾祺对中国文坛的影响，特别是对年轻一代作家的影响是巨大的。在风行现代派的上世纪80年代，汪曾祺以其优美的文字和叙述唤起了年轻一代对母语的感情，唤起了他们
对母语的重新的热爱，唤起了他们对民族文化的热爱。上世纪80年代是流行翻译文体的年代，一些作家为了表现自己的新潮和前卫，大量模仿和照搬翻译小说的文体，以为翻译家的文体就是现代派的文体。我们现在从当时的一些著作的作品就可以看到这种幼稚的模仿。汪曾祺用非常中国化的文风征服了不同年龄、不同文化的人，且显得特别“新潮”，让年轻人重新树立了对汉语的信心。本文即尝试从语言的角度对汪曾祺作品进行分析。 一、独特的口语化的语言王安忆说“汪曾祺老的小说，可说是顶容易读的了。总是最平凡的字眼，组成最平凡的句子，说一件最平凡的事情。” （1）确实如此。王安忆又说：“汪曾祺讲故事的语言也颇为老实，他几乎从不概括，而尽是详详细细，认认真真地叙述过程，而且是很日常的过程。” （2）我认为汪曾祺小说散文的语言特色重要表现为独特的口语化的语言。举个例子，“我家后园有一棵紫薇。这棵紫薇有年头了，主干有茶杯口粗，高过屋檐。一到放暑假，它开起花来，真是‘紫得’不得了，紫薇花是六瓣的，但是花瓣皱缩，瓣边还有很多不规则的缺刻，所以根本分不清它是几瓣，只是碎碎叨叨的一球，当中还射出许多花须、花蕊。一个枝子上有很多朵花。一棵树上有数不清的枝子。真是乱。乱红成阵，乱成一团。简直像一群幼儿园的孩子放开了又高又脆的小嗓子一起乱囔囔。”（《紫薇》）汪曾祺的白话文给人一种解
汪曾祺短篇小说读后感范文
“诗者，人之性情。”灵秀笔触与诗意语言的统一，构成了汪曾祺独特的审美世界，也成就了他在中国当代小说中的卓然神韵。下面是的为你们整理的，希望你们能够喜欢 试论汪曾祺小说的风格特色 一、和谐的风俗 汪曾祺的小说创作风格鲜明，以独特的文学气质和淳厚的生活底蕴，热衷对故乡、对童年展开温馨的回忆，并擅长作风俗画式的描绘，而被称为“风俗画作家”。汪曾祺说过：“风俗，不论是自然形成的，还是包含一定的人为成分，都反映了一个民族对生活的挚爱，对‘活着’所感到的欢悦，风俗是民族感情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看出在汪曾祺的小说中关于风俗画的描绘是有意为之的。《受戒》和《大淖纪事》之所以吸引了众多读者，其中重要的因素是它们那种别有风情的风俗描写。如《受戒》的结尾处：“英子跳到中舱，两只桨飞快地划起来，划进了芦花荡。紫灰色的芦穗，发着银光，软软的，滑溜溜的，像一串丝线。有的地方结了蒲棒，通红的，像一枝一枝小蜡烛。青浮萍，紫浮萍。长脚蚊子，水蜘蛛。野菱角开着四瓣的小白花。惊起一只青桩(一种水鸟)，擦着芦穗，扑鲁鲁鲁飞远了……”其笔下那具有地域风情的描写，表现出一种纯朴、温馨、清雅和谐的美感，犹如一幅美丽的画面久久地定格在读者的视觉之中。 在《大淖记事》里，有随四时自然变化的沙洲美景、高阜上的鸡鸭炕房、负曝闲谈的人家、忙碌的浆房、田畴麦垅、闲置的候船室。总之，这里的一切和街里不一样，“这里的颜色、声音、气味和街里不一样”!这正是大淖人自然恬静天性的写照。而小说中十一子和巧云追求爱情的方式同大淖风情和谐，使人很难分出哪些是写人物，哪些是写风俗。风俗和人物浑然一体、自然天成，交相辉映地体现出民间生活的本真生命形象和人格取向。 优美和谐的风俗不仅表现在人与人、人与群体社会的融洽关系中，还表现在人与物之间的亲近上。《受戒》中的小和尚海明和小姑娘英子爱听青蛙打鼓、寒蛇唱歌，看荧火虫飞动。《天鹅之死》中的白蕤对美丽的天鹅情有独钟。《昙花?鹤和鬼火》中的李小龙爱那雪白的昙花、美丽的野鹤和绿色的鬼火。在这种人与物的关系中，物似乎成了人的生命的一部分，可以与之交流、与之沟通，形成了亲切优美的共存关系。 二、散文化的结构 在《汪曾祺小说选》的自序中，汪曾祺发表了一些对于小说的独特看法：“我曾想打破小说、散文和诗的界线。后来在形式上排除了诗，不分行了，散文的成份是一直都明显地存在着的。……不直接写人物的性格、心理、活动。有时只是一点气氛……气氛即人物……作品的风格就是人物性格。”汪曾祺的小说，摆脱了传统小说观念里强调情节，注重人物的塑造，铺设悬念，突出矛盾等结构特点，而是淡化情节，淡化人物，没有任何的悬念、冲突和高潮，形成了他散漫舒朗的结构风格。 例如《受戒》以写荸荠庵开头，从而引出当地和尚的风俗、荸荠庵的生活方式、和尚明海出家的过程和小英子一家的生活状态，最后才通过小英子的眼睛来写明海受戒的过程。同时，小说的穿插成分还像滚雪球一样不停向外滚动着别的穿插细节，例如描写庵中生活的一段，顺便交代了几个和尚的情态，在叙述三师傅时又写到了他的绝技、和尚和当地姑娘私通
