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赫玛托娃等诗人与中国诗歌文化
中国诗人对俄罗斯文学的影响
中国诗人对俄罗斯文学的影响中国诗人对俄罗斯文学的影响中国诗人对俄罗斯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仅是一种单向的文化输出，也是相互的文化借鉴和交流。
俄罗斯文学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发展中，中国文化为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源泉，尤其是在诗歌创作和审美理念方面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为俄罗斯诗人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
例如，中国古代文学中的意象和主题，如青山绿水、花鸟虫鱼等，对俄罗斯诗人的创作产生了启发。
在19世纪末的俄罗斯象征主义运动中，一些诗人开始注意到东方文化，他们追求精神上的自由和灵感的巧妙，中国文化成为他们寻求灵感的重要资源。
例如，尼古拉·叶赛宁，一位重要的象征主义诗人，受到了中国古代诗歌和哲学的影响。
他向中国文化学习了一些修辞手法和思维方式，比如以自然界的景象寓意表达内在的感受。
他的诗歌充满着东方的意象和哲学思考，成为了俄罗斯象征主义运动的重要代表。
另一方面，中国诗人对俄罗斯文学的影响体现在审美观念和创作理念方面。
中国文化对俄罗斯文学的奇特审美理念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
例如，在20世纪初的俄罗斯，一些诗人开始借鉴中国古代文学的审美观念，尤其是从诗歌中凸显出“神秘”和“灵魂”的价值，这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追溯到中国古代文学中的审美追求。
同时，中国诗歌对于俄罗斯诗人的艺术创作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中国古代诗歌的特点之一是其崇尚形式美和语言美。
这种形式美和语言美的追求在俄罗斯的诗歌创作中也得到了广泛的借鉴。
例如，阿赫玛托娃，一位俄罗斯前卫派的重要诗人，借鉴了中国古代诗歌的形式美和语言美，她的诗歌带有一种古老而神秘的韵律感，给人以美的享受。
此外，中国现代诗歌在俄罗斯文学中的影响也不可忽视。
现代中国诗歌的真实感和生活感，对于20世纪俄罗斯文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尤金·古涅夫和安娜·阿赫玛托娃等诗人从现代中国诗歌中汲取了力量和灵感，他们的诗歌充满了对现实生活的关怀和反思，为俄罗斯诗歌的现代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安娜·阿赫玛托娃与她的诗歌（图）
安娜·阿赫玛托娃与她的诗歌（图）阿赫玛托娃画像瑞典诺贝尔文学评奖委员会主席埃斯普马克在一篇文章中认为，俄罗斯诗人阿赫玛托娃没有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不仅是她本人的遗憾，更是诺贝尔评奖委员会的遗憾。
这是一个迟到的评价，却因时间的流逝而得到了愈来愈肯定的证实。
阿赫玛托娃是二十世纪世界诗歌史上少数堪称“大师级诗人”中的一个，享有“继萨福之后第二位伟大的抒情女诗人”之美誉，而她的作品则是“俄罗斯的伟大象征之一”。
