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代末中国城市贫困的增加及其原因

九十年代末中国城市贫困的增加及其原因李 实一、前 言贫困一向被看作是中国农村的一种现象。

然而自1995年以来由于公有制企业的重组，中国的城市贫困已经成为一个引人注目问题。

根据官方统计，1999年失业和下岗的职工人数已达1200万（NSB ，2000）。

这一问题关系到社会的稳定，中央政府对此也日益关注。

城市贫困是九十年代后期出现的新问题，也被称为“新贫困”（Knight，2000）。

人们认为这与城市职工的失业和下岗有关。

对此，政府的主要政策是给失业和下岗职工提供资金支持，但这一政策在各省市的执行情况并不令人满意。

大量的下岗职工并未能从地方政府和企业得到他们应得的资助款项（劳动科学研究所，2000）这种情况下，研究中国城市的贫困规模以及失业和贫困发生率的关系就是很有意思的题目。

为研究这些问题，我们计算了样本城市和分组数据的贫困发生率和贫困强度指标，然后用probit模型分析了个人陷入贫困的概率和下岗失业的关系。

研究结果表明贫困发生率并不像某些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地区那么高，但是高于官方发布的数据。

我们的研究结果还表明贫困和失业有着很强的相关性，城市贫困主要的原因就是城市职工下岗失业的人数增加了。

本文分为以下几部分。

第二部分是中国城市贫困问题的有关研究文献。

第三部分说明本文所采用的贫困线。

第四部分是数据情况。

第五部分是贫困发生率的分析结果以及按家庭和个人特征的分组分析。

第六部分着重分析了城市家庭贫困增加的原因。

第七部分提出了贫困的新概念，即“自愿贫困”，这是与长期贫困和暂时贫困相联系的。

实证分析说明了城市贫困有别于这三种贫困。

第八部分以模拟分析为基础，对缓解城市贫困的政府政策进行了评价。

最后一部分提出了研究结果及其政策含义。

二、文献述评直到九十年代中期决策者和学者均未把城市贫困看作是一个大问题。

因此，与农村贫困的大量研究文献相比，在此领域可参考的文献不多。

但是尽管各种估算的的结果差别很明显，有些研究仍值得一提，。

根据基本生活消费的假设和统计局公布的收入分配的分组数据，世界银行对1978-1990年间中国的贫困状况进行了时间序列分析（World Bank，1992）。

他们的估算显示中国城市的贫困问题很小，八十年代的城市贫困人口不到1％。

阿齐兹卡恩（1988）利用中国社科院的两次调查数据估算了1988和1995两年中国城市的贫困发生率。

他发现如果采用经调整的标准的贫困线[2]，这两年的贫困发生率分别是6.7%和8.0%.更有意思的是，他的估算显示，如果采用极端贫困线，这两年间的贫困发生率将有较大的提高。

采用同样的1988年的数据，以及国家的相对贫困线，这一贫困线相当于个人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一半，古斯塔夫森和李实（1997）估计中国城市的贫困发生率不到1％，和中国农村的数字相比非常之低。

古斯塔夫森和魏众（2000）重新计算了1995年全国的相对贫困线，据他们估算，城市贫困率相当于1988年的46％[3].国家统计局的课题组在九十年代初期提出了中国城市贫困发生率的另一种估算。

三、对贫困线的说明为了度量贫困发生率和贫困强度，需要用贫困线来划分贫困家庭和个人。

绝对贫困线可以收入或消费做基础，前者可称为收入贫困线，后者则可称为消费贫困线。

当把贫困定义为收入不足以维持最低生活水平时，用以维持最低生活的费用要用货币表示。

定义贫困人口的生活费用的传统做法有两个步骤。

首先确定满足最低营养需求的一组食品及其成本。

然后，给定食品贫困线，一旦确定了食品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就可以得到收入贫困线。

本文在定义贫困线时，采用了国家统计局认可的贫困线。

统计局的研究人员利用1998年的家庭调查数据估算了当年中国不同省份的城市食品贫困线。

这份数据包括了17000户城市家庭，但是不包括从农村进入城市的流动人口。

我们采用的是统计局相关省份的食品贫困线，详细内容请参见表1.为了得到可靠的贫困线，估算非食品支出占消费总支出的比重非常重要。

我们用以下公式测算贫困线，即：PL=PLf +PLnf =PLf （1+Rnf ），其中，PL是总体的贫困线，PLf 是食品贫困线，PLnf是非食品贫困线，而Rnf 是非食品支出占食品支出的比率。

显然，如果假定非食品支出的比例较高，那么贫困线会较高。

统计局根据恩格尔系数的平均水平认定非食品支出占食品支出的三分之二属于城市贫困。

但这种算法不适合中国的情况。

考虑到有关消费支出最低的百分之十的家庭的统计量，1999年城市的非食品支出占全部食品支出的比率将近90%.用这一指标，我们得出的贫困线要高于统计局的估算。

各样本省份的贫困线请参见表1。

表1：1999年样本省份的城市贫困线资料来源：王有娟《中国的贫困指标》，待出版，2000。

注：各省市的贫困线按以下公式计算：食品贫困线X （1+Rnf ），其中，Rnf 是中国城市收入最低的10%的家庭的非食品支出占食品总指出的比例。

1999年的Rnf 是0.887。

不同规模城市的生活费用是不同的，因而城市的贫困线不同于分省的贫困线。

由于缺乏准确的地区的生活费用数据，我们只能依靠主观判断来对城市贫困线进行调整。

根据分省的贫困线，省俯城市的贫困线上调5%，其他城市的贫困线则下调5%[4].表2列的百分数，各省市的贫困线是不同的。

北京由于生活费用高，其贫困线是13个被调查城市中最高的，比郑州高90%，比开封高110%.从城市人均收入的百分比看，城市贫困线的范围在人均收入的34%到47%之间。

