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汪曾祺小说语言艺术特色与价值
论汪曾祺作品的语言特征
论汪曾祺作品的语言特点汪曾祺的作品，小说也好，散文也好，都具有反复欣赏、品味的价值。
欣赏的是什么呢？是语言，是汪曾祺那炉火纯青的白话汉语。
汪曾祺的语言文白夹杂，有时极雅，有时极俚，时能出人意表。
他重视从古典文学中汲取营养，他一再提到明代作家归有光的几篇著名散文。
他的语言有文人气，但又和现代语言融合无间，和五四后的旧白话有很大不同，是一种纯熟，寓绚烂于平极的语言。
让我们来感受这些精美的汉语语言，领略他那些平淡作品中激动人心的力量吧。
汪曾祺的文学语言，具有某种纯形式的美。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
对语言的文学性缺乏敏感的人，其对文学作品的欣赏水平便是大可怀疑的。
而要懂得什么是白话汉语之美，要品味白话汉语最高的文学性，汪曾祺不可不读。
在《自报家门》中，汪曾祺说：“语言的美不在一个一个句子，而在句与句之间的关系。
包世臣论王羲之字，看来参差不齐，但如老翁携带幼孙，顾盼有情，痛痒相关。
好的语言正当如此。
语言象树，枝干内部汁液流转，一枝摇，百枝摇。
语言象水，是不能切割的。
一篇作品的语言，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注重于在一句中“炼”出一个光彩的字，或者热衷于在一篇之中“炼”出几个耀眼的句，都不是一种最高的追求，都难免失之于矫情、做作。
好的文学语言，应该是每一句单独拿出来，都平淡无奇，但在作品整体中，在前后的文气相接中，却读每一句都如嚼橄榄。
汪曾祺所追求的，正是这样一种语言境界。
汪曾祺并不无意于“炼”出那种奇崛的字句，他字字句句都那么寻常、甚至土气，但一句一句地读下来，却感到真是“一句也不能少”。
这当然不是说，在品味汪曾祺作品时，就没有那种特别有味道的句子。
实际上，在汪曾祺的作品中常会碰到这样的句子，并且每每要玩味再三。
这说明对于语言魅力，他是有意追求的。
但汪曾祺作品中特别有味道的句子，却并不具有“奇崛”的特性，也并不能脱离整个作品而存有，假如把它从前后文中抽离，仍然是寡味的大白话。
以汪曾祺小说为例，汪曾祺小说的特色之一就是特殊的语言魅力。
浅论汪曾祺小说的语言特征
浅论汪曾祺小说的语言特征第一篇：浅论汪曾祺小说的语言特征浅论汪曾祺小说的语言艺术——以《大淖记事》为例【摘要】随着80年代的文学创造的繁荣发展，作家的创作个性日益彰显出来，以构建现代审美原则为宗旨的“文学的启蒙传统”悄悄地崛起并走向繁荣。
汪曾祺以其独到的见解和审美视角，就其语言艺术来讲，其真实性；打破小说、诗歌、散文的界限，诗意性和叙事性和谐交融，俗中见雅，雅中见俗，淡而有味，继承了其师沈从文的语言风格；重视对氛围的渲染，来展现健康的人性美；朴实无华；全局把握，行云流水等让其在文学史上占据了十分重要的位置。
【关键字】小说语言特征真实性打破小说、诗歌、散文的界限重视对氛围的渲染健康的人性美朴实无华行云流水一、真实性艺术来源于生活，生活是艺术的唯一来源。
脱离生活的艺术其生命价值较低。
例如，贾平凹本来对农村生活，民间文化有较深的了解，写出了《商州初录》等优秀作品。
但后来他转入写城市生活，由于没有深入、细致的了解，因此比较肤浅，文学价值不高，如《废都》，引起了广大读者的争议。
汪曾祺就注重对现实生活的把握，很多小说里的人物、语言、环境可以在他的故乡、他熟悉的环境中能找到原型。