有批评家认为，倘若说普希金是俄罗斯诗歌的太阳的话，那么，阿赫玛托娃就是俄罗斯诗歌的月亮。
安娜·安德列耶夫娜·阿赫玛托娃于1889年6月11（新历23）日出生在敖德萨，父亲是一名退伍的海军工程师。
幼年，全家迁居到圣彼得堡近郊的皇村。
从阿赫玛托娃的自传中，我们得知，她对童年并没有留下什么美好的印象，没有什么玩具，没有同龄的玩伴，没有善良的阿姨，甚至没有时不时来点恶作剧的叔叔，“对我而言，人的声音并不可爱，我能听懂的只有风的声音”。
十岁那年，她得了一场大病。
令人诧异的是，她却从此开始了诗歌写作。
此后，她一直认为自己的诗歌道路与这场疾病有着某种神秘的联系。
1910年，阿赫玛托娃嫁给著名诗人古米廖夫。
不过，两位天才诗人的日常生活并不像通常人们所认为的那样幸福和美满。
他们各自强烈的个性往往会有意或无意地给对方造成伤害，在内心烙下深刻的创痕。
这种婚姻受挫的情绪在她的早期抒情诗中已经初露端倪：“时而像蛇一样蜷缩一团，在心灵深处施展巫术；时而整天像一只鸽子，在白色的窗前咕咕絮语……总是那么固执、那么诡秘地挪走人的快乐、挪走安宁”。
同年秋天，以古米廖夫和戈罗杰茨基为首的一批青年诗人创立了一个诗歌实验组织—“诗人车间”。
不久，他们又提出了“阿克梅主义”（源自希腊语，意为“高峰”、“顶点”）的旗帜，主张诗歌的清晰性、客观性、形象性、原创性和阳刚性，注意诗歌语言的特殊性，强调诗歌的张力和韧性，以对抗当时占主流地位的象征主义诗歌的朦胧与暧昧的特点。
中国女性诗歌风生水起的年代——兼谈“新红颜写作” 符力
中国女性诗歌风生水起的年代----兼谈“新红颜写作”符力想找一些好的新诗来阅读，却苦于求之难得；想找几个有见地的师友来聊聊诗歌，却因身处偏远地区而发愁；想让别人读到自己的作品，却因无处发表而只能将那些飘着墨水清香的作品送进幽暗的抽屉里……众所周知，这些都是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以前的事情了。
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诗歌学习、写作和发表上的种种障碍，迅速土崩瓦解。
互联网从1997年开始风行中国大陆，网络文学从此一发而不可收。
新世纪的前五年，在电子网络的推波助澜之下，越来越多的诗歌爱好者和广大诗人在“榕树下”、“界限”、“诗江湖”、“诗生活”、“诗歌报”等接二连三建立起来的网络平台上，不分昼夜地写诗，读诗，谈诗。
2004年1月1日，天涯Blog开通并试运行。
2005年9月8日，新浪在北京宣布推出Blog2.0公测版，不仅提供个人Blog空间，还特别添加多彩图片册，打破了传统的固定个人首页模块，完全由用户自行定义页面栏目内容，充分满足用户的不同需求。
个人博客的出现，逐渐结束了众多诗人“混论坛”的经历，并全面转移了国内诗人、诗歌爱好者的诗歌交流与发布的重心，也pass掉了那个短暂的个人作品的“专栏时代”。
对于这个无限宽广的虚拟电子平台，我来得晚了，但还能作为一个不太彻底的亲历者，从2005年底开始，感受并见证电子网络对最近十年来的中国诗歌现场所带来的革命性影响。
回望来路，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跟上个世纪90年代中国诗歌现场的消沉状态截然不同的是，中国诗歌的创作和传播重新进入了新的兴盛时期。
此情此景，“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蔚为奇观。
其中，女诗人的不断涌现与女性诗歌写作的风生水起，可以说是这些年来，因了电子网络的全面铺开而产生的极为引人关注的文化现象。
