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民族主义,刺猬的抑或狐狸的——评甘阳《将错就错》
文化民族主义：刺猬的抑或狐狸的?——评甘阳《将错就错》丁耘2002年10月这是一个小文章大行其道的时代。
后现代主义的说得好，“书”其实已经终结了。
如此看来，编文成书无非是个障眼法。
但如文集碰巧呈现了一个前后呼应的有机整体，只有一个可能：这些文章或者本来就是有意无意地围绕着同一问题发生的。
学院图书馆是书籍应该在的地方，报纸专栏是小文章应该在的地方。
小文章一旦被编为真正的书，就出现了言说的错位。
那些原该在学院里为学院人写作大书、考虑唯一问题的人，却去报纸上开专栏为传媒大众写些琐碎细事，这已经是一个错位；再把这些琐细文章编辑为书转交学院人琢磨，只能算将错就错吧。
报纸读者与书籍读者的性格大不相同。
报章作者与书籍作者的性格也呈现差别。
西谚有云：“狐狸知道许多小巧，刺猬却知道一件大事”。
以塞亚·伯林曾拿来给两类思想者画像。
毕生关注唯一永恒问题，因此有一元论倾向的思想者，是谓刺猬；不断关注不同事情，有多元论立场的是谓狐狸。
从这个比方看，眼里只有一部大书的自然是刺猬，而手头写下许多文章的无疑就是狐狸了。
伯林本人的重要著述都是文集，没有写出大书虽是他一生的憾事，但这个事实，和他对一元论的不断批评一起，印证了伯林似乎是个言行一致的狐狸。
大陆学界介绍伯林最早的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甘阳。
自此往后，可以发现甘阳与伯林的相似越发多了起来。
卷轶对平生，文名满天下。
在其本人，却是好谈第一、编书第二、撰文只落得第三。
九十年代中期，由于种种机缘，甘阳忽然为香港的报纸写起专栏文章来。
彼时彼地，晨报早已替代了晨祷，而甘阳于海外负笈多年，或已熟习这种处境下的劝谕技艺。
然而言者谆谆，听者藐藐，繁华处毕竟不适合领受这种文字。
今将之编为一集，大陆学人终于有了阅读与索解的机会。
《将错就错》文凡八编，东拉西扯，左右逢源，看来是典型的狐狸踪迹。
在这部文集中，作者也不止一处谈到了伯林。
文集较前的部分谈了伯林的“价值多元论”，而终编（“世界大同”）关于伯林的关键词则是“民族主义”。
难道“重提价值多元论”只是为了给“民族主义”留下一席之地吗？“大同编”为什么反要用民族主义开头？这样开头的“大同”可以通向何方呢？回答这些问题之前，对“大同”编的结构、用意做一概观，并因之倒溯全书，是不无收获的。
此编文字共一十七篇。
头四篇主要在学理上谈自由主义语境下的民族主义，借此托出了两个基本关怀：曰个人自由，曰族群归属感——难得的是并不讳言两者之间的紧张。
接下来五篇谈了欧美列强冒犯民族国家界限导致的实际罪恶与理论麻烦。
其后四篇检讨冷战之后美国主流的历史哲学及国际关系理论思潮，主要是“历史终结论”与“文明冲突论”。
作者显然认为后者更符合实力政治的主流——因而这部分的末篇题为“乱世将临”。
最堪注意的是，作者冷峻指出，无论历史终结论还是文明冲突论，其根源都在基督教政治神学。
由此我们才不至轻忽，为什么本编亦即全书的最后四篇谈中西（中美）冲突的文字要围绕“上帝与尘世”做发挥。
作者援引尼采与洛维特，把现代性的根基安置在彻底的世俗化上。
所谓彻底，是连暗以“末世论”为样板的“历史进步论”、“历史终结论”都不要了。
真正自足的尘世的历史是摆脱了“绝对理念之实现”的生灭循环。
在这个已无上帝、理念与终极目的的唯一尘世上，人是否还有理由活下去？作者预言，这个始终纠缠着现代性的虚无主义问题必将进一步折磨人类。
然而，文末突然一转说，这个问题对中国人从来不是问题——因为上帝在我们这里从未活过，也就谈不上死去了——这个洞见只轻轻一点便戛然而止。
但借此我们或可揣测，所谓中西冲突实质就是尘世与上帝的冲突、大地与理念的冲突、循环与目的的冲突，或者，“太现代的”与“现代的”之冲突。
这名曰“世界大同”的满纸冲突透露了一个消息：甘阳其实只关注一个最大最老的问题——“文化：中国与世界”（一个“与”字揭示了冲突的事实与大同的抱负。
而“文化”提示了冲突或大同的最终维度）。
这与甘阳揭出的伯林面相类似。
这个问题现在仍然值得关心的理由只有一个：亦即它仍是个问题，而且恐怕是最终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值得现在关心的理由在于，这二十年已使我们具备了一定的政治感受力。
文化曾是八十年代的最重大话题之一。
当时的讨论明显围绕中西、古今两个问题轴进行。
