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级“智囊机构”
“超级智囊团”聚智中关村
“超级智囊团”聚智中关村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企业家顾问委员会是一个高层次、多领域、跨行业的“超级智囊团”，这些专家不仅参与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规划、建设、改革发展等重大事项的决策，同时负责向国家有关部门及北京市提出意见和建议。
4月14日，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企业家顾问委员会（以下简称“顾委会”）聚首北大博雅国际酒店，召开了本年度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为推动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跨越式发展献计献策。
这其中汇聚了活跃在中关村的众多企业家、投资人以及经济学家：柳传志、王小兰、徐井宏、邓锋、尹卫东、孙育宁、张维迎……，这是一个高层次、多领域、跨行业的“超级智囊团”，这些专家不仅参与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规划、建设、改革发展等重大事项的决策，同时负责向国家有关部门及北京市提出意见和建议。
中关村顾委会是企业家群体浓厚中关村情结和发展高科技产业梦想的集中体现，每一位企业家在自身企业管理经营之外，满腔热情、极度认真地投入到这项社会公益工作当中，无私地贡献智慧、资源，融自身成长于更广阔的天地。
“我们是来干实事的！”顾委会的成立要追溯到2009年12月，那年3月，国务院批复建设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作为首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中关村的未来走向何处？如何发挥其引领带动的示范作用？中关村企业家顾问委员会应运而生。
这个委员会聚集了27位中国著名的企业家、投资家和管理学者，由联想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柳传志担任主任。
至于顾委会的职责，刘淇书记指示：“要有职有权，要能解决实际问题。
”柳传志坦言：“我们被选为‘顾问委员’，就是要真真切切地做些事情，要能解决实际问题。
作为见证中关村发展的老企业家之一，我希望能够把我们的企业做强做大。
”顾委会的具体工作则聚焦在推动企业做强做大、支持重大科技成果产业化、培育高端领军人才、促进产学研用的合作对接，以及国际交流合作五个方面。
为了这个目标，顾委会分为四组分别展开工作。
国际著名智库的特点及经验
国际著名智库的特点及经验作者：李文增来源：《世界文化》2018年第05期国际上的著名智库都有其自身的运营特点及发展经验，美国的兰德公司就是其中的代表。
兰德公司是美国最著名的以军事为主的综合性战略研究机构。
其早先是以研究军事尖端科学技术和重大军事战略而著称于世，被国际社会誉为“大脑集中营”、“超级军事学院”。
后来兰德公司又与时俱进地扩展到内外政策等研究领域，目前已发展成为一个包括政治、军事、经济、科技、社会等各方面研究领域的综合性思想库，成为当今美国乃至世界最著名的决策咨询机构之一。
兰德公司成立于1948年11月，总部设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莫尼卡，为了更好地与美国联邦政府进行沟通和联系，进而更好地影响美国联邦政府的决策，兰德公司还在华盛顿设有办事处，负责与美国联邦政府进行联系。
公司的经营范围包括政治、军事、经济、科技、社会等研究领域。
为了体现公司研究咨询成果的公正性和独立性，公司采取非营利性质的民办研究机构经营方式进行运营。
第二次大战期间，美国的一批科学家和工程师参加军事工作，把运筹学运用于作战方面，获得成绩，颇受美国朝野重视。
1944年11月，“二战”即将结束之时，陆军航空部队司令亨利·阿诺德上将，从战略的高度试图把这项工作延续下来，提出了一项关于《战后和下次大战时美国研究与发展计划》的备忘录，要求利用这批人员，成立一个独立的、介于官方和民间之间的进行客观分析的研究机构，以避免未来的国家受到灾难，并为赢得下次大战的胜利做好预先的准备。
1945年底美国陆军航空队与道格拉斯飞机公司根据该建议，签订了一项1000万美元的“研究与发展”计划的合同，即著名的“兰德计划”。
