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派：清代书院教育的典范
清代桐城派
清代桐城派清末，武有湖湘军，文有桐城派。
“桐城派”最大的散文流派，亦称“桐城古文派”，世通称“桐城派”。
戴名世、方苞、刘大櫆、姚鼐被尊为桐城派“四祖”。
桐城派的形成很早，目前公认是起源于明末归有光。
明代中叶以后，桐城学术兴起，“能振笔为古文者，代有传人”。
到明末清初，明末清初，方以智、钱澄之等人致力于古文振兴。
顺治康熙年间，随着一堆科举入仕的人兴起，如张英、张廷玉父子等，又通过科举、官场扩大了影响力。
真正的崛起时期，到了乾隆年间，代表人物有戴名世、方苞。
戴名世的《南山集》对清廷的影响很大，因为里面除了文学，还记录了太多明末清初的事情，虽说是事实，但有客观实际已经对清廷形象不利，过分对于清初隐匿不仕和抗清人事的一些歌颂，即使想表达爱国情愫，但实际已经触碰了统治者神经。
康熙五十年十月，左都御史赵申乔以“狂妄不谨”的罪名弹劾戴名世及其《南山集》，对整个桐城派崛起造成巨大打击。
方苞，是几位桐城派作家中最幸运的人。
康熙三十八年，他中江南乡试第一名。
康熙四十五年考中进士，因母亲生病而归家，未出仕。
康熙五十年也受到《南山集》案件的牵连，下了监狱。
不过，不久就被康熙帝特赦，不止特赦而且还抬入八旗汉军，入值南书房，充任武英殿修书总裁。
到雍正、乾隆时期，虽也有起起伏伏，但终归长寿、善终。
刘大櫆，相对方苞就相当不幸了，《南山集》虽然他没有下狱，但惹来了老乡、当朝大学士张廷玉的打击。
他早年有“明经致用”之志，但屡试不中，后改以“古法”，于雍正四年便文动京师。
到乾隆六年，由方苞荐举参加博学鸿词科考试，被张廷玉压制落选。
乾隆十五年，张廷玉为补偿特举其参试经学，又未被录取。
最后乾隆三十二年，彻底淡出科举。
姚鼐，几乎没有什么实权官僚经历。
他于乾隆十五年中江南乡试，乾隆二十八年中进士，授庶吉士，三年后散馆改主事，曾任山东、湖南副主考，会试同考官，终官一生都是这种考官、编纂闲职，他自己也看透了，早早就辞官回乡教书，授学，带出一批子弟，为桐城派兴盛奠定了好的基础。
桐城派与清代学术流变
桐城派与清代学术流变【内容提要】持道统论的桐城派从立派之初就与宋学结下了不解之缘，故其兴衰起落与清代理学的发展轨迹具有很大的相似性。
桐城派虽有学术门户之见，但至晚清以降，桐城派主张汉宋兼收，主张以经世致用化解汉宋之争，顺应了晚清学术兼容的潮流。
20世纪初，中西学术之争逐渐取代传统经学之争，对传统经学的抱残守缺，使桐城派在近代学术转型的学术潮流中显得黯然失色，失去了在近代学术转型中的发言权。
【关键词】桐城派/学术流变/汉宋兼容桐城派是清代一个以学习唐宋古文相号召的文学流派。
这个流派的主要代表，即方苞、刘大櫆姚鼐都是安徽桐城人，故名“桐城派”。
从表面看，桐城派以桐城冠名，具有强烈的区域文化特征。
但就是这样一个具有区域性色彩的文学派别，却与清代学术流变息息相关。
清代学术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汉、宋学的对峙与逐渐兼容。
桐城派由于与理学的密切关系，从开派之初就卷入了汉宋学的矛盾漩涡中。
鸦片战争前后，汉学作为乾嘉时期的学术主流在社会危机前一筹莫展，理学走向复兴。
作为理学追随者的桐城派在理学复兴的潮流中自然不甘落后，他们一面与汉学家公开论争，一面倡导学术兼容；还试图从道德重建、经世致用两个方面将理学与时代需求结合起来，赋予理学以新的时代特色，使理学自身也获得了新的活力。
理学中兴、桐城中兴只是一个短暂的历史文化现象，随着维新变法思潮、革命民主思潮的相继涌现；今文经学的异军突起，西学的大量传播，使中西学术之争逐渐取代了传统的经学之争。
