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报告2014.08-中国城市贫困分析(1989-2009)

研究报告2014.08-中国城市贫困分析(1989-2009)
研究报告2014.08-中国城市贫困分析(1989-2009)

中国贫困问题

中国城乡贫困问题 材料学院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2) 汪天平3007208218 李佳悦3007208203 在“十一五”时期,我国将处于人均GDP从1000美元到3000美元的紧要发展阶段,是推进和实现经济与社会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时期。正确预测和分析“十一五”期间城乡贫困人口发展趋势,对于完善相关社会保障制度,促进社会公平与和谐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从总以上看我国的城乡贫困的原因比较复杂既包括个人因素,也包括社会因素。前者如疾病、伤残、劳动能力、劳动偏好、就业机会等,后者如失业、劳动力市场壁垒、社会再分配制度等。而现阶段城市贫困人群中,绝大部分因社会因素致贫。由于我国尚未建立起成熟和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及其相关的利益调节和分配制度,影响城市居民收入的结构性、制度性因素仍然存在,“十一五”期间,我国的城市贫困问题仍然较为突出。 一,城市贫困问题分析: 第一,失业问题将继续存在。失业是市场竞争和经济转轨的产物,也是贫困最主要的原因。相对稳定的职业和收入为城市低收入人群提供了现实的经济收入,保证了他们的基本生活需求。反之,将陷入贫困。根据调查,下岗、失业是城市贫困的最主要原因。 第二,劳动力市场壁垒仍坚不可破。由于改革不到位,我国的劳动力市场存在许多制度壁垒,并在短期内难以消除。经济资源的垄断、就业机会的歧视、劳动力流动的限制,使不同行业、企业,不同就业方式下的同等劳动能力所获得的劳动报酬不一样,导致一部分人收入

低下;同时,使不具竞争力的低收入劳动者的岗位“固定化”,他们难以通过改换职业而改变收入状况。失业人员再就业大多只能选择小商小贩、临时工等非技术性职业,收入较低,且收入增长率有越来越低的趋势。因此,对相当一部分劳动者来说,即使努力工作也难以改变低收入状况,他们中的一些人将成为城市贫困人群。 第三,再分配制度短时期内难以完善。我国的再分配制度由于制度设计缺陷、配套措施不到位等因素,预计在今后几年之内,难以完全发挥收入调节的功能。一方面,经济改革使城市低收入职工的福利性、物质性收入降低甚至取消,而原来由单位负担的大宗消费,如医疗、住房、养老等的支付责任转移到职工个人,使低收入者的消费负担超出其支付能力。另一方面,作为再分配制度主要内容的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保障覆盖面窄、保障水平有待提高,城市低收入人群的生活、医疗、教育等基本需要难以得到有效保证。 第四,城市“新穷人”持续涌现。“十一五”期间,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将保持增长势头。2006—2010年,平均每年新增劳动力966万,如按照70%的劳动参与率计算,平均每年新增劳动力供给676万,将有200多万人难以就业,形成城市“新穷人”。此外,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大量耕地被征用。据统计,全国现有完全失去土地,或失去大部分土地,所拥有土地不足以维持生活的被征地农民5000万人。由于征地安置补偿不到位,许多失地农民变成城市“新穷人”。随着城市化的加快、劳动力市场供给的有限性及相关改革的配套制度滞后,城市“新穷人”将维持一定规模。

中国宜居城市研究报告范本2020中国科学院内容完整版

Record the situation and lessons learned, find out the existing problems and form future countermeasures.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 单位:___________________ 时间:___________________ 中国宜居城市研究报告2020中国科学院内容完整版

编号:FS-DY-20606 中国宜居城市研究报告2020中国科学院内容完 整版 《报告》负责人、中科院地理所研究员张文忠介绍,他的研究团队选取了直辖市、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等全国40个城市,开展了新一轮全国宜居城市问卷调查,重点分析了中国宜居城市指数综合评价结果和分维度评价结果。 结果显示,中国城市宜居指数整体不高。40个代表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准的城市,城市宜居指数平均值仅为59.92分,中位数为59.83分,均低于60分的居民基本认可值,反映出中国和谐宜居城市建设道路还很漫长。 根据评价结果,中国城市宜居指数评价的五座城市为青岛、昆明、三亚、大连和威海。其中,青岛市城市的综合宜居性评价,位居全国第一位;昆明具备舒适宜人的自然环境和特色的社会文化环境,位居第二位;三亚市以空气环境健康取胜,位居第三位;大连市在城市安全性和自然环境宜人性上表现突出,位居第四;威海市自然环境舒适性和宜人性优势明显,

位居全国第五位。 同时,中国城市宜居指数评价最低的五座城市为南昌、太原、哈尔滨、广州和北京。其中,北京位居倒数第一位,离居民认可度尚有较大差距。此外,郑州、南宁、呼和浩特、拉萨和银川宜居指数也相对较低。 据中国经济网记者了解,本次《报告》评价指标共包括城市安全性、公共服务设施方便性、自然环境宜人性、社会人文环境舒适性、交通便捷性和环境健康性等6大维度和29个具体评价指标。 研究表明,居民评价得分的是公共服务设施方便性;其次是自然环境舒适度;然后是社会人文环境舒适性;而城市安全性评价得分最低,为55.76分,其中交通安全短板制约最为明显;环境健康性评价得分次低,为58.23分,并以雾霾污染要素评价最低,仅为56.4 分;交通便捷性评价也相对较低,为58.59分,停车便利性和交通运行通畅性是居民不满意的症结所在。 “城市安全性、环境健康性和交通便捷性已成为当前制约中国宜居城市建设的‘三大’短板。”不过,张文忠同时解释,

