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蜀王建墓发掘报告浅析
浅析前蜀王建墓的两次发掘
浅析前蜀王建墓的两次发掘作者：张寒冬来源：《卷宗》2018年第08期摘要：始于1942年发掘的前蜀王建墓，是中国历史上首次经科学发掘的帝王陵墓。
作为前蜀王建墓的发现者，发掘主持者以及后续田野报告的编撰者，冯汉骥先生功不可没。
先生耗费20余年心血撰写的《前蜀王建墓发掘报告》至今仍为历史时期田野考古报告的经典之作。
本文以王建墓第一次发掘期间田野方法上的争论为切入点，结合冯汉骥与吴金鼎先生的教育背景对上述争论做了说明。
并对民国时期考古学界的部分海归人士做了梳理。
关键字：王建墓、冯汉骥、吴金鼎、史语所前蜀王建墓位于成都西郊老西门外，为十国前蜀高祖王建的陵墓，在发掘清理前被误认为是汉司马相如的琴台。
1940年秋因琴台下挖建防空室，永陵被冯汉骥先生首次发现，然而当时无力发掘，先生便请当局将其封闭。
至1941春，前四川博物馆成立后，方由先生等着拟定发掘工作，并于1942年9月15日开始第一次发掘工作，至同年11月底结束；第二次的发掘工作，则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和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共同组织的“琴台整理工作团”开展，以吴金鼎先生领导发掘，冯汉骥等人参加，于1943年3月1日再行开工，至同年9月结束。
关于王建墓的两次发掘，徐坚曾做过下述评述“第一次发掘时，由于未知原因，冯汉骥采取了淘洞直入的方法。
在墓室北墙正中凿出1米宽，2米高的洞门进入，并且沿此线进入墓室，但不久即发生坍塌而导致发掘终止。
即使在20世纪前期，这种不顾周围环境，挖坑直入的发掘方法也很难被当成发掘墓葬的适宜之法。
第二次发掘中，吴金鼎改用全面揭露的方法，其发掘过程自前门开始，清理淤泥及南拱门，然后进入内室。
从田野发掘的角度而言，第二次的关注视野显然比第一次的宽泛而缜密，科学性也有显著增加。
但是，遗憾的是由于发掘报告经冯汉骥系统编辑，因此吴金鼎如何处理王建墓的更多细节，如同他在城子崖的田野工作一样，已经不可辨识了。
”针对徐坚先生的评述，就田野方法而言吴金鼎先生所秉持的全面揭露法较冯汉骥先生先前采用的探洞法更为优越，这是不争的事实。
从艺术欣赏角度初探成都永陵
从艺术欣赏角度初探成都永陵作者：易江崃来源：《卷宗》2016年第11期摘要：永陵是迄今所知唯一的修筑在地表之上的地上陵，历时千年完好无损，堪称我国古代建筑史上的一例典范。
从发掘至今，学术界对永陵的研究已取得较丰硕的成果。
本文主要从艺术欣赏的视觉再一次走近这座宏伟的地上帝陵。
关键词：永陵；前蜀王建墓；拱券；雕刻；音乐舞蹈成都永陵，也称前蜀王建墓，是我国唐末五代十国时期前蜀开国皇帝王建的陵墓，位于四川省成都市老西门外的高地上。
永陵发现于1940年，发掘于1942年，是我国二十世纪首次科学发掘的古代皇陵，也是目前我国唯一一座地上陵。
地宫选址考究，石刻精美绝伦，出土玉器、银器巧夺天工，堪为文物精品。
从1942年考古发掘至今已逾七十多年，学术界对于永陵的介绍和研究层出不穷，据韩莎统计，学者们从陵园墓葬研究、随葬品研究、石刻研究和博物馆研究四方面进行了探索，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1]。
本文主要从艺术欣赏的视角去观察永陵。
1 古罗马式的拱券结构赋予墓室独特的建筑美感王建墓封土为圆形，高约15米，直径约80余米，周围界以石条。