“兰德（Rand）”的名称就是英文“研究与发展（research and development）”两词的缩写。
不久，美国陆军航空队独立成为空军。
1948年5月，在福特基金会捐赠100万美元的赞助下，“兰德计划”脱离道格拉斯飞机公司，正式成立独立的兰德公司。
国外智库是如何运作的_人生故事
国外智库是如何运作的智库即智囊机构、智囊团，也称“思想库”，或称咨询公司、顾问公司等，主要指由各方面专家、研究人员组成的专门研究咨询机构，为决策者在处理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技、外交等各方面问题时出谋划策，提供最佳的理论、策略和方案。
近年来，全球智库行业发展迅速。
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智库，在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都占据绝对优势，引领全球智库发展，在世界经济和国际外交中发挥着日益突出的影响力。
那么，国外智库是如何运作，进而在决策者权利和知识之间发挥什么作用呢？起步较早的欧洲智库英国是老牌的工业强国，英国的智库几乎是与工业革命同时起步的，英国被认为是欧洲智库的发源地。
经过两个多世纪的发展，英国智库已经发展形成了一个规模较大、行业发展比较成熟的体系。
英国的智库可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工程咨询的智库，它们起步很早，适应于早期工程发展的需要，发展迅速；第二类是技术服务咨询方面的智库，主要以提供新技术、新知识为业务方向，服务项目包括设计新产品、对产品进行技术评定、对企业进行新技术改造、培训新技术人才、提供新技术咨询等；第三类是管理咨询公司，服务范围很广，包括财政管理与行政管理、生产管理与人力资源管理、市场调查与产品营销、提供情报与设计程序等各方面的咨询。
如果说英国的策划咨询机构是老牌的智库，那么，德国的智库则是后来居上。
冷战后，德国智库呈现出稳定、快速的发展势头，其年增长率远远高于德国国民经济的年增长率。
在现代，德国已经形成了一系列著名的大型综合性咨询公司，产业高度集中，并实现了跨国经营。
后来居上的美国智库与欧洲的智库相比，美国的智库起步比较晚。
但在战后，美国智库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上均跃居世界首位。
美国的大型咨询公司实力雄厚，机构庞大，经费充足，人才集中，经常从事全局性、战略性、综合性的研究课题。
其竞争力很强，经济效益也很好，可以说是全球智库中的“巨无霸”。
美国的大型咨询公司常常被称为“影子内阁”“影子政府”“美国政府的外脑”等，其在相当的程度上左右着美国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方面的重大决策。
中国的智商有多高——中国官方智库考
中国的智商有多高——中国官方智库考中国网 时间： 2009-12-15 发表评论>>智库，有人称之为国家的右脑，有人称之为影子内阁，有人称之为为继立法、行政、司法和媒体之后的“第五权力中心”。
一致的是，大家都认同，智库的研究深度体现了一个国家的思考深度。
那么，中国的智商有多高呢？官方智库有哪些政府智囊的角色早在中国历朝历代就有，从门客到幕僚，从谋士到军师，中国古代智囊无论从群体到个人都不曾缺乏。
但现代意义上的“智库”概念源于西方“think tank（思想库）”一词，侧重于独立于政府的非营利组织。
这种智库在中国出现还是在上世纪90年代，在科技“下海”的浪潮下，一批体制内的知识分子开始组建智库，如林毅夫的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樊纲的中国改革发展基金会。
但在国内2000家智库中，真正的民间智库只有5%，其余95%都是吃财政饭的官方智库，“朝大野小”也好，“长袖善舞”也罢，官方智库在中国的影响力一直占据了绝对优势，一些早期的民间智库后来也慢慢向官方靠拢。
国务院研究室和国务院参事室被视为中国政府最核心的智囊团，都是直接为国务院主要领导提供“决策咨询、建言献策、咨询国是”的机构。
2005年10月20日，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在与国务院参事座谈时，就称参事室是“国务院的思想库”。
他们的建议受地方或部门利益的局限较小，可以“直通车”的方式直达政府领导。
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和中央党校一直是中国执政党的理论智库。
