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国共合作的特点
国共合作第二次:加强文化交流,促进文明进步

国共合作第二次:加强文化交流,促进文明进步国共合作第二次:加强文化交流,促进文明进步在中国历史上,国共合作是一个值得铭记的历史时期。
国共合作的第一次是在抗日战争时期,为了共同抵御外敌的侵略,国共两党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和合作。
而国共合作的第二次,则是在1945年以后,为了重建和发展新中国,国共两党再次走到了一起,进一步加强了合作。
在这个时期,加强文化交流,促进文明进步成为了国共合作的重要内容之一。
加强文化交流是国共合作的重点任务,也是文明进步需要的基础。
由于历史的局限性和各自政治、文化背景的不同,国民党和共产党在许多方面存在着明显差异。
在这个时期,加强文化交流对于减少误解、增强互信、增进合作都有着积极的意义。
国共两党都意识到文化交流的重要性,因此在这个时期,围绕文化交流开展了大量的公开和秘密的合作。
首先,在文化界,国共合作开展了沟通与交流。
在当时,由于历史的原因,国民党和共产党在文化、语言、书写、古籍保存方面存在着许多差异。
为加强双方之间的交流,共产党派出了西南联大的知识分子到南京等中央政府所在地进行文化交流,国民党也在西南联大张贴宣传画,吸引共产党员参加,使文化交流更加深入。
其次,在学术领域,国共合作开展了合作研究和交流。
在这个时期,国共两党对中国历史、文化、社会和政治等方面展开了多方面的研究和探讨。
例如,共产党提出的“土地革命,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主张,国民党也开展了当时的联合抗日政策和现代化进程的研究。
两党的学者之间也进行了大量的交流,如共产党派出的学者去国民党的研究机构进行学术交流,国民党也接待了共产党的学者到自己的学术机构中,增加了两党之间的了解和互相接触,有利于共同推进中华文明进步。
此外,在文艺方面也进行了广泛的合作。
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文艺团体之间进行了多次交流和对话,互相推崇自己的艺术、文化和传统,开展了各种文艺形式的创作。
两党的文艺工作者之间经常互相宣传、交流和合作,如共产党派出的演员到南京去开办共产党干部艺术班,国民党派出的演员也去共产党的基地去开足球比赛,这些都证明了加强文化交流、促进文艺交流在国共合作中的重要作用。
国共合作第二次:拓展合作空间,促进共同发展

国共合作第二次:拓展合作空间,促进共同发展国共合作第二次:拓展合作空间,促进共同发展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共两党在中国的政治局势和国家生活中所做出的努力得以充分体现。
与此同时,两党之间的互相合作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这种合作形式的最终目的,就是要促进国家的发展,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20世纪30年代,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中华民族的繁荣与复兴面临着新的挑战。
在这个时刻,中国共产党(以下简称共党)与中国国民党(以下简称国党)双方再度合作,共同应对外侮。
这便是国共合作第二次。
一、政治和军事上的合作国共合作第二次在政治和军事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
国民政府和共产党开始联合开展抗日运动。
同时进行政治和军事上的合作。
各地方兵力的调配,以及对于战争中重要事件的相互协调,让国共两党的合作得以全面展开。
毛泽东与朱德率领的红1军团,在国共合作中胜利完成了横渡,从而参加了抗日战争。
共同缔结的协定,为共同抗日奠定了战略统一的基础,奠定了“两党合作,共同抗日”的基本方针。
此外,一批来自中国共产党的军官,也在国民革命军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西北地区的一系列抗日战斗,最终得到了完美合作的证明。
总之,政治和军事上的统一,为国共合作在战争中达成共识,为共同抗日建立了牢固的基石。
二、推动社会经济发展国共两党在社会经济发展方面的合作也得到了进一步加强。
在1941年松江会议上,国共两党达成了《抗战时期根据地经济建设的临时条款》,共同制定出政治和经济两个方面的发展计划。