墓室为红砂岩建筑，全长30.8米，室内长23.4米。
全墓分为前、中、后三室，每室均有木门间隔，朱漆的大门上有鎏金的兽面衔环铺首，环下是镂花新月形饰片。
由于修建于地面之上，墓室因此没有下行的羡道，而是与地面平行的拱券，共14道，前室4道，中室7道，后室3道。
券墙的石块大小不等，有长方形、长条形等。
起嵌时用泥浆合缝，先平铺一层或两层，再竖立一层，如此互叠而上。
冯汉骥指出，这种平竖互嵌法，是四川唐及五代时期最流行的嵌砖法[2]。
永陵地宫之所以宏伟华丽，引人注目，最大的原因是整个墓室采用了建筑上的拱券艺术。
拱券是一种建筑结构，又称券洞、法圈、法券。
拱券技术早在公元前第 4千纪已在两河流域出现，以后在巴比伦、亚述、印度、罗马应用并有所发展。
拱券在中国出现较晚，经历了空心砖梁板、尖拱、折拱几个发展步骤，到西汉前期形成。
三星堆遗址的发现解读古代蜀国的历史变迁与文化传承
三星堆遗址的发现解读古代蜀国的历史变迁与文化传承在中国古代历史中，三星堆遗址的发现对于解读古代蜀国的历史变迁和文化传承起着重要的作用。
三星堆遗址位于四川成都平原的西南部，是中国考古学重要的发现之一。
通过对这一遗址的研究，我们可以窥见古代蜀国的繁荣与衰落，以及其独特的文化传承。
三星堆遗址的发现日期可追溯至1986年，当时考古学家们在成都平原的一个小山包上发现了大量的青铜器、玉器、陶器等古代遗物。
这些遗物丰富多样，质地精美，工艺精湛。
根据考古学家们的研究，这些遗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200年至公元前1000年的古代蜀国时期。
而三星堆遗址的正式命名，则是因为其中发现了三座大型土堆，这被认为是当时古人的墓地。
从三星堆遗址的发现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古代蜀国在历史上的变迁。
考古学家发现，三星堆遗址中的青铜器、玉器等藏品很可能是古代蜀国贵族、统治者的享受。
这些器物精美绝伦，体现了古代蜀国的文化底蕴。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贵族文化开始衰落，具有独立性质的艺术和文化传统也逐渐消失。
从这一点来看，三星堆遗址的发现为我们提供了了解古代蜀国历史变迁的重要线索。
除了历史变迁，三星堆遗址的发现还揭示了古代蜀国的文化传承。
根据考古学家的研究，三星堆遗址中的陶器展现了古代蜀国居民的生活方式和日常饮食习惯。
同时，遗址中出土的龙人、人面鸟身等独特的神话形象，反映了古代蜀国人民的宗教信仰和文化特征。
这些文化遗产揭示了古代蜀国的独特文化传承，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个古老国度的历史发展与文明演进。
值得一提的是，三星堆遗址与其他古代文明有着明显的区别和特点。
其中最为独特的是人面鸟身的青铜器，这在中国古代文化中是独一无二的。
通过对这些器物的解读，考古学家们认为这种形象可能与蜀国古代神话和历史传说有关，是古代蜀国独有的文化符号。
这种独特的文化特征进一步加深了我们对古代蜀国历史与文化的认识，并突显了它在中国古代文明中的重要地位。
综上所述，三星堆遗址的发现对于解读古代蜀国的历史变迁和文化传承具有重要意义。
前蜀王建周皇后墓略考
要墓葬 。此墓早年被盗 ，墓室及随葬品毁坏 但从体态与装束来看 ，应是一位女性 ，从石
十分严重 ，未能发现可 以确认墓主身份的证 像残存身体部分 的雕刻来看 ，与王建石雕像
据 ；但从该墓的位置 、时代 、墓室结构及墓 如出一辙。