在《逝水<大淖记事>是怎么写出来》中，有这样的描述：“我从小喜欢到处走，东看看，西看看。
路过铁匠店，我走进去看老铁匠在模子上敲打半天，敲出一个用来钉在小孩虎头帽上的小罗汉。
路过画匠店，我歪着头看他们画‘家神菩萨’……”《大淖记事》里的大淖、铁匠、妇女、人物的习性，说话的腔调几乎都能从他的故乡中找到原型。
其语言来源于生活，朴质真实，体现在口语化和地方方言的使用。
王安忆说“汪曾祺的小说，可说是顶容易读的了。
总是最平凡的字眼，组成最平凡的句子，说一件最平凡的事情。
” 不加过多的粉饰，信马由鞭。
王安忆又说：“汪曾祺讲故事的语言也颇为老实，他几乎从不概括，而尽是详详细细，认认真真地叙述过程，而且是很日常的过程”。
正如上面所说他朴实地再现了生活。
浅析汪曾祺小说语言的感觉化表意特征
浅析汪曾祺小说语言的感觉化表意特征汪曾祺小说的语言具有丰富的感觉化表意特征，主要体现在视觉、听觉和味觉三方面，在视觉上主要通过对不同色彩的渲染和线条的勾勒来展现绘画之美，在听觉上主要体现在小说语言的节奏和韵律具有音乐之美，在味觉上主要体现在饮食的气味和舌尖上的触觉展现的生活之美。
一、视觉——多彩隽永的风俗画特征汪曾祺笔下的艺术世界是多彩的、隽永的，是能引起人们无限遐想的，产生无限的审美意蕴和审美价值的。
他的很多小说都注重使用背景来烘托人物和情节，充满风俗画的效果。
他认为“小说就应该是跟一个可以谈得来的朋友很亲切地谈一点你所知道的生活”。
所以，呈现在他笔下的民风、民俗、民情以及人物活动的场景，都是简单而无过分的装饰，小说给人宁静的、亲切的感受，所营造的大多是多彩、隽永、温婉的意境。
汪曾祺很多的小说中运用了色彩的渲染和烘托，这也是形成汪曾祺小说风俗画特征的一个重要方面。
如“浓绿的，多得不得了的绿叶子；殷红的，胭脂一样的，多得不得了的红花；非常热闹，但又很凄清。
……王玉英长得很黑。
但是两只眼睛很亮，牙很白。
王玉英有一个很好看的身子。
红花、绿叶、墨黑的脸，明亮的眼睛，白的牙，这是李小龙天天看的一幅画。
”仅仅“黑”、“亮”、“白”三个字就描画出王玉英美好的倩影，在浓绿的叶子和殷红的花之间，这个倩影显得素静、典雅。
这段描写就像是呈现在我们眼前的一幅风俗画，多彩生动，闹中有静，美中又浸透着一种淡淡的凄凉。
又如“从此，巧云就和邻居的姑娘媳妇在一起，挑着紫红的荸荠、碧绿的菱角、雪白的莲枝藕，风摆柳似的穿街过市，发髻的一侧插着大红花”，通过对几种带颜色的植物的描写，一幅民间妇女劳作的风俗画跃然纸上，既渲染了一种充满生机和朝气的氛围，也侧面突出了“巧云们”即使生活中遭遇了许多磨砺和苦难，对未来生活依然充满希望、坚定地面对人生苦难的信念，女性的那种自立自强的精神之美也深深地打动、激励了读者的心灵。
除了色彩的渲染外，有些则是凭着他那奇妙精炼的线条勾勒，对线条的勾勒更显示出汪曾祺作为语言大师在小说语言上的艺术。
简析汪曾祺创作的语言特色
简析汪曾祺小说创作的语言特色——以《受戒》为例摘要汪曾祺的作品向来为广大读者群所喜爱。
其文学创作语言十分注重对中国传统的民间的语言文化的记录、传承，在文学作品里，作者擅于散文化的笔调勾勒一幅幅民间风俗画，充溢着一股浓浓的地道的“中国味儿”。
其小说创作充分利用民间生活语言，语言白话到极致、随意而为、直白通俗，却又不显得粗俗、浅薄、简陋。
其作品读来让人觉得清新、自然、生动、传神、鲜活，更有通常只有文学性语言才能达到的绘画美和音乐美的艺术效果。
正是这种俗白平淡与雅致惊奇的矛盾统一，形成了汪曾祺小说创作所独有的一种语言艺术特色。