传统经学，不管是汉学抑或宋学，都在近代学术转型的潮流中显得黯然失色。
中国学术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历史趋势，使依附于传统经学的桐城派无所凭藉而逐渐销声匿迹。
一、桐城派与清代理学程朱理学为清代官方意识形态，因其固有的空疏拘执之弊病，为众多学者所厌弃。
至乾嘉时期，以考据为特点的汉学压倒理学，成为学术主流。
嘉道年间，社会矛盾激化，清王朝试图重振理学以挽救社会危机，理学开始走向复兴。
咸同年间及光绪初年，理学复兴达到高潮，理学成为清政府在意识形态领域重建社会道德、应对中外危机的重要依靠。
桐城派重要文人教育,交游专题研究及相关文献整理
桐城派重要文人教育,交游专题研究及相关文
献整理
桐城派是清代著名文化流派，代表人物有张岱、周德清、顾炎武等。
他们在教育、交游等方面都有独到的见解和实践，以下是关于桐城派重要文人教育、交游的专题研究以及相关文献整理。
一、桐城派重要文人教育
1.以经世致用为基本宗旨，注重实用性。
桐城派认为文化的最终目的是以实际行动改变社会，因此注重实践能力的培养，强调读书与实践相结合。
2.以德育为先，讲究品行。
桐城派重视文人的品行修养，认为德行是文人立身之本，要以榜样和行为影响他人，助力社会和谐。
3.反对师法宿儒，倡导素心修身。
桐城派认为传统的儒家经典需要与现实社会相结合，不能停留在纸面上，同时也不应盲目模仿旧时的教育方式，要根据时代需求进行改革。
二、桐城派重要文人交游
1.张岱、周德清、顾炎武等文人都是桐城派的代表人物，他们之间交游频繁，相互切磋文学艺术和政治思想。
2.桐城派注重与社会精英的交往，认为与人交往可以得到更多的社会资源和知识，同时也可以为社会贡献自己的才华。
3.桐城派也注重与后辈学子的交流，倡导传承文化并不断推陈出新，为社会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三、相关文献整理
1.《桐城派与江南文化》，作者：黄宏文。
2.《桐城派文化研究》，作者：宋晓义。
3.《清代文化丛书•桐城派》，作者：周柏邨。
4.《桐城派的文化精神与现实价值》，作者：兰质兴。
5.《桐城派的教育思想与实践》，作者：王静波。
以上是对桐城派重要文人教育、交游专题研究及相关文献整理的简要介绍。
从曾国藩看桐城派中兴
桐城派是清代最大的一个散文流派，它尊奉程、朱道统，并以承继秦汉以至唐宋八家文统相标榜，作为一种恢宏壮观的文学现象，为中国文学史所仅见。
桐城派从产生到覆亡的变化发展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桐城派创始于清康雍乾年间，方苞、刘大櫆是这一时期代表人物，他们的文学思想和创作实践为桐城派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第二个时期是姚鼐和他的弟子门人活动的时期，此时的桐城派作为一个文学流派声势浩大，煊赫一时。
鸦片战争以后到二十世纪初是桐城派的第三个时期。
作为本时期散文正宗的仍是桐城派，但是随着几位重要的同城作家的离世，桐城派面临着衰落的局面。
这时高举桐城派的大旗，利用自己的政治地位，使桐城派呈现所谓“中兴”局面的是曾国藩。
因此曾国藩有桐城派“中兴的盟主”之称。
但让人有些不可理解的是，作为湘军统帅、洋务运动的力倡者，曾国藩为何会在桐城派行将衰落时“出而振之”，以自己的名位使“桐城派”中兴呢？首先，曾国藩自幼喜好古文。
如此对古文辞的喜爱，自然使他注目于当时影响最大的古文流派——桐城派。
其次，晚清桐城派对程朱义理的坚守及对西学的关注正好与曾国藩的“中体西用”的洋务思想不谋而合。
最后，作为洋务运动的倡导者，曾国藩借桐城派文章来为洋务运动摇旗呐喊，这不仅可以减少来自顽固派的阻力，亦可整合天下知识分子致力于洋务。