不仅如此，它们与收入水平负相关，即意味着较富裕城市以人均收入的百分比衡量的贫困线较低。

表2：1999年经调整的城市贫困线资料来源：1999年城镇家庭调查。

注：经调整的城市贫困线由表1所列的分省的贫困线推算得到的。

省俯的贫困线由表1数据乘以1.05，其他城市乘以0.95。

四、数据说明2000年在中国国家统计局的协助下进行了一次住户调查，本文所用数据即来自此次调查。

数据主要反映的是1999年的情况。

调查覆盖了五个省和一个直辖市，即：辽宁、江苏、河南、四川、甘肃和北京。

除了北京以外，在五省中选出了12个城市，四川和河南等大省份选三个城市，辽宁等小省份选两个城市。

五个省俯城市都是调查对象，所以此次调查偏重于大城市。

调查数据包括5300个住户，其中，4500户是有城镇户口的正式的城镇住户，800户是农村流动人口的家庭。

在有城镇户口的住户中，又专门抽选了500户1999年有失业或下岗成员的住户。

抽样过程如下。

五个省份代表五大地区，例如，辽宁代表东北地区，江苏代表沿海地区，河南代表华中地区，四川代表西南地区，甘肃则代表西北地区。

北京代表四个直辖市。

为了加强样本对所在城市的代表性，每个省份只限于选取两三个城市。

样本分布基本上是根据省市的人口比率确定的。

有城市户口的住户是从统计局的大样本中抽取的，农村流动户则是通过居委会另外抽取。

在本文中我们只采用有城镇户口的住户样本。

查问卷，农村流动住户问卷以及失业下岗人员问卷。

城市住户问卷和农村流动户的问卷中的问题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针对个人的问题，另一部分是针对住户的。

因此，调查数据包含个人信息，有些是关于个人特征的，如：性别、年龄、受教育情况、是否是党员、就业状况及健康状况；另外一些问题则是关于职业特征的，如：工作单位的所有制类型、职业、任期、工作单位的盈利情况及所在行业等。

个人信息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个人收入及收入构成。

住户信息的重点是家庭消费、财产和住房条件等。

五、贫困发生率和贫困结构找到可靠的贫困线对于贫困的度量是极为重要的。

自从森的论文发表以来（1976），人们不仅要计算贫困人口数，而且要设法在衡量整体的贫困时把贫困程度和不平等因素考虑进去，对此，人们提出了各种建议和意见。

在近期的研究中，最常用的是福斯特等人提出的另一套指标（1984）：其中，Zi是贫困线，yi是第i 个人的收入，其收入低于贫困线；gi =Zi –yi 是第i个人的贫困距；α是参数，其数值越大贫困距的权重越大。

α=0时，FGT 成为贫困的人头指数的比重，α=1时，FGT 是成比例贫困距，α=2时，FGT 则成为成比例贫困距的平方（加权贫困距），它对贫困人口的收入分配更为敏感。

在应用上述公式时，我们首先用计算了各样本省市的贫困发生率。

我们给出了一些假定，在这些假定条件下，我们估算了1999年中国城市整体的贫困发生率。

计算结果列在表3中。

从中可以发现，不论样本加权与否，城市贫困在5%-6%之间。

有了这一贫困发生率，我们可以认为1999年城镇贫困人口在1950万到2330万。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这些数据不涉及农村流动户，而他们的贫困发生率可能较高。

表3：1999年城市的贫困发生率到的；加权样本III 是用不同规模的城市人口对城市样本加权得到的。

表3也显示了城市间和各省之间贫困发生率的差异。

江苏和北京的城市贫困发生率低于其他省份，而四川和河南贫困发生率较高，分别达到54%和22%，高于城市地区的平均水平。

十三个城市中，河南开封和四川自贡的贫困发生率尤其高，请参见表3.我们还计算了各样本省市的贫困距和加权贫困距指标（见表4）。

贫困距指标测量的是贫困人口的收入与所定义的贫困线之间的差距。

加权贫困距衡量的则是贫困人口的收入不均的情况。

从中可以看出，如果一个城市较多的贫困人口的收入远远低于贫困线，而且贫困人口的收入差距较大，那么它的贫困距指标和加权贫困距指标作为平均收入百分比的数值就会较高。

例如，从表4可以看出，和平均水平相比，郑州市的贫困率较高达122%，其贫困距则高达167%，加权贫困距高达255%.1999年，郑州市有一大部分贫困人口的收入远远低于贫困线水平。

同样的解释也适用于河南开封和四川成都。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辽宁沈阳，尤其是锦州，这两个城市有较高的贫困率，但是贫困率和加权贫困率较低，这说明两市贫困人口的平均收入较高。

表4中后三栏的指标变化主要取决于政府的扶贫规划，这一问题将在第八部分讨论。

表4：1999年样本城市的贫困指标资料来源：1999年的调查数据。

中国城镇不同的年龄组当中贫困发生率相同吗？女性是否象在别国一样比男性更容易陷入贫困？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把样本按性别分为了14个年龄组，分别计算率比男性高出0.76个百分点，贫困发生率的性别差异却并不显著。

此外，表5还显示了不同年龄组的贫困发生率的温和差异。

城市中，年轻人比老年人更容易陷入贫困。

值得注意的是21-25岁和51-55岁的人口的贫困发生率明显低于其他年龄组。

这两组人很可能是同一家庭的两代人。

如果这两代人同时是就业人员，那么赡养率则较低。

这肯定了我们的假设，即城市贫困与失业的关系较为密切。

和其他国家对照来看，中国城镇退休人员的贫困发生率并不低。

表5中60岁以上的年龄组的情况可以说明这一点，70岁以上的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