较年长的几代大陆学者多仍倾向于围绕前一问题轴考量文化。
与此不同，更年轻的一代则明确主张将中西问题还原为古今问题，并通过“文化的现代化”保全中国文化的“主体性”，从而在更深的层面解决中、西之争。
作为一代新锐的代表，甘阳运用存在论诠释学的时间性学说解析了文化主体的未来筹划可能，在理论上有力地回答了“现代化是否会导致文化认同消失”的疑问（参见甘阳《传统·时间性·未来》）。
彼时的甘阳宣称，筹划现代性就是筹划自我，文化主体的未来重建恰恰将通过文化现代化完成。
在这个意义上，“现代的”就是“中国的”。
“十年一觉星洲梦”（《将错就错》页203），随着八十年代思想文化运动的中断，围绕着文化问题的各种争论也逐渐退场。
这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当然结果。
现代性在中国的实际展开迅速侵蚀着原已接近底线的文化认同；这种侵蚀已经到了这样的程度：人们甚至不再有文化认同方面的任何危机感。
危机感是认同坚守最后底线的标志，八十年代文化问题的提出正源于这种最后的危机感。
危机感的丧失并不代表文化认同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只是说明它被暂时搁置了。
现在占据焦点位置的是现代性问题。
八十年代文化问题的解释与争论主要依靠人文思想的资源，而九十年代接纳、处理现代性问题的各种构架则主要源于诸社会科学。
现代化进程的复杂导致了现代性问题的分化。
九十年代轮流坐庄的各门显学为中国的现代性问题大开药方，固然各领一时风骚，但由于它们的“科学”（也就是“部分知识”）本性，均难免把部分研究得到的结论运用到整体上的摸象之讥。
于是我们有了种种“思潮”，或者说越过自己的天然界限从而成为意见的部分知识。
例如主要得到经济学支持的自由主义，主要得到社会学（包括社会理论、社会史、人类学乃至“文化研究”等）支持的新马克思主义以及后现代主义。
几乎同时，这些思潮也展开了对政治学以及法学领域的争夺。
经济自由主义紧紧抓住“效率”，而政治自由主义一心想论证“自由”；对手们则回敬以“公正”与“平等”。
作为实际裁决者的历史进程付与前者更多的偏爱，交给后者更多的荣誉，但这并不能消除双方对现代化的埋怨或不满。
处于双方争论焦点的无疑仅仅是现代性。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双方对中国日益严重的民族认同危机均无足够的意识。
从这个角度看，中国文化云云确已是八十年代的繁华旧梦了。
现代性问题真的能与民族性问题割裂开来吗？如果把现代性当作更高的正当性源泉，那么似应承认，中央集权的民族国家是实现现代化最有效的政治单位。
这是文艺复兴以来的西欧历史明白揭示的。
这就是说，如果现代化是目标，那么坚强的民族认同就是不可或缺的途径。
另一方面，中国的情形则恰恰相反。
在本国现代化进程的启动环节上，现代性本身并非正当性源泉，而是通过另一个更高的源泉得到正当性保证的工具性选择。
这个源泉就是中国文化的“主体性”（甘阳语）。
实际上，现代性的正当性从来就是派生的。
它要么源自某种基督教政治神学（西方），要么源自某种文化自我保存与自我荣耀的本性（中国）。
文化的主体性并不等于民族认同，但一定蕴涵着民族认同，即使该民族并非严格意义的近代民族国家。
如果现代化进程侵蚀了某文化的基本主体性，从而无法建立有效民族认同的话，那么对之可有两个判断：一，由于民族认同对现代化的必要性，侵蚀民族认同的现代化无法在实际上真正完成自己；二，由于文化主体性是现代化的正当性源泉，威胁其正当性基础的现代化就无法在理念上为自己辩护。
遗憾的是，在实际与理念两方面，中国的现代化进程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威胁。
在实际层面，由于对本国文化传统的长期妖魔化或侏儒化，由于某类自由主义者对普世主义的天真信赖，由于所谓全球化进程的全面展开，现代化所必需的民族认同正处于空前严重的危机之中；而在理念层面，天真的自由主义者对正当性问题表现了出奇的幼稚与迟钝；而左翼方面最深刻的意见却表达了对现代性的质疑以及对民族性的暧昧——当然，除了后现代主义或不如说虚无主义之外，它们不会带来任何别的东西。
有鉴于此，某些有识之士不得不改弦更张，探索另外的思想可能性。
这意味着政治民族主义的兴起。
政治民族主义者基于对世界历史与中国时局的观察，特别从联邦党人的政治实践以及马克斯·韦伯的政治理论与中得到启发，试图调和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基本诉求。