换句话说，在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电子网络疏通了四海诗歌信息的往来渠道，让很多诗人轻松、迅速地获得大量诗歌营养补给，空前高涨地激起了众多年轻女诗人的诗歌写作热情，从而诞生了风格多元、内涵各异的诸多优秀诗篇，掀起了这片古老而又年轻的东方大地上女性诗歌写作的滚滚潮水。
记忆的声音：阿赫玛托娃诗选
精彩摘录
“我曾在盛夏的意大利歌唱，/在阿尔巴尼亚的荒原上痛哭，/在拜占庭的残 垣断壁中祈祷，/但我灵魂的故乡何处？”这是诗人在《祖国》一诗中的深情呼 唤。她用饱满的情感和生动的描绘，表达了对祖国的深深眷恋。这种对祖国的热 爱之情，像一首动人的歌曲，回荡在每个读者的心中。
精彩摘录
在《爱情》一诗中，阿赫玛托娃用简洁而动人的语言描述了爱情的甜蜜和痛 苦：“我们曾并肩走过秋天的道路，/你曾在我耳边低语：我爱你！/我曾为你的 话语欢笑，哭泣，/在你的目光中寻找永恒。”这些诗句所表达的爱情的真挚和 纯粹，让人感到既感动又心疼。
内容摘要
《记忆的声音：阿赫玛托娃诗选》是一本展现俄罗斯诗歌巅峰时期成就的佳作，对于喜爱诗歌的 读者来说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好书。通过阅读这本书，读者可以领略到阿赫玛托娃这位伟大诗人的 创作魅力，感受到她用文字描绘出的生命之美和人生之痛。
精彩摘录
精彩摘录
《记忆的声音：阿赫玛托娃诗选》是一本令人震撼的诗集，其中收录了俄罗 斯女诗人阿赫玛托娃的许多优秀作品。她的诗歌不仅具有深厚的情感内涵，还展 示了出色的艺术技巧。在这本书中，我们可以找到许多令人回味无穷的摘录。
目录分析
再次，目录中还包含了一些注释和引用。这些注释对一些生词和历史事件进 行了说明，为读者提供了更多的背景信息。而引用的诗歌则反映了阿赫玛托娃对 其他文学作品的深刻理解和独特见解，进一步彰显了她的文学才华和艺术修养。
目录分析
从细节上看，《记忆的声音》的目录也充满了惊喜。在每首诗歌的后面，都 有一个小图标，表示该首诗歌所属的类别。这种设计既美观又实用，使得读者可 以更加方便地查找自己感兴趣的诗歌。目录中还穿插了一些作者的插画和照片， 为整个作品增色不少。
目录分析
《记忆的声音：阿赫玛托娃诗选》的目录分析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来理解和欣赏阿赫玛托娃的诗歌作品。通过深入挖掘和分析这本书的目录，我们 可以感受到作者的情感与历史沉淀，进一步领略这部作品的独特魅力。
20世纪中国诗歌意向蛾与火分析——从光明到毁灭
一，两极的衍生——从光明到毁灭由于火具有热量，光亮等一系列特征，文学作品中的火在走出单纯的形式后，开始了一些所谓正面意象的衍生，同时，由于火的燃烧，火具有邪恶与毁灭的象征意义。
1，从火到火红：乐府诗《高阳乐人歌》：“两颊色如火”；白居易《忆江南》：“日出江花红胜火”；张抡宋词《阮郎归》：“一轮红日贴中天。
乾坤如火然。
”舒婷的《初春》：“但已有几朵小小的杜鹃，如吹不灭的小火苗。
”2，由火到光明：黄沙子《爱情在北》：“天色是黯淡下来了，可是人们，人们的心中燃烧着熊熊烈火。
3，温暖，希望的给予：《清商曲辞六·六月歌》：“三伏热如火”；日本诗人岛崎藤村《醉歌》：“啊，快在心中点燃心中的烛火”4，热情，情感的燃烧：希腊诗人萨福《给所爱》：“舌头变得不灵；噬人的感情，象火焰一样烧遍了我的全身，”如果吉皮乌斯(俄罗斯)如果你不喜欢雪，如果雪里没有火，――那你就干脆别爱我，如果你不喜欢雪。
……也就是说，这事不能急，也就是说，我们的一切还未被注定，我们身上闪烁的是他的火，要在地上的他身上复活····还有那流行的歌词：“我的热情好像一把火”5，自由的符号：法国诗人艾吕雅《自由》：“在受人欢迎的熊熊的火上，我写你的名字”，还有那以火为圣物的波斯拜火教，奴隶举火为义，号召推翻阿拉伯人的统治。
