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战争年代的“红色金融家”
为红色政权理财的金融家
为红色政权理财的金融家作者：王建柱来源：《人民周刊》2018年第02期我党领导下的红色金融事业是在革命战争年代顽强而茁壮地成长起来的。
不少半途出家的“红色金融家”，面对恶劣的自然环境和经济环境的双重挑战，凭借着共产党人的信仰、勇气和智慧，历经磨难，走出困境，不断创造着金融奇迹……忆往昔，老一辈金融家为中国革命的胜利积聚了大量的财富，为新中国的诞生立下了不朽的功勋……毛泽民：红色金融先驱，名字两次印在我党领导的金融史上1931年末，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江西瑞金宣告成立，中央政府决定由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民筹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并担任行长，这是中国共产党最早建立的全国性银行，日后逐步发展成为革命根据地经济的重要支柱。
银行创立伊始，缺钱，缺人，初始资金只有从闽西工农银行转来的20万元。
白手起家办银行，不知如何着手记账，怎么办？有一次，前线部队送来一批缴获的现洋，经手人员发现，现洋的包封纸竟然是国民党税务机关的四联单。
毛泽民如获至宝，赶紧召集大家对四联单仔细分析研究，对金库的管理制度和流程加以改进，使金库资金的收款方、管理方（国家金库）、使用方和支配方都有了相应的记录，保证了财务制度的严谨。
从四联单得到启发，毛泽民要求红军各级部门注意收集有关财政、银行、文件、账簿、单据、报表等实物，以备作参考。
随着各种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逐渐地正常运转起来。
毛泽民的名字，也两次镌刻在红色中国的货币史上：一次是以总经理身份出现在“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股票上，另一次是以国家银行行长身份印制在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第一套货币上。
高捷成：“马背上的银行”行长1932年，福建百川银庄的出纳高捷成突然带着银庄的二万多银元不告而别，只留下一封信，上面写着：“我要和你们离别了，或者是永远离别了……希望家庭也无需挂念我。
”5年后，高捷成的夫人高蔡宝才收到高捷成从延安寄来的一封信，解释他当年出走原因：“誓不求中华民族至解放，当不为中华民族黄帝子孙之一人，决心从戎。
曹菊如：红色金融的开拓者
曹菊如：红色金融的开拓者曹菊如从筹建闽西工农银行，到协助毛泽民创办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从担任陕甘宁边区银行行长，到为统一东北货币而斗争；从配合陈云开展反通货膨胀，到成为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曹菊如，这位在艰苦年代为新中国金融事业不断奋斗的贡献者，用他的一生勤奋，奠定了我国革命金融事业的坚实基础。
闽西工农银行的奠基人1901年，曹菊如出生在福建省龙岩县的一个贫困家庭。
五四运动爆发之后，曹菊如接受了革命的思想，并在1930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投身革命事业。
刚参加革命的曹菊如就面临着一个巨大问题——筹建闽西工农银行。
当时的闽西革命根据地深受国民党“围剿”之害，货币紊乱，物价昂贵，人民生活极度不便。
为了调节金融，保存现金，发展社会经济，曹菊如身负重托，与邓子恢等人一起筹建闽西工农银行。
同年11月，闽西工农银行在龙岩正式成立，这也是我国最早的苏维埃金融机构之一。
闽西工农银行纸币银行成立之初，没有规章可循，曹菊如便和同事一边实践一边总结，制定出了简单实用的操作规范。
一次偶然机会，他们从土豪家中收集到一本大学商科的银行簿记讲义。
曹菊如精心地将讲义中的记账表绘制下来照着学习，之后，又结合毛泽民从广东购买的《银行簿记实践》一起反复研究和实践，就这样慢慢获得了现代银行的会计、出纳等制度知识，为后来筹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奠定了基础。
