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浦风波始末
许士杰与海南开发
许士杰与海南开发作者：邓建华杨菲来源：《椰城》2008年第05期许士杰委托李永春联络中央党校教授专题研究海南回忆海南建省的往昔，海南医学院党委书记李永春有着诸多感慨。
20年前，他从中央党校调来海南任省委书记许士杰的秘书，让他对于海南建省前后的那一段风云激荡的历史非常熟悉。
李永春说，当年许士杰从广州市委书记岗位上退下来后，曾谢绝组织上调他担任更重要职务的建议。
而68岁高龄时，中央让他主政海南却义不容辞地答应了。
许士杰在1987年担任海南建省筹备组组长后，就委托李永春联络中央党校的教授们，专题研讨海南建特区所需要的特殊政策和优惠条例。
当海南筹备组在和中央各部门商讨实行什么样的优惠政策之时，许士杰考虑的重点已经转到海南建特区所需要的理论上。
中央党校在理论界较有影响力的教授们进行了认真研讨。
中央党校王珏教授等讨论后认为，向中央要政策是必须的，海南的发展关键是怎么运用好政策。
但是政策确实容易变。
他们总结后建议，通过法律确定下来的东西不容易变，有理论意义的东西确定下来不容易变。
于是，许士杰在海南正式建省前向中央提出，除了考虑政策，也要考虑理论。
海南是试验田，应有一套独特的、成型的方针和政策，不同于其他任何一个省和经济特区，为中国加快发展提供一条道路。
许士杰希望海南特区在未来的走势走得更稳、更远。
他接受了中央党校一些教授的建议，海南对外开放的宣传可以考虑走以租让制为主体的国家资本主义之路。
因为国家资本主义是列宁提出来的，而且加上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在理论上能够立得住。
许士杰认为，要打破一切妨碍生产力发展的条条框框，海南最关键的是要开放。
以开放促开发，以开发促发展。
要在开放中做文章。
而所谓对外开放，就是和资本主义打交道。
资本主义国家通行的规则就是市场经济的规则。
经过较长时间的思考，许士杰关于市场经济发展道路非常清晰。
只要海南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各种经济形式、发展形式都可以试。
对外开放概括为以租让制为主体的国家资本主义，那么对内如何概括呢?中央党校的一些教授又提出了一个概念，以合作制经济为主体形式的股份制经济。
改革开放初期的主要阻力
改革开放初期的主要阻力摘要：改革开放初期，国内外形势复杂，既有国内文化革命留下的初始条件，又有国外的诸多现实的影响因素；要了解改革开放初期的主要阻力，必须将之放入历史的背景中考虑，从当时实践理论、意识观念上出现的问题入手归纳推理出无形的阻力。
关键词：背景与基础、实践中的问题、路线问题、理论争论。
改革开放初期作为历史发展的一个阶段，与它的过去历史、当时内外部客观环境、意识观念等因素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所遇到的阻力也在同这些因素的相互联系、作用中产生。
一．改革开放的背景（一）国内环境1.经济落后“文化大革命”结束时，在全国政治局面比较混乱的同时，整个国民经济则处于濒临崩溃的边缘。
当时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相当落后，已经深陷贫穷国家之列。
2、思想僵化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直至改革开放初期，大多数人的思想观念仍然受过去极左思维方式的束缚，非常僵化与保守改革开放初期发生在浙江温州的八大王事件，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人们思想观念及国家政策制度的剧烈转化过程。
所谓八大王，是指改革开放初期温州市乐清县柳市镇的8 个民营大户，他们凭着灵活的头脑和敢为天下先的精神率先开始了个人创业，在带动地方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自己也很快成为富得流油的柳市有钱人可是，好景不长1982年乐清县有关部门便指控八大王是在搞投机倒把，理由是：赚钱那么多就是资本主义不久，八大王除个别人负案外逃之外，其他人先后被关押判刑八大王受到打击之后，柳市镇的经济一落千丈，整个温州地区的经济发展也受到了严重的冲击。