本文以《受戒》为例，简析汪曾祺小说创作的语言特色。
关键词汪曾祺；受戒；语言；特色汪曾祺的小说《受戒》，于1980年，正式发表于《北京文学》10月号上。
[1]汪曾祺是江苏高邮县人,从小在传统民间文化的熏陶下成长，从小的耳濡目染为他的文学创作中语言的灵活运用打下基础。
《受戒》中描写的明海（小明子）出家的荸荠庵也是有迹可循的，抗战期间战事日紧，汪曾祺曾随祖父、父亲到离高邮城稍远的一个村庄的小庵里避难半年。
《受戒》中作者通过语言文字对周围环境的描写得细致入微、活灵活现。
思想等都是要以文字为载体的，都是通过语言特色传达出来的。
简析《受戒》语言特色主要有一下几方面：一、娓娓道来的叙述式语言描写作者不急不缓、随意而为，不矫揉、不造作。
就那样自然而然地交代待着，不厌其烦地交待着，交待这、交待那、交待来、交待去，小说就结束了。
《受戒》从开始交待荸荠庵名字的由来、明海出家的原因、明海学做和尚、荸荠庵里的和尚和日常琐碎事务、明海与小英子的生活的点点滴滴、到最后明海受戒等，作者都一一交待清楚，小说也就结束了。
事务巨细，一一说明。
如：“要当和尚，得下点本，——念几年书。
哪有不认字的和尚呢！于是明子就开蒙入学，读了《三字经》、《百家姓》、《四言杂字》、《幼学琼林》、《上论、下论》、《上孟、下孟》，每天还写一张仿。
汪曾祺小说的艺术特色分析
汪曾祺小说的艺术特色分析汪曾祺小说的艺术特色分析汪曾祺（1920年3月5日—1997年5月16日），江苏高邮人，中国当代作家、散文家、戏剧家、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
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汪曾祺小说的艺术特色分析相关内容，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大家！《大淖记事》和《受戒》都是汪曾祺先生优秀的短篇小说。
汪老先生的文章，语言如行云流水般潇洒自如，信马由缰，充满了平淡之美。
他的文体清新别样，文字中充满了传统的文化底蕴，带有鲜明的风俗画特征。
汪曾祺小说处处浸润着中国传统文化中最优秀的人文主义及和谐氛围，他在小说中挖掘并赞扬人性美，突显健康人性，和谐人性。
个人觉得汪曾祺的文风很优美、淡雅，他的文章大多清新自然，采取民间化的叙事方式，为我们娓娓道来了类似江南乡下人的日常生活。
《大淖记事》和《受戒》这两篇小说正是其代表作品，充分体现了汪曾祺小说的艺术特色。
汪曾祺的小说，往往在浓郁的乡土风俗画的描写之中渗透着作者传统的哲学意识和审美态度。
他笔下的人物总是暗合传统的真善美，并在与假恶丑的对立中获得美的升华。
这是汪曾祺文化小说创作的基本审美态度和道德尺度。
汪曾祺不重人物性格，而重氛围渲染，以玄远清丽的`真淳飘逸之气，表现健全的人性和健康的美。
温软的水，朦胧的月，摇曳的云影，迷人的沙洲，感应着明海小和尚、小英子、巧云、十一子们细微神秘的心灵震颤；那混沌的爱，迷离的情，则展示了生命的腾踊，美的精魂的跃动。
汪曾祺纤笔一枝，将人的自然情欲写得如此美绝人寰，一尘不染。
作者既重视小说创作的潜移默化的认识作用，同时又欣赏和玩味顺乎自然、超脱功利的人生境界，这使他的小说蒙上了一层朦胧的雾霭，释放出一种多义的主题内涵。
他的小说就像是一幅清新淡泊、意蕴高远、韵味无穷的水乡泽国风俗画，在《受戒》结尾处那充满着生活情越的水荡景色描绘那样楚楚动人，犹如一幅美丽的画画恒久地定格在读者的视觉之中。
汪曾祺的小说语言优美，有散文化的趋势。