他们认为，只有真正的宪政民主才能实现真正的民族认同。
“以公民个体为政治社会之本，以统一宪法为民族国家之纲，就是联邦党人为美国民主筑下的基石。
我以为这同样应成为今后中国民主的基本原则”（甘阳：《走向“政治民族”》）。
“成熟的民族主义必然要建立在政治认同的基础之上。
……要有一种宪政民主制度，把每一个人都纳入到这个政治体系中来，成为现代意义上的公民，形成强大的政治认同…这样…代表民族国家的整体意志就形成了。
”（王焱：《关于民族主义的发言》）主流的政治民族主义者把民族认同明确表述为政治认同，并以此与据说“不成熟的民族主义”也就是文化民族主义区别开来。
他们无疑看到了民族认同对于现代化的实际与理念意义，进而把民族认同归结为以宪政民主为基础的政治认同，这是对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思想的重大推进，标志着中国知识界开始具有初步的“政治成熟”意识。
但问题是，作为政治民族主义隐秘导师的甘阳（国内关于政治民族主义的一切谈论都没有超出甘阳发表于九十年代中期的《走向“政治民族”》、《公民个体为本，统一宪政立国》的水准）非但并不非议文化民族主义，而且还在多年以来的著述中隐晦曲折但一以贯之地关注文化问题，甚至通过对伯林式自由主义的阐释支持某种文化民族主义，这一切难道是偶然的吗？是甘阳仍未摆脱八十年代的天真呢，还是某些政治民族主义者其实并不象他们自己所想象的那样成熟？在甘阳的政治论说和文化论说之间有一个至关紧要的晦暗地带。
他本人从未明白道出政治民族主义与文化问题之间可能有的关系。
为了进入这个地带，我们必须回到一切争论的根基，重新考察甚至政治民族主义者也匆匆掠过的问题：现代的正当性与民族认同。
单纯的政治民族主义者无疑看到了民族认同对现代化的构建作用，这是他们比粗浅的普世自由主义者高明的地方。
但当他们把民族认同还原为政治认同，并因而自以为超越了“不成熟的民族主义”亦即文化民族主义时，其不成熟恰恰暴露无遗。
单纯依赖政治认同构建民族认同的思路实际上源于某种“宪法爱国主义”。
这意味着，个体对某共同体的归属感仅取决于个体在该共同体中以立法的方式得到保证的自然权利特别是政治权利。
应当承认，自然权利之认可确实是归属感的一个重要甚至必要条件。
但把后者完全建立在自然权利基础上，就会忽视一个至关紧要的方面：归属感意味着唯一性，意味着个体对某共同体的不可替代性的认肯。
当代名词解释15级
当代文学名词解释伤痕文学：在七八十年代，“文革”是中国人无法回避的事件，也是作家思考表达的焦点。
由此产生了伤痕文学，无情地揭露了文革造成的社会问题，极力伸张人道精神，努力恢复人在文学创作中的主体地位。
伤痕文学是新时期最先出现的文学创作潮流。
“伤痕文学”较早在读者中引起“巨大反响”的，是刘心武的《班主任》(《人民文学》1977年第11期)。
接着，卢新华的《伤痕》(《文汇报》1978年8月11日) 发表，“伤痕文学”因此得名。
伤痕小说的代表作品：刘心武《班主任》、卢新华《伤痕》、周克芹《许茂和他的女儿们》、莫应丰《将军吟》、从维熙《大墙下的红玉兰》、韩少功《月兰》、张贤亮《邢老汉和狗的故事》、郑义《枫》、张洁《从森林里来的孩子》、王亚平《神圣的使命》。
反思文学：反思文学是略晚于伤痕文学出现的一种文学思潮。
它是伤痕文学在社会内容上的扩展和深化。
它把个人命运与社会历史道路的曲折过程联系起来，深刻揭示建国以后社会发展的经验和教训。
古华《芙蓉镇》、高晓声《李顺大造屋》、路遥《人生》、王蒙《布礼》《蝴蝶》、张贤亮《绿化树》《灵与肉》、茹志鹃《被剪辑错了的故事》、韩少功《西望茅草地》、张弦《被爱情遗忘的角落》、谌容《人到中年》、刘真《黑旗》、叶文玲《心香》、张一弓《犯人李铜钟的故事》、李国文《冬天里的春天》、鲁彦周《天云山传奇》。
改革文学：改革文学是以社会政治经济的改革为题材的作品。
因为长期存在的弊端和不能忍受的落后状况，使人们在反思的同时迫切要求实行改革。
所以改革文学是新时期改革开放的必然产物，是与“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相继出现的文学现象。
蒋子龙《乔厂长上任记》《燕赵悲歌》，高晓声的“陈奂生”系列小说，贾平凹《鸡窝洼人家》《腊月·正月》《浮躁》，何士光《乡场上》，张洁《沉重的翅膀》，柯云路《三千万》，李国文《花园街五号》，张贤亮《男人的风格》，张炜《秋天的愤怒》，王蒙《坚硬的稀粥》。
