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清末民初中国外交体制近代化的认识
历史作文近代中国的外交政策与国际地位
历史作文近代中国的外交政策与国际地位近代中国的外交政策与国际地位近代中国的外交政策与国际地位扮演着中国历史进程中重要的角色。
从晚清时期开始，到建国初期，中国外交政策经历了多次转变，从封闭保守到开放合作，在国际舞台上逐渐确立了中国的国际地位。
本文将以时间为线索，梳理近代中国的外交政策，并探讨其对中国国际地位的影响。
第一阶段：晚清时期的封闭与保守晚清时期，中国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受到列强的控制和压迫。
在这个时期，外交政策主要以维护国家的独立和领土完整为主要目标，更多地采取封闭和保守的策略。
由于内忧外患的影响，清政府对外交政策的制定较为被动，缺乏主动性。
然而，这种封闭保守的外交政策并未为中国带来真正的安全和独立。
在不平等条约的压迫下，中国丧失了大量领土和主权，国土沦为列强的势力范围。
同时，晚清时期的外交政策也没有为中国争取到国际社会的支持和友好关系，使得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十分脆弱。
第二阶段：辛亥革命后的追求平等与独立辛亥革命后，中国进入了初步的现代化进程。
中国的外交政策开始转变，国内出现了积极倡导平等和独立的声音。
中国追求平等和独立成为了外交政策的核心目标。
中国通过参与国际会议、外交辞令的有力抗议以及与外国签订平等条约等方式，谋求改变不平等条约体系，争取国际社会的尊重和支持。
这一阶段的外交政策虽然在一些方面有所获得，如中国成为《凡尔赛和约》的签约国之一，成功恢复了对青岛的主权。
但在整体上来说，由于国内的政治不稳定和社会动荡，中国的外交成果十分有限。
国际舞台上，中国的地位仍然较低，被列强进一步蚕食。
第三阶段：新中国成立与积极的外交政策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外交政策发生了深刻变化。
中国秉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倡导国际社会的独立自主和平等互利的原则，大力支持殖民地和发展中国家争取独立和自由的斗争。
中国主动参与国际事务，积极推动和平解决国际冲突，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外交倡议和方案，如“一带一路”倡议等。
这一阶段的外交政策使得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得到了显著提升。
清末民初外交机构的演变_析中国外交近代化历程
清末民初外交机构的演变———析中国外交近代化历程曹倩琴(景德镇高等专科学校,江西景德镇333000)摘 要:中国外交机构近代化始于晚清,完成于民初,外交机构也历经了总理衙门、外务部、外交部。
总理衙门和外务部在外交机构近代化进程中起到了推动作用,但在封建统治大框架内进行的外交机构变革充满了矛盾和对抗,直至清王朝统治结束,中国外交机构近代化的使命始终没能完成。
辛亥革命胜利后,中国建立共和制,在国体发生根本性变化的前提下,北京政府对外交机构进行彻底改造,最终完成了中国外交机构近代化的历史使命。
关键词:清末民初; 外交机构; 近代化中图分类号:D8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297(2011)02-0097-03 1861年,清政府设立中国第一个具有近代意义的外交机构———总理衙门,中国旧有的封建外交制度(朝贡制)逐步瓦解,中国外交被迫走上近代化道路。
作为国家上层建筑一部分的外交机构,其变化是与整个国家政体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此以中国封建君主政体为前提的外交机构近代化道路必然充满矛盾和对抗,直至封建王朝统治结束,中国外交机构近代化的使命始终没能完成。
一、从总理衙门到外务部———清末外交机构转变清朝早期,中国建立起东亚朝贡体系的外交体制,朝贡国包括朝鲜、安南和琉球、暹罗、缅甸、南掌、廓尔喀、浩罕、坎巨。
鸦片战争前,西洋(荷兰)、吕宋(西班牙)、澳门夷(葡萄牙)也属于朝贡国系列中的国家,“每次使者,皆卑身屈己,侪于藩臣贡使之列,行三跪九叩之礼”①。
但在鸦片战争后,葡萄牙、荷兰和西班牙很快便退出了朝贡国之列。
甚至在19世纪上半叶,这种朝贡体系内的朝贡国行为还有加强的趋势。
19世纪上半期西方殖民主义的势力已经从东亚大陆的边缘逐渐接近了核心,东亚朝贡体系范围包括的各国受到西方殖民势力的严重威胁。
朝贡体系内的各国加强朝贡行为,更多的是寻求宗主国清王朝的保护,使其免受西方国家的入侵。
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朝贡体制并未彻底退出中国历史舞台。
我国近代外交发展历程感悟