葬”某 陵。皇后去世 ，则 一般 称 “ 合 周氏偏爱有加 ，将其立为皇后。这足以证明 称 “
周氏在王建心 目中的地位不一般 。 葬”或 “ 衬葬”某 陵。 Ｌ ・ 记 檀弓》 “ ： 合 。又云 ： “ 周公盖 纵观历代有德君王 ，如汉 高祖 、唐太宗 葬非古也 ，自周公 以来”
这 座唐 五代前 蜀 时期 的大 型砖石券 拱 皇室成员莫属 ，进而可断定 ，该墓墓主人可
墓 ，因早年 被盗 ，后又惨 遭施 工作业 的破 能为前蜀 皇室宫廷 中一位非常重要 的女性人
坏 ，墓的券拱部分和前室毁坏非常严重 ，但 物 。再结合文献资料来看 ，它更有可能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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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墓 ，琢石为人 马甚伟 。 ”此为南宋诗人陆 相 比较的地方 。该墓墓室与永 陵墓室均采用
游寓居成都期间 ，所作的 《 剑南诗稿》卷八 规格相似的特制大型砖石砌成 ，同分为前 、
《 Ｉ＝ 诗序 。诗序 中所谓 “ 成都大西 门 中、后三室 。该墓墓室全长 ｌ．米 ，永陵墓 Ｊ 凌》 舌 在 ６ ８
内残存文物等 ，结合文献记载提供 的线索来
由上可知 ，该墓无论从建筑形式 、使用
综合判断 ，可推定该墓应 为前蜀皇帝王建的 的建筑材料及雕刻技法来看 ，都与永陵 （ 王 皇后周 氏之墓 ，即陆游诗中所提到的 “ 太后 建墓）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此外 ，该墓与永
前蜀王建墓
前蜀王建墓陵墓形制编辑墓室结构王建墓陵台呈圆形，夯筑，高约15米，直径约80余米，基部周围垒以条石。
陵台之外，每隔2.5或1.5米有砖基1道，共3道，似为陵垣遗迹。
正南面第一、三道砖基之间。
建包砖夯土墩1对。
陵前有无列石，史籍不详，但1971年曾在陵南300米处出土唐-五代风格的文官石像1 躯。
墓室建于陵台之下，南向，无墓道，全长30.8米，以14道红砂岩砌筑的拱券为骨架，券间铺以石板。
券及石板表面次第涂抹细泥、白垩，其上再施彩，券顶天青色，壁面朱色。
有前、中、后3室，每室装木门1副，室间有甬道相通。
永陵内部中室中央偏后有须弥座式石棺床，上置棺椁，棺床四周有或舞或奏的伎乐浮雕，形神毕肖。
据考证，伎乐乐器组合属燕乐,特别是汉化了的龟兹乐系统，但其中杂有清乐系统乐器。
棺床两旁列有托棺床的十二神半身石像，均顶盔（或戴冠）贯甲，孔武肃穆。
出土文物编辑永陵出土文物该墓因早年被盗，仅残存银、铜、漆、玉、石、陶质随葬品30余件。
棺内有玉銙、铊尾和银扣保存完好的大带。
后室所出宝盝及谥宝、册匣及玉册，或存原貌，或可复原，是研究唐、五代有关文物制度的宝贵实物资料。
银盒、银钵、金银胎漆碟、银平脱朱漆镜奁，装饰繁缛精美，是当时的工艺佳作。
后室石床上放置墓主上置墓主圆雕石像及谥宝、玉哀册、谥册等法物。
雕像头戴折上巾，着袍，浓眉深目，隆准高颧，薄唇大耳，符合史籍所载王建相貌，堪称古代写实精神的佳作。
谥宝、谥册皆载其谥号为高祖神武圣文孝德明惠皇帝。
发掘意义编辑前蜀王建墓在形制、布局和出土文物等多项发现上都创造了中国古代陵墓发掘的独一无二，是我国二十世纪首次科学发掘的古代皇陵，在中国陵寝考古研究中具有里程碑意义。
王建永陵彼佛国土，常作天乐
王建永陵彼佛国土，常作天乐王建墓又称永陵，是五代十国时期前蜀开国皇帝王建的陵寝。
天复七年，王建与成都称帝，国号大蜀。
光天六年（918年）夏六月，王建驾崩。