因为，桐城派古文以宣扬程朱义理为中心内容，以维护“道统”著称。
凭借桐城派文章来倡导洋务，这不仅能最恰当地宣扬其“中体西用”的洋务思想，亦能减少来自顽固派的攻击。
当然在古文理论，曾国藩不仅继承了桐城三祖文学主张，还在新的环境及形势下有所开拓与创新。
第一：“经世致用”与“胸襟”、“器识”。
经世致用思潮大抵贯穿了桐城派文论的始终。
曾国藩注意到后便长期接受注重经世致用，探讨有用之学的湖湘文化的影响和熏陶。
面对当时桐城古文的现状，一方面作为文学家的曾国藩开始意识到桐城古文在继承者那里已显露出“有物之言则少”的“空疏”、“琐屑”之流弊；另一方面作为政治家的敏感使他早就意识到面对当时内忧外患，矛盾纷繁的社会现实，仅凭空洞的教条，烦琐的考证，实难直接地起到救世除弊，振兴中国的作用。
名词解释桐城派
名词解释桐城派桐城派又名安庆派，因其世居桐城而得名。
是清代前中期散文流派，属桐城文派，因多以“桐城”冠名集子，故名。
其创始人为方苞、刘大櫆、姚鼐，集中有名作家方苞、刘大櫆、姚鼐等。
有“中国散文八大家”之称。
晚清散文中最有影响的散文流派之一。
桐城派是对桐城文派的简称。
桐城派主张为文应讲求声律，“义法”，并以义理、考据、词章合为创作宗旨。
重视文章的“义法”，认为义理、考据、词章三者缺一不可，主张义理、考据、词章三者结合起来。
其理论基础是程朱理学，但又与姚鼐、刘大櫆、曾国藩等人的学说相近。
因此桐城派又被称为“姚刘曾方”。
桐城派虽然是地域性很强的文学流派，但由于它成员之间的学术观点比较一致，所以又在当时和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方苞，字灵皋，安徽桐城人。
生于公元1707年(康熙四十一年)，卒于1742年(乾隆六年)享年69岁。
先后担任过编修、御史等职。
在礼部尚书任内，还专程到北京，向皇帝上了一篇《天变论》，提出了“畏天命”，“慎刑法”等改革意见。
他的这些主张，反映了资本主义萌芽时代新兴市民阶层的利益和要求，具有强烈的反封建色彩。
在散文创作上，方苞受桐城派的直接影响，他反对明清小品空虚无物的文风，主张“雅洁”、“有法度”的散文。
他提倡“义理”和“考据”，反对“辞章之学”。
他的散文论点鲜明，逻辑严密，说理透彻，气势充沛，语言质朴自然，都继承发展了桐城派古文传统。
方苞散文的特点： 1.能够把握题材的社会价值，选择有现实意义的事件入手; 2.善于描写景物，使笔下的山川草木、亭台楼阁皆有情态;3.叙述议论，抒情写景，两者配合适宜，互相渗透，形成完美的艺术整体。
方苞的著作有《周官集注》、《左传集解》、《春秋集解》、《孟子注》、《论文偶记》、《古文约选》、《诗集》、《尺牍》、《书集》、《左氏释》、《庄子释》、《离骚经解》、《史记评》及杂剧8种共38卷外加未刻定稿10余万宇；另纂录历次乡试正、副榜文字若干则附刊末尾(《试院冰渊录序例略存·跋韩柳诸集>条载各省优贡举业详晰甚备矣!)或亦足供采掇云尔！”(《赠孙雨林侍郎序>)(摘引）汪辉祖（ 1736-1802）清代散文家，字才甫，号瞿庵，别号恕斋，晚年自号茶山老农，江苏常熟人。
现代化背景下桐城派文化在高校的传承与创新
现代化背景下桐城派文化在高校的传承与创新桐城派作为自有清以来人数最多、流传甚广、影响深远的文学流派，是中国文学史上一座不朽的丰碑。
伴随着现代教育制度的改革，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世界文化处于不断交流与融合的进程之中，桐城派的文化传统不断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
本文主要着重于如何让桐城古文派顺应时代潮流，与时俱进，以及如何让高校教育成为桐城派传承与创新的主动脉两大方面。