中国当前的贫困状况分析

中国当前的贫困状况分析 1.1 贫困与中国的贫困群体 世界银行在《1990年世界发展报告》中给“贫困”下的定义是:“缺少达到最低生活水准的能力。”结合我国当前的实际状况,我国的贫困群体可以归纳为无法合法地获得基本生活条件并参与基本的社会活动的人的集合。根据国家统计局、国务院扶贫办对全国6万农村人口的消费支出情况进行的入户调查,确定农村贫困标准2003年为人均年收入637元,按照这一标准统计,目前中国农村的贫困人口有2 900万,城市中有2 000~3 000万的贫困人员需要救助。这两部分人口属于绝对贫困人群。 这一贫困群体主要由以下两类人员组成:一是计划体制下的贫困群体。一般是城市中的三无人员, 即无依无靠、无生活来源、无劳动能力的人;农村中的五保户,由集体经济负担的保吃、保穿、保住、保医、保葬(孤儿保教)的农村无依无靠的老、弱、孤、寡、残疾人员。二是市场体制下的新贫困群体,城市下岗、失业、半失业而造成生活困难的人员;以及在农村中因城市化,而“上班无岗、种田无地、劳保无份”,生活陷于贫困的失地农民,以及流动在城市和农村之间的部分农民工。除了这一绝对贫困人群外,我国还有近2亿的农村人口的年均收入是在850~950元之间,以及一些因灾返贫和因病返贫的人群。 1.2 中国的贫困现状 1.2.1 计划体制下的贫困问题得到了基本缓解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长期实行计划经济,基本上走的是一条由农村补贴城市,农业补贴工业的发展道路,因此在计划体制下,贫困主要集中在农村,表现为“普遍性的区域贫困与极端贫困”。但是随着我国的改革开放,首先在农村中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一些自然条件较好的农村地区迅速走上了致富的道路。在另一方面由于改革开放使得中国的经济发展迅速,国家财力得以能够进行一系列大规模的扶贫运动,使一些贫困地区摆脱了绝对贫困的处境,取得的扶贫成就举世瞩目。2004年10月17日,“国际消除贫困日”中国宣布:农村贫困人口从1978年的2.5亿减少到2003年底的2 900万,贫困人口占农村总人口的比例由30.7%下降为3%左右。 1.2.2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贫困问题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城市中除了无依无靠、无生活来源、无劳动能力的三无人员外,基本上不存在贫困群体,城市居民可以享受到许多国家给予的优惠,比如就业、上学、住房、医疗等福利待遇,通过户籍制度将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区分开来,逐渐形成以国有、集体企事业单位为依托的城市经济体制。随着市场化和国有企业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大部分企业经营困难,经济效益下降,从而使职工的生活状况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目前,城市中的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国有企业和集体单位,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经济体制转轨和产业结构调整的结果,其中最为关键的因素就是国有企业与集体企业在转轨过程中普遍表现出对市场的不适应,造成了自身的经营困难,部分企业破产、倒闭,减发、停发职工工资,造成城市“新贫困群体”的出现。 从收入分配制度上来说,由于规范和调节收入分配和再分配的法律、法规、经济杠杆、行政措施等存在许多缺陷,从而导致了部分城市居民的收入非透明化、非制度化,同时由于对高收入群体的调节不力,对低收入群体又保护不足,使我国城市居民收入差距日益拉大,造成相对贫困现象。 2 当前中国非政府组织的发展 2.1 非政府组织的基本含义及基本特征 非政府组织是介于政府和企业之间不以盈利为目的,且具有正式组织形式,提供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社会组织。 由于非政府组织是介于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因此它具有和政府与企业相区别的特性。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莱斯特?萨拉蒙教授提出了著名的五特征法,只要是符合这5个特征的社会组织都

当前中国贫困问题发生、发展的原因分析

当前中国贫困问题发生、发展的原因分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过20多年的发展和实施一系列的扶贫政策措施,使贫困人口大大减少,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仍然有一定比例的贫困人口。由于我国是个发展中国家,同时又处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阶段,所以,导致中国贫困问题产生的原因亦非常复杂,概括起来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1、自然条件的影响 自然条件对社会经济发展和个人及家庭收入增加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从我国贫困人口分布的情况看,边远地区、山区、老革命根据地居多。这些地区都有生产、生活条件差,交通不便,与世隔绝,教育文化、工农业不发达,信息闭塞、商业网点不健全,粮食及其它农产品不畅,社会化服务水平低,收入来源单一而且微薄的特点。这些是制约贫困地区经济发展和贫困人口脱贫的重要因素,也是扶贫开发项目效益低下的最直接原因。“八七扶贫攻坚计划”中确定的592个国家重点扶贫县几乎都在山区、高原等自然环境较差甚至恶劣的地区。所以,中国的贫困明显带有区域性的特点,并且大多数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也包括其中,这使得占全国总人口不到10%的少数民族贫困人口却要占全国乡村贫困人口的40%。各种自然灾害是导致贫困的又一重要原因。无论采取多么有效的救灾措施,都会有一部分人口因灾陷入困境。因此,自然条件不是轻易可以改变的,天灾更是无法避免,它们使贫者愈贫、脱贫者返贫,甚至使一部分生活水平较高的人口陷入贫困境地。 2、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 中国不同地区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水平历史上就有很大的差距。改革开放后由于梯度发展战略的实施,使中、东、西三个经济地带的差距又进一步扩大。经济发展差距扩大的直接后果就是人们富裕程度的差距拉大。中西部地区的贫困人口多,比重大,程度深。贫困人口比例在全国约占到80%左右。据国家统计局城调总队抽样调查显示,1996年全国城市贫困率为4.2%,贫困人口为1176万人。其中,东部地区城镇贫困人口为188.16万人,约占16%;中部地区城镇贫困人口为658.56万人,占56%,西部地区城镇贫困人口为329.28万人,占28%;东部地区城镇困难居民家庭人均年生活费收入为2012.98元,其中最高是广东省,为3291.46元,最低的是海南省为1429元;中部地区城镇困难居民家庭人均年生活