十一月三日便下葬永陵，中间仅相隔五个月。
因此永陵的设计与营建应当在王建生前。
王建墓的墓室是一座地上建筑。
其建筑的基脚系在平地上挖基，内填以卵石，中间杂有少量的红砂石小块，券墙则直接建于卵石之上。
在建成后，又在其上面加盖高15米，直径约80余米的巨大封土，形成陵台，陵台周围界以石条。
根据冯汉骥《前蜀王建墓发掘报告》记载：墓室全长30.8米，室内长23.4米,分前、中、后二室。
其中中室最大，后室次之，前室最小。
每室之间以木门间隔。
前室由四道石券构成，主要作用相当于羡道，其面积仅能容门扇的启阖及踏道，应不会置有随葬品，发掘中也未发现任何器物的痕迹。
中室由七道石券构成，长12米，宽6.1米，高6.4米。
墓室中部设有须弥座棺床，为红砂岩建筑，高0.89米、长7.54米、宽3.35米。
棺榨全部为木制。
棺中有水银，玉带、银器等。
后室由二道券拱组成，较中室之券为低，跨度亦较小，长5.7米、宽4.4米、高5.5米。
石床位于后室最后,约占全后室一半。
石床上安置王建坐像，石像前摆放着谥宝、哀册、谥册等法物。
王建永陵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馆床之雕刻：二十四伎乐与抬棺十二半身像。
通过与唐代帝陵和法门寺地宫的比较，郑以墨《五代墓葬美术研究》认为王建墓与佛教瘗葬制度相似，法门寺佛舍利在唐代的特殊地位为王建墓的形成提供了观念上的支持，而王建与大臣对供养佛舍利的物品以及地宫形制、结构的了解便为王建墓的布局提供了视觉上的积累。
其中最为关键的是棺床二十四伎乐的雕刻体现了佛教西方净土的思想，体现了往生西方“佛国净土”的渴求。
西方净土变在四川唐代石窟中屡见不鲜，其中伎乐的形象广泛存在，比较著名的是有石笋山、郑山等地的摩崖造像。
而抬棺十二半身像则是药师净土中的十二神将。
佛教图像中关于抬棺、护棺的表现形式大致有三种：比丘尼抬棺、力士举棺、金刚负棺或护棺。
揭秘成都永陵墓主王建：从无赖汉私盐贩打拼成前蜀皇帝
揭秘成都永陵墓主王建：从无赖汉私盐贩打拼成前蜀皇帝巴蜀春秋之四十一揭秘成都永陵墓主王建：从无赖汉私盐贩打拼成前蜀皇帝文和运超成都永陵，当地人都知道过去叫王建墓，一个普普通通的名字，里面也没什么富丽堂皇，很难相信这里是一个古代皇帝的墓葬，唐末五代时期不太长久的前蜀，他的事迹也不像刘备、诸葛亮那样轰轰烈烈，街知巷闻。
但事实上王建能从一个普通人到当上皇帝，一生并非庸庸碌碌，平淡无奇。
他从底层无知无识的街头无赖混混，到私盐贩坐牢，到中年投身从军，最后当上皇帝，今天看来足够传奇励志了。
这样的一个王建究竟有什么独特本领，在唐末五代的复杂环境下，能够打拼开创一番事业呢？成都市王建墓永陵一、王建在唐末进入四川的背景王建来自中原，出生于许州舞阳县（许州在隋朝以前属于大名鼎鼎的颍川郡，人才辈出，舞阳县今属于河南省漯河市，之前有一个同名同姓的中唐诗人王建也是许州人）一户贫民家庭，唐朝中期以来，中原连年纷乱，王建家贫，没有机会读书，很早便步入社会讨生活。
唐朝社会风气历来文武并重，王建没法读书，少年时经常跟一帮乡里无业游民厮混，以偷驴杀牛、倒买倒卖为业，成了当地名声不好的无赖混混。
乡亲不堪其扰，经常咒骂王建等人。
如欧阳修的《新五代史》称王建“少无赖，以屠牛、盗驴、贩私盐为事，里人谓之'贼王八’”这一记载经常被后人拿来调侃说事，认为王建在家乡混的很糟糕，乡亲都羞辱咒骂王建。
这是一个过度解读的误会，欧阳修记载的“王八”不是今天人们印象里侮辱人的乌龟王八，而是据说王建在家族中排行第八的王八。
稍微了解一些唐诗宋词作者称呼的人都该知道，当时文人墨客官场交际关系比较亲近都常常以排行相称。