在根据地经济建设中,国共两党强调实施“土地改革”,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推行民族工业的发展,抓住国家的经济命脉,发展和组织工人和农民群众,使得根据地经济的发展稳定向前推进。
此外,国共两党合作共同推进发展教育、文化和医疗卫生事业,着力于挑战帝国主义传统的教育文化体制,全面理顺国家的发展思路。
通过这些尝试,国共两党进一步拓宽了合作空间,促进了社会的共同发展,极大地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
三、国共合作的局限性与挑战然而,国共合作第二次也存在局限性与挑战。
国共合作第二次:加强政治合作,促进和平发展

国共合作第二次:加强政治合作,促进和平发展20世纪初期,随着西方列强的侵略和压迫,中国逐渐走向了危机之中。
当时,中国的政治和经济状况非常糟糕,社会秩序混乱,国家处于分裂和割据的状态。
面对这一情况,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坚持了国共合作的道路。
通过政治和军事合作,国共两党共同对抗外敌和内部敌对势力,为中国实现和平发展奠定了基础。
然而,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中,由于双方存在很大的政治分歧,这种合作没有最终迈向成功。
直到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共两党又再度进行了合作。
这次合作不仅保卫了国家,也保持了两党的合作关系。
通过吸收共产党的战争经验和领导能力,国民党在战争中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此时,政治上相对成熟和经验丰富的国共两党重新开始了合作,进而实现了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
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采取了不同于以往的方式,这次合作不再像第一次国共合作那样单纯着眼于抗外敌,而是更加着重于国内问题的解决。
因此,国共两党的合作才得以逐渐走向成功。
第二次国共合作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加强政治合作为了促进合作,国共两党进行了极大的努力,在政治合作方面实现了很大的进步。
两党的领导人展开多次会议进行探讨,并在一些关键问题上达成了共识。
比如在解决农村土地问题上,国共两党达成了共同的政策主张,为推进土地改革和农村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此外,在共产党与国民政府在会谈过程中就抑制和消灭土匪达成共识,且国共两党都对在统治区消灭地方武装表示支持。
并且共产党还在传统性强的湖南、江西等地方派遣工作队,进行群众工作。
这一举措对于增强国共两党的合作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在这一过程中,国共两党持续不断地开展交流和合作,相互了解并寻找共同的利益点。
二,促进和平发展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以促进和平发展为核心目标。
在这一目标的指引下,两党之间的合作越发紧密,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全面进步和发展。
在政治上,国共两党提出中国必须采取民主政治来实现和平和发展。
在经济上,两党共同推动工商业人员的合作发展,同步支持百姓的生活改善。
从第二次国共合作特点看其合作程度

从第二次国共合作特点看其合作程度
付江红
【期刊名称】《贵州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年(卷),期】2011(000)002
【摘要】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在中华民族危机空前加深情况下形成的第二次国共两党合作,有诸多特点.这些特点是:第二次国共合作有广泛的民族性和复杂的阶级矛盾;第二次国共合作有两党政权合作,也有两党军队合作;在第二次国共合作中没有统一的组织形式和共同纲领;第二次国共合作处于一个既有利又不利的国际环境中.从这些特点来看,第二次国共合作始终处于松散的不牢固状态.