党校教授因与中高级领导干部的直接接触，其言论也越来越被媒体视为官方的一种信号。
党校的研究领域也不局限于党的理论，今年10月25日，由中共中央党校和哈佛大学共同主办的“中国社会发展论坛”在哈佛大学召开，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党校在经济、民生等政策领域的积极参与。
各部委也有各自的智库型研究机构，如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劳动保障科学研究院、国家民委的民族理论政策研究室等，这些智库因直接参与各部门的政策研究和制定，针对性更强。
智囊团——罗马俱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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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这样一个带有几分神秘色彩的非政府组织，却有意向中国“靠拢”。 罗马俱乐部秘书长乌维· 莫勒在接受晨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我们的批评者说 得对，罗马俱乐部有点偏向于以欧洲事务为中心，因此我们希望能把足迹踏 到亚洲来。目前，我们已经吸收了来自印度、孟加拉和日本的会员，但这是 远远不够的。我们希望能拥有来自中国的会员。” “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各国在经济与日常生活各方面的相互依赖 度正日益提高。中国人口众多，经济发展迅速，它在环境保护方面走出的任 何一小步，对于整个世界来说都意义重大。我们很高兴地发现，中国政府对 于环保问题日益重视，学术界与媒体对这一问题也在进行着大胆的讨论。这 为罗马俱乐部发展中国会员、甚至在中国开设分部提供了良好的前提条件。” 罗马俱乐部副秘书长约格· 盖尔表示：“我们欢迎来自各行各业的中国有 识之士的加入：科学家、商人、记者、文化产业者，与我们来自世界各地的 会员一起，讨论环境保护的前景与人类社会的命运。当然，我们希望我们的 会员最好具备相关的科学、商业或者政治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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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
罗马俱乐部是一个国际思想库。
作为全球最权威的智囊团，以灵活的结构来囊括世界优秀的精 英人才，超脱于任何国家、政党、体之外的组织形式，使罗马俱乐部 的决策分析有真正的公证与权威，罗马俱乐部对政治、经济、社会的 趋势预测一贯保有惊人的准确性，很多已变成了当今世界的政策准 则，挽救着危机边缘的人类社会。 它的经济战略决策，诊了无数濒于崩溃的政府机构和经济团 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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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俱乐部的影响主要是 通过其发表的报告来实现
罗马俱乐部报告是其研究成果的重要总结，尽管俱乐部的组织原则上清 楚地写道，这些报告仅代表科学家本人而不是罗马俱乐部全体的意见，然 而人们仍然倾向于将报告看成罗马俱乐部全体成员的宣言。 报告的内容乍看起来确实有些危言耸听，最初很难引起人们的重视； 但是许多预言（如增长的极限、苏联的崩溃、世界经济一体化、人类破坏 环境等于自掘坟墓、网络化生存等）的纷纷实现使得人们不敢再对此掉以 轻心
美国著名智库——兰德公司
兰德公司，（Research and Development，简称RAND），美国非盈利性的研究和咨询服务机构，主要对国家安全和公共福利方面的各种问题进行系统的跨学科分析研究，1948年由福特基金会提供资金正式成立，总部设在加利福尼亚州。
兰德公司兰德公司，成立于1948 年11月，总部设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圣莫尼卡，在华盛顿设有办事处，负责与政府联系，是美国著名智库，是美国最重要的以军事为主的综合性战略研究机构，它先以研究军事尖端科学技术和重大军事战略而著称于世，继而又扩展到内外政策各方面，逐渐发展成为一个研究政治、军事、经济科技、社会等各方面的综合性思想库，被誉为现代智囊的“大脑集中营”、“超级军事学院”、美国政府第一智囊，以及世界智囊团的开创者和代言人。