汪曾祺小说的风格特色
谈谈汪曾祺小说的风格与特色——以《受戒》为例暑假在家读了《汪曾祺文集》，感受颇深，尤喜欢他的小说，在此谈谈我对其小说的看法。
汪曾祺的小说充溢着“中国味儿”。
他说：“我是一个中国人”，“中国人必然会接受中国传统思想和文化影响”。
儒、道、佛三家，“比较起来，我还是接受儒家的思想多一些”；不过，“我不是从道理上，而是从感情上接受儒家思想的”。
正因为他对传统文化的挚爱，因而在创作上追求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中去；在语言上则强调着力运用中国味儿的语言。
这是他艺术追求的方向，也是他小说的灵魂。
汪曾祺小说中流溢出的美质，首先在于对我们民族心灵和性灵的发现，以近乎虔敬的态度来抒写民族的传统美德。
他说：“我写的是美，是健康的人性”。
而美与健康的人性，不论在多么古老的民族传统中，永远是清新得如同荷风露珠一般。
为此他写出了脍炙人口的《受戒》和《大淖记事》。
在风格特色上，汪曾祺的小说比较接近散文，是散文化了的小说。
汪曾祺的创作开了新时期小说散文化的先河。
他历来主张短篇小说应有散文的成份，并曾想打破小说、散文和诗歌的界限。
他有深厚的中国古代文学和民间文学的修养，尤重《世说新语》、宋人笔记、桐城散文，又师承现代文学大师沈从文，这就使他的小说确实难同散文相区别。
在新时期的小说中，他的作品可说是独具一格的。
汪曾祺小说的散文化特点首先在于重气氛。
他认为在短篇小说中只要写出了气氛，即使不写故事，没有情节，不直接写人物性格、心理，也可以在字里行间浸透人物，因为气氛即人物。
所谓气氛，既包括作者的情感、情绪的自然流露，也包括自然风光、民情风俗的生动描绘。
但汪曾祺尤其看重风俗描绘，他“以为风俗是一个民族集体创作的抒情诗。
”风俗自然地流露出一个民族的天性，作者总是从这里去寻找人物性格的源头活水。
凡与人物有关的风俗，作者从来不吝笔墨，大笔挥洒；与人无关的风俗，尽管很美，也毅然割舍，惜墨如金。
他自己说；“我不善于讲故事，也不喜欢太象小说的小说，即故事性很强的小说。
汪曾祺作品的语言风格
汪曾祺作品的语⾔风格1．流畅⾃然的语⾔阅读汪曾祺的⼩说，我们很容易发现他作品的特点，那就是语⾔的朴素⾃然。
李振鹏曾说过：“汪曾祺的⼩说创作，极⼤部分是以他的故乡江苏⾼邮地区三四⼗年代乡镇⽣活为素材的。
时代的久远，地域的局限，本来会使⼈有点隔膜感，然⽽读过他作品的⼈，⽆论南北，⽆论⽼幼，却都有⼀种既陌⽣新奇⼜熟悉亲切地现实感。
”[1]他认为汪曾祺的作品之所以会让⼈有这种熟悉亲切地现实感，是因为汪曾祺创作的语⾔是平淡朴素⽽⼜⾃然的，⼈们能够轻易读懂他的⼩说⽽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
汪曾祺认为语⾔是具有流动性的，他的作品语⾔具有显著的⽔性特征，他既注重单个句⼦上的锤炼，也注重句与句之间或段与段之间的关系。
⽤⼀句话来总结汪曾祺锤炼作品语⾔的经验，那就是⽂⽓在句、段之间的贯通，这些丰富的经验在他作品中有着很好的体现。
阅读汪曾祺的作品，尤其是他的短篇⼩说，读者⼏乎感觉不到⼩说的语⾔运⽤了夸张、双关等具有技巧的修辞⼿法，就连作家们最常运⽤的⽐喻⼿法，在汪曾祺的作品中也极少被使⽤，这样不加修饰的语⾔让他的作品如同清⽔芙蓉⼀般去掉了所有的繁杂和浮夸，只留下⽔⼀般的纯净明快、⾃然流畅，如果细细品读，就会让⼈感到余味绵长。
如果说语⾔是⽓质的外化，那么汪曾祺的作品语⾔就好⽐被⽔磨练洗刷过的⽯⼦，⼲净圆润同时⼜赏⼼悦⽬。