3.百废待举“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后果是国家政治混乱，经济萧条，教育、科学、文化事业受到严重摧残。
在经济领域，由于连续多年大批“唯生产力论”，鼓吹“不为错误路线生产”，结果造成许多生产组织名存实亡，生产者大都人心涣散。
在城市，大批企业停工停产，生产设备大量损坏。
在农村，由于“文革”期间大砍所谓“资本主义尾巴”，大搞穷过渡，再加上“一大二公”的大呼隆体制，片面追求规模大、公有化程度高，在生产劳动方面虚张声势，很少注重实效。
中国最大的经济特区是
中国最大的经济特区是1979年4月邓小平首次提出要开办“出口特区”，后于1980年3月，“出口特区”改名为“经济特区”，并在深圳加以实施。
按其实质，经济特区也是世界自由港区的主要形式之一。
下面由小编介绍中国最大的经济特区。
中国最大的经济特区——海南经济特区简介海南经济特区，是中国五个(海南、深圳、厦门、珠海、汕头)经济特区中面积最大的省级经济特区和唯一的省级经济特区。
海南经济特区的范围为海南本岛。
海南省的行政区域包括海南岛和西沙群岛、南沙群岛、中沙群岛的岛礁及其海域，是中国面积第二大的岛。
全省陆地(主要包括海南岛和西沙、南沙、中沙群岛)总面积3.54万平方公里(其中海南岛陆地面积3.39万平方公里)，海域面积约200万平方公里。
1988年4月13日，海南省和海南经济特区同时成立。
1988年4月13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以举手表决方式撤销广东省海南行政区，设立海南省，建立经济特区。
海南经济特区是全国最大的省级经济特区、并且是唯一的省级经济特区。
海南省位于中国最南端。
北以琼州海峡与广东省划界，西临北部湾与广西壮族自治区和越南相对，东濒南海与台湾省相望，东南和南边在南海中与菲律宾、文莱和马来西亚为邻。
关于建立海南经济特区的决议一九八八年四月十三日通过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建立海南经济特区的议案，决定：一、划定海南岛为海南经济特区。
二、授权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根据海南经济特区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遵循国家有关法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有关决定和国务院有关行政法规的原则制定法规，在海南经济特区实施，并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国务院备案。
发展历程经济特区成立后的发展历程“一省两地”从挫折中找到的科学发展之路作为最年轻的省份，海南是全国最大的经济特区，又是经济总量不及全国1%的欠发达经济小省。
和其他4个城市型经济特区不同，海南拥有广大农村，基础薄弱，经济落后。
海南发展大事记
海南发展大事记1983年初，“中央11号文件”《加快海南岛开发建设问题讨论纪要》形成，它传递出这样的信号：中国开放海南岛。
1984年邓小平流露出对海南的冀望：海南岛和台湾岛的面积相若，如果用20年的时间把海南的经济发展到台湾的水平，就是很大的胜利。
1984年1月至1985年3月，海南共批准进口免税汽车8.9万辆，实际到货7.9万辆，花费国家外汇10多亿美元，“汽车事件”横空出世。
1987年，中共中央任命许士杰为海南建省筹备组组长、梁湘为副组长；1988年4月26日，中共海南省委、海南省人民政府挂牌成立。
许士杰任海南省委首任书记，梁湘为海南省省长。
1988年6月，海南省政府与熊谷组(香港)有限公司达成初步协议。
协议确定，海南在洋浦半岛上划出30平方公里的土地作为开发区，其土地使用权一次性出让给熊谷组(香港)有限公司，期限为70年，区内一切基础设施建设及招商全部由外商负责。
