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论文

浅析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
摘要：自刑法第306条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增设以来，它的存在就受到学界和司法界的争论。

本文通过对该罪名犯罪构成的解析进而探讨其存在的合理性价值，最终提出应当废止该罪名，同时设立相关制度保护律师合法权益，完善律师惩戒制度。

关键词：刑法第306条，犯罪构成，合理性，完善路径
2010年，随着重庆轰轰烈烈的打黑运动的深入进行，一大批黑社会性质组
织被依法查处，而在其中担任刑辩律师的李庄案的发生，却让我们对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的职业操守以及其享有的权利、义务产生了疑惑，也更加质疑刑法第三百零六条之规定的合理性。

如今，李庄案随着时间的流逝已然平息，可案件背后的刑法第三百零六条之规定所引发的深思却无法磨灭。

一、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的犯罪构成分析
（一）犯罪主体
从该罪名的设置和罪状描述中，可以清晰的发现本罪的成立必然要求特殊的主体，即辩护人、以及在刑事诉讼过程中的诉讼代理人。

在此，辩护人和刑事诉讼过程中的诉讼代理人这两个身份状态的确认是明确的，可是，同样也会让我们有所疑惑，即“在刑事诉讼中”这个时间段里是否包含了侦查阶段？进一步而言在此阶段作为法律帮助者的律师是否也能成为该罪的主体呢？根据我国刑事诉
讼法的规定，所谓“在刑事诉讼中”，应包括刑事案件的立案侦查、审查起诉、审判、执行的各个过程。

这点是无疑且确定的，而学界有所争议的是此阶段的律师是否也构成本罪的主体，我们知道，侦查阶段聘请的律师可以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并且享有会见犯罪嫌疑人的权利，其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等行为是有机可乘的，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也与该罪存在着一定的关联。

但笔者认为，由于侦查阶段律师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的范围和辩护人或者诉讼代理人在刑事诉讼过程中享有的权利和义务是有很大差别的，并且，
此时的律师在诉讼法上也只是规定在侦查一章中，而不是辩护与代理的专章中，这可以充分看出，二者在法律上的地位是有所区别且不等同的，因此我们不能简要的将其归入该罪的主体范围。

或许，此时我们要问，若此阶段的律师业也实施了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等行为，该怎样规制呢？随着刑法第306条之后的第307条，我们可以看到是一个能够包容第306条的普通法条，在我们不能适用特殊主体犯罪的第306条进行定罪量刑时，第307条就可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使该类犯罪受到惩处，不会放纵犯罪。

（二）本罪的主观方面
关于该罪的主观因素，学界和司法界都一致认为只能是故意，过失不能构成该罪。

在刑法第306条第二款明确规定了“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提供、出示、引用的证据失实，不是有意伪造的，不属于伪造证据。

”因此，辩护人、诉讼代理人若是由于对案件了解不全面或是疏忽大意导致证据等失实的，不认为是犯罪。

若该罪的主观要素要求是故意，那究竟是直接故意还是间接故意？或者二者都可以呢？笔者认为，就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的区别而言，直接故意是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必然或可能导致危害结果的发生，却持希望态度，积极的追求危害结果的发生；而间接故意是行为人对危害结果的发生在认识上只具有可能性，而非必然有所认识，并且对该危害结果的发生持放任态度，没有采取积极避免危害结果发生的措施。

而作为此罪主体的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大多是有着一定法律专业知识的人，其在实施该犯罪行为时，必然对该行为将带来的危害结果有着明确的认识，他们不是消极的放任危害结果的发生，而是积极的促使该行为结果的产生，因此，该罪的主观方面有必要限定在直接故意的限度内，在司法实践中才不会扩大刑事责任的范围。

（三）本罪的客体
关于本罪的客体，刑法学界有着不同的观点。

笔者赞同赵秉志老师的观点即该罪侵犯的客体是复杂客体，既干扰了司法机关正常的刑事诉讼活动，又破坏了我国的刑事辩护制度。

首先，只有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在参加刑事诉讼中严格依法办事，才能良好的维护司法机关正常的刑事诉讼活动，反之则必然破坏司法机关正常的刑事诉讼活动，妨害公正审判。

