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儒释道“三教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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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释道三教的融合与互动

儒释道三教的融合与互动

儒释道三教的融合与互动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儒教、佛教和道教三教一直以来都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这三教的融合与互动不仅在于宗教信仰上的交叉,更是在思想、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上的相互影响。

本文将从不同角度探讨儒释道三教的融合与互动。

儒教是中国文化的核心,强调人的修养和道德守则。

儒家思想中的仁、义、礼、智等价值观念,对于塑造人的品性和培养社会道德有着重要作用。

随着时间的推移,佛教和道教也逐渐在中国传播开来,儒释道三教开始相互融合。

佛教以它独特的信仰体系和修行方式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信徒。

佛教教义中的“三毒”即贪、瞋、痴与儒教的“三纲五常”有相似之处,都是教导人们远离贪欲、厌恶和愚昧的。

佛教倡导的慈悲和无私的精神,也与儒家的仁德之道相契合。

因此,儒教徒在崇尚仁爱之余,也开始接受佛教的一些教义,并将其融入自己的生活中。

儒家思想与佛教相互融合,促进了中国社会在道德层面的进步。

道教注重个体修炼和达到真我境界,其强调的“无为而治”和“自然不执”,与儒家的为政和守礼的原则形成了鲜明对比。

但在实践中,儒释道三教也有相互交流的机会。

道教与儒教的关系可追溯到古代的“儒风道化”现象。

在孔子弟子颜回的《问道》对话中,孟子说:“予未见好德,望道而行者也。

”这种儒道交流的思想,使得儒释道三教可以并存,互相补充和影响。

儒释道三教的互动不仅在于理论上的相互交流,也在于实践层面的合作。

文化领域中,三教间相互渗透的痕迹无处不在。

在《红楼梦》中,可见佛教对人物形象的引导和道教对爱情的修行。

在绘画、音乐和诗歌等艺术形式中,儒释道三教的元素常常交织在一起,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文化。

儒释道三教的融合与互动对于中国文化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具有重要意义。

三教的融合不仅丰富了人们的精神世界,也促进了社会和谐。

三教倡导的仁爱、慈悲和自然的思想,对于现代社会解决人际关系问题、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等方面都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儒释道三教的融合与互动是中国文化的瑰宝,也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体现。

儒释道“三教融合”之我见-最新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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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释道“三教融合”之我见-最新文档儒释道“三教融合”之我见“三教合一”的产生可以追溯到道教兴起、佛教传入之后。

在宋元之前,儒释道经历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以及隋唐五代时期两次大融合,使“三教合一”体现出从外部功能的发展到内在精神相一致的特点。

一、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三教融合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儒佛道三教各自的地位都比较巩固,三教之间的矛盾与冲突进一步激化。

所谓“教”,并不如我们现在所理解的宗教的“教”,其实质指的是一种教化、教义与教说;三教指的就是儒佛道三家的学说理论体系,名为教实为家。

魏晋南北朝是三教争论全面展开的时期、也是三教融合全面加深的时期。

这个时期的佛教,通过与魏晋玄学的交融,全面进入了中国的思想界、学术界。

它对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儒道两家的冲突也随之不断地加深与激化。

魏晋南北朝时期玄学盛行,佛教发展,道教成熟。

前代儒学独尊、经学盛行,如今则让位于这种多元文化并存发展的局面。

这也使得一些统治者、思想家和文人学士对这些不同的思想文化资源产生不同的思考,得出不同的判断,做出不同的取舍。

在这种背景下,儒学独尊的局面,让位于儒佛道三教并存共进的局面。

虽然三家彼此存在着争论,但还是在矛盾冲突中共同存在,共同发展。

当然儒家还是起着实际上的主导作用。

北周时期,周武帝在总结了以往统治者的经验与教训以后,则明确表示了回到以儒学为主的文化态度,强调儒佛道三教要以儒学为主。

华夏民族是一个文明的民族,儒道对之最为适合,而佛教则更适合夷狄之帮,因为夷狄之人比较野蛮粗俗,所以佛教讲的极乐世界可以激励他们、十八层地狱则可以威胁他们,而我们是礼仪之邦,所以我们有儒有道就够了。

由于儒佛道三教能够并存,且能够从不同角度得到帝王的一些支持和扶植,所以儒释道都得到了一定的发展。

在这个过程中,三教一致论也有了新的进展。

当时的道教也曾经提出过三教同源说,认为儒佛道都同源于道教。

比如西晋王浮所着的《老子化胡经》,里面提出,孔子问礼于老子,而老子又西行出关化胡,为佛陀之师,所以老子是孔子、佛陀之师。

古代中国文化中的儒释道三教之关系

古代中国文化中的儒释道三教之关系

古代中国文化中的儒释道三教之关系中国是一个充满文化底蕴的国家,而儒释道三教是中国文化中十分重要的三个教派,从古代一直延续至今。

虽然三者有各自不同的宗教信仰和文化传统,但他们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和互相渗透的历史。

今天我们就来探讨古代中国文化中儒释道三教之间的关系。

一、儒、释、道三教的根源和发展儒教是一种思想体系,它起源于周朝晋国的孔子(公元前551年-公元前479年)。

孔子的思想强调礼制、仁爱、忠诚、德行和教化,强调人伦关系和社会秩序。

在中国历史上,儒教一直是主流思想,它的理论和实践应用影响了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包括政治、文化和道德。

