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体告别仪式的生死教育功能-精选资料

遗体告别仪式的生死教育功能仪式常常作为人类学、社会学、民俗学的研究素材，国内外学者对其功能进行了广泛的研究，殡葬活动的教育功能已经有不少研究者做了相关论述。

殡葬活动中的多类行为均起到了教育作用，但教育的素材、主客体、心理背景等性向未能明晰，遗体告别仪式是发挥殡葬活动教育功能的优良载体。

遗体告别仪式具有展现生死本质、促进生者理解死亡尤其是自己死亡的功能，此功能称之为遗体告别仪式的生死教育功能。

一、仪式概说（一）仪式的界定“仪式”的内涵界定尚未得到统一，常常从观念、行为和物品的要素进行描绘；“社会行为”常常作为仪式外延内容的限定项，其外延涉及民俗学、人类学、心理学、宗教学等多类研究领域。

广义的“仪式”，被看作具有一定意义的社会化交流手段或既定内容的表演形式，也包括了人际交往的规范和行为，郭于华指出仪式“可以是特殊场合情景下庄严神圣的典礼，也可以是世俗功利性的礼仪、做法”[1]；狭义的“仪式”，专指宗教的仪轨形式。

汉语中的“仪”具有准则、法度之意，“式”具有规范、标准、形式之意，“仪式”常常被理解为“礼仪的程序和形式”。

本文所及之“仪式”均以此意为准，仪式是礼仪的内在程序和外在形式的统一。

（二）仪式的功能依据近十五年关于仪式的著作和论文（含学位论文）的文献检索发现，研究者以宗教、婚庆、生日、丧葬、成年等礼仪形式为对象，礼仪的功能界定为社会整合、心理缓冲、文化传承、社会教育等内容，这些关于仪式功能的描述从不同侧面对仪式做了较为深入的探索。

仪式伴随、依赖人群关系的维护和重塑，必然引发仪式参与者社会关系结构的变化，仪式的社会整合功能从人际关系视角着手凸显了仪式的人际互动；仪式的参与者尤其是核心参与者在仪式所塑造的特定氛围中发生了认知、情感、态度等心理要素内容的变化，一定程度上达成了对异于日常生活的事件（死亡、权责变化、身份转换）的心理缓冲功能，“仪式可以起到心理上的舒缓、化解、转移等作用”[2]；仪式所承载的物质、精神文化方面的内容抵制了社会变迁的影响，极大程度上保留了历史痕迹具备了重要的文化传承功能。

有研究者以成年仪式、丧葬仪式为载体指出了仪式的教育功能，该功能虽非仪式构建的初衷和仪式存续的力量，但此功能是仪式客观现象的重要副产品，失却了神圣光环的当代社会背景下扩充其教育功能成为仪式内涵自我更新的依托，成为仪式外延拓展的重要途径。

二、遗体告别仪式在殡葬服务体系中的功能评析遗体告别仪式是殡葬活动中仪式体系中的重要环节，随着殡葬改革的深化，殡葬活动逐渐由职业化、专业化的人群来组织，这种组织过程在社会分工体系八大职业类型中属于第四大类之“服务业人员”，殡葬活动和相关研究的视角从服务关系上来描述更加切适于殡葬活动现状。

（一）遗体告别仪式概述“遗体告别仪式”之称谓显露了此类仪式的内容――生者借用死者生命遗留物――遗体向虚拟中的死者道别，其功能包括死亡的再次认知、情绪疏导、社交情境载体、精神传承和生死教育等。

遗体告别仪式指在特定场合、出殡前、与死者有一定关系的人基于生死的认知虚构所进行的特定诀别行为过程，一般由死者人际关系圈中的重要人物担任仪式的主持人或由殡仪馆专职司仪主持。

“告别”的发生基于死者的认知虚拟，“告别”完成由仪式参与者再看死者“最后一眼”界定。

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民族、国民、信徒等群体遗体告别仪式的组织在外在形式上有别，内在的认知基础――死者的认知虚构却都相似，这是考察遗体告别仪式功能的基本出发点。

（二）遗体告别仪式的开展现状伴随着殡葬改革的深化，殡葬服务体系发生了极大的改变，殡葬服务专业人员的数量和素养极大地提升，遗体告别仪式的地点、时间和参与者也发生了变化。