目的在于继承优秀文化传统，推陈出新，让桐城古文派在新时代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和影响力。
标签：桐城派;传承与创新;高校教育一、桐城派：以教育维系文化传承[1]桐城派文化能够流传甚广、影响深远，“兴学”的理论在其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也成为桐城派文化传承的源头活水。
纵观桐城派的发展历程，方苞、姚鼐、刘大櫆三人系师徒，在学习和继承师父的理论基础上加以创新，最终形成桐城古文创作理论体系的雏形。
而其三人作为桐城派的开山始祖都热衷于教育事业，乐为人师，大力办学，重视书院教育。
“惜抱先生”姚鼐是其中最为典型的代表。
姚鼐一生痴迷于三尺讲堂，倾心培养后进，使得桐城派在清道光、咸丰年间迅速传播各地。
桐城派文人的足迹遍布全国，向东影响了江苏的阳湖学派;向西北影响了青海、新疆的文学发展，如吴汝纶在莲池书院讲学，而姚莹根据其见闻写作了《康輶纪行》;向南影响了湘乡派、岭西五大家的文风，极大地加深了桐城派在中国文学史和教育史上的影响力[2]。
为了配合书院教育，桐城派大家更是编选了一系列适合书院教育的教材，如方苞编选的《古文约选》，后来成为官方的古文教材。
姚鼐编纂的《古文辞类纂》，亦成为最能体现桐城派文论特点的经典范本。
桐城派学者理论结构体系的完整构建，构成了清朝一系列标准的教育体系，为桐城派文化的传承提供了大量的人才，对桐城派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伴随着历史的发展，桐城派在重视书院教育的同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教育风格。
桐城派的书院教育首先体现在以义法为传课授业的中心，并与时代内容相结合，将理学应用于“经世”，使桐城派文章具有鲜明的时代感召力，体现了桐城派文人兼济天下的博大胸怀。
桐城派的教育足迹
桐城派的教育足迹桐城派与教育似乎结了不解之缘,自创始人戴、方二公至清末殿军马其昶,除姚莹等极少数从政从军者外,绝大多数都或先或后从事过教育事业。
他们从事教育的动机，或厌倦官场，或为衣食所迫，或聊寄足迹。
尽管起因是多方面的，但他们对教育都怀有拳拳情愫。
现就他们桐城派与教育似乎结了不解之缘,自创始人戴、方二公至清末殿军马其昶,除姚莹等极少数从政从军者外,绝大多数都或先或后从事过教育事业。
他们从事教育的动机，或厌倦官场，或为衣食所迫，或聊寄足迹。
尽管起因是多方面的，但他们对教育都怀有拳拳情愫。
现就他们从事教育的足迹缕述如下。
戴名世，少时家贫，弱冠即授徒养亲,执教有十三年之久。
先后设馆于舒城及枞阳陈家洲两地。
他在《时文全集自序》中曾说：“读书稍有得，已二十矣，先君子束?之人，不足以给饔飧，余亦课授徒以养亲。
”其后客游京师，康熙四十四年(1705)中顺天乡试。
康熙四十八年（1709），先生年五十七，会试中式第一名，殿试一甲二名，授翰林院编修，纂修明史。
康熙五十二年（1713）二月死于《南山集》文字狱，时年六十一岁。
方苞，二十二岁时，岁试第一，补桐城县学弟子员，为学使高素侯所器重，招入使院。
因乡试不售，二十四岁秋，随高公游京师。
方氏家道清贫，无力挟资以游，只得觅塾馆以自赡。
先是馆于高公住所，二十六岁馆于涿州滕氏，二十九岁馆于京师汪氏。
三十岁南归，授经于宝应乔氏。
三十三岁举江南乡试第一，授徒遂告中辍。
三十九岁应礼部试，成进士第四名，因母病未应殿试弃归。
四十四岁，以《南山集》案牵连下刑部狱。
四十六岁春，康熙宽宥出狱，命以白衣入值南书房。
同年秋，移值蒙养斋，编校乐律历算诸书。
当时诚亲王主其事。