针对货币紊乱、资金外流等问题，曹菊如决定由银行发行纸币，以保存现金，并提升纸币的信用。
刚开始，群众对于纸币有所顾虑，大部分人更愿意来银行持纸币兑换银元。
曹菊如便和其他同事商定，为了保持银行信用，一律敞开兑换，“不论兑多兑少，均予兑给，还随来随兑，并一直保持着银元与纸币一比一的比例。
”这些措施使纸币的信用很快深入人心，时间一长，持纸币兑银元的人减少了，持银元兑换纸币的人多了起来，很多搞贸易的人因为银元不便携带，反而愿意来银行把银元兑换成纸币。
在当时根据地发行的纸币中,闽西工农银行的纸币信用之高，是少见的。
毛泽民 “红色大管家”
年轻的、带着灿烂笑容的照片，总令人们想起那个年代火热的青春激情。
的确，无论哪个年代，它的活力和“精气神”，常常体现在青年人身上。
1962年，父母都是国家干部的北京市高中毕业生侯隽，放弃了许多人羡慕的首都城市户口，响应“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号召，来到河北省宝坻县，当了一名“新式农民”。
第二年，一位来采访的作家听说这里有一位自愿来当农民的北京姑娘，惊讶不已，把她的故事写成了一篇文章《特别的姑娘》，发表在《人民日报》上。
而早在4年前的1958年，18岁的天津市初中毕业生邢燕子，就回到父母的农村老家宝坻大中庄乡司家庄村务农，发愤改变家乡面貌。
她所在的“铁姑娘队”后来更名为“邢燕子突击队”。
这两位城市青春女子，成为城里青年人的学习榜样。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
不知是否巧合，该年9月出刊的《人民画报》，封面人物就是麦田里的侯隽和邢燕子。
她们都一头短发，穿着朴素，其中一位还戴着眼镜。
她们的照片上方印着八个字：“广阔天地，一代新人”。
正是年轻的“一代新人”们的青春和奉献，穿越整个毛泽东时代，支撑起国家的未来。
1969年1月，一名15岁的北京八一学校学生，和14位同学一起，来到黄土高原上的陕西省延川县文安驿公社梁家河大队插队落户。
他住在爬满虱子的窑洞里，和老乡一起在地里劳动，收工回来后和同伴一起在油灯下读书。
为改变当地面貌，还带领老乡们建起了沼气井，当上了大队党支部书记。
在这里度过艰苦而充实的7年后，他被老乡们推荐为“工农兵学员”，到清华大学学习。
从下乡当知青算起，43年后，他成为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领导人。
他的名字叫习近平。
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里，红色金融与革命军队同根同生、相辅相成。
一个湘籍共产党员，凭借着共产党人的坚定信仰、勇气和智慧，不断创造着金融奇迹，甚至把他宝贵的生命都奉献给了红色金融事业。
他就是被誉为“红色大管家”的毛泽民。
1921年春，在大哥毛泽东的影响下，毛泽民赴长沙投身革命。
革命金融前辈郑义斋的故事
金融界革命前辈郑义斋的故事“红色理财专家”、党的金融创始人郑义斋，原名郑少文。
1901年生于河南许昌。
当过印刷和铁路工人，1923年参加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
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0年春，根据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指示，郑义斋来到上海开设“义斋钱庄”，在周恩来同志领导下，为党筹集资金。
两年期间，他在各地党组织配合和掩护下，多次往来于上海、武汉、天津、北平等地，为苏区红军购买、转运军火物资。
1931年，顾顺章、向忠发被捕叛变后，上海党中央领导机关遭到重大破坏。
郑义斋根据党的指示，认真处理完钱庄的善后工作后，1932年春，根据党中央的指示，郑义斋离开上海，前往鄂豫皖苏区工作，任省工农民主政府财政委员会主席兼工农银行行长，并任红四方面军经理处处长、总经理部（即后勤部）部长。
他积极组织力量，多方筹集粮食、被服、药品、军火等物资，为红四方面军的后勤保障作出了重要贡献。
由于张国焘推行错误的军事指导方针，致使红四方面军在第四次反“围剿”中遭到失败。
1932年12月，红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到达川北后，创建了川陕根据地。
