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后的中国
九一八辛亥革命后的新局面
九一八辛亥革命后的新局面九一八辛亥革命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一次民主革命，它标志着中国的封建帝制瓦解，新的政治、经济、社会局面逐渐形成。
本文将从这些方面来探讨九一八辛亥革命后的新局面。
一、政治局面九一八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
辛亥革命后的政治局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第一次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被选举为临时大总统，制定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确立了新的政治秩序。
随着九一八辛亥革命的成功，各地相继建立了省、市、县等政权，实现了中国政局的全面改革与升级。
但由于九一八辛亥革命的冲击，中国政府面临着日益严重的内外问题。
北洋政府衰落，政权混乱，各地军阀割据现象严重，军阀混战成为中国政治的主旋律。
二、经济局面九一八辛亥革命后，中国的经济局面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封建的农业经济逐渐被资本主义工商业取代，新兴的城市工商业发展迅猛。
西方列强的侵略和中国政府的不稳定给中国的经济带来了严重的困扰。
九一八辛亥革命后，中国政府努力推行改革开放政策，吸引外资进入中国，带动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同时，九一八辛亥革命后中国加入国际贸易体系，与世界各国开展经济合作，提升了国际地位。
三、社会局面在九一八辛亥革命后，中国的社会局面也发生了深刻的变革。
随着封建时代的终结，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调整，封建等级制度被废除，人们的社会地位由出身和财产转向能力和才干。
辛亥革命后，中国积极倡导科学、民主、人权等新的社会价值观，推动社会改革和进步。
妇女解放运动兴起，新文化运动推动着思想解放，大胆探索新思想、新艺术、新文学，中国社会焕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
九一八辛亥革命后的新局面为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奠定了基础。
然而，新的局面也带来了新的挑战和问题。
中国社会经历了政局动荡和战乱，各种矛盾和问题不断涌现，需要经过漫长的努力和探索来解决。
为了应对这些挑战，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包括推动经济发展、加强社会稳定、推进政治改革等。
在九一八辛亥革命的基础上，中国逐渐走上了现代化建设的道路。
辛亥革命后,中国的大国崛起之路
辛亥革命后，中国的统一和崛起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辛亥革命，领导人民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国——中华民国。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宣告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
在中国南方，南京革命政府成立，颁布了一系列有利于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和文化教育的法令，制订了保护私人财产和发展资本主义的政策，采取改进教育制度﹑革新教育内容等措施，促进了南方中国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的迅速繁荣发展。
然而此时在中国北方，袁世凯挟天子以令诸侯，控制着北京满清政府，掌握着广大北方地区，他是北方中国的掌舵人。
作为封建专制统治的政治代表，袁世凯决不是站在历史潮流前头引导社会前进的人物。
袁世凯维护的是他的个人利益，“大清王朝”已经走到末日，成为历史前进的绊脚石，可是袁世凯却是借着这个招牌在建立一个属于他自己的“军阀帝国”。
南京革命政府在短时期内没有军事实力去彻底推翻北京满清政府，而北京满清政府呢，也暂时没有能力去摧毁对方，南北对峙，两个政府进入了人僵持阶段……“休养生息，扩军备战，一统北方。