汪曾祺小说的叙事特点 汪曾祺小说有哪些
汪曾祺（1920-1997）江苏高邮人，小时候受过正规的传统教育，1939年考入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1940年开始写小说，受到当时为中文系教授的沈从文的指导，1943年毕业后在昆明、上海执教于中学，出版小说集《邂逅集》，此后出版儿童小说集《羊舍的夜晚》、小说集《晚饭花集》、《汪曾祺短篇小说选》等。汪曾祺的小说耐读、耐品，读他的作品犹如潺潺溪水在心底流淌，亲切美好、舒缓有致，往往悲伤的故事作家也能写得平淡有节制，不使读者产生情绪波动，读他的作品简直就是美的享受。 一、叙事语言 语言是叙事的工具，叙事学的文本分析是从文本语言的有机构成开始的，而汪曾祺小说的叙事特点首先表现在文本语言方面。汪曾祺的短篇小说几乎都有一句类似这样的话开头“傅玉涛是‘写字’的。”（《子孙万代》）“祁茂顺在午门历史博物馆蹬三轮车。”（《祁茂顺》）“瑞云越长越好看了。”（《瑞云》）“张大眼是个催租隶。（《樟柳神》）“西南联大有一个文嫂。”（《鸡毛》）……充分体现了汪曾祺干净、简约、恬淡的风格，正如他在（《小说笔谈》）中写到的“语言的目的是使人一看就明白，一听就记住，语言的惟一标准是准确。”所以在他的小说中，外表上语言的行云流水和漫不经心掩藏着极深的技巧。 汪曾祺这种语言上的讲究，并非字句上的雕琢，而在于句与句整合过程中形成的独特的艺术魅力，其表现在叙事文本的两种类型（隐喻与转喻）中。在叙事文本中，隐喻是以人们在实实在在的主体和它的比喻词的代用词之间发现的相似性为基础，本质上来说是“联想式”的。转喻是以主体与它临近的代用词之间的接近或相继的联想为基础，转喻和隐喻并非截然分开，在实际的叙事文本中，这两种叙事文本的类型是相互结合，相互使用的。如《受戒》的结尾 芦花才吐新穗，紫灰色的芦穗发着银光，软软的，滑溜溜的，象一串串丝线。有的地方结了芦棒，通红的，象一枝枝小蜡烛，青浮萍，紫浮萍，长脚蚊子，水蜘蛛，野菱角开着四瓣小白花。惊起一只青桩（一种水鸟）擦着芦穗扑鲁鲁鲁飞远了。 这段文字表面上是景色的描绘，实际写的却是明子和小英子。这里虽然没有一句明子和小英子的形象，但又句句都向读者暗示了他们的恋情，芦花才吐新穗，让读者联想到明子和小英子的爱情刚刚开展。其次，这段话中表示颜色的词“紫灰色、银光、通红、青、紫、白花”暗示着明子和小英子今后的生活是丰富多彩的，日子过得红红火火，但生活中也有坎坷的时候，如“长脚蚊子、水蜘蛛”，被惊起的青桩扑鲁鲁鲁飞远了，通过自然的突变，我们理解明子和小英子的关系引起的波澜，比如英子的家人，寺庙的主持，特别是世俗的眼光。这段景物描写实际上是作者赞同明子和小英子的恋情，充满生气地发展、开花、结果。 我们看到汪曾祺的语言在字里行间留下空白，由读者去联想、替换、加入解释、完成意义。如“这两个老人怎么会到这个地方来呢？他们的光景过得么样了呢？”（《鸡鸭名家》）“团长觉得怪委屈。”（《故里三陈》）“你怎么了。”（《瑞云》）“今年看又过，何日是归年？老鲁啊，咱们什么时候回去呢？”（《老鲁》） 特别是在文章的结尾，有些语言有一定的哲理性。如“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鸡毛》）“黄油烙饼是甜的，眼泪是咸的。”（《黄油烙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