在此期间，郑义斋为解决粮食问题，提出许多好办法，并且在苏区内部实行计划供粮和勤俭节约的政策，使川陕苏区的粮食、棉花、食盐、蔬菜、油料、家禽都得到迅速发展。
此外，他还在通江县的苦草坝（今永安镇）建立了拥有80多名工人的小型兵工厂，不但制造了手榴弹，还试制成功了平射炮。
以后，他又将兵工厂扩建成机械厂、子弹厂、炸弹厂、制药厂等，对红军弹药的补充，枪械的修理，起了重要作用。
对于银行工作，当时大家都不懂。
郑义斋在上海及鄂豫皖搞了几年，在当时只有他算是专家。
但他还是虚心学习马列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了解关于货币的理论。
他亲自搞调查研究，根据苏区的具体情况，向上级提出了银行工作的几条方针，均得到领导的同意。
郑义斋很重视银行的宣传工作和立信于民。
川陕工农银行开业那天，经理部的同志们趁势进行宣传，并当场开始兑换及存款业务，扩大了影响。
红色管家毛泽民
38PageXIANGCHAO毛泽民是毛泽东的大弟弟。
参加革命后，他一直从事金融、财政、民政工作，被称为“红色管家”。
走出韶山，经营红色经济，展露出色才华20世纪初，毛泽民读了4年私塾后，由于母亲多病，大哥毛泽东又长年在外读书和从事革命活动而没有时间顾家，他被迫辍学，跟父亲毛贻昌一起过着亦农、亦商、亦读的生活。
父亲毛贻昌有意把他培养成为自己的接班人，不仅把自己闯荡社会的经验一点一点教给他，还送他学打算盘，带着他一起办米厂、开米店等。
毛泽民10岁左右就能熟练地打算盘，13岁开始管理家里的账目，协助父亲自制“毛义顺堂”的流通纸票（这种纸票开韶山及湘潭之先，享有很好的信誉，给毛家经商带来了很大便利和利润）。
1917年，毛家接二连三遭遇变拜父亲灵位。
了解家里的情况后，他把弟弟毛泽民、毛泽覃带到了长沙。
毛泽覃继续读书，毛泽民则开始走上革命征程。
到长沙后，毛泽东在前面冲锋陷阵，毛泽民紧随其后筹粮筹款，是毛泽东坚强的革命后盾。
毛泽东在湖南一师附小做主事时，他做庶务，除了管理一师附小师生的吃喝拉撒，还要负责新民学会会员等革命同志聚会的伙食与场所。
他自己种菜、养猪，每天挑水、劈柴、炒菜。
在此期间，经常快到了吃饭的点了，但米还不知道在哪里，可毛泽民总能想出办法让大家吃饱、吃好。
毛泽东在长沙领导笔业工人为增加工资、提高待遇而举行罢工、游行示威时，他鞍前马后找钱、找米，确保工人正常的生活需要。
最终，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罢工坚持了40多天，历经千辛万苦，终获成功。
1922年，毛泽民加入中国共产党。
不久后，他来到安源，出任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工人消费合作社总经理。
他拓宽进货渠道，增加货物品种，减少流通环节，裁减冗员，实行平价、廉价买卖。
他大刀阔斧的改革，使销售额翻了倍，工人得到了实惠，合作社也增加了收入，一时好评如潮。
1925年，毛泽民接任中共中央出版发行部经理，很快在上海、武汉、广州、长沙、宁波、香港和法国巴黎、意大利罗马等地建立书店，构建起自己庞大的国内、国际发行网，不仅收获了良好的经济效益，也为党中央指示快捷地传达到各地打通了渠道。
毛泽民的金融生涯(上)
文付秀宏刘春光面对挤兑危机，毛泽民积极维护国家银行信用，用“枪杆子”保护“钱袋子”，保证了政府的融资能力和物资调配能力。
毛泽民的金融生涯（上）毛泽民是毛泽东主席的亲弟弟，追随毛泽东参加革命斗争，具有杰出的金融理财才干，一直负责党的金融和财政工作。
毛泽民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金融事业的奠基人，被誉为“红色大管家”。
中国共产党一手紧握“枪杆子”，一手狠抓“钱袋子”。
金融作为经济性的全局策略和手段，对于维护工人利益和军民收支平衡举足轻重。
毛泽民金融思想，源自考察市场、顺应民意的现实需要，又成为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切实行动。
领衔工人、服务军民的金融理财工作是一个系统工程，常常出现币物交错、人心纷杂的问题，要在最短时间内启动金融触发点，必须找到牵一发动全身的突破口，所谓由点及面，顺市稳心，让利于民而兴邦。
在这些方面，毛泽民在实践斗争中不断摸索，逐渐探求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卓有成效的金融之路。