我国城市贫困问题的原因及对策

我国城市贫困问题的原因及对策 摘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结构的调整,中国社会、经济和城市的发展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国民经济持续增长,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与此同时,我国城市贫困现象随之凸显,因此就现阶段来说,对该问题产生的原因和应对策略的研究尤为重要。 关键字:城市贫困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 我国现阶段的城市贫困应当是缺乏基本的生活资料以及发展的物质条件和资本条件的生活状态,是生存意义上的绝对贫困和发展意义上的相对贫困的综合体。无庸讳言,城市贫困问题已成为我国改革和发展中急需解决的重要问题,治理城市贫困关系到社会稳定大局,关系到实现“共同富裕”的发展目标,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 一、我国城市贫困问题产生的原因 我国城市贫困问题是由许多因素综合作用而形成的,它既包括宏观的社会制度因素,也有微观的贫困人口家庭结构及自身因素,但其中经济体制和产业结构的变革是导致城市贫困的主要原因。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原因: (一)体制转型及结构调整导致职工下岗和人员流动 1. 经济体制改革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使下岗失业者剧增 经济转制过程中对国企的改革和调整导致部分职工失业、下岗,进而因生活困难进入贫困行列。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是我们对国有企业改革和调整的目标。为达成这一目标,在我们为盘活国有资产,对国有资产以资产为纽带进行兼并重组时,必然要求改变过去那种人力资源在资本营运中,以牺牲效率为代价的资本与劳动力的结合方式,而转变为以效率为基础,这必然会导致大量冗员的剥离和低素质劳动力的退出。这样一来,以前广泛存在的隐性失业显性

化、公开化,从企业退出的职工因收入锐减直接影响生活质量和水平,部分适应能力差、自身条件差的职工因而进入城市贫困人口行列。[ 另外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必然要不断调整产业结构。从产业发展规律看,第三产业就业人数在全部就业人数中比例将越来越大。目前,我国第三产业仍不发达,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较低,吸纳劳动力就业的比例也低。从现代产业分工规律来看,产业结构布局遵循比较优势原则,大城市、特大城市主要发展服务业、高科技产业,中小城市、乡镇企业主要发展普通制造业,而我国长期受计划体制影响,没有遵循这个“产业分工”规律,加入WTO后,我国产业分工将必然遵循这个普遍规律。因此,经济转型期产业结构调整导致失业是造成城市贫困的直接原因。 2. 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入城市使城市贫困问题复杂化 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使大量农民涌入城市。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早于城市,在80年代初就开始启动,并取得显著成效。农村改革后,生产力空前解放,农民有了较大的自主权,大量劳动力流入城市,寻求新的发展。由于二元经济制度的限制,农民进城在80年代并没有对城市就业产生很大压力。但进入90年代后,由于城市企业有了用工自主权,可以招收农民工,而农民工的低成本对企业产生了较大的吸引力,从而形成了农民工与城市工的竞争。在用工需求量有限的情况下,劳动力供给量的增加,无疑增大了就业的难度。这样,一方面是城市企业需要清理大量冗员,另一方面又有大量农民工想挤进企业,因此就导致了城市下岗、失业人员的急剧增加,使贫困问题凸现出来。[ 可见,我国城市贫困主体表现出多元性,不仅有下岗失业人员还有涌入城市的农 [1]城市贫困人口及反贫困对策——以武汉市为调查个案 [2]转型期我国城市贫困与反贫困的对策探讨

中国宜居城市研究报告2020中国科学院内容完整版

中国宜居城市研究报告2020中国科学院内容完整版 《报告》负责人、中科院地理所研究员张文忠介绍,他的研究团队选取了直辖市、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等全国40个城市,开展了新一轮全国宜居城市问卷调查,重点分析了中国宜居城市指数综合评价结果和分维度评价结果。 结果显示,中国城市宜居指数整体不高。40个代表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准的城市,城市宜居指数平均值仅为59.92分,中位数为59.83分,均低于60分的居民基本认可值,反映出中国和谐宜居城市建设道路还很漫长。 根据评价结果,中国城市宜居指数评价的五座城市为青岛、昆明、三亚、大连和威海。其中,青岛市城市的综合宜居性评价,位居全国第一位;昆明具备舒适宜人的自然环境和特色的社会文化环境,位居第二位;三亚市以空气环境健康取胜,位居第三位;大连市在城市安全性和自然环境宜人性上表现突出,位居第四;威海市自然环境舒适性和宜人性优势明显,位居全国第五位。 同时,中国城市宜居指数评价最低的五座城市为南昌、太原、哈尔滨、广州和北京。其中,北京位居倒数第一位,离居民认可度尚有较大差距。此外,郑州、南宁、呼和浩特、拉萨和银川宜居指数也相对较低。 据中国经济网记者了解,本次《报告》评价指标共包括城市安全性、公共服务设施方便性、自然环境宜人性、社会人文环境舒适性、交通便捷性和环境健康性等6大维度和29个具体评价指标。 研究表明,居民评价得分的是公共服务设施方便性;其次是自然环境舒适度;然后是社会人文环境舒适性;而城市安全性评价得分最低,为55.76分,其中交通安全短板制约最为明显;环境健康性评价得分次低,为58.23分,并以雾霾污染要素评价最低,仅为56.4 分;交通便捷性评价也相对较低,为58.59分,停车便利性和交通运行通畅性是居民不满意的症结所在。 “城市安全性、环境健康性和交通便捷性已成为当前制约中国宜居城市建设的‘三大’短板。”不过,张文忠同时解释,“在29个具体评价指标上,尽管房价与宜居城市有直接关系,但我们特意回避了房价这一评价指标,这主要是为了避免评价结果被房地产商用来炒作。” 《报告》还指出,北京城市宜居指数之所以倒数第一,主要受制于环境健康性、交通便捷性和居民对自然环境的认可度三大维度瓶颈制约。其中,环境健康性维度成为北京宜居城市建设的短板。 宜居城市的构成要素 《GN中国宜居城市评价指标体系》由包括生态环境健康指数、城市安全指数、生活便利指数、生活舒适指数、经济富裕指数、社会文明指数、城市美誉度指数在内的七项一级指标,四八项二级指标,七四项三级指标组成。总结一下城市宜居性的构成要素主要包括以下六个方面: 1、安全要素 安全是人的需求层次中除了基础生理需求之外的首选。目前城市的物质生活水平使绝大部分城市居民已无需过多地关注基础生理需要, 安全成为现代社会中人们关注的焦点问题。 维护公共安全是城市社会、经济、文化、环境协调发展的基础, 是居民安居乐业的必要条件和创造宜居环境的保证。因此, 宜居城市需要有完善的预防与应