【总页数】3页(P38-40)
【作者】付江红
【作者单位】贵州民族学院教务处,贵州贵阳550025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D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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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次国共合作的比较分析

两次国共合作的比较分析
一、不同点
1) 两次国共合作方式不同:
第一次国共合作采取党内合作形式。
第二次国共合作没有具体形式:形式上为国民政府领导,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保持着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
2)两次国共合作政治基础不同:
第一次国共合作是为进行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以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为合作的政治基础。
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
3)两次国共合作的结果不同:
第一次国共合作由于国民党右派叛变革命而中途破裂。
第二次国共合作则一直维持到抗日战争结束。
4) 两次国共合作的背景不同:
第一次是中国共产党力量小,国民党同样需要和共产党合作,推翻北洋军阀的统治。
第二次是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民族危机不断加深的情况下进行的。
二、相同点:
1) 两次国共合作的背景相同:都发生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环境里。
2) 中共在统一战线中的作用相同:两次国共合作都是在中共的推动下实现的,第二次合作
中国共产党更是一个首倡者。
3) 共产国际都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对第一次国共合作共产国际不仅提出了具体策略,还
派代表直接帮助。
在第二次国共合作中,共产国际七大的精神起到了指导作用,但在具体行
动方案上则体现了中共的独立自主。
4) 都取得了革命成果:第一次国共合作掀起的国民革命,虽然基本上推翻了北洋军
阀的反动统治,为革命的进一步发展准备了不少条件,毕竟因国民党右派叛变和共产党政策
失误而最终失败。
第二次国共合作不仅完成了抗日大业,而且革命力量的壮大和党的建设
的成效为夺取民主革命的最后胜利打下了基础。
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及特点

的方 针
,
镇 压 刚 刚 兴 起 的 抗 日救 亡 运 动 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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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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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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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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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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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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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于 日蒋矛 盾 加 深
由 于 国 民党 对 红 军 和 革 命
围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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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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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共 产 国 际 长 期 以 来 关 门 主 义 策略 以及 他 们 由于 对 国 内政 治 形 势 和 阶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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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九 二七 年 第 一 次 国 共合 作破 裂 后 党
。
,
国 民党 蜕 变 成 了一 个大 地 主 大 资 产 阶 级 的 政
,
它 在 全 国 实行 白 色 恐 怖 统 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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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一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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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 民党坚 持” 攘 外必 先安 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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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次国共合作的异同点