”是南京革命政府的既定国策。
南京革命政府为了发展经济，审时度势，充分利用中国人口众多、劳动力充足的优势，大办工厂，大力发展中国加工制造业，由于南京革命政府没有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因而借着一战的春风使中国制造传销到世界，大发战争财，为经济的继续发展打下了基础……当然，辛亥革命取得的成功毕竟有限。
北京满清政府所代表的封建势力在中国北方的统治依旧根深蒂固，并不是一两次冲击就能推倒的。
辛亥革命没有能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孙中山期盼的“共和”并没有完全实现，中国北方人民的悲惨境遇依然如故。
在南方中国，西方殖民者的踪迹依然存在，南京革命政府还没有能力完全驱逐那些外国侵略势力，所以只好暂时承认他们在华的利益，以换取列强的支持……而在北方中国，这些情况更甚，北京满清政府为了保卫现有地盘和企图将来的反攻，因而不得不用出卖各种主权的方式向西方力强不断借款扩充军力和购买装备，导致主权不断丧失，殖民地化不断加深，北中国人民生活更加困苦，不断有人穿越袁世凯守卫的长江边界偷渡南下……看看南北对峙，北京满清政府统治下的中国社会：百业凋敝，民不聊生。
辛亥革命及其后的中国政治
辛亥革命及其后的中国政治辛亥革命及其后的中国政治孙中山与辛亥革命早在19世纪末，几乎与资产阶级维新运动发轫的同时，资产阶级革命派开始从事以推翻清王朝专制统治为目标的革命斗争。
这一派的领袖人物孙中山是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
他为追求民族独立、民主自由和民生幸福贡献了毕生精力。
1894年，他在美国檀香山创立兴中会，第一次喊出“振兴中华”的口号。
1905年，他在日本东京发起成立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制定“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十六字革命纲领，首次提出以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取代腐朽专制的清封建王朝的革命目标。
同盟会成立后，革命党人进行广泛的革命宣传和鼓动工作，并积极联络会党和新军，先后在各地组织和发动了一系列武装起义。
如：湘赣边界萍浏醴起义，广东潮州黄冈起义，惠州七女湖起义，钦廉防城起义，广西镇南关起义，云南河口起义，以及著名的广州起义等。
这些起义虽然从实质上说大多是一种脱离广大群众的单纯军事行动，因而很快失败，但它反映了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反对封建专制的革命精神，在全国民众中不断扩大了革命的影响，促进了革命高潮的到来。
1911年10月10日，湖北革命团体文学社、共进会在同盟会的推动下，以湖北新军为主力发动武昌起义，并迅速获得成功。
各省纷纷响应，进而掀起席卷全国的革命风暴，终于推翻清王朝，建立了中华民国。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
新政府制定了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性质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颁布了多项政策和法令，推行了一系列充满民主共和精神、废除封建陋习的革新措施。
其中包括：改变中国的国号为中华民国；改用代表汉、满、蒙、回、藏的五色国旗；改用阳历；男子开始剪辫，女子开始放足；下级对上级政府官员不再行跪拜礼，等等。
这反映出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除旧布新、矢志共和的革命精神。
辛亥革命是20世纪中国所发生的第一次历史性巨变。
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
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1911年发生的辛亥革命，快要100年了。
一个纪念日，到了纪念100回的时候，无论如何，都会热闹一下。
况且，1911年双十这个日子，中国帝制告终的开始。
走向共和的中国，经过了100年。
民主共和思想，是否深入人心不知道，至少在名号上，跟上了世界潮流。
就凭这一点，也值得庆祝一番。
让我们一同把目光拉回到100年前的那个秋天。
由于革命形势已经成熟，湖北新军中的共进会和文学社两个革命团体决定联合行动，在武昌举行武昌起义。