中国宜居城市研究报告2020中国科学院内容完整版.doc

中国宜居城市研究报告2020中国科学院 内容完整版 中国科学院14日在北京发布《中国宜居城市研究报告》显示,青岛、昆明、三亚、大连、威海、苏州、珠海、厦门、深圳、重庆宜居指数排名全国40个被调查城市前10名,而北京和广州宜居指数分别为56.24分和56.78分,分别位居倒数第一名和第二名。那么,中国宜居城市研究报告20xx中国科学院内容是什么?下面我为大家揭秘。 《报告》负责人、中科院地理所研究员张文忠介绍,他的研究团队选取了直辖市、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等全国40个城市,开展了新一轮全国宜居城市问卷调查,重点分析了中国宜居城市指数综合评价结果和分维度评价结果。 结果显示,中国城市宜居指数整体不高。40个代表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准的城市,城市宜居指数平均值仅为59.92分,中位数为59.83分,均低于60分的居民基本认可值,反映出中国和谐宜居城市建设道路还很漫长。 根据评价结果,中国城市宜居指数评价的五座城市为青岛、昆明、三亚、大连和威海。其中,青岛市城市的综合宜居性评价,位居全国第一位;昆明具备舒适宜人的自然环境和特色的社会文化环境,位居第二位;三亚市以空气环境健康取胜,位居第三位;大连市在城市安全性和自然环境宜人性上表现突出,位居第四;威海市自然环境舒

适性和宜人性优势明显,位居全国第五位。 同时,中国城市宜居指数评价最低的五座城市为南昌、太原、哈尔滨、广州和北京。其中,北京位居倒数第一位,离居民认可度尚有较大差距。此外,郑州、南宁、呼和浩特、拉萨和银川宜居指数也相对较低。 据中国经济网记者了解,本次《报告》评价指标共包括城市安全性、公共服务设施方便性、自然环境宜人性、社会人文环境舒适性、交通便捷性和环境健康性等6大维度和29个具体评价指标。 研究表明,居民评价得分的是公共服务设施方便性;其次是自然环境舒适度;然后是社会人文环境舒适性;而城市安全性评价得分 最低,为55.76分,其中交通安全短板制约最为明显;环境健康性评价得分次低,为58.23分,并以雾霾污染要素评价最低,仅为56.4 分;交通便捷性评价也相对较低,为58.59分,停车便利性和交通运行通畅性是居民不满意的症结所在。 “城市安全性、环境健康性和交通便捷性已成为当前制约中国宜居城市建设的‘三大’短板。”不过,张文忠同时解释,“在29个具体评价指标上,尽管房价与宜居城市有直接关系,但我们特意回避了房价这一评价指标,这主要是为了避免评价结果被房地产商用来炒作。” 《报告》还指出,北京城市宜居指数之所以倒数第一,主要受制于环境健康性、交通便捷性和居民对自然环境的认可度三大维度瓶颈制约。其中,环境健康性维度成为北京宜居城市建设的短板。

我国贫困问题和治理对策

我国贫困问题及治理对策 摘要:贫困问题已成为当今世界最尖锐的社会问题之一。各国政党、政府和社会各界对贫困问题一直相当重视消除贫困是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我国政府的奋斗目标。但是中国目前的农村贫困问题与城镇贫困问题呈现此消彼长的发展趋势。因此,必须要根据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状况和贫困现状采取综合治理的措施。 关键词:贫困;农村贫困;城镇贫困;治理对策;制度保障 一、中国贫困问题的现状 贫困线的标准因各个国家发展水平、社会文化和制度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因而绝不能用别国的贫困线标准作为我国的衡量标准。中国国家统计局对贫困线下的定义是:所谓贫困线,是在一定的时间、空间和社会发展阶段的条件下,维持人们的基本生存所必需的物品和服务的最低费用,贫困线又叫贫困标准。现阶段我国把把每人每年收入低于2300元的低收入人群定为贫困人群,2017年2月28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统计资料:2016年我国农村贫困人口为4335万人,比上年减少1240万人。我国贫困地区的教育、医疗、卫生等各项社会事业也得到长足发展,基础设施状况明显改善,毋庸置疑,中国扶贫开发工作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不仅为13亿中国人进入和建设小康社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为推动全球反贫困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但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还要看到:中国贫困人口还很多,而且这些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特定区域国务院扶贫办表示,在14.8万个贫困村当中,绝对贫困和低收入人口占乡村总人口的33%;在石山区、荒漠区、高寒山区、黄土高原区和地方病高发区、人口较少民族地区以及42个沿边境的扶贫重点县,这个数字超过40%。在贫困人口总量不断减少的情况下,这些地区需要移民的农户比例明显提高。此外,革命老区发展相对滞后,全国237个革命老区目前农民人均纯收入是全国平均水平的57%。 目前我国经济下行压力较大,城市岗位竞争日益激烈,我国城镇失业率也处在较高的水平,经济结构改革和转型使部分城镇职工失去了工作岗位。,在农村