这就是轰动一时的“洋浦模式”，即允许外商成片承包开发。
1989年3月，有政协委员对洋浦开发模式进行指责，称其为“制造新的租界”。
随后形成“洋浦风波”。
1989年4月，邓小平对“洋浦风波”批示：“海南省委的决策是正确的，机会难得，不宜拖延。
”但直到1992年3月国务院正式批准设立“洋浦经济开发区”，1993年9月才正式封关运作。
洋浦开发在质疑声中被耽搁了4年。
1989年9月13-14日，海南省人代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拥护关于撤销梁湘同志海南省省长职务的决定)的决议》，选举刘剑锋为海南省省长。
1990年7月6日，邓鸿勋任海南省省委书记。
1991年至1993年底，在海南注册的房地产公司4830多家，约占当时全国房地产企业总数的15%，总注册资金高达500多亿元。
1994年，中央宏观调控急刹车，海南地产泡沫瞬间破灭。
海南遂陷入“三年低迷”。
从1995年至1997年，海南经济增长率连续三年都降至全国倒数第一，比西藏还低。
而此前1991年至1993年，海南GDP增长率连续位居全国第一，最高增速达41.5%。
邓小平对_重要战略机遇期_的把握及其思想
[文章编号]1005-1597(2006)04-0040-05邓小平对“重要战略机遇期”的把握及其思想王立胜 [摘 要]邓小平对“重要战略机遇期”的把握及其论述,直接启发了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后来明确提出“综观全局,二十一世纪头二十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的论断,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关键词]邓小平;重要战略机遇期;科学预见 [中图分类号]A849[文献标识码]A 所谓“重要战略机遇期”,是指国际国内各种因素综合作用形成的,能为国家(地区、集团)经济社会发展提供良好机会和境遇,并对其历史命运产生全局性、长远性、决定性影响的某一特定历史时期。
仅仅从“重要战略机遇期”的概念分析,就不难得出,“重要战略机遇期”除了具有机遇的一般特性,还具有全局性、战略性、重要性、系统性等特征。
邓小平关于抓住机遇、发展自己的论述和有关机遇的思想,已成为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指导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随着党的十六大报告有关“综观全局,二十一世纪头二十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论断的提出,我们重新梳理邓小平关于机遇的论述,深深折服于他的预见性、判断力。
邓小平对“重要战略机遇期”的把握及其思想,已为实践所证明,其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非同寻常。
一、邓小平关于机遇的论述,蕴含了鲜明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思想 机遇,一般指一种有利的、好的甚至最佳的条件、环境,这种条件能对事物发展产生巨大影响,引起重大变化甚至突变。
机遇往往具有偶然性,是由诸多因素偶合而成的。
邓小平在谈论“机遇”时,有时直接将其说成“时机”或“机会”。
邓小平所说的机遇,虽然有一般意义上的机遇的内涵和外延,但更多的是蕴含着比较鲜明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思想。
这是因为:1、邓小平所说的机遇,往往具有影响上的宏观性、全局性和非同一般的重要性。
邓小平所说的机遇,往往具有影响上的全局性。
海南房地产泡沫历史
估计现在很多90后和00后都不知道海南岛房地产行业90年代经历过多大的风浪，今天我们重温下当年海南地产泡沫有多么可怕的经历。
2008年随着海口市南海大道９号，楼高１８８米的海口明光海航大酒店正式落成，这栋搁置了多年的海口较高“半拉子”工程迎来了它新的生机，昔日的“烂尾楼”变成了今日海口的“”。