汪曾祺在六⼗多岁时创作了《⼤淖记事》、《受戒》等著作，在创作之前，他所经历过的漫长⼈⽣历程让他对社会和⽣活都有了独属于⾃⼰的深刻感受，⼈⽣路上的坎坷不平让他参透了⼈⽣，从⽽拥有了平淡的品性，这样的品性渗透到他的作品中，就内化成了作品语⾔独特的⽔性特征，这种⽔性的特征让他的作品语⾔在拥有如⽔⼀般流动⽓韵的同时，⼜拥有了清⽔芙蓉似的⼲净，还具备了如同落花流⽔般沉静的⽓质。
2．⾏云流⽔的散⽂化结构汪曾祺⾃⼰曾经说过，“严格意义上的⼩说有⼀点像⼭，⽽散⽂化的⼩说则像⽔。
”[2]他所创作的⼩说正有着⾏云流⽔般的散⽂化风格，呈现给读者的是散漫连贯⽽⼜舒缓的叙事特征。
浅析汪曾祺小说语言的艺术美
浅析汪曾祺小说语言的艺术美浅析汪曾祺小说语言的艺术美引导语：汪曾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他以散文笔调写小说，写出了家乡五行八作的见闻和风物人情、习俗民风，富于地方特色，下文是他的小说语言的艺术美分析材料，欢迎大家阅读学习。
作为沈从文的入室弟子，汪曾祺可以算是中国现当代文坛上一个不可忽视的人物。
汪曾祺的小说从文体上来讲与沈从文的文体风格一脉相承，结构上松散自由，语言上优美含蓄。
读汪老的小说，三言两语后，你定会被他小说营造的独特"气场'所吸引。
而这个气场是由他的独具个性的语言构建起来的。
人们在欣赏文学作品的时候，首先并且直接与人们的感受发生特殊联系的就是文学作品的语言。
如果不能理解文学作品的语言，欣赏文学作品就成了空谈。
因此本文将从汪曾祺小说的音画之美，准确之美，空白之美三方面来解读他语言艺术，以下试分述之。
一、汪曾祺小说语言的音画美汪曾祺的小说语言传统色彩浓重，尤其在汉语的表达上。
读他的小说，你几乎感觉不到他在讲故事。
他的小说更像是一场闲谈，三言两语，情节自在语言的铺展中流动，典雅含蓄，清婉通脱，自有一种气定神闲的悠然从容。
汪曾祺的小说语言之美给人直观的印象是声音和画面的结合。
汉语的一个特点就是"四声'。
"声之高下'和"言之长短'形成了语言的气脉流动。
汪老曾在《自报家门》中谈到，"语言之美不在一个一个的句子，而在句与句之间的关系语言就像水，是不能切割的。
'句与句之间贯穿始终的是语言本身所蕴含的气脉，它会跟随句子的衔接和扩展得以流动。
具体来讲，"言之长短'是指长短句的搭配，汪曾祺在小说语言中常常用到。
例如在《大淖记事》中，介绍大淖南岸的繁荣景象，几乎全用的长短句搭配："小轮船漆得花花绿绿的，飘着万国旗，机器突突地响，眼瞳冒着黑烟，装帧，卸货，上客，下客，也有卖牛肉的，高粱酒，花生瓜子，芝麻灌糖的小贩幺幺喝喝，是热闹过一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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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汪曾祺小说语言艺术特色与价值汪曾祺是中国当代作家中至今为止受到争议很少的一位，汪曾祺小说以独特的语言艺术受到文学界高度推崇，探究汪曾祺小说的语言有哪些出众的特色，并从中寻找根源和发现价值，对现代的小说创作具有启发意义。
标签：汪曾祺；小说语言；审美特色；价值影响汪曾祺是中国当代作家中至今为止受到争议很少的一位：他作品的审美价值、本人的文学气质、在文学界的地位都得到了创作界和评论界的高度认同。
汪曾祺的相关创作，别人都赞同他的散文十分出众，但他在小说中表现的文采，也不见得比散文逊色。