中国宜居城市报告重点摘要

中国宜居城市报告重点摘要 中科院对外发布《中国宜居城市研究报告》显示,青岛、昆明、三亚、大连、威海、 苏州、珠海、厦门、深圳、重庆宜居指数排名全国40个被调查城市的前10名。 研究表明,对中国40个案例城市不同维度的城市宜居性评价比较发现,居民评价得 分最高的是公共服务设施方便性,其次是自然环境舒适度,然后依次是人文环境舒适度、 交通便捷性、环境健康性和城市安全性。 其中,城市安全性维度评价在6大指标中得分最低,深圳、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安 全性评价均较高。 本人主要负责钢结构分公司生产、技术工艺及质量管理工作,本年度分公司较好完成 了各项生产任务及生产指标,先后承担并完成新1、2号高炉钢冷却壁制作、6m焦炉炉柱 生产、120吨大转炉技改、热轧二期工程、冷轧厂房建设及集团技改3000吨H型钢制作等任务,并取得良好成绩,1~3季度产量较去年同期有大幅提高,并创造1200吨月产量记录。 公共服务设施评价最高的5个城市,包括上海、广州、深圳、北京等一线城市,及南京、青岛、成都、济南和昆明等著名的旅游城市。 结果显示,中国城市宜居指数整体不高。40个代表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最高水准的城市,城市宜居指数平均值仅为59.92分,中位数为59.83分,均低于60分的居民基本认 可值,反映出中国和谐宜居城市建设道路还很漫长。 而东部沿海城市的自然环境宜人性更强,这方面评价最高的5个城市依次为深圳、上海、苏州、青岛和南京。 交通便捷性评价最高的城市分别为厦门、苏州、济南、海口和银川等,另外威海、石 家庄和昆明的交通便捷性评价也相对较高,主要以二三线城市为主。 此次报告首次通过大量居民问卷调查和数据分析,反映了公众真实的城市宜居性感受。一个有意思的结果是:不同年龄、学历、户籍状况、家庭月收入等属性的居民对城市宜居 性评价结果明显不同。其中,20-29岁、40-49岁、本地户口、高学历、家庭月收入5000 元以下和2万元以上等社会群体的城市宜居性评价较低。也就是说中等收入群体的满意度 要高于高收入和低收入人群。 调查结果显示:中国城市居民幸福感排名最高的依次是厦门、威海、宁波、济南和苏州。 中国宜居城市研究报告发布:居民幸福感厦门第一!

我国城市反贫困问题研究

我国城市反贫困问题研究 作者:郝亮来源:陕西省资本论研究会 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经济制度的转型和各种经济、社会政策的变化,我国城市人口在收入和实际生活水平上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城市贫困问题开始显现出来,且规模扩张速度令人吃惊。本文将针对现如今我国城市所呈现出来的贫困问题的现象及特征,通过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的原因分析,在着重考虑国情的基础上提出一些反贫困策略。 一、我国城市贫困的现状及特征 城市是人类社会不断发展和进步的产物,城市也是人类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但是,长期以来,单一追求经济高速增长的发展模式,虽然促成了城市的一时繁荣,但市场经济的高效率也严重破坏了城市社会的公平和公正。随着城市人口数量的剧增和城市规模的扩大,城市贫困问题变得越来越突出。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说,城市的贫困问题将成为21世纪“最引人注目、政治上最为敏感的问题”。 城市贫困(Urban Poverty)指的是城市社会的贫困问题。对于贫困来讲,是指在物质资源方面处于匮乏或遭受剥夺的一种状况,其典型特征是不能满足基本生活之所需。贫困主要包含有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两层含义。绝对贫困(Absolute Poverty)是指个人或家庭依靠劳动所得和合法收入不能维持基本的生存需要。相对贫困(Relative Poverty)是指个人或家庭获取的劳动所得和合法收入不能维持社会可以接受的最低标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通过努力,人类可以消除绝对贫困。但是由于贫困的相对性,消除相对贫困是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综合考虑各种因素,我国现阶段城市贫困概念的定位总体上是指人的基本生存条件的缺乏,即指人的衣、食、住、行、医、教需求得不到满足的生活状况。 1 我国城市贫困的现状 根据民政部的统计,截至2003年3月31日,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为2140.3万人。另外学术界认为中国城镇贫困人口的规模应在1500万至3100万人之间,占中国城镇人口总数的4%—8%。这些城市贫困人口大体可以分为以下四类:一是无生活来源、无劳动能力、无法定赡养人、扶养人的“三无”人员(占贫困人口总数的6%);二是贫困的失业者(占贫困人口总数的17%);三是领取基本生活费、离退休金或养老金后,家庭人均收人仍低于当地贫困线标准的在职职工、下岗人员和离退休人员(占贫困人口总数的54% );四是其他贫困人员(占贫困人口总数的23%)。其中,第一类是社会长期救助和保障的对象,第二类和第二类是当前我国城市贫困人口的主体,占总数的70%以上。