6，燃烧的毁灭：俄罗斯诗人阿赫玛托娃《最后的玫瑰》：“随着浓烟飞出狄多的篝火，为的是与让娜再度走上火刑架,”；希腊诗人艾利蒂斯《英雄挽歌——献给在阿尔巴尼亚战役中牺牲的陆军少尉》：“然后让它一经发现就把隐藏的邪恶铲除——一经发现就用火将隐藏的邪恶烧净，”；美国诗人弗罗斯特《火与冰》：“有人说世界将毁灭于火，有人说毁灭于冰。
根据我对于欲望的体验，我同意毁灭于火的观点。
但如果它必须毁灭两次．则我想我对于恨有足够的认识可以说在破坏一方面，冰也同样伟大，且能够胜任。
（余光中译）；法国诗人艾吕雅《最后一夜》：”这个小小的杀人世界已经在冲着无辜者下手从他嘴里夺取面包把他和房屋一把火烧掉取走了他的衣裳和鞋子取走了他的时间和孩子。
阿赫玛托娃等诗人与中国诗歌文化
阿赫玛托娃等诗人与中国诗歌文化阿赫玛托娃等诗人与中国诗歌文化汪介之对于诗歌的热爱,在俄罗斯是一种普遍现象。
在莫斯科和彼得堡等城市的广场旁、街头的白桦树下、地铁里或者公共汽车上,往往都可以看到不同年龄层次的人们,手捧开本不一的诗集,沉迷入阅读欣赏之中。
与这一景象相适应,俄罗斯写诗的人也不少,所以才有这样一句广为流传的话:诗人诗人何其多,每片树叶都有两人去讴歌。
看来,除中国之外,俄罗斯也是一个相当可观的“诗国”了。
然而俄罗斯诗歌的历史并不十分悠久。
12世纪的民间英雄史诗《伊戈尔远征记》之后,诗坛沉寂了数百年之久。
18世纪才出现第一批俄罗斯诗人,但其诗歌成就很为有限。
直到19世纪20年代,以天才的诗人普希金为先导和核心,俄罗斯才出现了诗歌的真正繁荣,形成了俄罗斯诗歌史上的“黄金时代”。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白银时代”,诗歌再度勃兴,涌现出一大批杰出诗人,与“黄金时代”交相辉映。
在20世纪的漫长岁月里,俄罗斯诗歌和它的创造者一起,走过了一条曲折的道路,留下了累累硕果。
其间,由于中国诗歌传统的巨大存在,俄罗斯诗人们心仪中国这一诗歌大国,与中国诗歌文化发生了密切的联系,并因此而丰富了自己的诗学思想与诗歌创作,在中俄文化关系史上写下了崭新的篇页。
这里我们首先应当提及的是“俄罗斯诗歌的月亮”安娜?阿赫玛托娃(1889—1966)。
这位女诗人在自己的国度被认为是20世纪诗坛上屈指可数的“几十年间始终使读者怀有好感的诗人”之一,她的诗作则被看成“复杂而伟大的时代百感交集并思考许多问题的现代人的抒情日记”①。
除此而外,她在诗歌翻译方面也颇有成就。
1965年,《诗人的声音:安?阿赫玛托娃所译外国诗人作品选》一书在莫斯科出版,其中就有她所翻译的中国诗人的作品。
1969年出版的俄文版译诗集《东方古典诗歌》,也收有阿赫玛托娃翻译的中国诗以及印度诗、朝鲜诗和埃及诗。
让我们先看一下20世纪50年代阿赫玛托娃给她的儿子列夫?古米廖夫的一封信中的一段话:我在继续看中国古文献,又碰到了匈奴。
外国诗两首的读后感
外国诗两首的读后感外国诗集中的两首诗令人动容外国诗歌是一座宝库，蕴含着丰富的情感和智慧。
在海外文学的大舞台上，诗歌扮演着独特的角色，为人们带来源源不断的心灵启迪和情感共鸣。
近日，我偶然读到了两首外国诗歌，它们的优美与力量引起了我无尽的共鸣，令我思考人生的真谛。
第一首诗是俄国诗人安娜·阿赫玛托娃的《无题》。
这首诗以简洁而深刻的语言，揭示了生命的脆弱与无奈。
首句“我厌倦了一切──”犹如一把钝刀直捣心扉，让我感受到作者内心的痛苦和绝望。
在诗中，阿赫玛托娃以“我”自述的方式，用简洁而真实的笔触勾勒出了人生中的困境和迷茫。
她描述了厌倦、日复一日的生活和世俗的欢愉，透露出对人生本质的思索。
最后两句的“在世界的尽处我等待着”更让人感到一丝冷寂，无奈与期待同在。
