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4.24北大演讲：当前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和我国未来经济发展(林毅夫)2014-04-24

当前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和我国未来经济发展光华管理学院经济与金融高级论坛（92期）林毅夫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今天（2014年4月24日）晚上7点，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经济与金融高级论坛在光华管理学院阿里巴巴报告厅举行，曾任世界银行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创办人、名誉院长林毅夫教授就当期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和我国未来经济发展进行了演讲。

林教授的主要观点包括：2010年以来的经济增速衰退，不应当忽略国际经济波动的外因；中国经济增长需要以来内需，但转向消费拉动经济并不科学；中国经济崩溃论的反驳与“8%增长20年”论的解释。

作为一个苦逼本科经济狗，楼主有幸参与了这次活动，并进行了全程笔记。

窃以为演讲中的很多观点，逻辑和事实都有利于大家对现阶段经济形势的理解，故不避辛劳，第一时间整理于此贴，以供参阅评论。

特此声明：1. 本贴涉及所有论点、理论、思想，知识产权归林毅夫教授所有，楼主在此传播，目的是促进广大吧友对经济状况的概括性认识和理解，不含有任何营利目的；2. 本帖是楼主基于现场笔记、记忆事后整理，并非林毅夫教授讲座原文，任何断章取义，对于任何借本帖中只言片语对林毅夫教授进行人身攻击的言论，楼主对其引用的真实性不予承认；3. 楼主欢迎诸位吧友对本帖内容进行积极讨论，不欢迎人身攻击、意识形态论和地域黑。

基本事实：中国的经济发展从1979到2013，35年持续9.8%增长。

1979年大陆的人均收入是最贫穷非洲国家的三分之一；现在达到6800美元，变成一个中等偏上收入国家，6.8亿人摆脱世界贫困线（1.25美元/天）的标准。

近一两年以来，有很多人认为中国经济很可能崩溃，现在的6800美元不过是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距离我们的目标还有很大距离。

到底会不会像一些学者预测的那样，高速增长不可持续、功亏一篑？这是一个关键的课题。

个人、企业的发展无法脱离经济的大环境，只有经济能够持续稳定快速的发展，我们的所学才能有用武之地。

今晚就分析一下大家所关心的中国经济增长持续性问题进行讨论。

因为中国是现在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最大的贸易体，要了解中国必须放眼世界。

我的目的是分析中国持续发展的前景，但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从国际经济形势切入。

2008年，最大的经济体美国突然爆发了全球经济危机，当时确实来势汹汹，发达国家的股市突然下跌了40%，发展中国家普遍下跌50%，国际贸易萎缩一般，失业率急剧增加。

即使在发展状况较好的我国，东部沿海地区也出现2000多万的失业。

从各种经济指标来看，甚至比1929年大萧条的来势更加危急。

G20年底会议商定采取三个方面的共同应对措施：挽救受到危机影响的银行、采取积极宽松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坚持自由贸易。

我国4万亿政策后迅速止跌回升，2009年9.2,2010年10.4,2011年9.3，表现鹤立鸡群，拉动了世界复苏。

其他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新兴市场经济体的经济表现也普遍比较好（印度，巴西，等）。

但是，现在经过几年以后，反过来的迹象是，发展中国家体现出问题比较多，发达国家“好像”比较好。

但如果仔细分析，发达国家实际并未完全从2008危机复苏。

以美国为例，2013,2014年的增速分别是1.8和2.8，接近了长期增长速度3；但实际上美国二战后各次危机后多数有反弹，达到7左右，但这个反弹（机制是消化危机中扩张导致的产能过剩）尚未出现。

世界银行预测美国到2016年才能到达3%。

失业率下降到6.6%与08年的6.5%接近，但是这是统计上的现象。

如果失去工作一个月，并没有积极寻找工作，被视为退出了劳动人口；如果考察劳动参与率，比08年仍然低了3个百分点（近期美联储主席艾伦也承认，由于劳动参与率低，退出QE不能完全看失业率）。