他的小说，每篇都很独到。
它不仅内容充实，艺术表现也很出彩。
他的小说情节简单，但他随意挥洒，语句优美，句式独特，句句留有余韵，富有感染力，既让读者赞叹，又给人以无穷的魅力。
汪曾祺小说的魅力，除故事本身外，叙述人的语言可谓功不可没，该论文主要在其语言上加以探讨和论述。
一、汪曾祺小说语言的艺术特色1.通俗化读汪曾祺小说的人基本都知道，汪曾祺小说在故事情节上的设置非常普通，人人都能看得懂，散漫浏览也容易不知不觉中陷入那淡淡的温馨中。
通俗易懂的文字，淡雅的笔触，加上那平易近人的写作态度给汪曾祺的作品带来了出众的人气，让很多喜欢文学的人了解到这么一位有个性的作家。
对一篇节选自《受戒》的小短文至今记忆犹新。
两个小孩天真烂漫，一个是想去当小和尚的傻小子，一个是可爱的小姑娘。
刻画两人互踩脚丫的嬉闹画面仍时常浮上脑海，惹人一笑。
看到那就有一种轻松和舒畅的感觉涌进内心，让读者被这样的文字和语言感动。
我常看汪曾祺的小说，他的语言也许并不华丽，但却从不矫揉造作。
他的笔触里没有过多的渲染和意想不到，即使在生活贫困的年月里他也能保持独有的那份优雅，用一种近乎调侃的语调叙说他在抗日战争时西南联大的学习生活，每当读及他的大学时代，你会产生错觉，会误认为抗日战争时的昆明城趣味十足，小说里汪曾祺的那些同学，人家可乐着呢——许多的男生在跑警报的时候会带着女生爱吃的瓜子、花生，守候在女生的宿舍门口，所以跑警报的时候正是他们谈恋爱的绝佳时期，所谓的“患难见真情”，于是在那千百次的警报中，有些女生发现一个是真情的，有的女生则发现多个真情实意的男生。
通俗意味着浅显易懂，汪曾祺小说语言的通俗让读者轻松地欣赏这些小故事和小情节，在悠然中看着故事主人的各种有趣境遇。
可往往人们认为通俗的东西浅薄，深刻的东西很晦涩。
事实并非如此。
鲁迅曾说：“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
”[1]这里的通俗是指语言表面的通俗，但思想的深刻却与语言的通俗无多大关联。
汪曾祺的小说语言虽然通俗易懂，但是有着深刻的主题，看完后常留有余韵。
如小说《陈小手》中的陈小手医生给团长老婆接生，母子平安后，却被团长枪杀了，最后团长还觉得怪委屈。
这个事其实也能想明白，就是医生是男的，那个时候的人计较这方面的事儿。
但是在这样一个事情上的对话语言却颇为戏剧，团长在小手成功接生后，对小手“客气”地说：“难为你了！——请”，“这是给你的！——别嫌少哇！”（20块现大洋）小手：“太重了！太重了！”（喝完酒，揣上20块现大洋）小手：“得罪！得罪！”团长：“不送你了！”（随后团长开枪从后面打死了刚跨上马的小手）两方颇为客气的简短对话，却为后面陈小手的悲剧起到了很强的烘托作用。
通俗的语言下反映出深刻的主题和作者的创作观。
2.诗意化汪曾祺的小说语言像诗般的淡然、清新和优雅，他觉得“散文诗和小说的分界处只有一道篱笆，并无墙壁（阿左林和废名的某些小说实际上是散文诗）。
我一直以为短篇小说应该有一点散文诗的成分。
”[2]他的小说读起来清淡平和，但细细咀嚼却趣味盎然。
他多写凡人小事，描述平庸琐碎的事件，化神奇为平淡，却又在平凡中透着精彩。
他的小说每个细节描写都可以看成一首诗，散发着迷人的诗情画意。
他的小说处处看似闲笔，实则精心设计。
有这样一段：“这时正是各种瓜果下来的时候，牛角酥、奶奶哼（一种很面的香瓜）、红瓤西瓜、三白西瓜、鸭梨、槟子、海棠、石榴，都已上市，瓜香果味，飘满一街。
