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病毒疫情背景下农村公共危机协同治理研究

新冠病毒疫情背景下农村公共危机协同治理研究摘要：2020年农历新春之际，一场名为新型冠状病毒的瘟疫席卷华夏。

受病毒影响的各个地区都在紧急处理着这场危机带来的影响和损失，农村地区也不例外。

作为全国新冠病毒疫情联防联控机制重要一环，农村地区此次公共危机的治理，与过往相比，更表现出不同的治理理念、治理技术和治理方法。

农村的和谐与稳定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重要基础。

在公共危机频出的当下，对农村针对危机事件采取的防范、控制和应急处理措施进行总结并加以完善，无疑是具有现实意义的。

关键词：新冠病毒疫情；公共危机；应对措施；协同治理近年来，公共危机事件频发，从2014年末的上海外滩踩踏事件、“东方之星”轮翻沉事件、2015年天津滨海新区大爆炸再到2020年新冠病毒疫情爆发。

正如德国著名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曾指出：“我们生活在文明的火山上，风险社会中不明与无法预料的后果成为历史和社会的主宰力量”。

张成福认为，危机是这样一种紧急事件或状态，它的出现和爆发严重影响社会的正常运作，对生命、财产、环境等造成威胁、损害，超出了政府和社会常态的管理能力，要求政府和社会采取特殊的措施加以应对。

[1]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简称新冠肺炎，英文简称NCP。

WHO将本次的新型冠状病毒命名为2019-nCoV。

新冠病毒潜伏期很长，当社会公众正视这场疫情并正式采取措施时，疫情已经对社会公众产生较大影响。

新冠病毒疫情爆发以来，对中国社会造成重大经济损失，威胁公民生命健康安全，损害政府公信力，中国政府和社会采取一系列措施应对疫情带来的负面影响，弥补造成的损失。

新冠病毒疫情兼具公共危机的突发性、公共性、复杂性，是一场突发性的公共卫生危机事件。

然而，当务之急是最大化削减危机造成的损失和影响。

疫情面前，中国及时开启公共危机一级响应模式，建立疫情联防联控，农村地区也在当地政府和村干部领导下，采取一系列措施，有效应对危机的治理。

一、农村公共危机协同治理概念的界定安雅丽、陆红认为，农村公共危机是是一系列严重危害农村社会安全、政治稳定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政治经济现象，农村社会在长期经济发展过程中，农村各种社会矛盾与社会问题积聚和激化后的社会形态表现。

[2]陈朋、王宏伟认为，农村公共危机，就是对农村公共生产、生活所具有的巨大现实或潜在危险（危害或风险），扰乱其正常生活秩序的具有很大不确定性的事件。

它主要是指自然灾害事件、农民群体性冲突事件，以及地处农村的企业因生产失误所造成的意外安全事故。

[3]伍国勇认为：农村公共危机是在乡村自然、经济、政治与社会矛盾运动中，因对立矛盾的积累与激化导致的冲突性事件。

[4]王娟认为，农村公共危机是发生在农村地区的公共危机，是一种地域性或区域性的公共危机。

[5]唐均认为，公共危机是指，突然发生的，可能造成或已造成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环境破坏、群体恐慌、社会负面影响等社会危害中的一种或多种，危机公关安全乃至国家安全，亟待采取应急处置措施予以防范或应对的紧急事件。

[6]基于此，笔者认为，农村公共危机是公共危机的一个分支，是指发生在农村区域内的一系列造成农村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破坏农村环境，扰乱农村社会秩序，产生负面影响等一系列社会危害，亟需采取处置措施以应对防范的紧急事件。

协同学理论源于现代物理学和非平衡统计物理学，由西德的理论物理学家赫尔曼·哈肯于1971年创立，是一门研究完全不同的学科中存在的共同本质特征的横断科学，是一门研究普遍规律支配下的有序的、自组织的集体行为的科学。

有序的集体行为的发生和自组织行为的发生两个原理，使得协同学不仅在自然科学领域，而且在社会科学领域也得以广泛应用。

李汉卿将协同治理理论概括出四个特点。

即：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各子系统的协同性、自组织组织间的协同、共同规则的制定。

[7]他认为，协同治理就是寻求有效治理结构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虽然也强调各个组织的竞争，但更多的是强调各个组织行为体之间的协作，以实现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效果。

张学本、张双双对于农村公共危机协同治理给出的定义是将农村公共危机协同治理界定为：政府、农村自治组织、村民等治理主体通过合作模式在危机预防与预警、信息沟通、应急处置、事后修复、总结评估等环节采取集体行动，以应对发生在农村开放系统当中危机的治理活动。

[8]二、农村公共危机应对存在的问题1、预警机制不健全危机预警是指，公共危机管理主体和决策部门，根据风险评估结果或微机监测信息，发布有关危机爆发的警报，以提醒相关主体开展提前或实时的应急响应、危机处置、安全防护、救援逃生等应对措施来规避风险、减少损失。

[6]健全的危机预警机制是连接危机决策和应急响应的纽带，在公共危机管理的事发前后阶段起着过渡作用。

农村地区由于危机意识不足，导致危机预警机制建设意识缺失。

再者，由于资源缺乏和物资不足，农村地区的危机预警机制大都不健全，亦或者是根本没有预警机制。

农村地区的预警机制缺失、不健全，自然导致上下级危机应对机制的错位以及农村生命财产损失的扩大化。

2、治理主体单一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是协同治理理论的前提。

在农村公共危机的治理过程中，大多是在政府危机决策下，由村干部领导村民应对危机，降低危机造成的损失和负面影响。

一方面，单纯地依靠政府物资支援和村内应急物资储备，在长期危机应对过程中，物资面临供应不足。

另一方面，农村公共危机缺乏专业人才资源，农村安全应急技术十分落后。

鉴于此，积极扩大农村公共危机治理主体，增强危机治理能力势在必行。

在危机治理过程中，政府并不是唯一的治理主体，积极与非正式组织、企业甚至是公共危机管理专业人才合作，提高危机治理的技术能力，储备危机应急物资。

3、协同意识薄弱在应对公共危机时，往往存在着以政府为“本位”，习惯性将所有的危机处理职责推到政府身上。

农村公共危机治理并非只有政府一个主体，但是农村参与危机治理的各主体并没有参与危机治理的协同意识。

政府与政府间往往也存在着内部不协调的问题，尤其在跨区域的危机治理中，地方政府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危机处理障碍。