其次，我国通过刑事辩护制度来依法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若此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实施了该犯罪行
为，则必然导致刑事辩护制度遭到破坏，更加难以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甚至招致不公正的审判。

然而，笔者依旧认为，在这两大客体间，司法机关刑事诉讼活动的正常顺利进行是主要客体，而辩护制度仍旧是次要客体。

（四）本罪的客观方面
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实施了妨害证据的行为。

该客观方面的行为必须包括两个要素，一是该行为的实施必须是在刑事诉讼过程当中。

该刑事诉讼过程在前文中已有论述，此处不再赘述，但我们必须明确这里绝不包括行政诉讼和民事诉讼过程。

二是行为人必须实施了妨害证据的行为。

其中主要有三种表现形式：1、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伪造证据。

2、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

3、威胁、引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

此处“威胁”“引诱”的具体行为模式在立法上还稍显模糊，不够明确化，因此以该行为来定罪量刑时有时会稍欠妥当，还有待进一步的明确化。

二设置该罪名的合理性质疑及其完善
（一）本罪的合理性探讨
探讨一个罪名的合理性，就必然考虑到它的设立和实施所具有的社会意义。

一个好的法律规定必然产生积极的社会效应，必然能够为行为人所自觉遵守，反之，则值得人们深思。

首先，在立法价值上，该罪名要求的是特殊主体，而该特殊主体存在的执业人群绝大多数是律师，这就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职业歧视。

其次，辩护人和控诉方在刑事审判的三角结构中本应该是处于统一地位且平等的两个方面，在我国由于辩护人在刑事审判活动中面临着种种困难已然处于弱势地位，任何对其在诉讼中的权利的限制和削弱行为都将会进一步导致控辩天平的失衡。

再次，在立法理念上，刑法作为公正之法，在刑事立法上必然体现公正。

刑事辩护制度作为保证公平、公正的具体措施，而该罪名的威慑力使得辩护人在办理刑事案件过程中畏首畏尾，从而难以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可能致使与“惩罚犯罪分子,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的立法理念相违背。

最后，在立法技术上，该罪名的设置在文字表述上还有些模糊、不确切，同时也与刑法的第307条存在法条竞合的关系，而这样的竞合除了主体的特殊性外，在刑罚配置上也有所欠缺，
以至于该罪名的设置显得有些多余。

（二）完善路径
通过对刑法第306条的合理性探讨，我们发现该罪名还是存在许多欠缺的地方，因此需要进一步的完善，也保证刑法功能的积极实现。

笔者认为，针对该条罪名的完善路径如下：
1.废止刑法第306条的规定。

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在司法适用的过程中，由于与刑法305条的伪证罪、第307条的妨害作证罪和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有包容关系，存在法条竞合，而第306条罪名的特殊性并没有在相应的刑罚配置上凸显出特殊性，因此，其的存在显得多余。

并且如若废除该条罪名并不会导致该类型的犯罪无法可治，不会放纵犯罪。

2.改变观念，确实保障律师合法权利。

由于在司法实践中，控辩双方应当处于平等的地位，但由于我国司法实践的现实状况，辩护方往往处于弱势，因此更应该保护律师的合法权利，从而使刑事辩护制度能够顺利的进行和实施，进而保护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因此，律师在司法活动中的权利保护尤其重要，为了避免律师因为害怕受到刑法追诉而在办案过程中畏首畏尾，我们应当借鉴国外经验，设置律师职业特权制度，特别是在刑事诉讼过程中享有的刑事豁免权。

从而更好的保护律师权益，也更好的维护司法活动的公正进行。

3.建立和完善律师惩戒制度。

律师在其职业生涯中难免受到社会各种各样的诱惑，从而犯下错误，可是面对律师所犯的错误，我们有必要将律师的犯罪行为和违反职业道德的行为区分开来，以进行分别的处罚。

在此，面对律师轻微的违反职业道德的行为，我们不能一揽子的将其归入犯罪行为，应当设立专门的行为评判和惩戒机构。

在行为评判方面我们可以采取在律师行业内部听证制度，公开评判律师的违纪违法行为，并根据评判结果进行惩戒，重则移交司法审判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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