1911年10月10日晚，驻武昌的新军工程第八营的革命党人打响了起义的第一枪。
起义军一夜之间就占领武昌，取得首义的胜利。
革命军在三天之内就光复了武汉三镇，成立了湖北军政府。
武昌起义掀起了辛亥革命的高潮，打开了清王朝统治的缺口。
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到处燃起革命的烈火。
在一个月内，就有13个省以及上海和州县宣布起义，脱离清政府的统治。
腐朽的清王朝迅速土崩瓦解。
1912年2月12日，清帝被迫退位。
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终于覆灭。
下面让我们看看辛亥革命后中国的局势。
辛亥革命之后，北方被袁世凯的北洋军阀控制，南方数省被士绅军阀与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控制，后南北议和，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袁世凯逼清帝退位，民国迁都北京。
北洋军阀形式上统一了中国，北洋政府是民国历史上第一个形式上统一中国的军阀政府。
后来随着袁世凯打击异己，牟求称帝，遭到全国上下的一致反对，掀起了多次反袁战争。
袁世凯称帝后，旗下北洋军阀众叛亲离，袁世凯被迫宣布退位，不久病死。
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解体，分裂成直系、奉系、皖系、浙系等军阀，各派军阀互相争权夺利，掀起了民国时期的第一次军阀混战的高潮。
让我们看看辛亥革命前后中国的变化。
制度方面：辛亥革命给封建专制制度以致命的一击。
它推翻了统治中国二百六十多年的清王朝，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起资产阶级共和国，推动了历史的前进。
辛亥革命使人民获得了一些民主和共和的权利，从此，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
辛亥革命后,中国的大国崛起之路
辛亥革命后，中国的统一和崛起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辛亥革命，领导人民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国——中华民国。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宣告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
在中国南方，南京革命政府成立，颁布了一系列有利于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和文化教育的法令，制订了保护私人财产和发展资本主义的政策，采取改进教育制度﹑革新教育内容等措施，促进了南方中国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的迅速繁荣发展。
然而此时在中国北方，袁世凯挟天子以令诸侯，控制着北京满清政府，掌握着广大北方地区，他是北方中国的掌舵人。
作为封建专制统治的政治代表，袁世凯决不是站在历史潮流前头引导社会前进的人物。
袁世凯维护的是他的个人利益，“大清王朝”已经走到末日，成为历史前进的绊脚石，可是袁世凯却是借着这个招牌在建立一个属于他自己的“军阀帝国”。
南京革命政府在短时期内没有军事实力去彻底推翻北京满清政府，而北京满清政府呢，也暂时没有能力去摧毁对方，南北对峙，两个政府进入了人僵持阶段……“休养生息，扩军备战，一统北方。
”是南京革命政府的既定国策。
南京革命政府为了发展经济，审时度势，充分利用中国人口众多、劳动力充足的优势，大办工厂，大力发展中国加工制造业，由于南京革命政府没有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因而借着一战的春风使中国制造传销到世界，大发战争财，为经济的继续发展打下了基础……当然，辛亥革命取得的成功毕竟有限。
北京满清政府所代表的封建势力在中国北方的统治依旧根深蒂固，并不是一两次冲击就能推倒的。
辛亥革命没有能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孙中山期盼的“共和”并没有完全实现，中国北方人民的悲惨境遇依然如故。
在南方中国，西方殖民者的踪迹依然存在，南京革命政府还没有能力完全驱逐那些外国侵略势力，所以只好暂时承认他们在华的利益，以换取列强的支持……而在北方中国，这些情况更甚，北京满清政府为了保卫现有地盘和企图将来的反攻，因而不得不用出卖各种主权的方式向西方力强不断借款扩充军力和购买装备，导致主权不断丧失，殖民地化不断加深，北中国人民生活更加困苦，不断有人穿越袁世凯守卫的长江边界偷渡南下……看看南北对峙，北京满清政府统治下的中国社会：百业凋敝，民不聊生。