诚亲王敬仰先生学识人品，延为王子师。
六十三岁授詹事府左春坊左中允，翌年迁翰林院侍讲，旋授翰林院侍讲学士。
先生六十六岁，擢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先生以足疾辞不赴任。
同年六月教习庶吉士，直至七十二岁夏，庶吉士散馆，先生的教学生涯才划上一个句号。
论清代安徽书院与桐城派的传衍——以清代安徽三大书院为例
论清代安徽书院与桐城派的传衍——以清代安徽三大书院为例张晓婧【摘要】中国的学术统系与教育统系是紧密相联的,而这又集中体现在中国传统书院教育与学术传承之间的关系之中.书院肇始于私人讲学,本就与学术息息相关,在其自身发展过程中又促进了学术的繁荣和传播.书院与学术关系密切,通过对清代安徽三大书院与桐城文派传衍关系的研究,探讨书院与学术之间的强烈互动关系,这种互动规律对当代教育与学术的发展亦有启示.【期刊名称】《淮南师范学院学报》【年(卷),期】2017(019)001【总页数】4页(P76-79)【关键词】清代;安徽书院;桐城文派;传播与互动【作者】张晓婧【作者单位】安徽财经大学历史文化研究所,安徽蚌埠 233030【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K23清代学术史和文学史上，桐城派都是非常具有影响力的流派。
桐城派之所以取得诸多骄人成就，重要因素之一就是靠书院讲学来传播和繁衍。
有学者就指出：“桐城派正是主要借助于书院教学这种教育方式使桐城派迅速突破区域的限制，成为一个有广泛影响的学派。
”①曾光光：《桐城派的传承与传统教育》，《清史研究》2005年第3期。
正是通过书院讲学和师生相承，桐城文派不再局限于核心区域安徽（尤其是桐城）和江苏，其影响传播至河北、湖南、福建和广西等地，成为一个盛极一时的全国性文派。
桐城文派与安徽书院之间无疑是有着强烈的互动关系，两者可谓相互依存、共同发展。
桐城派鼻祖及其代表性人物，例如刘大櫆、姚鼐、方东树、梅曾亮、管同、马其昶等人都曾在安徽各大书院掌教或主讲。
桐城故土中的桐乡书院更是凝聚了方东树和戴钧衡等人的心血，成为晚清全国书院建设中的典范。
清政府还曾谕令全国书院效法桐乡书院，并将戴钧衡的《桐乡书院四议》载入《皇朝政典类纂》之中。
现据刘声木《桐城文派撰述渊源考》以及清人文集和清人传纪等资料，爬梳出清代桐城派学者在安徽书院执教和讲学的情况，并列出简表，如下：从表1中可见，桐城派大师和学者们的足迹遍布清代安徽各大书院，其中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为徽州府属紫阳书院、桐城桐乡书院以及安庆府敬敷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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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城派：清代书院教育的典范
书院是我国古代独特的文化、教育组织。
清初为了防止汉族士人利用书院进行反清活动，限制书院发展。
康熙亲政后，为了加强思想统治，以书院作为宣传程朱理学、讲授科举时文的平台，书院迎来了发展契机。
各地书院兴盛，让桐城派作家有了安身立命的最佳场所，也为桐城派发展、壮大提供了重要保障，桐城派逐渐成为清代书院教育的引领者。
桐城派作家浓厚的书院讲学情怀
与历史上其他文学流派不同，桐城派作家迫于时势，与官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他们的主要活动和人生志趣，与教育尤其是书院教育割舍不开。
桐城派先驱者戴名世年轻时就靠授徒谋生。