从１９９９年至２００７年，海南花８年时间，终以把被誉为“天涯，海角，烂尾楼”三大景观中的“烂尾楼”盘活。
击鼓传花海南炒房成风１９９２年的春天，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动身南巡。
当时的国内，针对改革的诸多争论、质疑声不断，邓小平以他独有的睿智和眼光，在南巡过程中，发表了许多振聋发聩的讲话，勇敢地为改革开放大业护航。
南巡讲话对于社会主义的本质和判断标准、计划和市场的关系等重大问题做了改革开放以来较全面明确的阐述。
小平同志在他的暮年，对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之后的中国政治经济大局进行了准确的的定位。
“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南巡讲话精神已成为中国继续前行的号角。
海南建省后，闯海南，淘金去，成为无数内地人的选择。
“那是一个疯狂的时代。
”经事的人，无论成王败寇，都认同这一判断。
“十万大军下海南，各大财团抢地盘”。
满大街都是各地口音的炒房炒地者，他们口中吐出一个个惊人的天文数字，数字背后却只是一块不毛之地，或是刚刚挖了个坑的“大厦”。
这些天文数字还在不断膨胀，直到演变成一个令其原形毕露的词汇：海南地产泡沫。
“一开始都不敢相信，不敢签。
在１楼签了房产购卖合同，到６楼加价就卖了。
现在想想都害怕。
”潘石屹曾这样回忆。
周先生是某省驻海南办事处专业，曾经为单位在海南炒房地产。
１９９２年，周先生来到海南。
那时候，海南房地产正是热火朝天的时候，大家都像疯了一样。
除了炒房地产，海南还在热炒内部股。
社会上购内部股，根本不问这是什么公司的股票，都是用真金白银去购。
到较后，全部变成了废纸。
在海南“地产泡沫”较膨胀时，各地“热钱纷纷流入，房价以每天２００至３００元的速度上涨。
对外开放格局的初步形成全攻略之历史考点一遍过
对外开放格局的初步形成1．原因（1）国际形势走向缓和，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2）世界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
(3)中国外交取得重大进展，国际形势相对有利.(4）“文革”的破坏导致经济崩溃，“文革”结束后百废待兴。
(5）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伟大决策。
2．经济特区的创办(1)设立①1980年，深圳、珠海、汕头、厦门成为我国第一批。
②1988年，中国设立海南省,划出海南岛设置海南经济特区。
③2010年5月，中央正式批准新疆喀什为经济特区。
（2）特点①在国内划出一定地区，一般选择在港口附近、交通方便的地方。
②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实行开放政策，吸引外资,为外商提供方便、安全的投资环境。
③特区有较大的经济管理权限，实行以公有制为主导的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的经济体制.（3）作用①经济特区是发展外向型经济的排头兵。
②经济特区是全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试验田"，是对外开放的“窗口”。
③特区的改革,为全国提供了宝贵经验.3．沿海经济开放区的开辟(1）沿海港口城市的开放①概况1984年，设立大连、天津、秦皇岛、青岛、烟台、上海、南通、连云港、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等14个沿海经济开放区.②目的加快利用外部资金、引进技术的步伐．4．沿海经济开放地带（1）概况：1985~1992年,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闽东南地区和环渤海地区相继开辟。
（2）作用①进一步深化了对外开放。