这首诗让我思考生活的意义和方向。
每个人都会经历疲惫和羁绊，而这首诗通过压缩的文字唤起了我内心深处的共鸣。
人生如同一部无尽的长卷，我们时常会迷失在琐碎的生活中，然而，看似平凡的一天一天，又是我们成长的基石。
或许在时间线的尽头，我们也在默默等待着，等待着心中的一片净土，等待着找到自己真正的归宿。
第二首诗则是美国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的《路》。
这首诗简洁而富有哲理，以行人在选择路线上的抉择为主线，探索了人生中的选择与决策。
首句“两条路分道扬镳”引起了我的思考，似乎勾勒出了生命道路上的拐点与抉择。
随着诗人的文字展开，他描述了行人在面对两条路时的犹豫和纠结。
最终，诗人选择了“不常走的那条路”，这种个人背离主流选择的勇气和决心让人动容。
这首诗让我思考人生中的选择与困境。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常常面临各种各样的选择，有时迷失于众多的岔路口。
而诗中的“路”被赋予了更深层的含义，它是人生道路的隐喻。
曾经的选择成为了现在的回忆，而未来的路又在等待我们的勇敢前行。
只有决断和勇气才能让我们摆脱困境，走向更好的未来。
正如诗中的行人，选择一条不常走的路，也许会有不同的风景等待着我们。
阿赫玛托娃与中国诗歌的开题报告
阿赫玛托娃与中国诗歌的开题报告阿赫玛托娃是俄罗斯当代著名文学家和诗人，她的诗歌作品深受读者喜爱，在俄罗斯文坛上享有很高的声誉。
随着中俄文化交流的日益增强，阿赫玛托娃的诗歌作品也开始被研究和翻译到中国。
本文旨在探讨阿赫玛托娃的诗歌作品与中国诗歌的联系和影响，并分析阿赫玛托娃的诗歌在中文环境下的翻译策略和应用效果。
首先，阿赫玛托娃在其诗歌作品中常常探讨人类内心深处的情感和思考，这与中国传统诗歌的“诗以言志，歌以引魂”的精神有着相似之处，都是通过形象生动的语言表达出深刻的人类情感和人生感悟。
例如，阿赫玛托娃的诗歌《我不相信葬礼》中，通过描述死亡对生命的影响，表达出她对生命的珍视和对死亡的拒绝，这种思想内核与中国古典名句“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其次，阿赫玛托娃的诗歌作品也受到了中国现代诗歌的影响。
她曾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中国现代诗歌对她的创作产生过很大的影响，尤其是在对自然和生命的关注方面。
同时，阿赫玛托娃的诗歌也曾被翻译成中文，并在中国文学杂志上发表。
这种跨文化的交流和影响，有助于推动不同文学传统之间的相互理解和交流。
最后，关于阿赫玛托娃的诗歌在中文翻译方面，如何解决文化背景差异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翻译者需要在保持原文的意境和语言特色的同时，考虑到中文读者的文化背景和语言习惯，采用适当的翻译策略。
例如，对于阿赫玛托娃的诗歌中常常采用的暗示和隐喻，翻译者可以采用注释或者对照的方式来传达其意义，以保证读者能够理解其深层含义。
综上所述，阿赫玛托娃的诗歌作品与中国诗歌在情感表达和思想内核方面有着相通之处，其跨文化的影响与交流也有助于拓宽我们的文学视野和丰富我们的文化积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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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赫玛托娃等诗人与中国诗歌文化汪介之 对于诗歌的热爱,在俄罗斯是一种普遍现象。