辛亥革命之后的中国政治发展历程
辛亥革命之后的中国政治发展历程辛亥革命被称为中国近代史的转折点，它标志着中国政治的现代化和民主化道路的开启。
然而，辛亥革命后中国的政治发展历程经历了很多曲折和波折，从封建帝制到共和民主，再到军阀混战和内战连连，最终走向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
这一历程体现了中国政治制度的演变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与选择。
辛亥革命后，中国政治迎来了短暂的民主时期。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被推举为临时大总统。
国民党成为党国政府唯一合法执政党，迅速推动立宪政治和由宪政转向民主政治。
但是，整个时期政治和经济都陷入混乱和危机之中，国共两党矛盾激化，加上共产党在中国的崛起，导致整个国家陷入分裂局面。
1927年，国共两党的分裂和“北伐”失败，标志着中国进入了长期的内战和动荡时期。
1931年，日本侵入中国东北，拉开了中国抗日战争的序幕。
这场战争把分裂的中国重新凝聚起来，也成为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前奏。
1949年10月1日，中国人民共和国成立，全国进入社会主义制度的建设时期。
中国先后实行了计划经济、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等政策，经济发展和政治制度的变革不断推进。
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开始提倡科技创新和国力强盛，这些政治和经济的改革与变化带来了巨大的社会和环境影响。
然而，中国的政治和经济改革还面临一些严峻的挑战。
政治上，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仍需要更深的政治改革，包括依法治国和民主化。
经济上，中国经济的发展依然存在不平衡和不充分的问题，需要通过结构性改革和转型，进一步提高经济的质量和效益。
此外，中国还需要处理好国际关系和与周边国家的合作以及交流。
综上所述，辛亥革命后的中国政治发展历程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
从封建帝制到共和民主再到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中国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政治和社会变革。
但中国人民不断推进改革、开放和自主创新的实践证明，中国有信心和能力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中持续走向更加繁荣、稳定和和谐的未来。
辛亥革命后的中国政治形势
辛亥革命后的中国政治形势辛亥革命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次重要事件，它在中国政治体系的演化过程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辛亥革命后的中国政治形势怎么样呢？
一、辛亥革命后的中国政治形势简介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旧秩序，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及其革命同盟会等组织成为新政治力量的代表。
但是，革命胜利后，中国的政治局面并没有真正稳定下来。
为什么呢？
二、政治斗争剧烈
革命胜利后，国民党及其革命同盟会等组织分裂，出现了左右翼分别代表的孙中山和宋教仁的政治斗争，这使得政治局势不稳定，动荡不安。
三、政治制度混乱
辛亥革命后的政治制度实行了“临时约法”，这个制度既没被认
为符合国情，也没被大力执行，缺兵少将、军阀混乱的局面依然
存在。
四、政治经济困难
革命期间，为成就，国家大规模借贷，加上民众反对规模化征
收民脂民膏，政府经济负担沉重，加上各种天灾人祸，物价飞涨、通货膨胀，国民经济开始向更困难的方向发展。
五、外部干预
被重创的清王朝及其后继者，特别是披着外衣的日本帝国，对
中国进行了各种方式的干预，如《山海关条约》《辛丑条约》，
造成各种民不聊生的状况，这使得中国政治形势更加动荡无常。
六、总结