”里面有押韵的感觉，有工整的句式，还有鲜丽的色彩，你能不说这是诗，这是画吗？这段色彩鲜明的文字给人清新明秀的印象，句子拆开实在平常，但在作者的调排下，释放出惊人的诱惑感！这些如诗一样的语言描写体现了其诗意化的艺术特色。
“对灵动性的追求是小说语言走向诗化的一个重要途径”，“‘灵动性’就是指语言时时透露出一股灵气，显示出一种灵秀之美，极富生气与活力的特性。
历史上人们在品评诗歌时常用‘生气’、‘灵气’、‘气韵生动’、‘灵趣’等术语即此意。
”[3]因此，为追求语言灵动性的作家常充分发挥汉语功能灵活弹性多变的特点，用汉语将意境深化，营造出轻灵空碧的诗意氛围。
汪曾祺的语言历来受到众多评论家的关注，他在意境的塑造上，直接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和谐”。
汪曾祺在谈到自己的创作时说：“我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我希望溶奇崛于平淡，纳外来于传统。
”[4]汪曾祺认为和谐十分注重情绪对作品的影响，坦言“我的感情无非三种：忧伤、欢乐和嘲讽”[5]，三种感情都很温和，与他所追求的和谐很合拍。
他的作品个人喜怒不显，有着一种潇洒淡泊之态，闲适飘逸的士大夫气度令人深受感染。
也许就是这种淡泊给他的语言注入了一股灵动之气，使其作品画面生动、诗意盎然。
3.民俗化汪曾祺以古城高邮为背景的乡土怀旧小说最为出名。
在这些乡土怀旧小说中，作者用语言描绘出了一幅幅具有民俗色彩的风景图。
如《大淖记事》中：“淖，是一片大水。
说是湖泊，似还不够，比一个池塘还要大得多，春夏水盛时，是颇为浩渺，这是两条水道的河流，淖中央有一条狭长的沙洲。
州上长满茅草和芦荻。
春初水暖，沙洲上冒出很多紫红色的芦牙和灰绿色的蒌篙，很快就是一片绿了。
”多么美的一幅风景图，把淖写的如桃源一般。
汪曾祺在小说语言上十分注重民间语言的应用，语言清新、俏皮带有浓重民俗意味的民间歌谣常出现在他的小说里。
如《受戒》：“姐和小郎打小麦，一转子讲得听不得。
听不得就听不得，打完了大麦打小麦。
”另外，民间口语的运用也体现了他语言民俗化的特点。
这些民间口语打破了书面语的严肃呆板，给小说带来了丰沛的活力。
如《受戒》中对赵大伯两个女儿的描写：“浑身上下头是头，脚是脚。
头发滑滴滴的，衣服格铮铮的”。
“格铮铮”用的就是张家港特有的地方口语。
汪曾祺对民间口语的创造运用，使他的小说语言显得格外具有魅力。
大量民俗化的语言也使他的小说格外具有亲和力。
二、汪曾祺小说语言特色的形成原因1.良好的家教与学习环境汪曾祺，出生在江苏高邮一个旧式地主家庭，三岁丧母，祖父和父亲对他影响很大：他的祖父中过拔贡，略高于秀才的功名，对八股文有很高的要求。
家里有许多田产，开一家布店和两家药店，但在生活上十分节俭，一个咸鸭蛋可以喝两顿酒。
喜欢字画古董，喜欢品茶，还喜欢喝酒。
他是个眼科大夫，为人看病却不收人家钱。
他的祖父是有点浪漫主义气质和诗人气质的，可由于环境的局限使他的个性得不到发展。
汪曾祺回忆到他的祖父：“幼读孔孟诗书，思想基础当然是儒家的，他是学佛的，在教我读《论语》的桌子上有一函《南无妙法莲花经》。
他是印光法师的弟子。
他屋里桌子上放的两部书，一部是顾炎武的《日知录》，另一部是《红楼梦》，更不可理解的是，他订了一份杂志：邹韬奋编的《生活周刊》”[6]12。
祖父那种复杂的思想对汪曾祺影响很大，他一方面是飘逸恬淡的，另一方面又似乎饱含爱憎，只是很少外露，他曾说：“我对现实生活感情是相当浮躁的”[6]23。