②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对促进本地区经济的迅速发展、带动内地开发,有着深远的影响．5．经济技术开发区（1）概念在沿海和其他地区的开放城市中，划出一定区域建立经济技术开发区。
（2）特点人才、技术、知识密集。
（3）目的引进外资、生产高新技术产品或加工出口产品.（4）作用是学习先进管理经验、提高管理水平的重要场所，也是了解国际行情的重要窗口。
6．浦东的开发和开放（1）目的①把上海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②带动长江三角洲和长江地区经济发展。
（2）优势①经济和文化基础。
百科知识精选七五八大洪水
《千秋功罪话水坝》一书中记载的七五八洪水每年6月中旬到7月上中旬，淮河流域南部进入江南梅雨季节，经常由于持续大雨而出现洪水。
7、8月间，全流域都会出现大雨和洪水，9月份逐渐出汛。
1975年8月的特大暴雨是由当年的3号台风在特殊条件下形成的，人称“七五八”大水。
话说1975年8月4日，3号台风穿越台湾岛后，在福建晋江登陆。
它并没有像通常那样在登陆后逐渐减弱消失，却以罕见的强劲势头，越江西，穿湖南，到达常德附近。
8月5日晚，行径诡秘的这个台风突然转向，北渡长江，直入中原腹地，在河南境内“停滞少动”。
具体停滞的区域，是在伏牛山脉和桐柏山脉之间的弧形地带，也就是河南省淮河上游的皇陵腹地，这里奔流着颖河、北汝河、沙河、洪河、汝河等等河流，兴建有上百座山区水库，星罗棋布，像繁星般地点缀在青翠的大地上。
3号台风在这里的停滞少动，就带来了空前的灾难。
老天爷似乎在故意折磨和愚弄人们。
这一年7月份本地区雨量稀少，旱象显露，各地正在抓紧抗旱斗争。
从8月4日起开始普降大雨，大家正喜庆甘霖到来，拼命关闸蓄水———一滴水就是一把粮呀，谁知这雨一发而不可收，甘霖瞬时变为洪魔。
真正的暴雨下在8月5日下午至8日上午，分三个降雨过程。
第一次暴雨从5日14点下到6日2点，历时12小时，主要雨区在洪汝河上游及澧河、干江河一带的山丘区，这里12000平方公里，29个县市，1100万人口，1700多万亩耕地遭灾，其中遭毁灭性和特重灾害的有耕地1100万亩，人口550万人，倒房560万间，死牲口44万头。
京广铁路冲毁102公里，中断18天，受影响48天。
特别是两座大水库的失事，给下游造成毁灭性的灾害：遂平、西平、汝南、平舆、新蔡、漯河、临泉七座县城被淹，平地水深2～4米，水库垮坝是造成这次洪灾损失特别严重的原因，我们不得不忍痛叙述一下板桥和石漫滩的垮坝经过。
板桥水库修建在汝河上，位于泌阳县境内，设计最大库容4．92亿立方米，最大下泄量1720立方米/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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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浦风波”始末
“如果用20年的时间把海南岛的经济发展到台湾的水平，那就是伟大的胜利。
”显然，1987年中央决定委派许士杰等筹办海南经济特区，就是为实现这一宏伟战略目标而跨出的重要第一步。
但是，这个战略目标的部署却遭到干扰而未果，海南20年赶上台湾的战略目标没实现。
表面上阻挠洋浦开发的声音似乎收敛了，然而方案却一直没有批下来……
1980年代下半期，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提出，海南20年赶上台湾经济发展水平的目标，这是继深圳经济特区取得成功后又一重大战略部署。
1987年6月12日邓小平同外宾谈话时第一次公开说，“我们正在搞一个更大的特区，这就是海南经济特区。
”其实，邓小平对海南开发早已胸有成竹，他说，“海南岛和台湾的面积差不多，那里有许多资源，有富铁矿，有石油、天然气，还有橡胶和别的热带亚热带作物。
海南岛好好发展起来，是很了不起的。
”出于对海南的特殊地位、南大门国防与和平统一台湾的战略考虑，邓小平指出：“如果用20年的时间把海南岛的经济发展到台湾的水平，那就是伟大的胜利。
”显然，1987年中央决定委派许士杰等筹办海南经济特区，就是为实现这一宏伟战略目标而跨出的重要第一步。