我国近代外交发展历程感悟我国近代外交发展历程感悟自清朝崩溃以来，我国的外交发展历程一直是令人振奋的。
从蒋介石把外交游说起说，中国又经历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学习时代，使其外交能力得以发挥，最终使我国外交声誉得到了献出，取得了诸多荣耀。
从蒋介石时代开始，中国積極参与国际联系，不断地与其他国家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加强与其他国家的友谊往来。
在此期间，中国积极参加国际组织和会议，并参与各国的军事和政治国际行动，为促进全球和平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在毛泽东时代，中国外交发展得到了突破性进展，中国积极开展“两极政策”，密切联系东西方国家，大大拓宽了中国的外交前景。
此外，毛泽东领导的中国政府还大力推进了“上海会谈”，建立了“三联盟”，实现了“双边关系”，扩大了中国的对外贸易，推动了中国的经济发展。
在20世纪70年代，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进一步拓宽了中国的外交幅度，使中国与世界关系进一步深入，推动了中国的国际地位的提升。
中国领导人在本世纪初进行了四次“远征”，大大提高了世界对中国新的政策和发展成果的关注，使国际社会对中国产生了新的认识，进一步促进了中国的对外交往。
随着中国政治和经济的发展，中国外交在进一步发展。
近年来，中国在发展中稳步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减少贸易壁垒，再度推动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改善，中国的强大影响力得到世界的认可，中国的国际参与也得到了广泛肯定。
从近代以来，中国的外交发展历程经历了一个令人振奋的发展过程，令世界为之振奋。
今天，中国的外交在以友好对待他国的基础上，积极发展，拓宽领域，深入世界，现在，中国作为世界国家，已经取得了发达国家的地位。
我深信，随着中国国家的发展，中国的外交将展现出更加宏伟的风貌。
从晚清外交机构的演变看中国外交近代化
事务 ， 不再负责对俄交涉 ， 其在清政府机构 中的地位也 的设立又有重要意义。首先 ， 总理衙 门的设立 ， 标志着
随之 下 降 。 总理衙 门设 立前 ， 清 朝主 要 的外 交 事务 由礼 清王 朝 的对外 态度 发生 了重大 变化 ； 其次 ， 总 理衙 门的 部负 责 ， 包 括 东渐 而来 的西 方殖 民国家 事务 ， 以及从 东 设立 ， 改变了中国过去只有理藩而无外交 的局面 ， 使中
总理衙门设立之初 ，西方 国家驻华使节普遍表示 时予 以册 封 ， “ 藩 属 国” 则 定期 派员 朝见 中 国皇帝 ， 奉 表 欢迎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外国各种侵略势力 的逐 称臣， 进贡方物。 这种传统的宗藩外交体制最大的特点 渐深人 ， 他们对总理衙门越来越不满意。２ ０ 世纪初 ， 清 是在对外关系中首要维护天朝体制，其次是要坚持以
局； 最后 ， 总理衙门还结合当时世界各国的通例和 自己 外邦各族只有 自视为藩邦属 国才有资格同中国交往 。 的国情 ， 确定了中国的国旗 、 国歌 ， 使 中国不再 以王朝 中国作为上国， 有责任保证“ 藩属国” 的安全和稳定 ， 但
而是 以 国家 的面 目出现 在 国际舞 台 。 对“ 藩 属 国” 的 内部 事 务一 般不 干 预 ， 只是 在 新 君 即位
系是建立在朝贡体系的基础之上 ，一直以天朝上 国自 腐 败无 能 ，经济 上 财政拮 据 ，军备 废 弛 的律看 作藩 属 国 ， 缺乏 平等 露 。 在西 方殖 民势力 的强 攻之 下 ， 清 朝统 治者不 得不 派
的外交 、 通商关系。新航路开辟以后 ， 西方 国家曾多次 遣钦差大臣与之议和 ， 传统的只有理藩而无外交的体 来到中国， 想与中国建立对等 的外交关系 ， 但这种情况 制被打破。资本主义 国家对清政府 由地方官员办理对 交往 ， 而 没有 中央 级 的外交 机构 的状 况极 为不 直到鸦片战争前也没有任何的改变。清代 以前的中国 外交 涉 、
中国近代的外交政策与国际地位
中国近代的外交政策与国际地位中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古国，它自古以来便以其独特的文化和思维方式著名。
然而，在近代中国还是受到列强的压迫和欺辱。
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不得不逐步改变外交政策，以保卫国家的利益和尊严。
本文将探讨中国近代的外交政策与国际地位的变化以及其对中国自身和世界的影响。
一、不太成功的闭门主义清朝末期，中国历经了战乱和内部分裂，国家处于一个相对较为虚弱的阶段。
在这个时期，中国的外交政策一般被归为“闭门主义”，即与外界断绝经济、政治、文化交往。