政府内部各部门之间，危机处理各个子系统存在着职能覆盖或信息不对称问题。

除了政府，农村的各个非政府组织、企业及农村居民在危机处理中，也存在着观望的态度。

在此次新冠病毒疫情危机处理中，受到政府和村委鼓励与引导，大多数民间组织及村民参与到危机处理中来，但这是一个“被动参与”的过程，缺乏“主动参与”意识，更何谈协同参与意识。

三、农村公共卫生危机协同治理路径分析（一）建设协同预警机制内部预警以保障人民生命健康与财产损失，实现情报价值最大化。

外部预警是便于外埠群众理解和配合，做好危机防范和规避。

在跨区域的公关危机治理中，农村地区的危机治理也将是跨层级、跨区域甚至是跨部门的应急联动响应。

1、设置专门的农村公关危机治理机构专门的危机治理机构在危机来临之前可发挥的预警作用不可小觑。

农村公共危机治理正需要一个专门的危机治理机构来确保及时预警和应急响应。

正如美国设立公关危机处理的“国家安全局”和日本的“防灾会议”。

当前农村公关危机治理多是临时组织的危机治理小组或机构。

这种临时性组织，一是缺乏专业性和危机治理能力，二是不能及时有效预警，浪费资源。

只有设立了专业的危机治理机构，才能保障危机响应的快速响应、专业处置好人分级响应原则。

农村公共危机治理作为社会整体公关危机治理的重要环节，专业的预警机构和科学的预警系统将是危机应急的重要防线。

（二）协同多元主体1、强化多元主体参与意识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是协同治理的前提。

但传统的观念里，危机治理和应对是由政府全权主导的，随着危机影响面不断扩大，人们逐渐认识到危机治理需要更多的力量共同参与。

基层政和村委危机处理能力不足，力量有限，农村居民、非政府组织和企业的参与是公共危机治理的重要力量。

但在农村公共危机治理过程中，民间组织、农村居民、企业等多存在观望态度，“政府本位”的观念深入人心。

为了增强多元主体的协同参与意识，基层镇政府影响积极发挥主导作用，加强公共危机参与意识宣传，采取针对各方主体的危机培训教育措施，强化农村居民、非政府组织及企业在农村公共危机发生时的主动参与意识和职责意识。

只有建立以基层政府为主导，多方主体主动参与的危机处理机制才能实现农村公共危机的有效治理。

2、明确危机治理主体的权责农村公关危机需要多元主体的参与，但多元主体要有序参与治理，避免因权责不清、职能部分、角色不明造成主体参与治理的外部效应。

在多元主体参与过程中，政府要运用法律法规政策明确各方主体职责。

2007年11月1日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是我国目前公共危机管理领域位阶最高的法律，在这部法律里，主要规定了各级政府在应对危机时的职责权限，但并没有法律法规对于基层各公共危机参与治理主体的职责做出划分。

在此方面，政府要加强立法，推动多元主体积极主动的参与。

基层政府也可以运用好行政命令手段，明确划分主体职责。

（三）加强多元治理主体信任与合作1、构建“命运共同体意识”在协同治理过程中，信任与合作是良好治理的基础。

农村公共危机要实现多元治理就要加强各主体间的信任与合作。

缺乏信任与合作，各治理主体只能陷入“囚徒困境”，失去友好交往的基础。

在农村公共危机多元主体治理中，信任与合作就是“使一切事物有条不紊地组织起来的无形之手”。

如果说秩序是建立在制度的基础上的，那么制度也必定是浸润着信任与合作的。

在农村公共危机治理中，加强各方信任与合作、构建“命运共同体意识”是推动危机治理有效实现的途径。

农村公共危机治理“命运共同体意识”的构建，不仅有助于实现危机的有效治理，还能够拉近政府与群众的距离，重构政府与群众的信任，削弱政府危机治理措施落实的阻力。

2、推动信息互通、资源共享，拓宽信息交流渠道信任并非凭空产生，合作建立于务实的基础之上。

要促进多元治理主体务实合作、相互信任，不仅要构建“共同体意识”，更要落实信任合作机制。

在危机应急处置过程中，要实现信息互通与资源共享，保证参与危机治理的各主体都能切实掌握危机现实状况。

这是在奠定务实合作之基。

另一方面，信息互通、资源共享是保证应急物资、救援队伍、救援装备、避难场所及专业人才资源的有效供给。

在信息互通的前提下，才能保证合作方应急资源的及时支援，保证科学性、专业性。

如果说，信息互通、资源共享是实现危机的科学治理。

那么，拓宽信息交流渠道就是实现危机的民主治理。

在危机决策过程中，只依靠政府的力量显然是不够的，集思广益才有可能做出万全之策。

所以，加强信息交流也是实现基层政府与多元主体信任合作的关键步骤。

全面利用互联网信息资源、构建信息交流平台、听取相关治理意见，才能实现危机信息交流互享，实现多元主体信任合作。

“郡县安，则天下治”。

占中国人口41.48%的农村，其公共危机的治理关系到国家的公共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