纵观中国历史，革命的胜利仅仅是迈出制定安全步骤的一大步，如何变胜利为安全稳定，固国业的成立，需要制定长远而完备的
规划，并且需要协和积华。
辛亥革命对中国农业和农民的影响
辛亥革命对中国农业和农民的影响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一次重要事件，它给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变化。
其中，农业和农民是受到较为直接和深刻的影响的。
本文将从政策、制度、生产方式、社会地位等方面阐述辛亥革命对中国农业和农民的影响。
一、政策和制度变革在辛亥革命后，中国政治体制得以从旧的封建专制转向近代民主制度。
这一变革对农业和农村民生的影响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土地制度改革辛亥革命后，中国开始探索对土地的公有化和耕地制度的改革。
为了实现土地制度的改革，各地陆续实行了一些土地改革试点。
例如，江苏南部地区于1912年试行了“会计统计法”，将土地集中到一个汇总单位进行统一的管理，并进行了土地清查和公示，以此实现了土地制度的改革。
2. 劳动法制度改革辛亥革命后，中国开始建立了一套现代劳动法制度。
这一制度改革对农业和农村民生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工资、休息制度和工作时间等方面。
例如，1912年制定的《沈阳市五日工作制例》规定，劳动者每周工作五天，每天工作8小时，同时规定了法定的劳动报酬和加班费等，保护了农民工人的合法权益。
3. 经济政策改革辛亥革命后，初步形成了以国家经济政策为中心的经济发展思路。
这一思路对于农业和农民的影响主要表现在财税政策、商品化生产等方面。
例如，辛亥革命后，国家开始实行土地税、田鼓等新税制，同时也鼓励土地所有权的转移和抵押，推动了土地私有化和对农产品的产业化生产，使农民获得了更多的经济利益。
二、生产方式变革随着政策和制度的改革，中国农业的生产方式也开始发生了改变。
这种改变主要体现在农民的生产技术、劳动组织和农业生产模式等方面。
1. 生产技术的改善在辛亥革命后，中国政府开始推广新的农业技术。
例如，他们采用了新的耕种、灌溉、施肥等技术，大幅提升了农业生产效率。
同时，国家还启动了许多农村技术交流活动，推广现代农业思想和技术，促进国家农业技术的发展。
2. 劳动组织的改变在辛亥革命后，农民组织开始发生了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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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辛亥革命后的中国社会 | 2007-6-1 16:21:00 | 来源:一、农村经济和农民主活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却没有改变封建土地所有制，也未能在中国农村造成一个大的变动。
但是，中国的农村经济在辛亥革命后仍然出现了许多引人注目的变化：封建土地关系出现若干变化。
在土地占有形式上，官田、公产私有化的现象，在辛亥革命以后日益普遍。
官田多指前清的旗地和屯田，主要是通过“丈放”的名义转归私人，数量大，地段相对集中在辽宁、吉林、黑龙江、热河、察哈尔、绥远等省。
公产多属寺、观、会馆和宗祠的占地，主要被大小军阀和外国教堂直接提卖或强占，地权转属私人。
由于北洋政府和清朝废帝相互勾结，再加上外国教堂在义和团运动后不断以索取赔偿损失为借口夺占土地，中国各种官、公田产在这一时期迅速地大量转为私田。
在土地买卖过程中，辛亥革命后还突破了一些宗法关系的束缚，打破了中国长期以来农村卖地族人优先购买的传统。
根据南京临时政府的法令，国民是平等的，国民手中的任何私产，包括土地在内，都受到法律的保护。
至于土地卖于何人，当然也归田主自由选择。
尽管农村的宗族势力根深蒂固，但受到法律保护的土地买卖，还是突破了一些家族势力的限制，开始自由交易。
这就产生了两个明显的影响：一是土地买卖因此愈加频繁，土地兼并有增无减，土地集中的现象更为严重；二是在土地转手较快的地区，逐渐打破了永佃制的束缚，先改永租佃为长期租佃，进而向短期租佃发展。
在地主阶级的构成上，辛亥革命后出现了一批有政治背景的大地主。
在这批大地主中主要有：一、北洋军阀和其他军阀。
他们依仗权势，在自己的地盘上吞夺公田，圈占荒地，强买民田，短期内便掠夺了大量土地。
袁世凯在河南有地400顷，张敬尧在霍邱、倪嗣冲在阜阳各有地七、八万亩以上，李厚基在苏北徐海一带有地200多顷。
在当时有名的大地主中，找不出几个不是军阀的。