这种政策的实施导致了中国逐渐落后于外面的当代世界。
中国控制着大量资源，但由于与世界的隔绝，无法与外界交换知识和技术，一直停滞在过去的发展模式上，使中国逐渐失去了自我发展的能力和社会创造性，这是闭门主义的致命弱点。
二、光绪变法后的开放政策随着清政府在光绪年间推出了“变法”和“开发勘界”政策，在中国社会中逐渐产生了一些新的思想。
这些新思想不仅在中国本土引起了变化，也深深地影响了中国与外界的交流。
光绪变法后，中国逐步放弃了闭门主义，开始走向更加开放的政策。
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中国必须首先改变对外开放的态度。
19世纪末，西方列强通过强制瓜分中国，并迫使中国开放国门，使中国深受其害。
这种被动的开放，使得中国在技术和文化上逐渐落后。
因此，中国在开放中要保持自主性和独立性，发扬与含蓄。
提交了一个改进自身的方式，改变被动开放的前途，避免走向新的危险境地。
三、辛亥革命后的外交政策辛亥革命标志着中国的闭门主义时期宣告结束。
自那时起，中国开始寻求与更宽广的世界建立新的联系，尝试被西方经济强国吸收的方法。
辛亥革命后，士大夫的江湖思想渐渐被逐出，替换为民主化和现代化思想的风范。
新思想的涌现和力量的凝聚在底层社会，开始改变了中国政治和经济的现行体制。
这个时期，中国首次采用了“开放外交”政策，试图与更多的国家和地区建立起通商关系。
1912年，中国政府开始建立外交部，作为向外界传递信息的窗口。
近代以来中国外交发展的认识
近代以来中国外交发展的认识
1. 近代以来中国外交的开端
19世纪后期，中国面临国内外各种挑战，如不平等条约、列强的侵略和贸易剥削等。
这时，清朝政府开始重视外交，并派遣大量使节出使各外国。
2. 新文化运动与外交革新
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推动了中国出现了大规模的外交改革。
1911年辛亥革命后，民主革命时期国共两党也都高度重视对外交往，尤其是在对日本的反侵略斗争中。
3. 中华民族解放战争与外交斗争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开始走向社会主义道路，加入社会主义阵营。
在反美援台的斗争中，中国开展了大规模的反美斗争，以及参与了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等。
4. 中美关系和改革开放
1972年中美建交以来，中美关系逐步恢复。
改革开放后，中国积极开
展经济外交，加强与世界各国的经贸往来，并获得了较大的发展。
5. 新时代下中国外交发展
当前，中华民族正处于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外交也会逐步发展壮大。
中国将坚持走和平发展之路，不断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和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近代中国外交政策及其演变
近代中国外交政策及其演变中国的外交政策在近现代的发展中，经历了许多变化和挑战。
这些变化反映了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角色和地位的不同。
本文将探讨近代中国外交政策的演变及其影响因素。
一、戊戌变法前的外交政策在戊戌变法前，清朝的外交政策主要集中在维护其传统领土和利益。
清朝与邻国的关系主要是依赖于人口和资源的交换。
清朝的政权内部经常发生权力闹剧，这种政治不稳定也影响到了其外交政策。
1842年，清朝签署了《南京条约》。
此时的中国一蹶不振，几乎完全失去了对外的主动权。
平津条约、辛丑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协议的签订，进一步削弱了清朝的国际地位。
二、中华民国成立后的外交政策中华民国成立后，中国的外交政策经历了较大的转变。
梁启超提出的新思想和政治家的进步思想逐渐影响到了中国的外交政策。
中华民国政府试图在国际上重建其声誉和地位。
1927年，国共分裂后，国共两党内外斗争不断。
蒋介石成为了中国的最高领导人。
此时，蒋政府采取了一条“准备战争，争取和平”的外交政策。
此政策同时提出了南京国民政府的充分主权。
1941年12月7日，日本对美国珍珠港发动袭击。
在美国承认中国为联合国创始会员国之后，中国政府的主要目标是维护其主权和领土完整。
1945年，中国在波茨坦会议上，与美国和苏联共同签署了《波茨坦公告》，该备忘录旨在将中国与苏联和美国保持联合。
此举提高了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和声誉。
三、中美关系的演变1971年，尼克松总统访问中国，正式拉开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序幕。
此后，中国的外交政策逐渐朝着更加开放和主动的方向。