在莫斯科和彼得堡等城市的广场旁、街头的白桦树下、地铁里或者公共汽车上,往往都可以看到不同年龄层次的人们,手捧开本不一的诗集,沉迷入阅读欣赏之中。
与这一景象相适应,俄罗斯写诗的人也不少,所以才有这样一句广为流传的话:诗人诗人何其多,每片树叶都有两人去讴歌。
看来,除中国之外,俄罗斯也是一个相当可观的“诗国”了。
然而俄罗斯诗歌的历史并不十分悠久。
12世纪的民间英雄史诗《伊戈尔远征记》之后,诗坛沉寂了数百年之久。
18世纪才出现第一批俄罗斯诗人,但其诗歌成就很为有限。
直到19世纪20年代,以天才的诗人普希金为先导和核心,俄罗斯才出现了诗歌的真正繁荣,形成了俄罗斯诗歌史上的“黄金时代”。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白银时代”,诗歌再度勃兴,涌现出一大批杰出诗人,与“黄金时代”交相辉映。
在20世纪的漫长岁月里,俄罗斯诗歌和它的创造者一起,走过了一条曲折的道路,留下了累累硕果。
其间,由于中国诗歌传统的巨大存在,俄罗斯诗人们心仪中国这一诗歌大国,与中国诗歌文化发生了密切的联系,并因此而丰富了自己的诗学思想与诗歌创作,在中俄文化关系史上写下了崭新的篇页。
这里我们首先应当提及的是“俄罗斯诗歌的月亮”安娜・阿赫玛托娃(1889—1966)。
这位女诗人在自己的国度被认为是20世纪诗坛上屈指可数的“几十年间始终使读者怀有好感的诗人”之一,她的诗作则被看成“复杂而伟大的时代百感交集并思考许多问题的现代人的抒情日记”①。
除此而外,她在诗歌翻译方面也颇有成就。
1965年,《诗人的声音:安・阿赫玛托娃所译外国诗人作品选》一书在莫斯科出版,其中就有她所翻译的中国诗人的作品。
1969年出版的俄文版译诗集《东方古典诗歌》,也收有阿赫玛托娃翻译的中国诗以及印度诗、朝鲜诗和埃及诗。
让我们先看一下20世纪50年代阿赫玛托娃给她的儿子列夫・古米廖夫的一封信中的一段话:我在继续看中国古文献,又碰到了匈奴。
这是公元一世纪的事。
两位汉人(苏武和李陵两位将军)被匈奴俘虏,在匈奴那儿住了19年。
后来一位将军(苏武)返回故乡,另一位吟诗相送,这首诗歌已被译成英文(无韵体)。
②列夫是阿赫玛托娃和诗人尼古拉・古米廖夫的唯一的儿子。
他历经磨难,后来成为专门研究东方历史和文化的史学专家,写有关于匈奴的学术研究专著多部。
因此,阿赫玛托娃总是把自己所接触到的、和东方历史文化有关的资料及时告诉他。
阿赫玛托娃信中所说的苏武、李陵之事,见于我国东汉时代班固所撰《汉书・苏武传》。
她所阅读的“中国古文献”,此处当指《汉书》(具体为何种译本,不详)。
《汉书》中记载:匈奴与汉和亲之后,苏武终于获准返汉,于是李陵置酒祝贺苏武。
席间,李陵起舞并歌,歌曰:“径万里兮度沙幕,为君将兮奋匈奴。
路穷绝兮矢刃摧,士众灭兮名已 。
老母已死,虽欲报恩将安归!”71阿赫玛托娃将李陵所吟唱的这首诗歌以散文体译成俄文,附在致列夫的信中。
若将她的译文再“回译”为中文,则是;“我行程万里/穿越茫茫沙漠/效忠皇上/去抗击匈奴/……”她希望自己“从古文献中摘录的这些内容和逐字逐句的译文”能引起儿子的兴趣,并对他的研究有所助益。
无庸赘言,阿赫玛托娃的这一阅读和翻译,也是她本人认识中国诗歌文化的一种方式。
在致其子列夫的上述信件中,阿赫玛托娃还提及:她见到了1954年北京外文出版社出版的我国先秦诗人屈原的诗作(英文版)。
在此之前,她曾将屈原的长诗《离骚》译为俄文,译文后来收入俄罗斯著名汉学家费德林编选的《屈原诗集》(1954)一书中。
阿赫玛托娃不懂中文,她是依据其他外文译本、在费德林等俄国汉学家们的帮助下转译《离骚》的。
为了使自己的翻译尽量贴近原作,阿赫玛托娃在翻译之前曾请费德林等人给她提供一些有关中国诗歌的资料,以便了解中国诗学、音韵和调性等。