桐城派创始人方苞，因家境贫寒，设馆自赡；步入仕途后，曾被诚亲王聘为王子师，并在翰林院任教。
方苞在京城数十年，主要精力都用于教书创作和研究经史。
方苞未曾执教书院，但以刘大櫆、叶酉、沈廷芳等为代表的众多弟子，都曾执教书院。
刘大櫆科考屡屡受挫，或居乡或游幕，均以教书为业。
他先后任山西百泉书院、安徽敬敷和问政书院山长，担任黟县教谕；晚年归里，仍讲学不辍。
其挚友姚范、方泽，弟子姚鼐、王灼等都主讲书院，传其衣钵。
姚鼐号称桐城派集大成者，在古文理论与创作实践上为桐城派的创立打下了坚实基础，还通过主讲书院为桐城派培养了一支享誉文坛的精英队伍。
乾隆三十九年（1774），姚鼐
从四库馆辞官后，即赴书院讲学。
姚莹在“从祖惜抱先生行状”中说：“（姚鼐）既还江南，辽东朱子颍为两淮运使，延先生主讲梅花书院，久之，书绂庭尚书总督两江，延主钟山书院。
自是，扬州则梅花，徽州则紫阳，安庆则敬敷，主讲席者四十年。
所至，士以受业先生为幸，或越千里从学。
四方贤隽，自达官以至学人，过先生所在必求见焉。
”可见姚鼐讲学影响广泛，弟子众多。
如梅曾亮、管同、方东树、刘开等“姚门四杰”，以及姚莹、陈用光、姚椿等都是文学英才，他们也主讲各地书院，学子遍及大江南北，桐城派的影响剧增。
道光以后，姚鼐再传弟子中，又有方宗诚等数十人从事书院讲学，促进了书院和文派发展.
咸丰、同治时期，曾国藩广纳时贤英才，张裕钊、吴汝纶、薛福成、黎庶昌等“四大弟子”享誉文坛，其中张裕钊、吴汝纶情系书院，致力于培养新式人才。
桐城派在河北的扩展，与张、吴二人主讲莲池书院息息相关。
在他们的影响下，贺涛、马其昶等一批弟子对书院讲学一往情深，活跃于各大书院。
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张裕钊、吴汝纶在莲池书院时，首开招收外国留学生的先例，一批爱慕中华文化的日本学子如宫岛咏士、中岛裁之等，远涉重洋，负笈渡海求学，学成归国后宣传中国文化艺术，桐城派的声名再传海外，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留下一段佳话。
从刘大櫆算起，桐城派作家有近百人从事书院讲学，每
个时期的代表人物都与书院讲学有着或深或浅的渊源，展现出继承传统、勇于创新的讲学情怀，造就了文学、教育发展史上的奇观。
从刘大櫆算起，桐城派作家有近百人从事书院讲学，每个时期的代表人物都与书院讲学有着或深或浅的渊源，展现出继承传统、勇于创新的讲学情怀，造就了文学、教育发展史上的奇观
桐城派作家重视书院教育的主要实践
桐城派作家或为官，或从教，或游幕，都心系书院与教育。
他们有的为官一地，大力兴建、修复书院，发展教育；有的主讲书院，坚持因材施教，与时俱进，体现出变革创新的时代精神；有的游历幕府，对幕主广施影响，献计书院教育和人才培养。
综观桐城派作家从事书院教育的实践和成效，可以看出他们重视书院建设、精心培养人才、关注国计民生的远见卓识；他们关于书院教育的一些举措，具有引领与示范作用。
一是兴建、修复书院。
桐城派作家每到一地任职，倾心书院建设。
如姚莹在福建、台湾、四川等地为官，兴建九和、海东、玉环书院，促进当地教育发展和人才培养。
桐城派中兴之臣曾国藩，在军务之余，兴建、修复湖南、安徽、江苏等地书院，亲自督查、出题、阅卷。
曾国藩“立书院以养寒士”，使因战乱而人文凋敝的苏、浙、皖地区恢复生机，铸就
此后百余年间英才辈出的辉煌。
在曾国藩的感召下，其好友、幕僚及湘军首领积极修复各地书院。
如吴汝纶在深州、冀州任职，兴建、整顿书院，亲自讲课，“聚一州三县高材生亲课之，民忘其吏，推为大师”；他在河北为官近二十年，“其文教斐然冠畿辅”。
方宗诚补枣强县令，创立正谊讲舍和敬义书院，充分展示桐城派办学理念和构想，造福枣强百姓。
二是改革并完善相关书院的管理制度。