那么，乡里乡亲是出于气愤王建年纪轻轻不上进爱偷抢，这才骂他为贼。
王建长期穷困潦倒，又没什么文化，也没什么背景，为讨生活，他只能贩卖私盐铤而走险。
但这种业务饱一顿饥一顿，而且有很大风险。
整个唐朝后期虽然不排除南方一些城市开始超过北方，但经济总体十分萧条萎靡。
《前蜀王建墓出土的平脱漆器及银铅胎漆器》文字版
前蜀王建墓出土的平脱漆器及银铅胎漆器漆器是王建墓内出土的重要器物之一。
其中的玉册匣，宝盝等己由杨有润同志在《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7期中加以介绍，但尚有未尽，特别是其中的银铅胎漆碟，为所发现的此类器物中之最早者；镜匣亦为出土平脱器中之最精美者，现分别介绍于后。
按镜匣与铜镜同时出土，部位在棺内靠东北隅地方(棺为正南向)，出土时镜置于匣上。
银质花纹饰片保存良好，其下尚带有朱漆纹及朽木痕，故可据之作较准确的复原。
镜匣系一银平脱朱漆盒，27.5厘米正方。
此系根据完整的银平脱帖白(镶边)转角的长短测定的，故十分准确。
其高度因木胎全朽，仅能根据各银镶边的宽度(每道镶边宽1厘米，共四道)和其上平脱银花的宽度(盖上者宽1厘米，盒上者宽2.4厘米)，推定为8.5厘米，也可能稍高为9厘米，但过此则不能相称了。
木胎的厚度，可能为1厘米，或稍薄。
盖、盒的合口用子母口式，因盒上的子口在揭开后显露于外，故其上仍镶 形银扣，一方面可增强其力量，同时亦显得美观。
盖面饰以方形团花，约23厘米见方。
团花以丽春花纹为地，中刻双狮戏球(图三五)。
周郭用四侧的银镶边卷转约3毫米作边。
盖的四侧两银镶边之间，嵌条枝花纹一道。
盒身较高，两道银镶边之间嵌约2.5厘米宽的丽春花纹一条。
图案的结构以花、叶为中心，两边各镂瑞雀一。
此镜匣是墓内发现的最精美的银平脱漆器之一，其木胎部分虽已全腐，但银饰部分尚保存完整，可以由之复原。
其设计及雕镂均臻上乘，系一极成功的作品。
按平脱之器，创始于唐，唐和宋初的记载中曾屡言之，唐段成式的《酉阳杂俎》(卷1)说：安禄山恩宠莫比，锡赍天数，其所赐品目有：……金平脱犀头匙筯，金银平脱隔馄纯盘，平脱着足叠子……银平脱破觚……银瓶平脱掏魁织锦筐……银平脱食台盘……宋乐史《杨太真外传》(卷上)说：妃又常遗禄山金平脱装具玉合，金平脱铁面椀。
平脱器花唐代为极贵重之器，故皆特记之，此种情况于《通鉴》所记为尤明显，《通鉴》(卷216)唐纪天宝十载：上命有司为安禄山治第于亲仁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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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前蜀王建墓发掘报告》
摘要：王建墓位于成都市一环路永陵路，为五代时前蜀皇帝王建的陵墓。
墓室现已发掘开放，中室置棺椁，伴有12位英武雄壮的扶棺力士雕像，棺床侧面刻有24幅乐伎像，手持各种民族的乐器，这些乐伎像是研究隋唐五代音乐史的珍贵文物，受到国内外专家关注。
关键词：简介乐伎比较
王建墓陵台呈圆形，高15米，直径约80米，基部周围用条石垒砌，占地面积6.8亩。
陵台外有砖基3道，似为陵垣遗迹，正南砖基之间建包砖夯土墩1对。
墓室南向，无墓道，为红砂石建筑，全长23.4米，由14道券拱构成，分前、中、后3室，每室间有木门间隔。
前室相当于羡道,在第3道券额上残存有填红、绿二色彩绘,绘宝相花纹，中室为主室，系放置棺椁之所，棺床为须弥座式，两侧列置十二力士半身雕像，神态沉着勇猛，作扶抬棺床之状。