尤其是在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外交政策更加积极，并通过加入世贸组织和向世界贸易创造贡献等方式，成为全球化时代的一员。
然而，中美关系并非一帆风顺。
由于历史、意识形态和利益等方面的差异，中美两国之间互相不信任的情况时常出现。
近年来，中美关系陷入了复杂多变的困境。
由于美国重返亚太政策的呼声加强，美国无视中国的主权和南海领土争端等事件，中美之间的博弈态势愈发明显。
中国近代外交制度史
中国近代外交制度史中国近代外交制度史可以追溯到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的时期。
在这个时期，中国面临外国列强的侵略，并且出现了对外关系的混乱和外交制度的破产。
因此，中国政府不得不重新制定外交制度，以应对外部压力和保护国家利益。
在清朝末年，中国的外交政策主要由皇帝和朝廷决定。
然而，由于内忧外患，清朝政府越来越无力应对外交问题，外交制度的效率和灵活性受到严重影响。
于是，清朝政府开始尝试引进西方外交制度的元素，以和增强外交能力。
1861年，清政府成立了东交民巷事务衙门，负责对外事务。
这一机构的成立被视为中国近代外交制度的起点。
东交民巷事务衙门的成立标志着清朝政府开始借鉴西方的外交制度，建立起相对独立的外交机构，提高了外交的效率和专业性。
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的外交制度逐渐完善和发展。
1901年，清政府在北京成立了外务部，标志着中国外交制度进一步加强。
外务部负责处理外交事务，包括派遣外交使节、签订条约和处理国际纠纷等。
此后，中国的外交制度逐渐与西方的外交制度接轨，并且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然而，在中国近代外交制度的演变过程中，由于国家面临的外部压力和内部问题的影响，中国的外交制度经历了多次调整和。
1898年，清政府实施了戊戌变法，试图通过引进西方的政治和法律制度来中国。
这一也涉及外交制度的，推翻了东交民巷事务衙门的统治地位，设立了大清国务部和宪政制度等。
然而，由于各种原因，这次最终以失败告终，外交制度也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变。
1912年，清朝被推翻，中华民国成立。
新生的中华民国试图建立自己的外交制度，以应对新的国际环境。
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了外务部，负责处理外交事务。
这标志着中国建立了新一轮的外交制度，并且开始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积极和独立的作用。
在中国近代外交制度史中，中国还通过加入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积极参与国际事务，为国家利益争取更多的发言权和影响力。
同时，中国还通过与外国建立外交关系和签订条约等方式，保护国家利益并促进国际合作与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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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清末民初中国外交体制近代化的认识
鸦片战争后，随着列强入侵，中国开始在制度层面与国际接轨，而以外交领域为最。
从清朝末年的总理衙门、外务部，再到民国初年的外交部，近代中国的外交制度经历了一系列重大变革。
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外交体制日益现代化，逐渐合乎国际惯例，并且催生出一大批职业化的外交人才，使原本虚弱的中国能够取得一些难能可贵的外交成果。
二、清末的外交体制变化
1840年以前的中国，沿袭传统的对外交往习惯。
这种所谓的“外交”浸透着浓厚的“夷夏”观念，中国根本不屑于同属国或朝贡国进行平等的来往。
当时清政府的主要外事机构有理藩院和礼部。
理蕃院既管理少数民族事务又管理涉外事务。
礼部也不是专管外交的机构，它下面有两个涉外机构，主客司和会同四译馆，负贵外事礼仪接待及翻译工作。
另外，鸿胪寺专掌替襄礼仪之官。
军机处由于它掌握皇帝旨意的草拟和颁行，因而也参与对外决策咨询。
可见，这个时候中国没有建立正式的外交体制，没有一个专门的机构，也没有一批专职的官员，只有一些分散于各机构的部门，职责比较混杂。
中国近代外交体制开始于《南京条约》签订后“五口通商大臣”的设立。
五口通商大臣”因开放五处口岸的约定而设立，始于1844年，由两广总督兼任，实际上负责五处口岸的对外事务，是一个兼有外交权力的职务。
这反映出外交体制改变的端倪，又说明清政府内心里的“蛮夷”观念没有改变---与外国打交道只不过限定在通商之内，而不是政治外交关系。