再看欧洲，2012和13年分别是负0.6和负0.4，预期2014年1.1，与长期的3%水平相去甚远；失业率在发生主权债务危机的国家超过25%，年轻人中超过50%；其他国家的失业率也普遍在10%以上。

日本从91年泡沫破灭之后，至今历经23年的疲软，“安倍经济学”在货币政策上注入了大量货币，但实际经济增长率还很差。

2012年1.9%，而安倍经济学元年（2013）到了1.7%，预测今年会降低到 1.4%。

为什么发达国家将近六年走不出经济危机呢？根本原因可能是他们的经济中有很多未能解决的结构性问题，不解决就无法恢复原有的竞争力，就难以实现反弹。

结构性改革很重要，大家都清楚。

但为何没有推行？结构性改革的内涵是这些国家必须降低工资、减少福利、减少赤字、金融机构去杠杆，提高产业竞争力和风险抵抗力。

关键的问题是这些结构性改革在推行时都是减少消费、减少投资、减少需求，在改革期间经济可能进一步下滑。

减少工资，收入减少；减少赤字，政府支持的经济衰退；去杠杆导致信贷收缩——在现在失业率已经很高的国家，很难进行进一步提高失业率的改革——这也是结构性改革困难的原因（非洲很多国家拿到支援却进行不下去改革，也是这个原因）。

结构性改革不是特例，过去的金融经济危机也需要结构性改革，过去是怎么解决的？过去多事发展中国家出现危机，到IMF借钱，IMF提出三个药方（“三板斧”）：结构性改革，提高产业竞争力；货币贬值，提高贸易竞争力来对冲结构性改革的负效应；两个政策仍有时间差，短期过渡性贷款度过危机。

但这三板斧在发达国家很难使用。

欧元区没有独立货币，不能通过贬值增加出口来创造改革空间；而如果想要用欧元区集体贬值，则发展阶段类似、作为竞争者的美国和日本也会货币贬值来对冲其他国家地区的贬值——导致的结果可能是欧元区和美国都步日本后尘——在危机后无法真正进行提高竞争力的结构性改革，经济增长疲软，失业率维持在相对比较高的水平，财政赤字高企。

中央银行为了减少政府的还债负担，不得不推行宽松财政货币政策来压低利息，又会鼓励大量的短期投机，把国内的股市炒得非常高（道琼斯指数已经超过2008水平，但实体经济没有恢复，泡沫比2008年更大），任何风吹草动都可能造成股市大起大落，风险非常大，实际的回报率非常低，这种情形被华尔街的金融家成为一种“新常态”，可能会维持很长的一段时间。

同时这些货币都是国际储备货币，因此会鼓励大量向国外的短期投机。

大量资金会进入大宗商品市场（黄金，石油），又把在微小扰动影响下大起大落的风险转移到了这些市场（例如塞浦路斯的债务危机就让国际黄金价格下跌超过10%）；这些资金也会大量流入实体经济表现较好、且资本账户开放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尤其是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提高其价格来创造泡沫，且促使汇率升值，净出口减少，实体经济受到伤害，资金又大量外逃，这种大进大出将给新兴经济体带来巨大挑战。

这时未来很可能出现的情形。

我们在思考中国问题时，必须考虑到这种比较悲观的国际形势，讨论经济问题、战略、政策，要做好打硬仗的准备。

为什么在巨大的成绩面前，大家对中国经济突然不看好了呢？2010年以来，中国经济不断减速，持续减速已经超过4年，是改革开放以后第一次出现。

国内外很多学者认为这种减速是结构性、体制性、机制性的内因造成的，不改要造成很大代价，改了则可能爆发很大的失业和社会动荡，因此说“中国崩溃即将来临”。

林教授认为，作为一个转型中发展中国家，结构性体制性机制性问题是必然存在的，但2010年以来的经济下滑，究竟是不是像崩溃论者所言的那样是体制性内因造成的呢？这个问题非常重要。

