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

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一、全球化背景下的科技和文化竞争在当前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下，伴随着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作为民族存在主体的国家之间的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和相互之间角逐，被置于一个比以往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更广阔和开放的世界历史舞台上，这种竞争和发展的共存使各个国家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机会空间。

国家之间、民族之间，从政治、经济到文化软实力、民族精神，各个领域，无时无处不在进行着激烈地碰撞与磨合，在这种背景下，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对国家综合国力增强的巨大作用被凸显出来，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科学技术的实力状况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其在这个世界历史大舞台上所扮演的角色和其所处的地位。

当今的世界大舞台无疑是全球化的，从有形的人口、产品、资本到无形的理念、文化、意识形态，这些介质在世界范围内无比自由的得以流通。

这种流通带来了世界范围的物理概念的消失，世界人民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在这里，国家和民族的概念受到了冲击，每一个个体与世界整体无比紧密的联系在了一起，人类面临着的是全球问题，接触到的是全球资讯。

而这样的世界地球村的形成无疑是科学技术发展所带来的伴生物，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信息指数函数速度的增长，把人类从记忆中的农耕劳作、手工经济、祭天祈福、兵车马行的古代社会带入到了如今的现代化大生产、电子化生活、交通便利的全球社会。

然而，国家仍然是民族的存在主体，仍然是国际活动的主体，全球化背景下国家的发展、民族的兴旺仍然是各个国家民族不变的主题。

各国在把科学技术的发展作为武器强大自己的同时，传统文化也同样成了各个民族用作保护自己的特色化发展、抵制全球化浪潮的另一件武器，科学技术和文化成了新的国际形势下各国维护国家主权的两把利器。

传统的国家主权主要是指领土、领海、领空的主权。

而经济的全球化发展、非传统安全威胁的肆虐、大国关系的新的变化，国家主权问题更涉及到信息主权、生态主权、文化主权等更广阔的范围。

一个国家的稳定发展需要军事实力、经济水平、科技创新和文化繁荣共同的保障。

人类社会的发展和历史的进步都有其不可抗拒的规律。

历史总是有章可寻，回顾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发展历史，当前的国际竞争形势和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争霸、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强者生存有着可以比照的相同历史痕迹。

达尔文的“物竞天择”、自然界的“丛林法则”在人类社会的历史潮流中仍然具有普适性。

各个国家只有在用科学技术促进经济硬实力提升的同时，用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的传承来提升文化软实力，才能在适者生存的国家丛林中立足。

二、不平衡发展下的文化侵略然而，不可回避的是，目前存在于国际交往中的仍然是不公正的国际旧秩序，各国之间的发展很不平衡，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以不同的形式依旧存在。

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文明的进步并没有带来世界的永久和平，“弱肉强食”在经济繁荣、世界大同的面具下悄然进行。

文化帝国主义成了让世人担忧的新的名词，它是在20世纪60年代“新帝国主义”的国际环境下诞生的。

所谓“新帝国主义”，指的是在二战后许多殖民地国家获得民族独立的条件下，帝国主义的扩张战略由军事手段和直接的殖民统治为主，转向以经济和文化控制为主的变化。

文化帝国主义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而是现在帝国主义总过程的一部分。

T.O 苏利文曾经指出：“帝国主义，是某些经济上居支配地位的国家以系统的方式强大和扩大它们对其他国家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控制的总体过程。

这个过程，在全球范围内刑场拥有财富和力量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贫穷无力的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支配、服从或依附关系。

文化帝国主义既是这个总体过程的组成部分，又是它的结果。

……它指的是来自发达国家、包含着与支配利益相关的文化价值或观点的商品、时尚或生活方式等流向发展中国家市场，创造出某些特定的需求或消费形态，而发展中国家的民族文化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外国文化的侵害、取代或挑战，受支配程度越来越高的状况。

”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的外国商品、收视率极高的好莱坞大片、年轻人热衷的洋节，这些无不是文化帝国主义存在的极好的注脚，面对这种隐形的力量强大的文化侵蚀，各国只有拿起自己的文化武器来进行有力的抵制。

三、不可忽视的文化力量文化有广义与侠义之分，侠义的文化是指一个人所受到的教育程度；广义的文化则是指一个群体（主要指一个国家、民族）在一定时期内形成的思想、理念、行为、风俗、习惯、代表人物，及由这个群体整体意识所辐射出来的一切活动，具体地说它是这个群体的生存和生活的方式，或者说是处理人与自然、与社会之间关系得方式、方法。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但同时，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反作用。

文化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能动的反作用，只有文化的发展于社会经济基础的发展水平相适应，才能促进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

早在四十年代，毛泽东曾经指出：“新的政治力量，新的经济力量，新的文化力量，都是中国的革命力量，它们是反对旧政治旧经济旧文化的”。

这里的“文化力”显然包括智力因素和精神因素，前者主要是科技、教育，后者则包括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理想、道德、情操、意志等（即前面所提的广义上的文化概念），这不仅只是毛主席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对唯物历史观的正确理解，也是他作为伟大革命家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卓有远见的认识。

站在现代中国发展的战略角度来看，与政治力量、经济力量、军事力量相对应的文化力量必将成为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深入的来看，它更是中华民族得以延存上千年的根本原因所在，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