元小说：“元小说”就是有意暴露叙事行为或者虚构性的小说。
打破形而上学的思维怪圈
打破形而上学的思维怪圈2013-02-25 第16版：党校教育专刊综合文化作者：宋惠昌来源：学习时报字数：2041领导干部学习哲学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要克服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培养并且善于运用辩证法的思维方法。
长期以来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要提高辩证法的思维方法水平，就必须不断地克服形而上学思维方法的影响——打破形而上学的思维怪圈。
什么是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形而上学思维方法的本质特征是什么呢？这里，我们先从一段历史说起。
记得在文化大革命后期，有些人违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用极“左”的观点评价文艺作品，把本来很受群众欢迎的影片如《创业》等，硬说成是“大毒草”。
为了调整党的文艺方针，毛泽东曾经尖锐地批评这些人，说他们“形而上学猖獗”。
实际上，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在日常生活中也是常见的，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对某些人的言论或者作法，就会评价说：“此人的思想方法形而上学严重”，等等。
那么，这里所说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为什么是有害的呢？作为一个哲学概念，人们对“形而上学”（meta-physics）这个词的运用，已经有悠久的历史了。
但是，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文献中，这个词的含义，却不尽一致。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一部著作，就是以《形而上学》为题目出版的，原来，在这部手稿中，亚里士多德是要论述他的“第一哲学”，即关于宇宙根本原理的学说。
所以，“形而上学”也就是“第一哲学”，或者说，“形而上学”就是“哲学”。
中文译名“形而上学”这个词，是根据《易经》中“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一语，由日本人井上哲次郎翻译而来的。
这个“形而上之学”，也就是“哲学”。
形而上学概念的这个用法，在现代的学术文献中，经常见到；但是，在哲学思想的发展过程中，形而上学概念的原来含义，逐渐改变了。
比如说，在近代以来的哲学著作中，特别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著作中，形而上学概念的含义，与上面所说的已经不同了，它经常是作为与辩证法相对立的概念来使用的。
反思文学
反思文学的特征
• 把审视历史的目光向前追溯， 具有一定的历史纵深感； • 在批判极左思潮，反思文革 悲剧的同时，反思自身因袭 的文学、历史负担。
王蒙
• 短篇《春之声 》《风筝飘带 》 • 中篇《杂色》 《蝴蝶》 • 长篇《活动变 人形》
• 复出时期的作品：反思生活：《悠悠寸草 心》《最宝贵的》，对社会弊端的敏锐观 察、对历史教训的深刻剖析。 • 很快，开始了小说艺术的多种探索： • 意识流小说；《夜的眼》、《春之声》、 《风筝飘带》、《海的梦》、《布礼》、 《蝴蝶》“一束手榴弹” • 现实主义小说：从单一的社会政治视角深 入和拓展到历史与文化的层面。《相见时 难》、《活动变人形》 • 其他类型：相声小说、寓言小说、推理小 说等
反思文学
• 着力对“文革”责任的反 思和探讨。认为“文革” 并非突发事件，而是与中 国社会基本矛盾，与民族 文化心理中的“封建专制 主义”积习息息相关。
面对劫难的反思有两种叙事立场：
• 一为将个人苦难与民族苦难相联，使个人 苦难具备超越个人的普遍的启蒙意义。 （王蒙《布礼》、《蝴蝶》、《海的梦》； 张贤亮《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 》） • 一为从民间立场和视角反思历次政治运动 中的悖谬与悲剧现象。（茹志娟《剪辑错 了的故事》、高晓声《李顺大造屋》、方 之《内奸》、古华《芙蓉镇》）