它可以说是当今美国乃至世界最负盛名的决策咨询机构。
[1]兰德公司在二次大战期间，美国一批科学家和工程师参加军事工作，把运筹学运用于作战方面，获得成绩，颇受朝野重视。
1944年11月，当时陆军航空队司令亨利·阿诺德上将提出一项关于《战后和下次大战时美国研究与发展计划》的备忘录，要求利用这批人员，成立一个“独立的、介于官民之间进客观分析的研究机构”，“以避免未来的国家灾祸，并赢得下次大战的胜利”。
1945年底，美国陆军航空队与道格拉斯飞机公司签订一项1000万美元的“研究与发展”计划的合同，这就是有名的“兰德计划”。
当时的道格拉斯飞机公司承接了这个项目，同年“兰德计划”发表了《环球航天飞机实验计划的初步构想》。
1948年5月，阿诺德在福特基金会捐赠100万美元的赞助下，“兰德计划”脱离道格拉斯飞机公司，正式成立独立的兰德公司，成为一个独立的智库组织。
兰德公司正式兰德现有1600名员工（截止时间2009年），其中有800名左右的专业研究人员。
兰德集团除自身的高素质结构之外，还向社会上聘用了约600名全国有名望的知名教授和各类高级专家，作为自己的特约顾问和研究员。
美国外交协会介绍
1891年2月5日，罗斯柴尔德家族和英国的其他一些银行家成立了秘密组织“圆桌会议集团”，美国也建立了相应的组织，牵头的就是摩根家族。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的“圆桌会议集团”更名为“外交协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英国的改为“皇家国际事务协会”（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美英两国政府的许多重要官员就是从这两个协会中被挑选出来的。
美国外交协会全称美国外交关系协会，美国外交关系协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是美国政府重要智囊团。
成立于一九一八年，是美国东部权势集团的对外政策宣传与研究机构，历史悠久，影响颇大。
它的任务主要是广泛宣传美国的外交政策，并根据权势集团的意图，对重大国际问题组织公众进行讨论，搜集“民意”，发表研究报告，以影响政策的制定。
值得注意的是，它对美国制定对华政策具有相当影响。
从协会的重要领导成员、经费来源及其政策主张来看，主要受洛克菲勒、摩根等东部财团控制。
协会成立后，与美国东部权势集团的对外关系委员会关系十分密切，互兼领导成员，都得到卡内基国际和平捐助基金和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观点、主张都相同，美国的学者称协会为“对外关系委员会的宣传分支机构”。
一位对外关系委员会的理事在三十年代就说，在美国对外政策方面，对外关系委员会具有影响的“深度”，而外交政策协会却具有影响的“广度”。
协会还与一九二五年成立的重要组织太平洋关系学会关系密切，不但互兼会员，而且，在工作上密切合作。
太平洋关系学会在制造舆论和在美政府制定亚洲政策方面曾起过重要作用。
五十年代初，美国麦卡锡主义猖獗时，该学会遭非难，终于停止活动，但其工作却由外交政策协会接过来，继续进行。
此后，协会与其它一些重要组织，如美国人大会、美国联合国协会等一起在对外事务方面起着影响。
精神主导 美国外交学会成立于1921年，它是一个由精英学者组成、为威尔逊总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出谋划策的组织，成立伊始就成为20世纪美国最有影响力的智囊机构。
中国十大著名智库
• 1、中国社会科学院 • 2、国务院发展研究中 心 • 3、中国科学院 • 4、中国军事科学院 • 5、中国国际问题研究 所
• 6、中国现代国际关系 研究院 • 7、中国太平洋经济合 作全国委员 • 8、中国科学技术协会 • 9、中国国际战略学会 • 10、上海国际问题研究 所
• 十大智库排名是由国内知名的科研院校、 学者专家和智业机构，根据这些智库为 国家决策提供的政策和咨询的多寡，以 及其提供的咨询在国家的政治、经济、 文化、军事、外交等领域产生的影响而 评出的。 • 这些智库大多属于半官方机构，隶属政 府不同部门，在政府决策过程中，均曾 发挥过重要作用。
• 中国军事科学院和中国国际战略学会则 属于军方决策智库，为中国的军事战略， 以及中国军队未来的建设与发展走向提 供决策。
ห้องสมุดไป่ตู้