另外,她还请费德林多次给她用汉语朗诵《离骚》,为的是“听一听屈原原作的读音、他的诗段的韵律”。
以同样的方式,她还翻译了我国唐代诗人李商隐的一些无题诗。
阿赫玛托娃的这些译作,在俄罗斯读者中受到广泛的欢迎。
费德林认为,阿赫玛托娃的翻译,是“在我们眼前复活了中国远古歌者的声音。
那声音清纯不虚假,充满心灵的激情与悲剧情节。
原本是陌生的外国诗,我们眼看着它渐渐地变成了自己的、我们感到亲切的诗。
这种变化实际上是让中国诗在俄国土壤上二度开花。
”③对于阿赫玛托娃个人而言,诗歌翻译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促使她进一步拓宽了自己作为诗人的感知世界的领域。
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民族在不同时代所留下的诗歌遗产的了解,进一步引起了诗人对于东方文化的兴趣。
1941—1943年间因法西斯入侵苏联,阿赫玛托娃随着疏散群众一起迁居于中亚城市塔什干。
这一历史的机遇,又为她具体感受东方的大自然、东方人的生活和文化提供了条件。
古代文化的沃土,在她的意识中唤起了东方神话般的先知、思想家和情侣们的形象,也唤起了她一种难以言说的亲切感。
阿赫玛托娃写于塔什干时期的、反映疏散时期生活的组诗《明月当空》(1942—1944),同她直接感觉到了笼罩着这块土地的独特诗歌文化氛围有着紧密的联系。
从中可以读到这样的诗行:在这儿,谁敢对我讲,我是身在异乡?我不曾到这里约有七百年,但什么也没有改变……还是那些星辰和流水,还是那深黑的苍天,还是那吹来种子的风,还是那母亲的歌儿相伴……阿赫玛托娃不仅以自己的诗作表现了东方的壮丽、庄严和迷人,而且抒发了自己对这块神奇土地的亲情。
对于诗人而言,这里的土地、文化和人们,一切都是她所熟悉的,她有一种“回故乡”之感。
因此,她才会这样写道:“在这块古老干旱的土地上/我又重新回到家中,/中国吹来的风在朦胧中歌唱,/一切都不再陌生……”在认识中国文化、在阅读和翻译中国诗歌的过程中,阿赫玛托娃的诗歌创作也无疑受到了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
透过诗人晚年的抒情杰作、组诗《子夜诗抄》(1963—1965),不难发现这一影响的存在。
在她当年翻译的中国唐代诗人李商隐的无题诗中,有一首是既为中国读者所熟悉、也为俄罗斯读者所喜爱的,即:“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
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
”阿赫玛托娃的《子夜诗抄》④从艺术构思到意象创造,都有李商隐诗作影响的迹痕。
如《子夜诗抄》第1首诗题为“迎春哀曲”,以“春”为背景写离愁别绪,在构思上接近李诗。
李商隐诗中“镜”的意81象,在《子夜诗抄》中也一再出现,如第3首诗以“在镜子的背面”为题,第2首诗“初次警告”中有“我曾生活在多少面镜子里,/我曾歌唱在多少深渊之畔”的诗行。
另外,诗人还从自己的长诗《没有主人公的叙事诗》(1940—1962)的第二部分《硬币的背面》中引了两句诗,作为《子夜诗抄》的题词:“只有镜子能梦见镜子,/只有寂静能维护寂静……”李商隐诗中“夜吟”一句,在“迎春哀曲”中化为“寂静像是奥菲丽娅,/通宵为我们歌唱”;李诗中“蜡炬成灰”一句,则化为阿赫玛托娃“夜访”(第6首诗)中“那时蜡烛又将闪射出昏黄的光亮,/梦境悠悠”、“初次警告”中“万物都会化为灰烬”的诗句。
“代献词”中的“我能够背负离别之苦,/可是忍受不了与你的会晤”两行诗,更明显地受到“相见时难别亦难”诗句的启示。