但是，这个战略目标的部署却遭到干扰而未果，海南20年赶上台湾的战略目标没实现。
海南建省
海南省正式成立于1988年，已年逾古稀的梁湘当选为海南第一任省长。
1986年5月梁湘从深圳市委书记兼市长岗位离任不久，受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家副主席王震委托，奔赴海南对该岛的开发进行调研，经过认真考察，梁湘把在深圳主政五年多的开放改革经验与海南实际结合起来，并征求粤港深知名人士的意见，写了一份调查报告送给王震，建议海南建省，采取更加开放改革的方针政策，把海南办成自由港，调整产业结构。
王震同意梁湘的构思，将报告转送邓小平和赵紫阳，获得赞同。
1987年中央决定派梁湘赴海南筹备建省工作。
根据邓小平的指导思想，筹划实施赶追台湾的发展战略部署，梁湘主张：规划洋浦港建立为重化工基地，以及改造岛内农业为现代化农业；采取引进外资承租土地进行开发。
1988年6月，海南省政府与熊谷组(香港)有限公司达成协议，确定在洋浦划出30平方公里土地作为开发区，以每亩200元人民币，期限为70年，租让其土地使用权给熊谷组，由熊谷组负责区内基础设施建设及招商开发，即采取土地“成片开发，综合补偿”的模式。
洋浦开发作为自由港试点，成为“特区中的特区”，以期重点突破，带动全岛经济起飞。
不料，洋浦的开发很快就遭遇了挫折。
“洋浦协议”被指“卖国”
1988年4月23日，五位政协委员在全国政协会议上，抛出所谓“洋浦调查报告”，指责海南与外商签订的协议，涉“主权”问题：协议中外商日本熊谷组对洋浦港区的土地开发权，地价太低，每亩只200元；面积太大，达30平方公里，相当于北京内外城三分之一；土地使用权限太长，达70年。
若成事，这等于是外国人租界，将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的新国耻，形同“引狼入室”、“开门揖盗”。
正在北京出席全国第七届人代会的许士杰、梁湘闻讯，感到难以臵信。
他们马上打电话给分管洋浦开发工作的邹尔康副省长，决定以海南省委的名义给邓小平同志并中央写报告，驳斥回应五位政协委员的指责。
为此，邹拟就稿件飞京，经许、梁同意并签署的省委报告，火速上报中央，希望早日化解危机。
上海学生要求“严惩卖国贼”
在此期间，上海有报纸也责难“洋浦协议”乃“开门揖盗”；少数青年学生上街游行，打出“还我海南”的标语，高呼“收回洋浦港，严惩卖国贼”的口号。
这样一来，洋浦港开发所签订的协议，问题闹大了。
洋浦开发的海南决策者受到京沪舆情夹击，压力越来越大。
4月中旬，海南省副省长邹尔康在国务院遇到田纪云副总理和时任上海市长的朱镕基，便趋前就上海报纸发表“还
我洋浦，还我主权”之类的新闻报道请教朱市长。
朱镕基回答：这不代表上海市委的意见。
海南省委驳斥谬论
面对大是大非，海南省委以负责任的态度，向中央汇报，指出协议规定土地使用转让的每亩200元、面积30平方公里、使用权限70年，乍一看，地价较低，面积较大，年限较长；但是细想洋浦位于琼西，乃一大片不毛之地，当地人称此区“三多”、“三少”，即：石头多、荒地多、仙人掌多；树少、水少、人少。
农耕不宜，却有一个深水良港，可发展工业；如不开放开发，再过50年、100年还会是这个样子。
以海南当年财政收入，根本无法投入大量资金去开发洋浦，较好的选择是采取以土地使用权换资金、技术的模式。
协议规定熊谷组投资31亿港元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在洋浦建立重化工，包括消化天然气而建立45万吨乙烯联合企业、52万吨尿素厂、300万吨炼油厂、300万吨标箱玻璃、钛白粉厂等……占地较多，30平方公里才能满足。
讲地价，无论就国内国际言在当时都是合理的，如当年深圳一亩地才300至600元，最高800元。
泰国1500元，美国还免费提供土地给外资建厂。
至于70年使用年限，同国际接轨，是霍英东的提议。
省委认为，洋浦土地开发并无损国家权益，合宪合法，国家宪法已明确土地使用权可以有偿转让，中央、国务院24、
25号文件都提到可以让外资成片开发，也可以搞基础设施。
海南省委的决策，采取“成片开发，综合补偿”模式，完全符合中央、国务院有关土地开发法律、法规的精神，也符合海南实际。