•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是中央和国务院的主要智囊机构，从全 国网罗了一批社科和经济方面的专家学 者，长期以来，在国家内政外交政策制 定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国国际问 题研究所、中国太平洋经济合作全国委 员会、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等，则侧重 于外交政策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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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需要什么样的顶级“智囊机构”现代社会、经济体系的极度复杂性对管理者、决策者提出了极高的要求。
这就决定了要进行正确决策，仅凭少数几个人拍脑袋是远远不够的，决策者纵然有“圣人智慧、英雄肝胆、菩萨心肠、霹雳手段”，也难免会出现失误。
决策难度的提高，决定了在决策过程中一个高水平智囊团队的参与是必不可少的。
所谓智库，即智囊机构，也称“思想库”或“智慧库”，英文称“think tank”。
一般是指由专家组成、多学科的、为决策者在处理社会、经济、科技、军事、外交等各方面问题出谋划策，提供最佳理论、策略、方法、思想等的公共研究机构。
在西方发达国家，智囊机构已经成为影响政府决策和推动社会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
智囊在中国古代称之为“谋士”。
中国历史上历代有为的统治者都十分重视智库的作用，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为称霸天下，纷纷招揽有各种特长的人，由此产生了门客制度。
如战国时期的平原君、信陵君都号称有“门客三千”，各种人才济济，可视为中国智库的早期形态；同时代的苏秦，屡出合纵连横的高招而佩六国相印，成为空前绝后的奇迹；汉初三杰辅佐刘邦推翻强秦，战胜不可一世的西楚霸王项羽，横扫群雄建立大汉王朝的宏图伟业。
三国时期刘备三顾茅庐请诸葛亮出山的故事更是流传千年，成为一段“尊重知识、渴求人才”的千古佳话。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党和政府日益重视智库在政府决策和舆论引导方面的重要作用，积极鼓励相关研究机构成为党和政府的“思想库”。
智库正在逐步取代昔日的“幕僚”、“文胆”、“智囊”，成为影响决策过程的重要因素。
近年来，中共中央政治局时常邀请不同研究机构的学者到中南海讲课。
另外，诸多政策领域，如中国医疗体制改革，从议程启动到具体方案选择，每个阶段都能看到智库专家的身影。
作为国家“软实力”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正在借鉴西方国家的“智库”模式来提升应对各种复杂重大挑战的能力。
一个重要标志就是被称为中国“最高级别”智库的“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以下简称“国经中心”）于2009年3月挂牌成立，以及它在今年７月在北京主办的“２００９全球智库峰会”。
该中心拥有超级阵容，其目标也十分宏大：着眼于国际经济方面的重大热点焦点问题，开展战略性、宏观性、前瞻性研究，并试图直接影响高层的决策。
对此国内外主流舆论媒体好评如潮，认为“这是中国政府为提升决策力，借鉴世界先进经验建设中国特色高级智库的一次新探索、新飞跃。
”面对媒体的采访，国经中心的领导层更是豪情万丈。
“我的心愿是把中心打造成世界一流智库，为中国的智库建设作出有益探索。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说。
据《21世纪经济报道》文章报道，这个顶级智库是温家宝总理亲自批示成立的，整合了原来国家发改委下属的国际合作中心和对外开放咨询中心两大智库。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的成立也引发了社会上有关智库的热议。
在此笔者从不同的角度阐述对中国智库的一些个人见解。
一、中国顶级智库人才结构是否合理今年以来，“智库”开始成为中国一个新的热门词汇。