一、两次国共合作的相同点(1)从社会性质而言:中国的社会面貌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
(2)从相互关系而言:两次国共合作都因国民党力量的相对强大而都是以国民党为主、共产党辅之,在一定程度上共产党主动纳入到国民党集团的行动体系。
(3)中共是推动者,国民党是破坏者和终结者。
(4)从外界反映而言:两次国共合作都得到了国内人民群众的支持配合,也得到了国际正义力量的欢迎和声援,如第一次国共合作得到了苏俄的指导和扶助,第二次国共合作得到了美国等世界反法西斯国家的赞同和支持。
(5)从历史影响而言:推动革命发展。
二、两次国共合作的不同点(1)合作的具体背景不同:第一次国共合作发生在波澜壮阔的大革命展开之际,无产阶级、劳苦大众同封建军阀、大资本家的矛盾为社会主要矛盾;第二次国共合作是发生在生死攸关的抗日战争之初,中国与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矛盾为社会主要矛盾。
(2)合作的斗争对象不同:第一次国共合作共同斗争的对象以国内封建军阀即北洋军阀为主,因而以国民革命运动的形式出现;第二次国共合作共同斗争的对象是全面侵华的日本法西斯,因而以民族独立战争的形式出现。
(3)两党的相互地位不同:在第一次国共合作前,国共两党都是较为弱小的党,不是当时中国社会的主导力量,但都是革命党;在第二次国共合作前,国民党掌握着全国的政权,已是执政党,但却是反革命的面目。
共产党通过武装割据只是控制着全国面积不大的根据地,是在野党,并仍是革命党。
(4)两党的结合程度不同:第一次国共合作时,党内合作;第二次国共合作时,党外合作(5)共产党的成熟程度不同: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我党还是一个刚成立不久处于幼年时期的党派,在与国民党合作开展国民革命运动中犯了严重的右倾错误,特别是在发展自己的力量包括军事力量和预防国民党背叛革命方面准备不够,国民党破坏合作关系发动反革命政变后,又犯了极左错误,使党的事业遭受严重挫折;第二次国共合作时,中国共产党已初步成长为比较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能够找到并执行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在与国民党合作抗日中,既打击了敌人又发展了自己。
第二次国共合作的特点新探

作者: 刘仲良
出版物刊名: 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页码: 87-90页
主题词: 第二次国共合作;第一次国共合作;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国民党;日本帝国主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共两党;组织形式;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国际环境
摘要: 学界通常将第二次国共合作不同于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特点.归纳为四点:成份极为广泛,队伍很复杂;国共两党都有军队和政权;没有固定的组织形式和共同的政治纲领;处于有利而复杂的国际环境之下。
本文对此提出异议,认为第二次国共合作的特点是:(1)第二次国共合作是全民族组成的民族解放战争联盟,统一战线内部的矛盾和人民与汉奸、亲日派的矛盾有着原则区别.不应过分强调统一战线内部斗争的尖锐性;(2)第二次国共合作是以抗日救亡为旗帜,以求同存异、“两制共处”为合作的基本方式,不能说没有共同纲领和固定的组织形式;(3)第二次国共合作是世界反法西斯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反法西斯东方阵线的坚实基础,以国际环境的“有利而又复杂”作为它的特点,没有触及问题的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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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国共合作的特点一、第二次国共合作首先是军事、组织、政治上的合作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促使国民党调整内外政策,也开始转变对共产党的政策。
国共双方广泛讨论了国共合作的一系列问题,双方作出了一些相应的让步。
就几个主要问题(承认我党的合法地位、红军改编、发表国共合作宣言)达成协议,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开始了两党合作的新时期。
八路军、新四军在共产党领导下同国民党军队合作,共同进行抗日战争,这是抗战时期国共两党合作的主要内容。
国共两党首先在军事上达成联合行动的协议,有利于促进国共合作的进一步发展和全国抗日战争的开展毛泽东对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原因作过精辟分析:“国共之再合作,就是从共同的利益中产生出来的,民族危机已到最高深度,日本帝国主义要灭亡我们;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成为主要矛盾,这个矛盾成为一切问题的根据。
”国共第二次合作的根本因素,是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迫使两党都重新审视和转变了自己的国内政策。
所不同的是,我党政策的转变是坚定的、彻底的,国民党政策的转变是动摇的、不彻底的;我党政策的转变是全心全意为民,国民党政策的转变则主要是为自己的统治。