林教授个人的看法是，体制性问题不能回避，但2010年以来的下滑是国际外部的外因而非体制性内因主要造成的。

放眼世界，这个逻辑很容易说明：考察金砖四国其他国家，印度在这段时间内从7以上下滑到5以下，比中国下滑的更深；巴西2010年7.5,2011年2.7,2012年0.9,2013年2.2；总不能说中国有体制机制问题，把中国增速往下拉，并拉了其他新兴经济体的后退，并且把他们拉的更厉害把？再比较东亚所谓的“高表现”的更发达的经济体，如台湾，日本，新加坡，按道理体制性问题比我们更少，但2010年都开始下滑，且比中国更加严重！唯一能够解释的是，这种大规模的下跌是国际周期外因的作用。

大家都知道经济增长有三家马车，消费投资和净出口。

由于外因，出口一直在下降，从2010年的增速17%降到10%左右；投资，由于2009年的投资项目达到落成阶段，又没有新的刺激，也下滑的很快；消费，中国的消费增长很快，将增速拉倒7.5%，其他国家则更加困窘。

展望未来，发达国家漫漫长夜，出口很难回到2008年以前的高速增长，未来的增长必须更多转向内需，这时必然趋势。

那么转向内需的哪一块呢？无非是投资和消费。

很多人说过去的投资拉动模式不可持续，必须转向消费拉动，对此林教授不敢苟同，认为仍然要走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

不是说消费不重要，而是消费增长的前提是收入水平提高，其前提又是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生产力发展前提又是技术创新、产业升级，都来自于投资！如果硬要拉动消费，就只有用过去的积累来投资，用完了就靠借债，到期之日就是崩溃之时。

因此我们不要把外界的“投资拉动不可持续”奉为圭臬！我们还可以看到，这种论调08年以前讲，08年以后不提，现在又不讲了——朝三暮四啊。

美国主要的经济评论者认为危机的主要原因是国际贸易不平衡，因此批评中国投资太多消费太少。

但QE退出时，印度央行行长指出，美元作为储备货币，应当负责任地考虑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作为反驳，美国提出中国没收到退出QE的太多影响，并且弄出一个包含储蓄率、贸易余额等指标，指出中国都名列前茅，因此经济稳定，比印度好，印度受到外部影响大是自己的原因，和QE没关系！注意，这些指标，都是以前批评中国经济不可持续的依据啊！因此我们不要人云亦云，放弃改革开放以来快速增长的法宝。

但也要注意，投资不能乱投资，要做提高效益和质量的投资。

用传统凯恩斯主义的挖个洞补个洞的思路，投资拉动确实不可持续，但不能因为凯恩斯说挖个洞补个洞，就批评投资拉动不可能持续。

我们现在只是6800美元的中等偏上发展中国家，提高效益和质量的投资机会是非常多的，产业升级、基础设施完善等空间都很大，都是很好的投资项目！如交通、地下排水管网、环境等。

这一点与发达国家有很大不同——我们很容易找到经济回报率高且社会回报率高的投资机会。

有了投资机会，是不是有钱呢？我们的资金很充分的。

去年5万工作人员参与的大规模普查，发现中央、地方政府负债的水平相当低（9.8万亿中央+17.9万亿地方，占39.4%GDP），且民间储蓄率高达50%，因此很容易以政府投资为杠杆拉动民间投资。

此外，产业升级要购买国外的技术和设备，而我们的外汇储备恰好非常充足。

因此，我们与发达国家相比有投资机会充足的优势，与发展中国家相比有资金和外汇储备充足的优势，搞投资拉动还是很有条件的！那为什么还批评政府财政问题呢？林毅夫教授的主要观点是，政府债务的问题不是占GDP 比例，而是借债和偿还的形式，投资和债务的期限有错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