今年3月，由中国前副总理曾培炎先生“出山”组建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在随后主办的规模盛大的全球智库峰会上，包括李克强副总理在内的中国政府高层领导人亲自与会，这向中国知识界和全球传递了一个重要信号——中国政府对智库这种非政府、非营利的智囊形式高度重视，并决心推动其发展。
而各大媒体对峰会的报道，也引发了中国社会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关注中国的智库机构。
据说在“国经中心”成立之前，有关部门和相关人员曾多次考察了西方发达国家智库的运行模式；因而如果以这种眼光审视中国这个新智库，不难发现有一些西方智库模式的影子。
然而仔细进行分析就会发现，这种相似只是形似而非神似，人才结构与西方发达国家的一流智库不可同日而语。
根据官方网站公布的“国经中心”主要负责人：顾问：董建华（前香港特首）、蒋正华（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唐家璇（原国务委员、原外交部部长）、徐匡迪（中国工程院院长）。
理事长曾培炎，原国务院副总理。
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
执行副理事长8人：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原主任王春正，经济学家厉以宁，香港中文大学校长刘遵义，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张晓强，国家开发银行董事长陈元，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中石油集团总经理蒋洁敏，国家行政学院副院长魏礼群。
副理事长10人：香港国际商会主席冯国经、广东省原省长卢瑞华、中央外事办原主任刘华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张玉台、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兼国家能源局局长张国宝、国务院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副主任委员徐荣凯、中投公司董事长楼继伟、中央政策研究室原主任滕文生、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理事长戴相龙。
秘书长魏建国，商务部原副部长。
常务理事中包括中钢股份董事长黄天文、中海集团总裁李绍德、国家开发投资公司总裁王会生等大型央企负责人。
成员还有原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刘克崮。
从中可以看出，“国经中心”的领导层构成有三个部分：1. 从国家重要领导岗位上退休的老同志，也就是说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汇集了一大批退休高官；2. 职务繁忙的有关国家机构负责人，如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兼国家能源局局长张国宝、国务院国资委主任李荣融等。
3. 工作可能更为繁忙的大型企业负责人，如中钢股份董事长黄天文、中海集团总裁李绍德、国家开发投资公司总裁王会生、中投公司董事长楼继伟。
实际上，后两类很难有较多的时间从事相关工作，更像一种名誉职位；第三类更像是参与捧场的理事单位，是否就是赞助商性质也不得而知。
而第一类的老同志年龄都很大，从报道内容看，主要研究成员平均年龄也不会低。
经济学家只有厉以宁先生1人，受到国内外经济学界人士广泛赞誉的经济学家樊纲先生不在领导层，据说只担任首席研究员职务。
因此可以说，“老”和“空”是“国经中心”的领导层第一大特点，门面撑得很大，真正管事的并不多。
不知国外的顶级智囊机构如兰德公司、布鲁金斯学会等是否也是如此。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第二大特点是“高官云集”。
理事长为国务院前副总理曾培炎先生，副理事长和常务理事团队汇集了中国一大批在任和退休的部长级官员、中央企业负责人以及国际知名的中国经济学家。
其中也包括来自香港特区的重量级人物，如香港中文大学校长刘遵义、国际商会主席冯国经分别出任执行副理事长和副理事长，前特区行政长官董建华应邀担任顾问。
当然，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汇集了一大批退休高官，其优势是他们宏观视野开阔，容易从国家战略角度观察、考虑问题；另一个优势是他们既能以退休者的身份接近民间，又能因原来的职业经历而知道决策层的需求，并能将社会意见快速反馈至中国高层决策者，便于起到上下沟通的桥梁作用。