而且，洋浦协议中转让的是土地使用权，而非土地所有权。
使用权限期满需续约或重议，这是国家主权的体现。
外商必须按协议规划发展其产业和依法经营管理，海南省政府的派出机构将代表国家行使其职权，包括向外商征税、治安管理，以及依法保障该土地上的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最重要的是，一旦外商有违法乱纪行为，还要受到我国法律的制裁，根本不存在所谓治外法权。
还有，涉及这块土地的国际、外交、军事及治安均由中国管制，外人是不容干预的，行政、边防、边检、海关均在我国掌握之中，不会产生所谓殖民统治的一类丧失主权的局面。
但是，成见很深的人根本听不进去。
监察、国土等部门会议，邹尔康被召进京
这年4月18日，邹尔康被召到北京，出席国务院委托国家土地管理局主持召开的洋浦开发会议。
出席会议的有国务院监察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国务院法制局、国务院特区办、经贸部、中国土地勘测规划院。
会上，地价、面积和使用期限，开发协议是否涉及“主权”问题，是否卖国勾当，成为焦点。
有人还质疑熊谷组有日资背景，说“中国
人民对日本存有戒心，过去战争侵略，现在是经济侵略”。
邹一一作了解答，明确洋浦土地开发协议转让土地使用权合宪合法合岛情，不涉及国家主权问题；海南省委已向中央汇报，也写报告，送国务院审批。
并指出熊谷组总部在日本，香港这个股份公司，不单纯是日本资本，即使日本人也要遵守中国的法律和协议。
邹还介绍香港和日本传媒的报道，说这怎么会侵犯中国主权？原来日本政府打算支持这个项目，还有三菱、三井等财团也想来，现在怕了。
熊谷组董事局主席于元平压力很大；港澳工委很重视事态发展，形势严峻。
如果洋浦这事情办不了，对香港影响也很大。
由于是新鲜事物，其中不免有误解或不了解。
出席会议的其他三位海南干部也作了有力的解释。
会上也有北京多位干部肯定洋浦开发不涉及主权问题，表示支持。
最后，会议主持人、国家土地管理局局长王先进作了肯定性的发言，他说：“从以上几个方面看，海南政府出让土地使用权是符合中央精神、符合法律、符合海南实际，我们表示拥护、支持，做好服务，促使成功。
”
洋浦开放从一开始就是按中央精神依法办事的
“洋浦风波”愈演愈烈，许、梁也疑惑不解。
因为洋浦的土地开发，一开始就是按中央精神、依法行事的。
1988年11月邹尔康在北京向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汇报洋浦开发的规划，获得同意，还把于元平从香
港请到北京面商。
1988年12月国家副主席王震视察海南，也接见了当时在海南的于元平，鼓励他投资开发洋浦；还兴致勃勃挥毫题词：“洋浦开发，前景广阔。
”
1989年1月，田纪云带了国务院外贸部长李岚清、国家计委甘子玉、海关总署戴杰等人到海南视察，由邹尔康汇报了洋浦开发采取“成片开发，综合补偿”的模式。
1989年春节，总书记赵紫阳视察深圳、珠海，梁湘又专程赶到，当面做了汇报。
赵表示同意，允许熊谷组承包开发洋浦开发区。
临别时赵还对梁说，开放改革不变、政策不变，你们要扎扎实实地工作。
这年2月，应国务院特区办主任何春霖要求，海南省委给党中央、国务院呈报了“洋浦开发报告”，只等开发方案获批。
邓小平批示洋浦开发“省委决策正确”
1989年4月29日，邓小平在海南省委关于洋浦开发的报告上作了重要批示：“经过再一次了解，海南省委决策是正确的，机会难得，要抓紧，对不同意者要多做说服工作，手续要周全。
”至此，“洋浦风波”似乎化解了。
显然，邓小平的批示极具针对性，肯定了海南省委，否定了“卖国”论，而且指示要抓紧这个难得的机会。
表面上阻挠开发洋浦的声音似乎收敛了，然而方案却一
直没有批下来，洋浦开发领导小组无法启动工作，光秃秃的洋浦土地依然沉睡着。
而本来要投资海南岛农业现代化的泰国正大集团谢国民也不敢来了，其他外商也望而却步。
洋浦被抛弃了。
直到1992年2月邓小平南方讲话再次掀起开放改革、发展经济的热潮以后的3月9日，国务院才批准了洋浦开发方案。
可惜，已拖延三年多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