日本从二战后受到巨大创伤到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迅速的崛起复兴，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有各种外因内因的共同作用，但不可忽略的是在所有这些原因背后，都有一个共同起作用的因素，这便是日本一贯坚持自己的独特的传统文化和对文化力量的重视，这可以从日本人的民族性格、性情乃至国家制定的重视教育的基本国策中很明显的看出来。

日本的传统文化中有很多舶来品，其中很多是从中华传统文化中借鉴学习过去的，但他们以一种多元化的文化心态对这些外来文化进行自我化吸收，大和民族善于学习的优良传统的保持和上进文化的坚持对他们的复兴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基于此，我们需要认识到的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和对于传承传统文化的重要性。

如果每一个中国人能对我们的传统文化有一个很透彻的理解，并以此为力量推动经济发展，其成果可想而知。

文化对于经济的影响可谓巨大，很多著名的经济学家认为：21世纪经济的角逐，将是几种文化的较量。

四、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这里所指的传统文化首先是基于历史的，是“由历史延传而来的思想、道德、风俗、艺术、制度等”，这很大程度上可以等效成历史文化。

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一个民族的文化与他们所处的地理环境、物质生产方式、社会组织形式及历史背景等有着密切的联系，如发源于地中海沿岸、具有经商民主传统的欧洲文化就对自由相对地崇拜，美国是个移民国家，什么肤色都有，因此开放之风足冠全球，日本国土小、资源小，就很擅长引进别人的东西，同时也决定了这个民族心理的畸形与大国梦的追求。

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文化则主要发源于黄河、淮河、长江三大水系的中下游地区，此处地处“历史真正舞台”的北温带，“有这广阔的胸膛”，即平原大陆、气候适宜、资源丰富、雨量充沛、四季分明，为传统的农耕文明提高了绝佳的条件，此外中国四周基本上除了是连绵大山外就是浩瀚大海，这便造成了对外交通的极大困难，呈现出一种相对封闭的态势，华夏始祖长期处于与外部世界相对隔离的孤立状态，使中华文化能够沿自己的方向独立发展，创造出自己独特的文化品格和文明成果；这种自然环境也促成了中国从周代开始就形成了持续两千多年之久的稳定的自足的农耕经济，显然它有别于陆海交错、港湾纵横、复杂的欧洲，因此也阻碍了开放性的商品经济的发展。

古代中国优越的自然条件为中华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丰厚的物质基础，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使中国传统文化形成了迥异于西方的独特优点，同时也使中国人产生了自高自大的自我中心主义，如非我化内便是夷狄，天朝上国无所不有等。

一个民族或国家的文化必有他相应的经济基础，中国古代社会，自给自足的农业自然经济一直占着主导地位，它的基本特点就是以分散的小农经济为基础，这与中亚、西亚的游牧民族，工商业发达的海洋民族有这明显的区别。

中国发达的农业经济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中国人的入世态度、务实精神、以民为本的政治思想、“协和万邦”的国防观念、安土重迁的生活态度等，都是由此产生。

这种经济特征也导致了在中国必将出现以高度集权为特征的专制政治制度，即在及其分散的农业个体经济的基础上，必然会建立起高度集中的专制政治，即使在诸侯林立的周代也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周天子不管是多么的弱与无能，他也是天下共主。

与此对应的是在古代中国长盛不衰的宗法制度，古代中国人一直以家族为本位，耕读传家、尊老尚古、追求稳定是他们的治家之道，“国”只是家的延续，是天下人共同的家，所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因此由血缘家族组成的农村乡社世代相传，成为农业社会最理想的社会基础组织，担负着政治、经济、法律、宗教等多种功能，与之相应的宗法制度也得到极大的完善（包括嫡长子继承制、分封制、祭祀制度等）。

这种高度集权、家国一体的传统观念，使中国传统文化染上了浓重的伦理道德的政治色彩，形成了大一统、尚道德、重亲情等鲜明特点。

在以上比较稳定的地理、政治、经济基础上，中华文化从原始社会的自发宗教、夏商周德人为宗教到先秦子学、西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汉学，以及秦汉以来的朴素唯物论、辨证法等等，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历程，形成了自己一系列的特点。

与欧洲中世纪很黑暗的神本主义的基督文化—“神学”不同，更与印度佛教文化的“鬼学”相悖，中国的传统文化更重视人伦道德，坚持以人为根本，“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全力探讨人心、人性、伦理等“人”道方面的问题，以便能治世安民；这也不同于西方近代的追求个人的自由与民主价值，但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却也是紧紧围绕着人，人是世间一切事物的根本，天地之间人为先，具体而言它包括“民为贵”、“君为轻”、“民为邦本”的基本政治思想，关注百姓现实的人伦生活，追求一种道德的人本关怀等。

此外中华文化当中也包含相当丰富的“以自然为本”的思想，这主要体现在道家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思想中，它在政治观、伦理观、人生观等处形成了一套与主流儒家学说迥异又相互补充的体系，最终使得很多知识分子将“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作为处世之道，此外主张以法治国的发家、倡导兼爱、非攻的墨家等其他学派也都是把社会、人生问题作为研究重点，“究天人之际”以寻求人之宇宙的关系，“通古今之变”以探求人与历史社会的规律，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众多思想流派的共同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