遗体告别仪式由家奠背景逐渐转换到殡仪馆的公众环境中，其时间限定由盖棺前转换为火化前，参与者逐渐泛化。

遗体告别仪式与追悼会并行于殡葬服务体系中，遗体告别仪式在参与者数量、参与者身份构成、环节构建等性向上均弱于追悼会而具有简洁感。

遗体告别仪式一般由组织、默哀（同时奏哀乐）、死者生平介绍、致辞、三鞠躬、绕行遗体近一周观瞻告别、与丧属握手这几项环节构成。

2013年12月发布的《关于党员干部带头推动殡葬改革的意见》中，对遗体告别仪式和追悼会的开展做了界定，“党员、干部去世后一般不成立治丧机构，不召开追悼会。

举行遗体送别仪式的，要严格控制规模，力求节约简朴”[3]，即便是以勤俭节约为社会风尚的当今社会，遗体告别仪式仍旧以限定的形式给予充分的肯定。

（三）遗体告别仪式的功能评析遗体告别仪式具有多项功能，仪式参与者尤其是与丧属的人际互动促进了社会关系的整合；再者，遗体告别仪式扩充了生者对死亡感知的承载空间而起到了心理缓冲的功能；文化传承功能也被现代殡葬服务继往开来。

遗体告别仪式以优秀传统文化、人格风范、社会公德为内容借用致辞、鞠躬等环节达成教育功能，需要着重地加以说明的是遗体告别仪式的生死教育功能。

现行殡葬活动中的遗体告别仪式的生死教育功能未能被明确化，未能加以提纯、优化，生死教育功能只是潜移默化地生成。

是殡葬社会活动外在行为――遗体处理的功能的精神内核，遗体告别仪式功能确立的原因在于，遗体将以掩埋、火化、移动等方式发生存在形式的转变，直观地破除了死者尚存的幻象。

传统殡葬活动借用遗体告别仪式为生者创造死后世界的假象获得死亡教育功能，这种功能的形成基于“善意的谎言”，终究要受到生命现实的伦理谴责。

遗体告别仪式教育功能应该转向为死亡本质的揭露和生命意义的澄清。

三、遗体告别仪式的生死教育功能遗体告别仪式具有多类功能，其中生死教育功能常常被忽视，需要对生死教育功能进行明晰和论证，对该功能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有助于殡葬仪式功能的发挥。

（一）遗体告别仪式的生死教育功能的理论1.生命的本质死亡常常作为生命的否定项用来描述生命的本质，殡葬活动也是人类感知死者、追求“真善美”的途径，“殡葬活动中的善，是指通过组织殡葬活动中达到人的生命的‘优死’”[4]，殡葬活动也体现了人类追求善的努力。

死亡的证据――遗体是“优死”良好的教育素材，该素材教育功能的发挥还需要基于对生命本质的理解。

生命的本质常常从生物学、社会学的两个视角加以描绘而偏于一隅，结合生命本质的生物属性和社会属性我们将生命定义为：具有内在死亡功能、能够保持稳定性并通过子代延续自身稳定性的物质系统。

基于此定义，生命获得了生物和社会性的统一，死亡是生命得以自我更新的必然途径。

遗体告别仪式教育功能的发挥需要教育者自身对生死的明晰，生命的本质是这种明晰的保障。

2.殡葬服务客体基于著作、论文的文献分析和网络信息搜索，有研究者对殡葬服务客体界定为死者和生者，“生者慰藉、死者安息”的殡葬服务理念便是这种界定的表露，关于殡葬服务客体的论述有待反思。

死者（遗体）只是殡葬活动的操作对象，遗体在生者的作用下是殡葬活动的物质载体但非殡葬活动的“参与者”，殡葬活动的参与者只是生者，“殡葬是活人按照自己对生命、人生的理解所设计的，它的最终目的仍是生者”[5]，殡葬服务客体只能是生者。

殡葬服务除了处理遗体的外显功能外，重要的内在功能包括对殡葬服务客体产生情感缓冲、社会关系重构、文化传承等内容，生死教育的功能伴随着这些功能存在。

为了提升殡葬服务的教育功能，明确殡葬服务客体的内涵成为重要的理论基础。

3.仪式的功能仪式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功能被公认为主体内容，展现着人与人、人与自然、人的精神世界的内容。