毛泽民创设第一张红色股票和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在安源路矿的时候，毛泽民起初任工人俱乐部合作社兑换股经理，后为代总经理。
当时，工人们在经济上受到矿局和商人的剥削，主要来自银元兑换铜元上的盘剥，1块银元按市值应兑换280枚铜元，可是在商人那里只能兑换260枚铜元。
矿局还把应发给工人的银元或铜元，兑换成只能在萍乡煤矿总局内流通的矿票，用强迫兑换或兑换减零的办法使工人再度吃亏。
矿局和商人常联手运作，当工人发工资时银元就跌价，物价就暴涨；当工人工资快用完时，银元又涨价，让工人再次借账，从而榨取工人的血汗钱。
工人们对此苦不堪言，怨声载道。
毛泽民深入矿区，经过调查研究，提出合作社的办法，真正帮助工人们减轻经济负担，成为抗衡路矿方面盘剥利益的公开阵地，强调将工人钱财集合起来的应对力量，从而彻底改变了工人们没有金融组织的苦处。
就这样，毛泽民面向基层工人发行股票，扩充本金，让工人们参与分红，把一盘散沙握成了强有力的拳头，并保证工人在合作社的存币———可以按市值在任何时段自由兑换，并形成一种金融制度。
毛泽民对中国红色金融事业的开创
影 响下走出韶山冲， 成为一名革命家。１ ９ ２ ３年 ， 创办安源路矿工人 埃财政部拨款 １ ０ ０万元作为启动资金 ，但是 ，实际到账仅有 ２ ０ 万
消费合作社 ， 发行红色股票 ； １ ９ ３ ２年就任苏维埃国家银行第一任行 元 ， 这２ ０万元还是从 闽西工农银行转来的， 苏维埃国家银行依靠 这 长， 在最艰苦的条件下为工农 、 为红军理财 ； １ ９ ３ ８年 出任新疆省财 ２ Ｏ万元 ， 开始了艰难的起步。为 了尽快地做好工作 ， 毛泽民想尽办 政厅厅 长 ， 创建商业银行 ， 发行新省 币 ， 将新疆 财政整顿得井井有 法让 国家银行运转起来 。当时 ， 战争 中缴获 的物资是 国家银行的财
条。 １ ９ ４ ３年被反动军阀盛世才逮捕秘密杀害 。 毛泽 民的一生为 中国 政来源之一 ， 毛泽
红色金融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一
织国家银行 工作人员到前方筹粮筹款 ，把 战利品尽快存入 国库。
１ ９ ３ ２年 ３ 月 ，红一和红五军团攻 克漳州城 ，毛泽 民也随军来 到漳
毛泽民（ １ ８ ９ ６ － － － １ ９ ４ ３ ） ， 字咏莲 ， 后改为润莲。湖南省湘潭县人 ， 家银行会计 ， 莫均涛任国家银行总务科科 长 。这几个人文化水 平
革命战争年代的“红色金融家”
革命战争年代的“红色金融家”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红色金融事业是在革命战争年代顽强而茁壮地成长起来的。
不少半途出家的“红色金融家”，面对恶劣的自然环境和经济环境，凭着共产党人的信仰、勇气和智慧，历经磨难，走出困境，创造了许多金融奇迹。
忆往昔，老一辈金融家为中国革命的胜利积聚了大量的财富，为新中国的诞生立下了不朽的功勋……毛泽民毛泽民：红色金融先驱者1931年末，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江西瑞金宣告成立，中央政府决定由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民筹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并担任行长，这是中国共产党最早建立的全国性银行，日后逐步发展成为革命根据地的重要金融支柱。
银行创立伊始，缺钱，缺人，初始资金只有从闽西工农银行转来的20万元。
白手起家办银行，不知如何着手记账。
怎么办？有一次，前线部队送来一批缴获的现洋，经手人员发现，现洋的包封纸竟然是国民政府税务机关的四联单。
毛泽民如获至宝，赶紧召集大家对四联单仔细分析研究，对金库的管理制度和流程加以改进，使金库资金的收款方、管理方（国家金库）、使用方和支配方都有了相应的记录，保证了财务制度的严谨。
从四联单得到启发，毛泽民注意收集有关财政、银行的文件、账簿、单据、报表等实物，以作参考。
随着各种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逐渐正常运转起来。