张贤亮
短篇《灵与肉》 《邢老汉和狗的 故事》 中篇《绿化树》 《男人的一半是 女人》 长篇《习惯死亡 》
张贤亮
《绿化树》
•章永麟 •马樱花 • 二、女性形象 • 三、对张贤亮“反思 文学”的再反思
古华
• 短篇《爬满 青藤的木屋 》 • 长篇 《芙蓉镇》
创作特点
• 1、自觉以历史、国家、民族的代言 人身份书写历史创伤记忆，表达虽然 历尽磨难不改初衷的革命信仰。 • 2、采用类似“意识流“的手法，细 致展示人物内心波动。 • 3、通过词语上的变化和句式的多样 组合，形成了独特的叙述方式。
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文化批判与反思
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文化批判与反思中国现代文学是一座丰富多彩的文化宝库，其中蕴含着丰富的文化批判与反思。
在这些文学作品中，作家们通过对社会现象、人性弊端以及传统文化的反思，揭示了中国社会的弊病和问题，同时也提出了对于未来发展的思考和期望。
首先，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文化批判主要集中在社会现象的揭示上。
作家们通过对社会现象的细致观察和深入思考，呈现出一个个社会现象的真实面貌。
例如，鲁迅的《狂人日记》通过对疯狂的社会现象的描绘，批判了当时中国社会的腐败和虚伪。
这个故事中的主人公，一个被社会所逼疯的人，成为了对社会弊病的象征。
通过这个形象化的描写，鲁迅成功地将社会的疯狂暴露在了阳光下，引起了读者的深思。
其次，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文化批判还涉及到人性的弊端。
作家们通过对人性的深入剖析，揭示了人们内心的黑暗面。
例如，莫言的《红高粱家族》通过对一个家族的历史变迁的描写，展现了人性的贪婪、残忍和欺骗。
小说中的人物形象鲜活而真实，他们的行为和思想暴露出了人性的丑陋。
这种对人性的批判和反思，使读者对自己的行为和思想进行了反思，从而引发了对于人性的深刻思考。
此外，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文化批判还涉及到对传统文化的反思。
作家们通过对传统文化的重新审视和思考，揭示了其中的弊端和问题。
例如，余华的《活着》通过对一个农民的一生的描写，批判了封建礼教对人性的压迫和摧残。
小说中的主人公在传统文化的束缚下，失去了自由和尊严，最终活成了一个行尸走肉。
这种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和反思，引发了读者对于传统文化的重新思考和对于自由和尊严的珍视。
然而，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文化批判与反思并不仅仅是对问题的揭示，更重要的是对未来发展的思考和期望。
作家们通过对问题的批判和反思，提出了对于未来的美好向往和期望。
例如，杨绛的《我们仨》通过对家庭和亲情的描写，呼吁人们重视家庭和亲情的重要性。
小说中的家庭温馨和睦，传递出了对于美好家庭的向往和期望。
这种对未来的思考和期望，使读者对于现实中的问题有了更加积极的态度和行动。
[试题]当代文学名词解释
![[试题]当代文学名词解释](https://360docs-1393072327.cos.ap-beijing.myqcloud.com/60a709c432d4b14e852458fb770bf78a65293a17.webp)
1、潜在写作：指17年和文革期间，许多被剥夺了正常写作权利的作家们的创作，包括他们当时不能发表的作品和本无发表预期的日记、书信等。
如丰子恺的《缘缘堂续笔》，食指的诗，沈从文的家书等。
“潜在写作”的相对概念是公开发表的文学作品，两者一起构成了时代文学的整体。
2、反思文学：是继“伤痕文学”之后出现的文学现象，因表现出对于社会历史痛定思痛的反思特点而得名。
其把揭露与批判的文学承担前溯至五十年代甚至更前，具有较深邃的历史纵深感和较大的思想容量。
但理想主义的理性色彩，使反思文学失去了“伤痕文学”刻骨铭心的忏悔与绝望，在某种程度上回避了揭露文化大革命的灾难性实质。
代表作家作品有：茹志鹃《剪辑错了的故事》，王蒙的《布礼》、《蝴蝶》，方之的《内奸》等。