棺床东、西、南三面浮雕24名乐伎，其中舞者2人，奏乐者22人，姿态各别，表情互异，操着琵琶、拍板、筚篥、笙、箫、笛、鼓、吹叶等，弹、击、拍、吹各种乐器凡20种23件,是一支完整的宫廷乐队。
乐器组合属燕乐。
乐伎四周及棺床北面饰龙、凤、云纹、花卉等图案。
墓后室设御床，上置王建石雕像。
雕像头戴折上巾，着袍，浓眉深目，隆准高颧，薄唇大耳，与史籍记载王建像貌相符。
此墓早年被盗，出土随葬品有玉大带、哀册、谥宝、银钵、银盒、银兽、银颐托、漆胎银碟以及陶瓷器、铁牛、铁猪等20余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国家多次
拨款对墓冢、墓室、墓门进行维修，并新建墓前室前一段券拱以及大门、围墙、文物陈列室，扩展陵园范围。
1978年7月，设立成都市王建墓文物保管所。
王建墓室由14道石券构成，分前、中、后三室，室与室之间有木门间隔。
王建的棺木置于中室棺床上。
棺床的东、西、南三面石壁上刻有乐伎24人，分别演奏琵琶、筝、鼓、笙、钹、箜篌等乐器，人物造型优美，神态逼真，是目前全国发掘出唯一完整的唐朝宫廷乐队形象，对研究唐及五代时期宫廷乐队的建制、音乐史、乐器史等都有很高价值。
后室的御床上安放有一尊石刻王建坐像。
造像头戴幞头，身着帝王服，腰系玉带，神态安详。
王建墓虽被盗过，但墓室内仍出土有玉带、哀册、谥册、谥宝，各种银器及铁猪、铁牛等。
这些文物对研究唐及五代时期的建筑、音乐、舞蹈、服饰、朝廷礼制等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王建墓中发现有伎乐雕刻，伎乐全部刻于棺床南（即正面），东，西三面的台门中，每一台门长约46厘米，高约28厘米，故人物的高度在24--25厘米之间。
计南面四人，东，西两面各十人。
其中舞者二人，奏乐器者二十二人，均为女伎。
此一群雕刻，不只在艺术上表现出极高的水平，而且是一部极完整的和乐器众多的音乐队，是考察唐五代时期音乐和乐队组织的极重要的资料。
全部乐器共计琵琶一，竖箜篌一，筝一，笛一，笙一，箫一，正鼓一，和鼓一，毛员鼓一，齐鼓一，答腊鼓一，兆牢一，铜柭一，吹叶一，贝一，拍板二，共乐器二十三件，二十种，鼓的种类最多，计八种九件。
从这部乐器的性质
看，它无疑的是属于燕乐系统的，特别是华乐化了的龟兹乐系统，但其中也杂有清乐系统的乐器。
乐器中的琵琶，竖箜篌，正鼓，和鼓，毛员鼓，齐鼓，答腊鼓，铜柭，贝等都是和唐代龟兹部中的乐器相同的。
另外，笛，箫，笙既是清乐部的乐器，也是龟兹乐部中的乐器。
至于筝，葉当然是清乐系统中的乐器。
以乐器的数量论，龟兹系统的乐器占了绝对多数，清乐系统仅占少数。
乐伎在雕刻中排列的位置，也绝不是偶然的。
琵琶为众乐之首，故排在最前面的东首，而奏琵琶伎的装束，亦略异于其他各伎，想其中或有等级之分，或者是这一音乐队的领队。
这是与唐代燕乐的性质相合的，因燕乐是“以琵琶为首而众乐随之”的。
在装束上与奏琵琶伎相同的，惟有正面西首的奏拍板伎。
奏拍板者有二，似以此为主。
拍板为节乐之器，在乐队中的作用是很重要的，故亦列在最前面。
这一音声队整个乐器的组合，与隋，唐时的西凉乐和张文收所造的燕乐的乐器组合，又大为不同。
以意度之，它或者是玄宗时以“道调，法曲与胡部新声合作”后所发展的一种乐队，它既不完全是胡部新声（燕乐），也不完全是法曲（清乐），而是二者的混合。
所以，这一部音乐队乐器的组合，对于研究唐代音乐后期的发展史，是极其重要的资料。
《宋元明考古》中，以仿木结构砖室墓的发展变化为主线，结合其他墓类，也可看出中原北方地区宋墓从繁到简，从唐代那种颇具程式化的装饰向宋代世俗化方向发展的线索。