九十年代末中国城市贫困的增加及其原因

九十年代末中国城市贫困的增加及其原因 李 实 一、前 言 贫困一向被看作是中国农村的一种现象。然而自1995年以来由于公有制企业的重组,中国的城市贫困已经成为一个引人注目问题。根据官方统计,1999年失业和下岗的职工人数已达1200万(NSB ,2000)。这一问题关系到社会的稳定,中央政府对此也日益关注。 城市贫困是九十年代后期出现的新问题,也被称为“新贫困”(Knight,2000)。人们认为这与城市职工的失业和下岗有关。对此,政府的主要政策是给失业和下岗职工提供资金支持,但这一政策在各省市的执行情况并不令人满意。大量的下岗职工并未能从地方政府和企业得到他们应得的资助款项(劳动科学研究所,2000) 这种情况下,研究中国城市的贫困规模以及失业和贫困发生率的关系就是很有意思的题目。为研究这些问题,我们计算了样本城市和分组数据的贫困发生率和贫困强度指标,然后用probit模型分析了个人陷入贫困的概率和下岗失业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贫困发生率并不像某些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地区那么高,但是高于官方发布的数据。我们的研究结果还表明贫困和失业有着很强的相关性,城市贫困主要的原因就是城市职工下岗失业的人数增加了。 本文分为以下几部分。第二部分是中国城市贫困问题的有关研究文献。第三部分说明本文所采用的贫困线。第四部分是数据情况。第五部分是贫困发生率的分析结果以及按家庭和个人特征的分组分析。第六部分着重分析了城市家庭贫困增加的原因。第七部分提出了贫困的新概念,即“自愿贫困”,这是与长期贫困和暂时贫困相联系的。实证分析说明了城市贫困有别于这三种贫困。第八部分以模拟分析为基础,对缓解城市贫困的政府政策进行了评价。最后一部分提出了研究结果及其政策含义。 二、文献述评 直到九十年代中期决策者和学者均未把城市贫困看作是一个大问题。因此,与农村贫困的大量研究文献相比,在此领域可参考的文献不多。但是尽管各种估算的的结果差别很明显,有些研究仍值得一提,。根据基本生活消费的假设和统计局公布的收入分配的分组数据,世界银行对1978-1990年间中国的贫困状况进行了时间序列分析(World Bank,1992)。他们的估算显示中国城市的贫困问题很小,八十年代的城市贫困人口不到1%。阿齐兹卡恩(1988)利用中国社科院的两次调查数据估算了1988和1995两年中国城市的贫困发生率。他发现如果采用经调整的标准的贫困线[2],这两年的贫困发生率分别是6.7%和8.0%.更有意思的是,他的估算显示,如果采用极端贫困线,这两年间的贫困发生率将有较大的提高。采用同样的1988年的数据,以及国家的相对贫困线,这一贫困线相当于个人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一半,古斯塔夫森和李实(1997)估计中国城市的贫困发生率不到1%,和中国农村的数字相比非常之低。古斯塔夫森和魏众(2000)重新计算了1995年全国的相对贫困线,据他们估算,城市贫困率相当于1988年的46%[3].国家统计局的课题组在九十年代初期提出了中国城市贫困发生率的另一种估算。

2021年中国宜居城市报告

中国宜居城市报告 6月14日,中科院对外《中国宜居城市研究》(以下简称《报告》), 而广州城市宜居指数得分位于倒数第二,北京垫底,评选为最不宜居城市。 相信大家一定对中科院所公布这份《报告》很感兴趣……作为一线城市的北京因为哪几个因素垫底?而我大昆明又是凭借哪些优势位居第二的? 《报告》负责人、中科院地理所研究员张文忠介绍,他的研究团队选取了直辖市、省会城市、单列市和少数公认宜居城市等40个案例城市,开展了新一轮全国宜居城市问卷调查,重点分析了中国宜居城市指数综合评价结果和分维度评价结果。 因此,在这份评价结果中, 问题一:建设宜居城市道阻且长 结果显示,中国城市宜居指数整体不高。40个代表着中国社会发展最高水准的城市,城市宜居指数平均值仅为59.92分,中位数为

59.83分,均低于60分的居民基本认可值,反映出中国和谐宜居城市建设道路还很漫长。 从宜居城市评价要素来看,城市安全性评价得分最低,为55.76分,其中交通安全短板制约最为明显;环境性评价得分次低,为58.23分,并以雾霾污染要素评价最低,仅为56.4分;交通便捷性评价也相对较低,为58.59分,停车便利性和交通运行通畅性是居民不满意的.症结所在。 你一定想问, 《报告》提出了宜居城市评价指标体系,评价指标共包括城市安全性、公共服务设施方便性、自然环境宜人性、社会人文环境舒适性、交通便捷性和环境健康性等6大维度和29个具体评价指标。 根据评价结果,中国城市宜居指数评价最高的五座城市为青岛、昆明、三亚、大连和威海。 青岛市城市的综合宜居性评价最高,位居全国第一位;昆明具备舒适宜人的自然环境和特色的社会文化环境,位居第二位;三亚市以空气环境健康取胜,位居第三位;大连市在城市安全性和自然环境宜

中国城市贫困问题研究

中国城市贫困问题研究 亚行专家组 1.背景 直到90年代初期,中国的贫困问题仍然被认为主要发生于农村地区。因此,中国政府在制订有关政策时,主要着眼点依然是如何消除农村贫困。当然,当时在城镇地区也同样存在贫困问题,但其涉及面只是总人口中的一小部分,主要是“三无”人员(无劳动能力、无经济来源、无法定的赡养人、扶养人和抚养人)。然而,到了上个世纪的最后10年,城市贫困问题日益凸显,相当多的城镇人口陷入其中。 中国城镇中的“新”贫困人口与“老”贫困人口相比,有三点明显的差别: ⑴.城镇中“新”贫困人口在数量上远比“老”贫困人口要多。 ⑵.新城镇贫困的出现同时伴随着城镇地区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这种贫富差距是前所未有的。 ⑶.城镇中的“新”贫困人口与“老”贫困人口不同,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是有工作能力并且愿意工作的,但是他们没有工作机会。 在上述三点中,前两点是相互关联的。提出城镇贫困问题,部分原因是由于人们对贫困的认识发生了变化。许多人从前不会被认为是贫困人士,而按现在的标准则会被认为是贫困人口。在此之前,有劳动能力的人必须工作,而政府有责任为他们安排工作岗位,虽然有时报酬很低而且不能及时发到他们手中。 从1994年以来,中国城镇的经济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国有单位和城镇集体企业的工作岗位在过去几年中以极快的速度锐减。从1996年以来的三年中,国有单位已精减了2700万名职工,相当于1996年国有单位总人数的25%。城镇国有单位和集体企业削减人员的趋势预计将会继续下去。非国有部门虽然也创造了一些新的工作岗位,但是在数量上远远不足以抵消国有部门缩减的工作岗位。缩减工作岗位与创造就业机会之间的“时间差”导致了下岗、失业问题,而下岗、失业问题便是近期出现的城镇贫困的主要原因。 2000年,城镇失业人口为595万,这意味着中国的城镇失业率相当低,只有 3.1%。然而,这一数字仅仅包括“登记失业人员”,而为数甚多的本应列为