3.伤痕文学：自1977年始，一大批反映十年动乱给人们心灵带来创伤的小说相继问世，这些小说沉痛地揭露出十年动乱给我们民族带来的灾难，带给人的悲惨遭遇和内心创伤，深刻地提出了一系列与千百万群众命运休戚相关的社会问题，并引导人们去思考悲剧的原因。
刘心武的《班主任》、卢新华的《伤痕》是伤痕文学开先河之作。
4.第一次文代会： 1949年7月2日至19日，在北京召开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第一次代表大会，出席代表824人，开幕式上，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先后讲话；最后，大会通过了《宣言》，确定了文艺为人民服务并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总方向，成立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选举郭沫若为主席，茅盾、周扬为副主席，会后又成立了全国文联下属的各个协会；这个大会揭开了中国文学艺术发展史新的一页，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伟大开端。
5．朦胧派：一九八○年开始，诗坛出现了一个新的诗派，被称为“朦胧派”。
以舒婷、顾城、北岛等为先驱者的一群青年诗人，从一九七九年起，先后大量发表了一种新风格的诗。
这种诗，有三四十年没有出现在中国的文学报刊上了。
最初，他们的诗还仿佛是在继承现代派或后现代派的传统，但很快地他们开拓了新的疆域，走得更远，自成一个王国。
中国当代文学名词解释(一)
名词解释：1.河北“三驾马车”：谈歌、何申、关仁山，三驾马车”对90年代文学的贡献：对浓郁的时代感和强烈的生活气息的敏锐捕捉与成功表现。
塑造了一系列具有当下感和典型性的人物形象。
代表作品：《大厂》（谈歌）、《大雪无乡》（关仁山）、《信访办主任》（何申）。
2.反思文学：1979年的《人民文学》第二期刊登了茹志鹃的短篇小说《剪辑错了的故事》。
以这篇小说的出现为标志，在此后的几年间，形成一股以小说创作为主的“反思文学”思潮。
“反思文学”的思想基础是感性认识上的理性思考，作家们已经突破了“伤痕文学”对“文革”灾难的简单呈现，开始进一步思考灾难产生的历史和现实原因。
3.寻根文学：于1985年勃然兴起，是对自新时期以来的文学之美学质地的一次整体性超越，是一次质的飞跃。
作家们把思想解剖的笔锋伸入到民族历史的传统文化质地中去，力图开掘本民族的民族文化审美优势，在历史的长河延伸透视本民族的生存状态，是一种更深层次的艺术反思。
韩少功的《爸爸爸》、阿城的《棋王》贾平凹的《浮躁》等是寻根文学的代表作。
4.第一次文代会：1949年7月2日至19日，在北京召开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第一次代表大会，出席代表824人，开幕式上，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先后讲话；最后，大会通过了《宣言》，确定了文艺为人民服务并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总方向，成立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选举郭沫若为主席，茅盾、周扬为副主席，会后又成立了全国文联下属的各个协会；这个大会揭开了中国文学艺术发展史新的一页，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伟大开端。
5.意识流文学：意识流文学泛指注重描绘人物意识流动状态的文学作品。
“意识流”一词是心理学词汇，是在1918年梅·辛克莱评论英国陶罗赛·瑞恰生的小说《旅程》时引入文学界的。
意识流是作家和批评家惯用的容易引起误解的术语之一。
詹姆斯提出的“意识流”概念，强调了思维的不间断性，即没有“空白”，始终在“流动”；也强调其超时间性和超空间性，即不受时间和空间的束缚，因为意识是一种不受客观现实制约的纯主观的东西，它能使感觉中的现在与过去不可分割。
恩惠的倒钩阅读练习及答案
恩惠的倒钩阅读练习及答案①什么叫过错?任何东西只要一过头，也就错了。