大体可以将中原北方宋墓分为三期：第一期，北宋开国到仁宗天圣年以前（公元960--1022年），
发现的材料很少。
在陕西发现了使用土洞墓室的品官墓。
未见有华丽壁面装饰的平民墓，只有一些随葬较高级器物的土洞墓和小型长方形壁面无装饰的砖室墓以及使用仿木构砖室墓的品官墓。
第二期，仁宗天圣元年到哲宗元佑元年以前（公元1023--1085年），开始在平民使用的小型砖室墓中做出仿木斗拱。
砖室墓均为方形或圆形，斗拱都比较简单，主要是一斗三升托替木式或把头绞项造，有少量斗口跳式。
壁面装饰比较简单，绝大多数仅表现家具和用具，神宗后期开始出现少量墓主人夫妇对坐、伎乐、出行和家具场面。
砖雕比较简单，大型场面多用彩画表现。
假门窗绝大部分是板门、直棂窗和破子棂窗。
第三期，元佑元年到北宋末（公元1086--1127），仿木构砖室墓大量出现，多角形墓和方形多角顶墓占了统治地位，壁面装饰变得极为华丽，仿木斗拱变得复杂，出现了四铺作，五铺作重拱斗拱。
墓主人夫妇对坐、伎乐、杂剧、升仙、礼佛，孝行图和备宴、梳妆、书写等各种场景的装饰十分流行，假门窗多为复杂的格子门和棂花窗。
平民使用的石棺墓也多出现在这一期。
徽宗朝开始在各地发现漏泽园墓。
在仿木构砖室墓中，常常用一个壁面表示伎乐，北宋后期十分流行。
这种伎乐场面人数不一，少者五六人，多者十余人。
完整的场面由一、二名舞人和一组奏乐人组成，舞人当即[梦粱录]中所记的“舞旋色”，乐器有横笛、笙、箫、排箫、拍板、大鼓、腰鼓、琵琶，通常以为中心，乐器的组合并无一定之规，但横笛、拍板、腰鼓是必不可少的，单种乐器在乐队中的数量也有多寡。
据考证，这种组合与[辽史●乐志]中关于“散乐”的记载相符合。
《辽史》中明确记载辽地的
优伶官是后晋时从中原掠来，“辽之散乐，盖由此矣”。
因此，《辽史》所记应与中原情况相同。
表演的形式应是大曲。
其曲式包括“散序”、“歌”、“破”。
在宋墓中，这几个程序基本都有反映，表明这种散乐在民间十分流行。
宋代不仅有官方的教坊四部，还有地方政府应役性的“衙前乐人”，民间豪富也常常私蓄乐队，更有民间的卖唱团队。
[梦粱录]卷二十“伎乐”条记载：“街市有乐人三五为队，擎一二女童舞旋，唱小词，专沿街赶趁”。
这些民间乐队也会时常参加民间的婚丧典礼。
在墓葬中出现伎乐场面，唐代即已开始，宋金元时期则在平民墓葬中大大流行，标示着这种演乐从宫廷正规的丧礼中转而被民间广泛吸收，使为了达成“乐丧”和“愉尸”。
伎乐不仅在丧礼中使用，也被装饰在墓内壁面，且大多出现在墓主人夫妇对坐题材的对壁，似与前述“永为供养”的目的有所联系。
考虑到这种场景并不是每墓必见，也不占主流，因此“应是根据墓主人生前习俗而定”有直接关系。
这正体现了王建墓尊重了当时的习俗，在墓室中雕刻伎乐。
《前蜀王建墓发掘报告》详细介绍了其地理环境、陵台的外形及建筑、墓室的建筑、木门、前室、中室、棺椁、棺中随葬器物、中室内其它出土物、后室、玉册等情况，而《邛崃县北宋墓清理简报》则只是粗略的介绍了墓葬形制、随葬品等，《郫县崇兴乡南宋墓》同样只是粗略的介绍了墓葬形制、出土器物等，虽然后两者均发表于前者之后，考古学的理论与方法实践更加完善，但是受文物本身重要程度、报告编写者知识水平、发掘细致程度等的影响，造成了报告完整程度的不同。
参考资料：
《前蜀王建墓发掘报告》冯汉骥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 《宋元明考古》秦大树文物出版社2007.4
《邛崃县北宋墓清理简报》四川文物1985.3
《郫县崇兴乡南宋墓》四川文物199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