中国宜居城市报告新鲜出炉.doc

2018年中国宜居城市报告新鲜出炉 2018年中国宜居城市报告新鲜出炉 中国科学院14日在北京发布《中国宜居城市研究报告》显示,青岛、昆明、三亚、大连、威海、苏州、珠海、厦门、深圳、重庆宜居指数排名全国40个被调查城市前10名,而北京和广州宜居指数分别为56.24分和56.78分,分别位居倒数第一名和第二名。 《报告》负责人、中科院地理所研究员张文忠介绍,他的研究团队选取了直辖市、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等全国40个城市,开展了新一轮全国宜居城市问卷调查,重点分析了中国宜居城市指数综合评价结果和分维度评价结果。 结果显示,中国城市宜居指数整体不高。40个代表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最高水准的城市,城市宜居指数平均值仅为59.92分,中位数为59.83分,均低于60分的居民基本认可值,反映出中国和谐宜居城市建设道路还很漫长。 根据评价结果,中国城市宜居指数评价最高的五座城市为青岛、昆明、三亚、大连和威海。其中,青岛市城市的综合宜居性评价最高,位居全国第一位;昆明具备舒适宜人的自然环境和特色的社会文化环境,位居第二位;三亚市以空气环境健康取胜,位居第三位;大连市在城市安全性和自然环境宜人性上表现突出,位居第四;威海市自然环境舒适性和宜人性优势明显,位居

全国第五位。 同时,中国城市宜居指数评价最低的五座城市为南昌、太原、哈尔滨、广州和北京。其中,北京位居倒数第一位,离居民认可度尚有较大差距。此外,郑州、南宁、呼和浩特、拉萨和银川宜居指数也相对较低。 据中国经济网记者了解,本次《报告》评价指标共包括城市安全性、公共服务设施方便性、自然环境宜人性、社会人文环境舒适性、交通便捷性和环境健康性等6大维度和29个具体评价指标。 研究表明,居民评价得分最高的是公共服务设施方便性;其次是自然环境舒适度;然后是社会人文环境舒适性;而城市安全性评价得分最低,为55.76分,其中交通安全短板制约最为明显;环境健康性评价得分次低,为58.23分,并以雾霾污染要素评价最低,仅为56.4分;交通便捷性评价也相对较低,为58.59分,停车便利性和交通运行通畅性是居民不满意的症结所在。 “城市安全性、环境健康性和交通便捷性已成为当前制约中国宜居城市建设的‘三大’短板。”不过,张文忠同时解释,“在29个具体评价指标上,尽管房价与宜居城市有直接关系,但我们特意回避了房价这一评价指标,这主要是为了避免评价结果被房地产商用来炒作。” 《报告》还指出,北京城市宜居指数之所以倒数第一,主要受制于环境健康性、交通便捷性和居民对自然环境的认可度三大维度瓶颈制约。其中,环境健康性维度成为北京宜居城市建设的最大短板。 宜居城市的构成要素 《GN中国宜居城市评价指标体系》由包括生态环境健康

河南省郸城县农村贫困问题研究

河南省郸城县农村贫困问题研究 王芳敏经济学院2009级农村区域发展专业 引言 目前中国城乡居民生活水平总体上达到小康,但属于生存型、数量型消费低水平小康,还未进入到发展型、质量型消费的阶段;地区间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存在着明显的不均衡,有一定数量的人口处于贫困状态。中国1339724852人口中农村人口为67415万人,占50.32%。(国际统计局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因此解决农村贫困问题在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进程中显的尤为重要,而深入了解农村贫困的现状及原因是对症下药、帮助提高农村扶贫效果的重要前提。 一、郸城县发展现状 (一)郸城县背景简介 郸城县位于河南省东部,茨河上游,北依鹿邑县,西连淮阳县,南接沈丘县,东南和东部与安徽省界首市、太和县,亳州市为邻。县境总面积1471平方公里,辖8镇11乡3个办事处和1个工业区,共518个行政村,总人口131万人(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耕地面积1637235亩。 县境属黄淮平原,地处黄河冲积扇南缘,属暖温带半湿润性季风气候区。地势平坦,土质粘重,降水丰富,适宜多种农作物及林木生长。 郸城县既非名胜古迹、又非伟人故乡,经济发展仅靠田地耕种、工业生产、交通运输等,人均GDP在同级县中排名较为落后。近年来,郸城县为发展经济,大力开发以亚洲最大的金丹乳酸厂为代表的经济效益较为明显的企业,导致郸城县生态环境恶化,居民的幸福指数大幅下降。郸城县外来开发商较多,但大都为房地产开发商,他们在政府的庇护下由租用到强制购买农民土地,得到利润后又

大都撤资,是名副其实的“羊毛出在羊身上”,并未为郸城县的经济发展做出多少真正的贡献。 (二)郸城县农村贫困状况及特征总结 郸城县各乡镇贫富程度各异,村庄中的富裕人和贫困人并存。富裕农民已经进入了良性循环,越来越富裕,而贫困人口则进入了恶性循环,越来越贫困。从中国宏观形势来看,1987年中国农村改革初期,农村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是0.22,2002年已经是0.37,在25年的经济转轨和发展过程中,农村居民的收入差距扩大了2/3以上。(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2005)郸城县的农村贫困也呈现出这样的变化趋势: 1.收入水平低、入不敷出、难以维持日常基本生活需要 郸城县农村居民人均耕地水平较少,加之近年来郸城县房地产业高速发展、对耕地保护不当,农民尤其是城市边缘地带农民可耕种土地大量减少。造成农民失去了最基本的生产资料,生活得不到保障。受传统思想影响,每户居民家中大都有2~4个孩子,甚至更多!即使外出务工也很难维持家用,长期以来持续存在的收支倒挂导致贫困居民的生活处境越来越困难,恩尔格系数大,食物消费量少质差、营养供给不足,消费结构明显不合理。 2.人口增长过快,教育、卫生等基本社会服务水平低,生活质量不高 与经济水平落后成为对比的是,贫困地区往往又是人口增长最快的地区。贫穷落后的地区人们想通过多生育子女作为生产活动及养老的保障,陷入越穷越生,越生越穷的境地。当前中国教育资源分配不公平现象严重,城镇占有教育资源多,农村占有资源少,资源分配不公平影响教育不平等,从而导致收入的不平等。村镇教育设施落后、办学条件差、适龄儿童失学和辍学率较高,且农民的素质、劳动技能低下导致难以获得有较高收入的工作机会。农村卫生资源薄弱,新农村合作医疗费用报销困难,医生职业道德素质下降,巨额医疗费用使很多家庭陷入贫困,目前疾病已经成为郸城县农村贫困产生的第二位重要原因。 3.贫困家庭应付意外(如疾病、经济冲击、自然灾害、伤害)的能力低,因而更容易反复陷入贫困,不能自拔 国务院扶贫办主任2005年4月3日称:2003年脱贫人口有1460万,返贫