②感恩本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恰似一碗味道纯正的高汤，但添油加醋一过分，便原味尽失，出现了令人作呕的怪味。
某学校可能是感恩的文章写多了，父母之恩、老师之恩、朋友之恩、自然之恩等等似乎出不了新意，便转向感谢遗弃自己的人、欺骗自己的人、鞭打自己的人、伤害自己的人乃至自己的敌人，于是，感恩便成了神话中的“统仙袋”，什么东西都可以往里装，没有好坏、没有是非、没有真假、没有善恶、没有美丑、没有敌友，不管犯什么罪的人，都可以找到向他感恩的理由，就像时期的全面武斗的理由一样：好人打好人是好事，因为不打不相识：好人打坏人活该，因为对敌人仁慈就是对自己人的残忍;坏人打好人光荣，因为被敌人反对的是好事而不是坏事。
如此感恩下去，不但日本人应当参拜靖国神社，中国人恐怕也要向靖国神社磕头了。
③另外，感恩本是人们发自心底的自发性行为，它是以施受双方在人格平等的基础上，相互理解、相互包容、相互谦让为前提的，如果说“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这是对受恩者的道德要求;那么，“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便是施恩者的道德标准。
如果不分青红皂白，把感恩当着施受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加以强制，便变成了交易。
报载：湖北省襄樊总工会取消了5名贫困大学生的受助资格，理由是他们不懂得感恩，受助一年多，没有给援助者写过一封信、打个一个电话。
这样的活动，不得不让人忧虑：在取消5名贫困大学生受助资格的同时，也取消了中国孝义文化的精髓。
对施善者来说，善有真假之分，“善而急人知，善虚即为恶意”，如果捐助的目的，只是为自己扬名立万，这不是真善，而是奸商，因为商品广告费要比善款昂贵得多;对受助者来说，感恩的方式也有多种多样，有的见诸于语言，有的见证于行动，说感恩的未必会感恩，不说感恩的也未必不懂感恩。
中国自古以来，便有“大恩不言谢”之说，如果每一种善行，都要求受助者以规定的形式来进行回报，便如堂恩所说的那样：“每一种恩惠都有一枚倒钩，它将钩住吞食那份恩惠者的嘴巴，施恩者想把他拖到哪里就到哪里。
新时期小说2反思文学.ppt
小说中的意识流，是指小说叙事过程对于人物持续流 动的意识过程的模仿。具体说来，也就是以人物的 意识活动为结构中心，围绕人物表面看来似乎是随 机产生，且逻辑松散的意识中心，将人物的观察、 回忆、联想的全部场景与人物的感觉、思想、情绪、 愿望等，交织叠合在一起加以展示，以“原样”准 确地描摹人物的意识流动过程。 西方现代小说史上，如詹姆斯· 乔伊斯、弗吉尼亚· 伍 尔芙、福克纳等，都以成功地运用意识流而闻名于 世。作品有《墙上的斑点》、《尤利西斯》、《喧 嚣与骚动》等
变幻无穷的现实生活的体验。他不是通过一 定的矛盾冲突或事件来展现社会生活，而是 通过想象、梦幻等艺术手法来表现生活，通 过人物的意识流动来结构小说，形成以人物 心理为核心的放射性心理结构模式。
对意识流的东方改造
► 小说中流动的心理时间和大跨度的空间印象，
蕴藏着作者对民族与当代政治历史、对一代 人的社会人生理想、对变动着的时代生活、 对人生外部与内部现实的多种思考。
► B展现右派在文革中遭受的磨难,赞颂其顽强
生命力和乐观精神.
《灵与肉》
► 在晚风的吹拂下，他胸中的柔情也逐渐荡漾
开去，终于形成了一股暖流在他全身回旋。 他感到，父亲说他有坚定的信念，并没有真 正理解他现在的精神状态。任何理性上的认 识如果没有感性作为基础就是空洞的。在某 些方面，在某些时候，感情要比理念更重要。 而他这二十多年来，在人生的体验中获得的 最宝贵的东西，正就是劳动者的情感。想到 这里，他眼睛濡湿了。他是被自己感动了： 他没有白白走过那么艰苦的道路。
乏角度批判极左政治 扼杀人性
《邢老汉和狗的故事》
► 尽管社员们一年难得吃几次肉，可是邢老汉
吃肉的时候并不像别人那样把骨头上的肉都 撕得精光，他总是把还剩下些肉屑的骨头用 刀背砸开，一块一块地喂给他的狗。“好好 啃，上边肉多的是，你的牙行，我的牙不行 了……”邢老汉跟人的话不多，但和他的狗在 一起是很饶舌的。这个孤单的老人就只有和 他的狗消遣寂寞。对他来说，这不是一条狗， 而是他身边的一个亲人。
中国当代文学名词解释汇总
1、伤痕小说：产生于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