1935年初，红军攻下遵义城后，急需补给物资，然而，那时遵义城市面上的“硬通货”竟然是鸦片。
红军当然不可能把银圆换成鸦片再去购买短缺的物资，而对于红军手中的苏区纸币，当地老百姓并不认可。
毛泽民看到集市上的食盐价格高得离谱，且都掌控在不法商贾手里，老百姓吃不到盐，很多人得了粗脖子病。
红军一踏进遵义城，就立即着手打击欺霸市场的军阀奸商，缴获了价值几十万元的食盐。
毛泽民决计将这批食盐投放市场，以低价销售，但规定必须使用苏币。
老百姓可用银圆以1比1的比例兑换苏币，红军也可以拿着苏币在市场上购买物品。
苏区纸币凭借良好的信用，迅速在遵义城流通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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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战争年代的“红色金融家”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红色金融事业是在革命战争年代顽强而茁壮地成长起来的。
不少半途出家的“红色金融家”，面对恶劣的自然环境和经济环境，凭着共产党人的信仰、勇气和智慧，历经磨难，走出困境，创造了许多金融奇迹。
忆往昔，老一辈金融家为中国革命的胜利积聚了大量的财富，为新中国的诞生立下了不朽的功勋……毛泽民毛泽民：红色金融先驱者1931年末，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江西瑞金宣告成立，中央政府决定由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民筹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并担任行长，这是中国共产党最早建立的全国性银行，日后逐步发展成为革命根据地的重要金融支柱。
银行创立伊始，缺钱，缺人，初始资金只有从闽西工农银行转来的20万元。
白手起家办银行，不知如何着手记账。
怎么办？有一次，前线部队送来一批缴获的现洋，经手人员发现，现洋的包封纸竟然是国民政府税务机关的四联单。
毛泽民如获至宝，赶紧召集大家对四联单仔细分析研究，对金库的管理制度和流程加以改进，使金库资金的收款方、管理方（国家金库）、使用方和支配方都有了相应的记录，保证了财务制度的严谨。
从四联单得到启发，毛泽民注意收集有关财政、银行的文件、账簿、单据、报表等实物，以作参考。
随着各种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逐渐正常运转起来。
1935年初，红军攻下遵义城后，急需补给物资，然而，那时遵义城市面上的“硬通货”竟然是鸦片。
红军当然不可能把银圆换成鸦片再去购买短缺的物资，而对于红军手中的苏区纸币，当地老百姓并不认可。
毛泽民看到集市上的食盐价格高得离谱，且都掌控在不法商贾手里，老百姓吃不到盐，很多人得了粗脖子病。
红军一踏进遵义城，就立即着手打击欺霸市场的军阀奸商，缴获了价值几十万元的食盐。
毛泽民决计将这批食盐投放市场，以低价销售，但规定必须使用苏币。
老百姓可用银圆以1比1的比例兑换苏币，红军也可以拿着苏币在市场上购买物品。
苏区纸币凭借良好的信用，迅速在遵义城流通了起来。
不久，部队接到了转移的命令，为了不让老百姓遭受损失，银行又开始用银圆、食盐等物资换回老百姓手中持有的苏币，很快就收回了发行的苏币。
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就在遵义完成了苏区纸币的发行、流通和回收的全过程，创造了金融史上的奇迹！毛泽民的名字，也两次镌刻在红色中国的货币史上：一次是以总经理身份出现在“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股票上，另一次是以国家银行行长身份印制在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第一套货币上。
高捷成：“马背上的银行”行长1932年，福建百川银庄的出纳高捷成带着银庄的2万多银圆，离开了妻子儿女，只留下一封信，上面写着：“我要和你们离别了，或者是永远离别了……希望家庭也无需挂念我。
”5年后，高捷成的夫人高蔡宝才收到高捷成从延安寄来的一封信，解释他当年出走的原因，“誓不求中华民族至解放，当不为中华民族黄帝子孙之一人，决心从戎。