2021年中科院发布中国宜居城市研究报告摘要

中科院发布中国宜居城市研究报告摘要中科院中国宜居城市研究报告摘要 中国科学院14日《中国宜居城市研究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显示中国城市的宜居指数整体不高,40个代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最高水准的城市,城市宜居指数平均值仅为59.92分,低于60分的居民基本认可值。报告指,这反映出中国和谐宜居城市的建设道路还很漫长。 《报告》提出了宜居城市评价指标体系,评价指标共包括城市安全性、公共服务设施方便性、自然环境宜人性、社会人文环境舒适性、交通便捷性和环境健康性等6大维度和29个具体评价指标。 “在29个具体评价指标上,尽管房价与宜居城市有直接关系,但我们特意回避了房价这一评价指标,这主要是为了避免评价结果被房地产商用来炒作。”《报告》负责人、中科院地理所研究员张文忠对此解释。 根据评价结果,中国城市宜居指数评价最高的10座城市依次为青岛、昆明、三亚、大连、威海、苏州、珠海、厦门、深圳、重庆。评价最低的5座城市为南昌、太原、哈尔滨、广州、北京,其中北京

位居倒数第1,距离居民认可度尚有一定距离。此外,郑州、南京、呼和浩特、拉萨、银川的宜居性评价较低。 《报告》显示,青岛、昆明、三亚、大连、威海、苏州、珠海、厦门、深圳、重庆宜居指数排名全国40个被调查城市前10名。北京和广州宜居指数分别为56.24分和56.78分,分别位居倒数第一名和第二名。 二、三线城市的交通便捷性评价较高。40个被调查城市的交通便捷性评价相对较低且得分较为集中,平均值和中位数分别为58.59和59.11分,属于中国宜居城市建设的短板领域。而交通便捷性评价最高的城市分别为厦门、苏州、济南、海口和银川等,另外威海、石家庄和昆明的交通便捷性评价也相对较高。 东部沿海和西部高原城市的环境健康性评价较高。40个被调查城市的环境健康性评价相对较低,平均值和中位数分别为58.24、59.17分,是制约我国宜居城市建设的重要瓶颈。在40个被调查城市中,环境健康性评价较高的不仅包括厦门、青岛和威海等东部沿海城市,还包括西宁和银川等西部地区高原城市。

中国城市发展状况调查报告

中国城市发展状况调查报告 中国城市发展状况调查报告 调查调研中国城市发展状况调查报告调查报告发展状况城市 消失的老宅,割裂的传统文化,难寻儿时记忆的乡愁,凡此种种细微的感观体验中,城市发展阵痛带给业界和全社会延续不断的思考和追问: 如今面对千城一面的城市,如何重塑灵魂? 人多资源少的中国,城市发展更需聪明。 人口迁徙浪潮中,大城市经历着从空城到堵城的宿命循环,人口膨胀带来的交通拥堵、资源紧、环境污染,考验一线城市管理水平;在大旗鼓的造城运动中,三四线城市因快速发展而造成传统断代,曾哺养一代又一代人的文化,被高高在上的建筑取代,日新月异的城市面目下,离乡者找不到回家的路; 失控的城镇化下,一些五六线的县级城市,缺少核心产业支持,人口外流严重,不动产产能严重多余消失的老宅,割裂的传统文化,难寻儿时记忆的乡愁,凡此种种细微的感观体验中,城市发展阵痛带给业界和全社会延续不断的思考和追问: 如今面对千城一面的城市,如何重塑灵魂? 带着时代的追问,记者深进不同级别城市,记录这个时代不一样的城殇,思考成心义的解决之道。 上海:

超级城市宜居之路 人口迁徙带来的交通拥堵、资源紧、环境污染,考验一线城市管理水平。 3月9日早高峰,青年白领芬加进了汹涌的上海地铁人潮。在最拥堵的2号线,站台工作职员需要帮助试图挤上地铁的乘客,才能使得地铁车门安全关上。 这与三周前的春节构成鲜明对照,春节期间,车箱空荡荡的,街头马路行人稀少,这造成芬奇特的心理感受。作为怀揣梦想、寻觅机会的一员,201X年,芬离别了故乡安逸的生活和工作环境,为着心中潜伏已久的梦想,来到了上海。 芬是每一年涌进上海60万外来人口中的普通一员,对很多人来说,上海是助人圆梦的一个奇异的城市。 国际化大都市,时尚之都,魔都等都是人们赋予这座城的标签,然而,只有真正生活在这里的人才清楚他的痛楚。 大都会魅力 作为超级城市,上海压力巨大: 人口膨胀、交通拥堵、住房困难、环境恶化、资源紧等症状。事实上,它是产业化的通病,而中国的大城市病却因发展迅速,在短时间集中爆发。 有人将大城市的发展题目结于外来人口的进侵。 为了回避春运雄师,今年春节,家人决定来到上海陪芬过年。芬也因此有机会看到了上海本来的模样。人们离别了拥堵的地铁,出行

相关文档
最新文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