开山之作为刘心武的《班主任》，因卢新华的短篇小说《伤痕》而得名，主题主要于展示“文革”给人民大众带来的精神与肉体创伤的主要作品有中短篇小说：王亚平《神圣的使命》、丛维熙《大墙下的红玉兰》、宗璞《我是谁》。
张贤亮《邢老汉与狗的故事》；长篇小说：莫应丰的《将军吟》、古华的《芙蓉镇》、周克芹《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等。
2、反思小说：主要指1979至80年代初出现的对解放后几十年曲折历史和人的现实处境等进行反思的小说。
发轫之作：茹志娟：《剪辑错了的故事》，其他代表性作品有中短篇小说：《李顺大造屋》、《绿化树》等；长篇小说：《古船》等。
与伤痕小说内容上有交叉，是伤痕小说的深化。
但存在偏重于政治反思，文化反思不够等缺陷。
反思小说的主要类型：（1）、干部问题反思小说。
代表作家王蒙。
（2）、知识分子问题反思小说。
——张贤亮、谌容（《人到中年》）。
（3）、知青问题反思小说——梁晓生、史铁生、张承志、王安忆等。
（4）、农民问题反思小说——茹志娟、张一弓、高晓声。
3、先锋小说：中国文坛80年代中后期出现的，在创作思想和形式技巧上都呈现出强烈的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气息的小说创作流派。
主要代表作家有马原、残雪、苏童、格非、余华、叶兆言、孙甘露、洪峰、北村等人。
具有两大鲜明特点：（1）话语的叛逆性，即对权威叙事的颠覆与反抗。
（2）形式的前卫性，即大胆尝试最新的文体试验。
4、女性主义小说：指80年代中期以后出现的我国女性作家描写女性独特的社会、情感经历、带有鲜明女性性别特征的小说。
对女性的自我认同与男权话语的抗拒是其中心价值取向。
代表作家有林白、陈染等。
5、归来诗人：粉碎“四人帮”以后，一批在新中国诗坛上一度被冤屈而消失了的诗人重返诗坛，唱起了“归来”的歌，他们被称为“归来诗人”，其名得之于艾青诗集《归来的歌》。
6、朦胧诗：崛起于70年代末期、80年代初期，是新时期初期出现的现代诗潮，其名来源于一篇诗评《令人气闷的“朦胧”》，诗歌既有主题或内容上哲理的思考，又有写法上现代诗艺如象征手法的运用。
将错就错——归谬法
将错就错——归谬法● 将错就错--归谬法这是顺驳方法。
在＂顺驳＂诡辩的过程中，最常用的就是归谬法了。
它以将错就错、以谬制谬的＂顺着来＂方法，通过先承认被反驳的诡辩论题为真，然后据此必然推出荒谬的结果，从而确定被反驳的论题为假。
其步骤为：要破斥的诡辩论题：A先假定A真。
由A真引出推断：如果A，那么B。
非B(即B论题荒谬)。
所以，非A。
(即A真不成立。
充分条件假言推理的否定后件否定前件式) A真不成立，即A假。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古代的墨子、孟子、庄子等人都是运用归谬法的高手。
他们往往通过归谬，推出论敌言行的荒谬，从而破斥了论敌的诡辩。
墨子曾劝阻鲁国攻伐郑国，鲁国国君对墨子说：＂你为什么要阻止我攻打郑国呢?我攻打郑国是顺应上天的意志。
郑国人屡次杀死他们的君主，上天惩罚他们，让郑国连续三年遭灾。
我攻打郑国正是在帮助上天来讨伐郑国呀。
＂对此，墨子回答道：郑人三世杀其君，而天加诛焉。
使三年不全，天诛足矣!今又举兵将以攻郑，曰：＂吾攻郑也，顺天之志。
＂譬有人于此，其子强梁不材(凶蛮、强横，不成器)，故其父笞(chī 鞭打)之。
其邻家之父，举木而击之，曰：＂吾击之也，顺其父之志。
＂则岂不悖哉?(《墨子·鲁问》)在这里，墨子并没有直接破斥鲁国国君的诡辩，而是顺着他的逻辑，举出一个邻家之父帮助鞭打不成器的儿子的事例，以比喻类推的归谬形式，间接道出了鲁国国君＂助天行罚＂的荒谬。
宋国大夫戴盈问孟子说：＂抽取十分之一的低税率，废除关卡市场的征税，今年还做不到;只能先减少些，等明年再实行，怎么样?＂孟子立即用归谬类推进行了反驳：今有人日(每天)攘(rǎng 偷)其邻之鸡者。
或告之曰：＂是(指偷鸡)非君1子之道。
＂(攘鸡者)曰：＂请损(减少)之，月攘一鸡，以待来年，然后已(停止)。
＂如知其非义，斯速已矣(立即停止)，何待来年(为什么还要等到明年呢)?(《孟子·滕文公下》)偷鸡与重税这两件事，在＂非义＂上具有＂举相似＂的共同属性，无论是每天偷一只还是每个月偷一只，这种＂量＂上的差别并不能改变其＂不义＂的＂质＂;同样，重税也不会因为减少就改变其＂不义＂的＂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