“殡、葬、祭的过程,是历代延续的，有着强大的社会教育功能”[6]，遗体告别仪式由传统美德、孝文化、祖先崇拜、鬼魂迷信、宗教信仰获得教育意义的展现，其间精华与糟粕共存。

可以肯定的是，仪式所具备的教育效用是遗体告别仪式教育功能发挥的基础，对于生死本质的理解及其由之引发的生死教育功能是遗体告别仪式应该推崇的战略，应该作为“取其精华、弃其糟粕”范例来展示。

4.三鞠躬的载体效应鞠躬行为源于战俘的身心状态，后来被形象化为祭祀所用，近代又演化为礼仪中的肢体规定。

遗体告别仪式中的三鞠躬分别意含着敬畏天地、哀悼死者和抚慰家属之意，是生死过渡的现实化处理。

遗体告别仪式是现代殡葬服务体系中的核心内容，三鞠躬作为遗体告别仪式的重要环节可以作为生死教育的载体加以开发和应用。

（二）遗体告别仪式的生死教育功能的实践1.仪式指导思想的优化死亡与生命的期望相背离，是人类不愿面对的属我事件，“人们对死者的眷念，实际上是对生命的眷念，人们对死者的恐惧，实际上是对死亡的恐惧”[7]，常常以他者的形式被感知和处理。

死亡被隐蔽，生命意义的澄清受到影响，死亡应该成为生命教育素材，我们称以死亡为素材提升生命质量的教育为生死教育。

殡葬活动使得被遮蔽的死亡展现，尤其是遗体告别仪式所使用的重要“道具”――遗体成为死亡自白的物化话语，遗体告别仪式异于日常生活死亡被遮蔽状态的认知条件和情感氛围。

遗体告别仪式具有多类功能，生死教育功能发挥的优势在于认知死亡的必要和死亡的无所逃避，遗体告别仪式可以、应该将生死教育功能作为主体内容加以认知和实施。

2.仪式参与者的身份界定殡葬工作者不仅仅是遗体操作的行为人，还是仪式的组织者，通过遗体操作充实仪式内容对丧户进行生死教育，是生死教育的主体；参加遗体告别仪式的吊唁者不只是人际互动的从者，参与遗体告别仪式使得自己进入生死教育的初等阶段，在仪式场景中成为生死教育的“预科生”；丧户作为主要的生死教育客体，处于因至亲之死所致的心境不平衡状态，由之获得了解蔽死亡、认知生死的可能性契机，外在行为属于遗体处理的服务委托人，内在地却是应对生死课题的“学生”。

3.“三鞠躬”仪式的变革“三鞠躬”环节是遗体告别仪式的主要内容，因其具有传统文化的遗传禀赋，参与者对此环节具有高度的社会认同性；其在组织形式上具有人际互动的外在形式，可以在其过程中负载丰富的教育内容；组织者在此环节中获得了秩序权力和师范能力，开展生死教育获得了师生间的关系认同。

三次鞠躬被默认为敬畏天地、哀悼死者和抚慰家属的功能，“敬畏天地”因世界观背景的剧变而失去了本身的意义；“哀悼死者”因偏离了人存在的境遇而异化了本身的作用；“抚慰家属”因不能把握生者的根本需要――自我生死认知而淡化了本身的效果。

三鞠躬的内涵和形式在生死教育意义的引领下需要进行变革，三鞠躬环节可以做下述变革。

保证三鞠躬合理要素和积极功能的前提下，三次鞠躬可以附加教育内容的组织和施教：基于逝者作为社会个体存在着贡献，引入逝者的悼词环节、赞颂逝者的颂词环节等，全体参与者“一鞠躬，谢别故人”；殡葬工作者在殡葬服务的其他环节也开展了遗体处理、心理慰藉、生死教育的相关工作，司仪需要引入社会意义和特定效果的陈述等，丧户、丧属和与丧者向殡葬工作者“再鞠躬，谢殡葬工作者”；第三次鞠躬的行为人是丧户，丧户不仅仅是感谢殡葬工作者和吊唁者进行对死者“最后的送行”，还是感谢吊唁者与殡葬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促成了丧户的心理恢复和生命领悟，简短地引入吊唁者的作用概述等内容，“三鞠躬，谢吊唁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