二、商人和高利贷者。
他们手中积累了相当的资金，又怕投资新式企业冒风险，宁肯投资土地坐收地租，然后再把地租收入转化为高利贷资本和商业资本，成为地主、商人、高利贷者三位一体。
三、外国教堂传教士和外商。
他们依靠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不断强占土地或通过买办到农村收买土地，招民垦种，或直接经营农场。
在地租剥削方式上，辛亥革命以后实物地租仍占绝对优势，但货币地租随着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已有增长的趋势。
在经济发达的江、浙等许多省份，货币地租约占地租总额的25％左右。
此外，有押租的田在租田中的比重也不断提高。
如江苏昆山的押租田，1905年占全部租田的25.1％，1914年增加到40％；南通的押租田，1905年已高达72.9％，1914年还增加到76.7％。
押租在退押时虽然要退还佃农，但地主却因此已多得了一笔息金。
押租加重了农民的负担，是地主利用农民破产求佃者日多的机会，对佃农加强制约和剥削的一种新手段。
农产品和手工业品的商品化主要农产品的商品量，在辛亥革命后都有增长。
粮食的商品量，1910年为212.1亿公斤，1919年增至263.4亿公斤。
经济作物中，大豆的商品量增长最快，1910年为3237万担，1919年增至5738.5万担。
仅次于大豆商品量的是棉花，1910年为490万担，1919年增至790万担。
商品量增长较慢的是烟叶，到1919年，也从辛亥革命前夜的172.4万担增为226.8万担。
随着这些农产品的商品量不断增长，它们的商品率也在不断提高。
以粮食、棉花为例，它们在辛亥革命前的商品率分别为16％和33％，到1919年分别增长到22％和42％。
为了满足经济作物需求的日益增长，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不断扩大。
据不完整的调查统计资料表明，1904至1909年和1914至1919年两段时间内，大多数经济作物所占耕地的百分比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长。
其中大豆由8％增长到9％，油菜籽由15％增长到21％，花生由4％增长到10％，芝麻由4％增长到8％，棉花则由11％增长到14％。
经济作物耕种面积的扩大，势必影响粮食的种植面积。
在同一时期内，粮食作物除小麦、玉米种植面积略有增加外，其他品种的耕地面积不是持乎就是下降。
尤其是在几种主要经济作物的产区，这种情况更为严重。
到五四运动前夕，大豆60—70％产于东北，其播种面积竟占到东北耕地面积的50.7％；花生80％产在山东，其播种面积占全省耕地面积的45％；烟草45％产在河南，也占全省耕地面积的29％，这不仅形成了一些新的专门化农业区，而且出现了专门种植某种经济作物的专业户，进一步加速这些地区农产品与工业品之间以及各种农产品之间的交换。
当然，经济作物排斥粮食作物的现象，在辛亥革命后的发展是很不平衡的。
在一些非经济作物种植区和商品经济落后的省份，这科变化并不大。
在一般情况下，农业经济的日益商品化，必然导致农业资本主义的增长。
而在辛亥革命后，中国农产品商品化主要是由于帝国主义掠夺原料而引起的。
因此，它的发展变化主要是取决于世界市场的需要。
中国早期发展的经济作物如茶叶、甘蔗，因受国际市场的竞争而衰落；另外一些经济作物如棉花、大豆、烟草等，由于世界市场的需要而大量发展。
这就进一步增加了中国农产品对国际市场的依赖，并给帝国主义的一些垄断组织直接深入中国农村、干预农民的生产提供了机会。
例如，1913年英美烟草公司在山东坊子一带，以供给农民种籽、指导种植技术和将来收购产品为条件，引诱当地农民种植烟草，几年后坊子附近的麦田大部改成了烟田。
类似的情况在其他地区也存在，从而使越来越多的经济作物专业户受到外国垄断组织的操纵、奴役和压榨。
随着农村经济作物的迅速发展，还形成了一批进行农产品加工的手工业区，农村手工业产品也日益商品化。
在全国闻名的手纺织区，河北高阳县，1917至1919年最盛时年产布500余万匹；河北定县，1915年最盛时输出土布400余万匹。
在全国闻名的卷烟区山东、河南、安徽三省的烤烟产量，1916年为2400万磅，1920年增为7200万磅。
①在全国著名的榨油区，仅东北哈尔滨附近的油坊就达2000余家。
随着农村手工业商品化的发展，手工业者出现了两极分化，其中又以手纺业主的分化最为明显。
广大农民织户破产，愈来愈多地变为向商人领纱织布、仅拿微薄工资的织户。
如河北高阳的这种织户在1912年占全部织户的34.5％，到1917年增为69.2％。
50000008_469_2②而少数资金雄厚的织户，雇佣织工，扩大生产。
这种资力雄厚的织户，一般是农村的地主和富农。