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之初,国内政治局面也一时出现了民主、团结的新气象。
国民党承认各党各派的合法存在,允许我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办报和发行书刊,释放了许多政治犯,修改了一些反动法令和颁布了一些有进步意义的新法令,制定了抗战建国纲领,甚至还公开拒绝和驳斥日本的所谓“共同防共”。
毛泽东指出:两党长期合作的基本政策,是“互助互让”。
所谓互助,是两党都要发展,都要巩固,不可损人利己;互让,则是两党彼此作出必要的、积极的妥协。
抗战时期,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同时并存,并有其一致性。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统一性与独立性是辩证的统一。
我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执行又团结又斗争的方针。
二、国共第二次合作不是无原则的合作抗日战争时期,当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时,国民党针对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作出了政策和策略上的改变,从“武力剿共”改为“和平统一”,但其最终目的还是为了“根绝赤祸”。
中国共产党从全民族利益出发,始终坚持正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政治上对国民党作了积极的让步。
这种让步是以国民党实行抗日,并承认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的合法地位为条件的。
共产党既要坚持抗日斗争,又要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妥协、反共活动;既要坚持国共合作、团结国民党抗日,又要同国民党顽固派溶共、限共、反共活动作斗争。
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成功地处理国共关系,把抗日与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恰当地结合起来。
这个结合是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的统一,是民族革命任务和民主革命任务的有机结合。
在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中,共产党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坚持又联合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策略,做到有理、有利、有节,并在斗争中独立自主地发展人民革命力量。
同时,广泛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最大限度地孤立顽固派势力。
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意义一、取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全面胜利,抗日战争极大地激发了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增强了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促进了国内团结,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建立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全面抗战路线是中国共产党指导对日抗战的总路线,没有国共合作,就不可能有举国一致的抗日。
二、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地位发生有利变化抗日战争决定了国共两党的兴衰消长,改变了它们在国内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并且奠定了未来中国政治走向的基础。
中国共产党始终为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出努力,坚持以阶级斗争服从民族斗争,以长期合作支持长期战争,制定和实施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全部必要的政策。
这些政策保障了各抗日阶级、阶层的根本利益,调动了他们的抗日积极性,推动了全国抗战。
抗日战争是争取民族独立和国内民主革命相结合的战争。
争取民族解放斗争的胜利,是国民党、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共同取得的;维护统一战线的基础国共合作,推动民主革命进程,是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取得的。
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一个根本转折:一是近百年间中国抵抗外国侵略的战争无不遭受失败,抗日战争第一次取得了反侵略战争的全面胜利;二是八年抗战决定性地改变了中国内部政治力量的对比。
抗日战争中,军事上与国内政治关系上同时存在着两个过程、两种演变:一个过程、一种演变是日本侵略者的力量由强变弱,由军事胜利到最后彻底失败;又一个过程、一种演变是国内两大政治势力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力量朝相反方向发展,人民力量迅速壮大起来。
共产党与国民党两大政治势力朝相反方向变化,是它们站在不同阶级立场上产生的对抗战的不同态度、与人民群众的不同关系造成的。
由于国共两党的政策、方针及其实践存在着巨大差异,产生的社会效应也明显不同。
中国共产党深得人心,力量大发展,威望不断上升;国民党丧失民心,日渐孤立,地位急剧下降。
两党各自不同的政治运行,决定了各自的政治前程。