桐城派作家就如何办好书院，从制度建设、招生规模、教学方法、经费筹措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改进、完善措施。
如姚鼐在生徒学习目的和培养人才目标上，注重锤炼生徒的德行操守，强调“明理”和“学佐当世之用”，这些有助于扭转清代书院过于突出科考功能，平衡古文与时文教学之间的矛盾；在教学上，要求弟子关注社会和民生，主张“文以载道”；在教师遴选上，重点考察德行与道艺，德行上要“敦行谊”，道艺上要“工为文”，彰显老师的表率作用；在管理上，健全制度，完善奖惩措施。
姚门弟子也积极作为，把桐城派发展带入黄金期，把姚鼐管理书院的经验传播各地，形成了以梅曾亮为代表的北方传播中心，以陈用光、姚莹、邓廷桢等为代表的东南传播中心，以吕璜等为代表的岭西传播中心，桐城派的影响“南极湘桂，北被燕赵”。
曾国藩、吴汝纶等积极参与书院办学，宏观上大力指导，政策上给予倾斜，实践中注重督查，办出特色和成效，促进了清代书院发展。
三是重视书院山长的选聘。
山长是书院的核心和灵魂，选好山长，对书院的发展十分重要。
桐城派作家对选聘山长有独到见解。
姚莹说：“山长者，必道德、文章、艺业可为师法，士望归之。
”选择一位好山长，让“士心悦服”，就能实现书院教学目标。
他要求山长选聘后，“天子不得而可否之，大吏不得而进退之”，强调自主办学和山长权利。
戴钧衡看出山长由官府或大吏推荐之弊端，在《桐乡书院四议》中规定山长由董事及诸生共议，颇有民主色彩。
曾国藩选聘安徽、江苏等地书院山长时煞费苦心，发现理想人选，亲自礼送赴任，其诚可鉴。
桐城派作家主讲书院的特点
全面考察桐城派书院教育，具有以下特点。
讲授经学与时文写作并重，注重传授古文理论。
古文创作是桐城派作家立世之本，讲授古文是他们立足书院的独门绝技。
不同时期的作家都在关注社会现实中发展文论思想。
姚鼐提出“义理、考据、辞章”说，强调“用科举之体制，达经学之本源”，将科举之文与治学求本、修身务本相联系，实现“学佐当世”。
方东树以“明学术、正世教”为己任，强调作文“言必有宗，义必有本，不欲为无关系之文”；同时又“不尽拘守文家法律”，体现他在变革创新中延续文脉的自觉精神。
姚莹提出读书四端：义理、经济、文章、多闻，将理学与经世致用相结合，在文学创作中体现济世救民的情怀，
代表了近代文学发展方向，也把桐城派文学理论引向更加健康、更具活力的发展道路。
曾国藩提出“义理、考据、辞章、经济”和吴汝纶提出“兼通新旧、融合中西”等主张，无不体现他们关心国是、引领时代潮流的创新精神。
注重教学、学术研究与古文创作的结合，营造教学相长、平等交流的氛围。
注重学术探讨、鼓励学生争辩是中国书院的优良传统，桐城派对此予以继承和发扬。
姚鼐掌教书院，培养学生问题意识，师生平等交流，互相畅所欲言，自由论辩。
管同和梅曾亮曾就是否研习骈文展开激烈辩论，管同说服梅氏学习古文，但梅氏作文仍然散骈互见，管同不满：“子之文病杂，一篇之中数体互见。
武其冠，儒其衣，非全人也。
”此后，梅曾亮采纳其建议，潜心古文创作，成就“一代文宗”
注重古文教材编选。
桐城派文论宗法先秦、唐宋，勇于吸取前人文论精髓，并在实践中创新，编纂独具特色、指导性强的古文选本来指导生徒学习与创作。
方苞编选《古文约选》，颁布各学宫，成为官方的古文教材；姚鼐编《古文辞类篹》，成为最能体现桐城派文论的经典范本。
此后，梅曾亮、曾国藩、方宗诚、吴汝纶、吴闿生等都编纂古文读本，总结执教、创作经验，给学习古文提供借鉴与参考。
（作者：江小角，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桐城派与清代书院研究”负责人、安徽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