其劣势也许是难免将中国官场“揣摩上意”的偏好有意无意的带到“国经中心”的课题研究中，容易丧失研究的独立性和前瞻性，有可能沦为“论证现行政策英明正确”的工具。
第二个不足之处是领导层中经济学家太少，而中国目前面临的问题主要是经济问题，一帮不懂经济学的高官领导经济课题研究，难免有“外行领导内行”之嫌。
“国经中心”的第三大特点是重洋轻土，重牌子轻真才实学。
笔者浏览了“国经中心”网站，看到其招聘信息上对拟聘用的研究人员的要求：能用流利的英语、汉语进行学术交流与写作；具有较强的数理经济学背景；最低博士学历；在国内外顶级刊物上有重要文章发表；45岁以下；具有海外学习和研究背景者优先。
按照这种要求，不要说古代的顶级“谋士”诸葛亮同志难以入选，就是现代“在中国文革时期坐了十年大牢，没有上过大学”的杨小凯先生也不能入选，杨小凯先生也只有出走异国他乡，在澳大利亚成为全球著名的华人经济学家。
按照这样的聘用标准，对中国文化、社会有深刻见解的吴思先生（《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一书的作者）难以入选，对中国三农问题有独到见解的李昌平先生也难以入选，而符合这样入选标准的人士在全世界至少能找到5万个！请问制定这样招聘标准的先生们，你们的水平是否与“中国顶级智库”的称号匹配呢？难怪一位中国经济学界的批评者说：“中国经济学家很多时候都是西方经济学家思想的奴隶。
”二、中国顶级智库需要什么样的人才放眼历史，姜尚八十为相而开创周朝800年基业，甘罗十二为相照样创下不凡业绩；回顾现今，杨小凯先生在十几岁时就写下《中国向何处去》这样的思想敏锐、观点鲜明，至今都不失思想先进性的宏文大作，以至于康生看到后大为震惊，认为“这绝不可能出自中学生之手，大学生也写不出来，定有幕后黑手”。
事实雄辩地证明，年龄不是衡量人才的标准，难道可以认为45岁时是人才，再过一年后就变成了庸才？老一辈革命家陈云先生不仅是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更是一位了不起的经济学家，陈云先生的著述大都与经济、建设有关。
纵览陈云所著，笔者只总结出六个字：均衡、协调、稳妥。
均衡就是“生产与消费的均衡，实现产销适配；收入与支出的均衡，实现收支平衡”，协调就是“各国民经济部门必须协调发展，不能搞单项突进；投资与消费之间比例必须协调，不可厚此薄彼”，稳妥就是“投资、建设规模必须与国力适配，不可盲目冒进，致使经济大起大落。
”，这些见解和观点，无一不闪烁着经济学思想精髓的光芒；陈云先生主管经济的1951～1956年，无疑是建国以来头30年中最辉煌的时期。
有思想、有理论、有业绩，但是陈云先生的学历确实不高。
假如陈云先生还健在，以平民身份去国经中心应聘，有入选的资格吗？请问有多少“洋博士”水平能超过陈云先生？在当代中国大陆，之所以出现“以文凭论水平”的普遍现象，其根本原因是招聘者本身就是庸才，判断不出应聘者是否有真才实学。
笔者以为，真正有水平的招聘者，用半个小时阅读应聘者的相关材料，再用10分钟面试交谈，完全可以判断应聘者其水平的高低。
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只能说明招聘者不称职。
以笔者所见，真正能够配得上“顶级智库”称号的有识之士，往往不会“为五斗米折腰”，为了什么“公务员编制”和每个月仨大俩小的银子而去应聘，这种聘用标准只能聘到普通的研究人员，用招聘方式网罗不到顶级人才，混饭吃的死啃教条、食洋不化的“经济学家”说不准会招来一大堆。
诚然，中国需要更多智库，更需要具有前瞻性战略眼光的高水准智库。
因为，中国目前的发展已经到了非常关键的转折点，面临国内外诸多挑战。
从国内来看，过去30年，中国经济确实实现了高速增长，但目前这种增长速度正面临着严重挑战。
这究竟是意味着什么？是否意味着中国高速增长期已经结束？未来的增长态势又将会是怎样？同时也应该看到，这种高速增长也一直伴随着结构失衡的日趋严重，比如，城乡差距、贫富差距、地区差距逐年扩大，污染问题也日趋严重。
这些问题及失衡势必会对长期经济增长、对社会稳定将产生严重影响，如何妥善解决这些问题，至少应该列入“顶级智库”的研究范围。
从国际环境来看，世界经济虽有复苏迹象，但种种不确定因素依然存在，贸易保护主义也有卷土重来的可能性，如果对这些问题不深入研究，及时提出针对不同未来可能性前景的多套预选方案，“顶级智库”可能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