“五口通商大臣”始终为兼职，不是专官也无专署。
1858年由两江总督兼任。
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后，迫于列强压力，1861咸丰帝批准成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是清政府为办洋务及外交事务而特设的中央机构，一直存在了40年。
总理衔门的设立，使清政府的内政与外交大权进行了新的明确分工。
随着外交事务的增多，总理衙门逐渐变成了最重要的中央权力机关，不但“专办外交”，而且通商、关税、传教、招幕华工、海防、船务、邮电、铁路矿务等事务，无不由其兼管。
有意思的是，它管了很多非外交的事务，而属于外交的事务又并不由它全部负责。
这就是有南、北洋大臣的问题。
南洋大臣，由“五口通商大臣”演变而来。
1868年，因通商口岸已扩展至长江各地，“五口通商大臣”遂改为“南洋通商大臣’，掌中外交涉之总务，专辖上海长江以上各口，有时也兼理闽、浙三省的涉外通商事务。
北洋大臣，初为三口通商大臣。
1870年，因通商事务扩大而改，统管直隶、山东、奉天三省通商交涉事务，另外兼管北洋洋务、海防及全国性招商、各路电线等事务，由直隶总督兼任。
南北洋大臣实际上管理了大部分属于总理衙门职权内的事务。
但是总理街门对于南、北洋大臣，只是备顾问和代传达而已，不能直接指挥，在制度上没有隶属关系，最多是一个咨询顾问机构。
总理衙门和南、北大臣的设立，是中国近代外交体制的重大进步，不仅繁杂的外交事务有所专管，在与外国交往过程中逐渐改变了以“蛮夷”视人的外交态度，对内政产生积极影响。
而且这些专管部门的官员也在与外国人的交往中开阔了视野，学习了近代科技知识，学会如何在近代社会进行恰当的对外交往，慢慢掌握了利用外交手段谋取本国利益的策略。
外务部的设立，标志近代中国外交体制的正式确立。
它取消了若干传统礼仪手续，建立了领事制度，厘定了派外使节职制，制订了外交规章。
在人事制度方面，改变了以往总理衙门人员兼差的性质，大量重用受过西式教育与留学西洋的人才，重视职业外交官的培养，在选拔官吏时较为强调专业知识。
这些改革都使得清末外交人员的素质大为提高，改变了中国外交官员对于世界形势、外交惯例懵懂无知的局面，较大地提高了工作效率。
但是在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大框架内，外务部就其设立的历史背景、性质和组织形式而言，与总理衙门并无本质差别。
近代中国外交体制的演变还包括中国近代驻外机构的设立。
传统中国以“蛮夷”视别国，没有派驻驻外机构人员的观念和先例。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在外国逼迫下，清政府允许各
国在北京设常驻公使馆。
1877一1879年，陆续正式派出了驻伦教、华盛顿、东京、圣彼得堡等外国首都的公使，办理华侨等事务。
1877年清政府在新加坡设立的领事馆是中国在海外设立的第一个领事馆，以后逐渐增多。
二、民国初期的外交改革
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对于外交事务非常重视，并借鉴法国体制设立秘书处、外政司、商务司、庶政司、编译司等机构。
1912年陆徵祥为外交总长。
随即展开近代中国外交史上最重要的一次制度改革。
陆徵祥按照西方国家外交机构模式拟订外交部组织法，并据此制定了《外交部官制》，在外交人才的选拔上，废除前清时期的保举制，以避免外交人员出现因未受过专门训练而素质低劣、不通近代外交知识、不懂外文、同时民族意识又极其淡漠的情形。
专门制订了外交官领事官任用暂行章程，把兼通一国以上外国语言规定为外交官录用的必要条件，从而进一步淘汰清末外交官中的传统型外行人员。
另外，他对优秀的外交人才大力栽培，破格提拔。
正是得益于陆徵祥的努力，民国初期的外交部很快就创建了较为完善的外交人才培养体系，从而使得北京政府时期外交部人才鼎盛，外交官素质相对较高。
仅以外交总长为例，这一时期涌现出的一批任职者业务水准较高，除陆徵祥外，像颜惠庆、顾维钧、王正廷等，在近代中国外交史上都扮演过重要角色。
三、对外交体制近代化的认识
中国近代早期外交体制是清政府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情况下从西方移植过来的，它的最初建立更多的是一种无奈的选择。
这种体制从一开始就显示出传统性与现代性杂糅的先天缺陷。
比如总理衙门体制不纯、职责不专、遇事拖延，存在着许多封建官场的陋习。
辛亥革命胜利后，随着共和制度的建立，外交体制的演变又具有了新的历史意义。
在国体发生根本性变化的前提下，北京政府通过对旧的外交机构进行改造，终于完成了中国外交机构近代化的历史使命。
一批专业化、技术化的新式外交官登上了外交舞台，开始影响中国的外交政策并在努力收回国权以及提升国家地位方面做出了一定贡献，其优异的整体表现在当时国力虚弱、政治动荡的年代实属难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