抗日风云(三)希特勒自杀日本投降王先金编著第十三章湘西会战芷江受降美军战舰日本署降1945年8月15日这一天(11)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中国抗日战争是在第二次国共合作条件下进行的。
毛泽东肯定地指出:“国民党在1937年和1938年内,抗战是比较努力的,同我党的关系也比较好。
”在战略防御阶段,国民党正面战场先后进行了忻口、淞沪、徐州和武汉四次大规模的战略防御战役,对于打破日本帝国主义“三个月灭亡中国”的“速战速决”战略企图、消耗日军兵力和战争资源、迫使日军由战略进攻转为战略防御,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军轻而易举地攻占了平津地区,取得了进一步扩大侵略战争的前进基地。
8月15日,国民党政府下达总动员令。
8月20日,国民党军事当局颁发《战争指导方针》,正式确定“以持久战为基本主旨,以空间换时间,逐次消耗敌人”的战略方针,以转换优劣形势,争取抗战胜利。
为此遂决定在平汉、津浦两线设立三道防线,以阵地战阻击日军进攻;同时在上海开辟战场,迫使日军改变作战方向,避免侵华日军集中主力在华北与我决战。
1937年10月中旬的忻口太原战役,国民党第2战区集中了28万余人的兵力,在八路军的密切配合下,依托山地有利地形,与日军展开激战,歼敌二万余人,迟滞了日军沿同浦路南犯,营造了华北有利局势。
“八一三”开始的淞沪抗战,国民党先后调集64个师70余万人的重兵,抗击日军22万余人的进攻。
国民党军对日军各据点发动多次围攻,战役中期坚决抗击日军以重兵切断宁沪铁路,从西南方向封闭上海的企图,并以6个师(旅)对日军实施了大规模的反击,作战中涌现了许多爱国将领和广大士兵与敌浴血奋战的英勇事迹。
太原、上海失陷后,中日战争的主战场转移到以徐州为中心的黄淮地区。
1938年2月,国民党第5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采纳周恩来提出的阵地战与运动战相结合守点打援、各个击破的作战指导方针,采取“北攻南守”策略,集中67个师(旅)45万余人的兵力,从2月12日起,以两个集团军分别攻击济宁、邹县日军,歼敌数千人。
3月中旬,日军第10师团逼进台儿庄,国民党军一部在台儿庄拼死抵抗,随后组织7个师对当面之敌进行反击,歼灭日军两万余人,迫使敌人放弃对台儿庄的攻击。
4月中旬,日军采取南北对进、侧翼迂回的战法,对徐州展开进攻。
国民党军进行了顽强的抗击,在伤亡近20万人、力量不济的情况下,最后放弃了徐州,但也取得了消灭日军3万多人的重大战果。
此后进行的武汉保卫战,国民党军在武汉地区坚守三个多月,毙伤日军两万余人。
从“七七事变”到武汉失守,历时一年四个月,国民党军共毙伤俘日军25万人,牵制日军70万人以上,同时付出了重大牺牲,其正规军损失达104万多人。
它客观上也为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等抗日武装挺进敌后、开辟抗日根据地创造了条件。
国民党政府被迫迁都退守重庆,在15个月内丢失华北、华中大片国土和华南要地共13个省10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
正面战场在1939年至1940年的两年里,对日军的进攻仍进行了坚决的抵抗,共毙俘日军26万余人,自己也付出了102万人的重大伤亡。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党蒋介石采取了“保存实力,等待胜利”的方针。
相反,在反共方面却积极了。
1941年1月,国民党军第3战区调集7个多师8万余人的兵力,发动围歼新四军军部的皖南事变,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从1943年6月开始,蒋介石先后调集第8战区5个集团军近50万人,扩大对陕甘宁边区的封锁,准备分9路闪击延安。
只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及时揭露和军事上的充分准备,才粉碎了国民党蒋介石的反共阴谋。
特别是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转入战略反攻,敌后战场已在华北、华中广大地区对日军实施大规模反攻的1944年,国民党军在日军打通大陆交通线作战(也称“一号作战”)中,迅即溃败,又丢失了豫、湘、桂等省的大部和洛阳、长沙、桂林等146个大小城市。
这完全是国民党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政策的结果。
不过,国民党军对于与美、英盟军联合作战还比较积极,1943年11月至1945年3月,先后以8个军共22个师的兵力,在滇西、缅北地区与美军共同对日作战,歼灭了日军第18、56师团大部和击溃另两个师团各一部,毙伤日军4.8万余人,打通了中印和滇缅公路。
1944年底,国民党在昆明成立陆军总司令部,将机动兵力编成4个新的作战兵团。
至1945年春,国民党军装备的美械部队已达35个师,并陆续得到外援,新编兵团已在西南省份编组和部署完毕。
但是,国民党并未适时向日军发动战略反攻。
4月后,广西日军向湖南撤退,国民党军还不敢追击。
至5月后,国民党才以第3、第4方面军主力尾追日军,但仍避免与日军交战,5月下旬收复南宁,6月下旬收复柳州,7月下旬收复桂林。
8月17日,国民党军收复全县,而日本政府已于8月15日宣布投降。
这时,正面战场国民党军在蒋介石的指令下,加速从西南大后方空运至华北、华中、华南抢占战略要地,对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的对日大反攻不但不予配合,反而无理阻挠和破坏,甚至与日伪暗中勾结,进攻八路军、新四军,致使敌后解放区军民的大反攻作战在9月2日日本签订投降书后,还一直持续到1945年底。
整个8年抗战,国民党正面战场先后进行大规模战役22次,重要战斗3117次、小战斗38931次,毙伤日军85.9万余人,自己付出322余万人的重大伤亡。
特别值得肯定的是,国民党军队广大爱国官兵在前线与日本侵略者奋勇作战,不怕流血牺牲,表现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涌现出佟麟阁、赵登禹、张自忠、郝梦龄、戴安澜等为国捐躯的高级将领。
一切与日本侵略者浴血奋战的爱国官兵都为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贡献了力量,都是值得全民族尊敬与纪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