农垦公司的大量增加。
辛亥革命后，在南京临时政府提倡“振兴实业”、“垦植荒地”的鼓励下，进行专门化生产的农垦公司有了显著增加，十余年间有300多个，分布在江苏、浙江、安徽、山东、河南、山西、吉林、内蒙、察哈尔等省，尤其以苏北盐垦区、内蒙和东北三省较多。
据不完全的统计，江苏历年设立的这类公司，1912年有27家，1915年有28家，1917年有34家，1919年增为41家。
这些农垦公司基本上可分为三类：一是从事蔬菜、养蜂、牛奶、果园、粮食等农副产品生产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农场，这类公司多设在资本主义经济比较发达的大城市郊区，一般规模不大。
如上海资本家穆湘瑶、葛敬中在郊区杨思乡创办的蔬菜种植场，重庆商人赵楚梅等在广元坝创办的树言公司等。
也有一些规模较大的，如广东华侨陈国圻在黑龙江汤源县创办的兴东公司，有资金十五六万元，自备拖拉机和面粉机，招工垦荒种植小麦，经营机器磨面，兼营畜牧等业务。
所得粮食、面粉，除供应本地外，还由梧桐河运入松花江，上销三姓、伯力，下运哈尔滨等地，获利丰厚。
这些农场都采用雇工劳动，并引进了部分农业机械和新品种，产品供应市场，具有资本主义性质。
二是采用自垦和租佃双重形式的公司。
它们一般都划出一部分土地自己经营植棉、畜牧等事业，雇工劳动；其余大部分土地招佃种植，坐收地租。
这类公司以江苏省出现最早，数量也最多，仅苏北一地就有50多个。
三是利用特权低价领垦土地，然后转手出租的农垦公司。
它们主要分布在东三省和内蒙的官地放垦区，一般规模较大，常由官方办理垦务的机构和地方军阀、豪绅巨贾互相勾结组成的。
这类公司名为垦务，实为土地投机组织，不是一种生产性的经济实体，与一般生产性的农垦公司有根本的区别。
总之，农垦公司的大量创办，表明在这一时期中国农业资本主义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
但就整个中国农村经济来看，它们所占的比重很小。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条件下，这些农垦公司发展十分艰难，有的夭折，有的负债累累，有的向封建地主经济逆转，到20年代未即陷入了长期衰滞状态。
中国的农村经济，在辛亥革命后虽然出现了不少新的变化，但在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下，生产连遭破坏，农民倍受剥削掠夺。
当时，北洋政府为镇压二次革命、护国战争和护法战争，不断增加军费，1916年1亿余元，到1918年就增到2.03亿元，其他开支还不计算在内。
而常年的财政收入只有1.1亿元，赤字非常严重。
北洋政府为解决如此巨大的开支，于是大肆向人民进行搜刮掠夺。
一是大量发行公债，从1912至1919年，实发额达3.06亿元，为清政府实发额的五倍以上。
二是滥铸硬币和滥发纸币。
由于所铸铜元表面价值超过实际价值，单铜子每百枚可获纯利银洋一角余，双铜子每百枚至少可获银洋二角六分。
至于纸币发行更是名目繁多。
混乱异常。
各地军阀往往擅自发行军用票、金库券、加印官票和军需兑换券等，票额越来越大，币值越来越低。
如张作霖1917年发行的大洋票，到20年代低到只有原价的四分之一。
三是增加田赋、盐税和其他杂捐杂税。
据不完全的统计，各地田赋正税在辛亥革命后有很大增长，有的地区增长50.6％，而田赋附加税则增长了二至三倍。
盐税自1913年袁世凯善后大借款后，收支权都操在外人手里，各地军阀为了筹措经费便擅自增加盐的附加税捐。
据估计，全国盐的正附税在辛亥革命后约增加了二倍以上，引起盐价飞涨，民不聊生。
至于各种杂捐杂税，更是不胜枚举。
北洋政府不管采用什么方式增加收入，归根到底主要都落在广大农民的身上，从而加速了广大农民的破产。
辛亥革命后，人祸之外，天灾也几乎连年不断。
据北京商部不完全的统计，1913年全国受水、旱、风、虫等各种灾害的地区，不下6.5亿多亩，1918年受灾区域仍有6100多万亩。
1914至1918年四年内，农户减少1564万多户，耕地面积减少了2.6亿多亩，荒地增加了4亿多亩。
这不仅使农业生产受到极大的危害，而且造成了饥民成群、盗匪四起，还有无数人被夺去了生命财产。
再加上连年战火、兵匪抢劫、拉夫派差，更使生产陷于停顿，交通四处阻塞，社会秩序十分混乱。
祸国殃民的北洋军阀，已把广大农民推向更加悲惨的境地。
实在难以生活下去的穷苦农民不得不愈来愈多地铤而走险，纷纷参加到农民起义的队伍中来。
二、民族工业的进一步发展从19世纪70年代中国近代民族工业诞生到1911年辛亥革命为止，开办资本在万元以上的厂矿约700个，资本总额仅1.3亿多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