汪曾祺的父亲聪慧温和，多才多艺，不但金石书画皆通，而且是一个擅长单杠的体操运动员，一名足球健将，学过很多乐器，也喜欢养鸟。
“我的审美意识形成，跟我从小看他作画有关”[6]6，汪曾祺这样谈到。
父亲的随和、富于同情心，对汪曾祺日后的创作产生了很大影响。
汪曾祺语言里的艺术特色与这样的家庭文化熏陶很难分开。
汪曾祺小时比较自由，放学后走一路玩一路，这为他观察社会生活提供了空间和时间，为日后创作提供了素材。
同样自由的大学生活，让他的思想变得较为活跃。
加上沈从文老师也对其特别照顾，使他顺利地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
2.政治的影响汪曾祺成就最高的作品无疑是无政治内涵的怀旧高邮生活的系列小说，“文革”的被批、沈从文的遭遇使得汪曾祺对创作十分谨慎。
他不去主动创作带有政治理想的文章，而是以含蓄、空灵、淡远的风格，去努力构建作品深厚的文化意蕴和美学价值。
在他的作品里，常有小桥流水的江南秀色、小胡同的京城一景，极少见到雷霆怒吼、阔大无比的壮观场景。
20世纪80年代，对政治运动感到疲劳和厌倦的汪曾祺，开始专注于创作带有古旧色彩、文化意味浓郁的乡土怀旧小说。
没有了政治的烦恼，他可以安心地写他心理想写的诗意生活。
伤感反思文学盛行之际，正是这独异的美学风格为他赢得巨大的文学声誉。
3.吸取古典文学修养汪曾祺曾经在《自报家门》中提到自己年轻时受过西方现代派的影响，早期的作品很“空灵”，甚至很不好懂。
不过他又提到自己较早就已经意识到要把现代创作和传统文化结合起来。
在吸取古典文学方面，从他的自述中不难发现，汪曾祺的小说语言受到儒、释、道多方面的影响。
不过尤以儒家最为深刻，对于儒家的“爱仁”感触最大，自诩为“中国式的人道主义者”。
汪曾祺对中国古典文学有着较为全面的了解。
曾这样评价说：“《世说新语》记人事，《水经注》写风景，精彩生动，世无其匹。
唐宋以文章取士，唐宋八大家，在结构上和语言上，试验了各种可能性。
宋人笔记，简洁潇洒，读起来比典册高文亲切，《容斋随笔》可谓代表。
明清考八股，但要传世，还得靠古文，归有光和张岱各有特点。
”[7]23在汪曾祺的小说作品与小说语言中，这种了解体现得很多。
4.对民间生活审美的认同汪曾祺对民间文化认同度很高，20世纪50年代在北京做过《民间文学》和《说说唱唱》的编辑，这段经历让他对民间文化更加关注。
民间的戏曲、歌谣让他着迷并不让人意外，令人惊奇的是，在西单听见交通安全宣传车播出：“横穿马路不要低头猛跑”时，他觉得这是很好的语言，在校尉营一派出所外宣传夏令卫生的墙报上看到一句话：“残菜剩饭必须回锅见开再吃”，他觉得这也是很好的语言。
他这样评价：“这样的语言真是可以悬之国门，不能增减一字。
”[8]我们在日常生活里觉得很平凡的语言，汪曾祺赞美它的美丽，认为它使人一看就明白，一听就记住。
这不仅是他作为优秀作家的敏锐观察力，也是其对民间文化的独特感情。
汪曾祺在《说说唱唱》做编辑的那几年，看到了民间文学对一个作家的深刻影响，或者说，一个作家要想有所成就，就必须下功夫从民间文学中吸取营养。
他固然是一位拥有深厚古典文化涵养的知识分子阶级的代表，然而一旦与劳动人民的情感结合，便深深地受到了民间文化的感染。
就像他自己所说“一个作家要想使自己的作品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民族特点，离开学习民间文学是绝对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