善于表现离别相思之情且往往别有寄托,是李商隐无题诗的重要特色之一,这一特色与阿赫玛托娃的诗情颇为契合。
这就使得阿赫玛托娃在她所了解的中国诗歌中很容易领受李商隐的诗歌精神,成为一种必然。
饶有趣味的是,阿赫玛托娃的第一位丈夫、诗人尼古拉・古米廖夫(1886—1921)也同中国诗歌文化有着某种联系。
古米廖夫精通法语,曾在巴黎大学索邦本部学习法国文学和艺术,学成回国后又有机会再去巴黎。
他曾翻译过法国作家伏尔泰、诗人戈蒂耶的作品,还通过法文阅读过中国诗人李白、杜甫等的诗作。
后来,古米廖夫曾对这些中国诗人的作品进行了“自由的改写”,并将这些改写之作结为一集,以《瓷器陈列馆:中国诗歌》(1918)为书名正式出版。
据俄罗斯研究者考证,古米廖夫改写的诗作,显示出他本人的诗歌所具有“精雅与纤细”的风格,并吻合于改编者的情思⑤。
诗集《瓷器陈列馆:中国诗歌》的出现,与古米廖夫对于异国风情、异域文化(包括东方文化、非洲文化)的浓厚兴趣有着密切的联系。
这一兴趣甚至使得这位没有到过中国、也不懂中文的俄罗斯诗人创作了一些中国题材的诗歌,如诗集《珍珠》(1910)中的《中国行》、《箭筒》(1916)中的《中国小姐》等诗。
《中国小姐》一诗中写道: 我常常从这亭子, 朝着那彩霞凝望, 有时我还要注视 树枝是怎样摇晃; ………… 未婚夫毕竟还爱我, 尽管他狡猾而苍老, 不久前他在广州 毕竟通过了会考。
⑥古米廖夫的这首诗共有六节,每节四行,在形式上显示出诗人对于中国古代诗歌的某种认知。
诗作的内容,从一位“中国小姐”的角度,表现她在“独处”时的情思。
全诗从景物描写起笔,由远而近,再写到主人公自身,在其自我感情的抒发之后,最终写到她对未婚夫的思量。
这样的运思轨迹和艺术构架,在中国古代诗歌、特别是唐代诗歌中常常可以见到,这表明古米廖夫确实认真阅读过中国古诗。
从《中国小姐》一诗所涉及的景物、爱情婚姻关系、科举考试制度等内容来看,诗人对于中国文化也有一定程度的了解。
在苏联时代的俄罗斯诗人中,阿・阿・苏尔科夫(1899—1983)与中国诗歌文化有着较为密切的联系。
他曾担任九卷本《简明文学百科全书》(1962—1978)的主编,苏联作家协会第一书记(1953—1959)。
1955年10月,苏尔科夫曾经来中国访问,并根据沿途见闻和感受,创作了一系列关于中国的诗。
这些诗后来都收入他出版的诗集《东方和西方》(1957)中。
他还曾将若干首毛泽东诗词译成俄文。
他所写的关于中国的诗,或以充满激情的诗句描画中国的优美自然景色(如《中国的风景》),或赞美中国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如《人民的心》),或讴歌中苏两国人民的友谊(如《暴风雪》),均显示出20世纪50年91代苏联知识分子对于中国文化的眷恋,对于中国人民的友好感情。
与苏尔科夫情况相似的是另一位俄罗斯诗人尼・谢・吉洪诺夫(1896—1979)。
他是诗人兼小说家。
早在1936年,我国就出版过他的小说《战争》(茅盾译)。
1952年,他的一本诗集又被译为中文出版。
吉洪诺夫从青少年时代起就向往着东方和中国。
1952年和1959年,他曾先后两次来中国访问。
在第二次访问中国期间,他曾满怀激情,写下了一组赞颂中国和中国人民的诗歌,不久后即出版了诗集《五星照耀着绿色的大地》(1961)。
在《中国人》这首诗的开头,吉洪诺夫引用毛泽东词作《沁园春・雪》中的名句“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作为题词,既表明自己对于毛泽东诗词的理解,也点出了他本人这首诗歌的主旨,即对当代中国人的钦佩与赞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