于是仓促离家，一切骨肉亲戚、朋友无暇顾及辞别……”直到1951年，时任国家内务部部长谢觉哉找上门来，高蔡宝这才知道，丈夫高捷成8年前就不在人世了。
高捷成是我党领导下的冀南银行的创始人，冀南银行则是中国人民银行的前身之一。
在民政部公布的第一批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中，高捷成是唯一的金融界人士。
1928年，一心想走“读书救国”之路的高捷成，考入厦门大学攻读经济学。
这期间，他找到了地下党组织。
那时，漳州龙溪农民在中共福建省委的领导下已经开展了武装斗争。
有一次，高捷成到游击队驻地探访时，看到多名游击队员身负重伤，却因为没有急需的药品医治而痛苦不堪。
此时，他突然想到银庄里贮存的银圆，这不正是革命队伍救命的“及时雨”吗？借经管业务之便，他从银庄借用了2万银圆，帮助游击队购买药品和武器，缓解了革命队伍的燃眉之急。
红军在漳州驻扎了40余天，高捷成先后协助红军筹款100多万银圆，部分银圆之后被转运到江西瑞金，成为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建立的资本金，对红军长征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保障作用。
在老同学王占春的鼓励下，高捷成决意弃商从戎，悄然告别了刚刚分娩的妻子和父母，一路北上抵达中央苏区。
在瑞金，高捷成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协助毛泽民草拟经济计划，筹划组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囯家银行，在金融领域崭露头角。
全面抗战爆发后，他随刘邓大军挺进太行山。
1939年10月，在山西省黎城县小寨村的一间农家四合院，挂出了“冀南银行”的招牌，经129师政委邓小平举荐，高捷成出任行长兼政委。
为避免暴露目标，冀南银行印钞厂建在太行山的深山沟里，机器设备、印钞纸张、油墨也分散在崇山峻岭的岩洞中。
冀南银行的物资和设备，大多通过迂回曲折的关系和渠道，从日伪占领下的石家庄、德州等地采购而来，时常要靠人背马驮的方式，日夜兼程，躲避敌军的围追堵截，冀南银行也因此获称“马背上的银行”。
1943年5月，敌人又对冀南地区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扫荡”。
当时，高捷成正在银行总部召开会议，他立即部署隐藏银行物资并要求员工迅速转移。
之后他又返回总行部署反“扫荡”工作。
不幸的是，在这次反“扫荡”期间的一次战斗中他被敌人的子弹击中，牺牲时年仅34岁。
朱理治：创造“革命根据地金融史上的创举”1941年，国民党顽固派对陕甘宁边区实行更加严密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
为了克服困难，党中央决定开展大生产运动。
这年3月，朱理治被任命为陕甘宁边区银行行长。
上任伊始，朱理治把工作的重点首先放在“解决紧迫的财政困难，帮助发展生产事业”上。
他认为解决金融问题的关键在于发展生产，为此曾致信毛泽东，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
从此，陕甘宁边区银行加大了对农业生产、贸易的放款力度，农业贷款更是从无到有，并以折实方式发放耕牛、农具等贷款。
而且，在不同地区还采取不同的折实方式。
朱理治的这一“普惠金融”实践，创造性与灵活性兼而有之，帮助农民解决了困难，促进了生产，银行的经营状况也得到了改观。
由于流通信誉尚未建立，边币也就无法如预想得那样，统占边区内部经济贸易市场。
针对这种情况，朱理治想了一个既能集聚民众存款、又能提升边币信誉的两全之策—开办有奖储蓄。
1941年9月，边区银行推出第一期有奖储蓄，发放了50万储蓄奖券，设立5万元奖金，相对于50万的本钱来说，奖金相当可观。
这张用延安白麻纸印制的储蓄奖券，一石激起千层浪！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发布了《告边区同胞书》，着力宣传储蓄意义。
朱德、林伯渠等组成劝购团，并聘请延安市市长李景林、市商会会长白振邦等知名人士为开奖委员会委员，极大地推进了民众对储蓄奖券的认购热情。
有奖储蓄的面世，不仅克服了边区通货膨胀和发展经济、打破封锁的矛盾，更重要的意义在于提高了民众对边币的信任度，体现出边区政府、人民军队与老百姓的鱼水之情，收到了预期的效果。
朱理治在拓展银行业务的同时，亦注重自身队伍建设。
当时陕甘宁边区金融方面的人才极为匮乏。
为了广招人才，朱理治时有创新之举，不惜采取“贷款收买”的办法，与陕北公学、中国女子大学等建立“互惠”关系，由银行为其提供资金，作为交换，银行从这些学校中抽调知识分子，先后共50余名。
经过朱理治的一手操持，陕甘宁边区银行工作人员的知识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大学生占到员工人数的40％以上。
朱理治当行长虽然只有短短两年，却是陕甘宁边区银行最活跃的一段光景。
在他的主持下，逐步建立了边区独立自主的货币体系，完善了新民主主义国家银行的职能，探索形成了完整的金融网络以及健全的规章制度，实现了诸多“革命根据地金融史上的创举”。
南汉宸：“人民币”的命名者南汉宸，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几乎参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所有革命斗争，是我党的优秀理财家、金融家。
毛泽东对南汉宸的工作高度赞赏，曾多次当众说：“革命胜利后，要为南汉宸立碑！”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进行了封锁，边区政府面临极大的财政困难。
一天，毛泽东在枣园对南汉宸风趣地说：“我们不能跳崖，不能解散，我们要自己动手。
中央决定由你任边区财政厅厅长，我就是要你做一个会做无米之炊的巧媳妇。
”南汉宸受命之后，立即着手解决边区军民生活和财政困难，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开辟财源，扭转困境。
为解决生产资金问题，他提出禁止法币流通，由边区银行发行边币的建议，得到了中央的同意。
他还主持草拟了各项税务政策和粮食征收章程，纠正“片面施仁政”的做法，把道理给群众讲清楚，让群众明白“没有抗战没有革命，就没有他们的一切”，克服种种困难开展征粮工作。
他还提出，对食盐进行专卖，集中收购，禁止走私，集中对国统区交易，使得边区政府的财政状况得到了极大好转。
要解决财政困难，最根本的出路是发展生产。
1943年，边区军民开展的大生产运动进入高潮，出现了“自力更生，丰衣足食”的新气象。
南汉宸任边区财政厅厅长5年，边区财政经济不仅渡过了难关，使革命根据地得以生存和巩固，而且为抗日战争和未来的解放战争积蓄了充足的物资。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央派南汉宸到张家口，任晋察冀边区政府财政处处长，后又调任中央工委华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协助主任董必武工作，继而又任华北银行总经理。
为了统一华北、西北、华东和东北等解放区的财政、经济和货币，支援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南汉宸做了大量的工作。
1947年，中央批准成立以董必武为主任、南汉宸等为副主任的华北财经办事处，并责成南汉宸着手筹建全国统一的国家银行。
南汉宸说：“既然中央和毛主席都同意我们的意见，统一的银行叫中国人民银行，那我们的货币就叫‘人民币’吧。
”董必武听了点点头说：“这个名字很好，说明了我们银行、我们货币的性质。
既是人民的，那就不是某个地区的、部门的，而必定是全国性的，全国人民的嘛！”由此，“人民币”成为我国法定货币名称。
1948年，中国人民银行成立，南汉宸被任命为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在南汉宸主持领导下，1952年12月，全国金融系统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完成，成为全国第一个完成改造任务的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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