释教是佛教的一个分支,由印度的释迦牟尼(公元前563年-公元前483年)创建。

佛教起源于印度,强调人生苦难的解脱和超越,讲求修行和觉悟,包括戒、定、慧三学以及八正道等内容。

佛教传入中国后,经过汉代佛教翻译团队的翻译和整理,逐渐与中国文化融合。

道教起源于中国神话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不过它的学派体系在汉代才逐渐形成。

道教强调道(天地自然法则)的悟性和礼教无用论,倡导“无为而治”,反对强权统治,提倡陶冶情操和个人修行。

二、儒释道三教的共通点儒、释、道三教在某些方面有共通点,归结于同样的文化背景和思想上的共鸣。

首先,三者都强调修身养性和人伦关系,讲求道德修养和忠于自己的职责。

在很大程度上,三者都认为个体需要在正确的道路上走向完美,以便实现人的尊严,个人成就与社会和谐。

另外,三者都认为人类社会应该遵循正义、真理和道德准则,以实现公平和共同的价值观。

三、儒释道三教的互动和交融儒、释、道三教并非相互独立的体系,而是长期以来相互影响、学习和借鉴。

首先,由于儒、道、释三教在文化学问上的巨大贡献,相互借鉴和交流的现象始终随处可见。

其次,由于中国历史上的明、清两个朝代,儒教的主导地位与宗教权力的合法性一度形成了一种制度化,而各种宗教政策的出台也渐渐把佛教和道教逐渐纳入到儒教体系之后。

当时即使是与执政统治相对立的道教,也经常与儒家的思想体系直接接触,批判自身的“心魅之障”的同时强调自身的社会存在价值。

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儒释道三教的交融

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儒释道三教的交融

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儒释道三教的交融中华文化是一门博大精深的文化体系,为世界所瞩目。

儒释道三教作为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对于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本文将探讨儒释道三教的交融以及它们在中华文化中的传承与发展。

首先,儒家思想作为中国文化的基石,始终贯穿于中华文化的方方面面。

儒家注重人伦道德和礼仪制度,强调和谐共处和社会秩序。

这种思想倡导了“仁者爱人”、“孝道”等价值观念,并对社会关系和人际交往起到了重要的规范作用。

儒家思想的传承和发展可以从儒家学派的盛行以及中华文明古代国家的治理方式中得以体现。

其次,释家思想作为佛教的主要流派之一,由印度传入中国并与中华文化相融。

佛教注重个体的修行和解脱,提倡无私和慈悲心。

佛教对于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表现在不少音乐艺术和文学作品中,例如佛教音乐以及佛经的翻译和传播。

此外,佛教在中华文化中的地位得到了保留和尊重,多庙宇和寺院的存在也是对佛教影响的体现。

最后,道家思想强调个体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提倡返璞归真和无为而治。

道家思想的传承与发展体现在中华文化中的自然观念以及文化表达方式上。

道家的哲学观点被广泛运用在文学、艺术和建筑等方面,例如山水画中追求的自然之美、园林设计中追求的天人合一。

儒释道三教的交融在中华文化中形成了独特的思想体系,对文化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这种交融的产生不仅表现在思想层面上的融合,还表现在艺术、文学和道德规范等方面的共同发展。

儒释道三教的共同价值观念,如仁爱、慈悲心和和谐共处等,都对中华文化的繁荣和进步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儒释道三教在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中,一方面保留和传承了各自的核心思想,另一方面又发展出了互补的特点。

这种交融与发展在中华文化的历史长河中不断演进,为中华文化的丰富多样性和独特性增添了色彩。

总之,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离不开儒释道三教的交融。

儒家的人伦道德,佛教的无私慈悲和道家的自然观念,共同构成了中华文化的丰富内涵。

这种交融对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也为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和和谐共存做出了贡献。

儒释道三家文化传承与融合

儒释道三家文化传承与融合

儒释道三家文化传承与融合在中国文化长河中,儒、释、道三家文化是不可避免的存在。

虽然这三家文化的思想和理论有所不同,但是它们在中国文化中都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并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将探讨儒释道三家文化的传承和融合。

儒家文化的传承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

儒家思想以“仁爱”、“礼义”、“忠信”等为核心,强调治理国家和家庭的道德价值。

儒家文化在东亚地区有广泛的影响,不仅在中国,还在日本、韩国等国家有着深远的影响。

在传承儒家文化的过程中,中国历史上有很多著名的儒家学者。

孔子、朱熹、程颐、张载等都是儒家思想的重要代表人物。

他们不仅对儒家文化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探讨,而且对后世的传承和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儒家文化的融合虽然儒家文化在中国文化中占据着重要地位,但是它并不是唯一的文化形式。

在中国文化长河的另一端,道教文化和佛教文化同样拥有着庞大的影响力。

而正是这种多种文化的交融和互相吸收,促成了中国文化的多元发展。

儒、释、道的文化融合可谓“糅合为一”,互相借鉴、互相补充,生发出了许多新的思想和理论。

例如《周易》就是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结合的产物,其中关于天干地支、五行八卦等概念就来源于道家文化。

儒家文化的融合不仅发生在哲学思想方面,还体现在人文艺术上。

精湛的书法、美丽的诗词、华丽的艺术品等都是儒、释、道文化交融的产物。

例如清代的“三绝”——郑板桥的书法、齐白石的画、林则徐的诗词,就完美地融合了儒、释、道三家文化的精髓。

释家文化的传承佛教文化同样是中国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佛教自入唐以来,中国文化就开始接受了佛教的影响。

佛教文化强调“菩萨心”、“涅槃境界”的追求,在精神层面给人们带来平静和慈悲之心。

佛教文化在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中国历史上的一批著名佛教高僧。

如唐代的玄奘法师、慧远法师,宋代的道宣法师、惠能法师等等都是中国佛教文化发展的重要代表人物。

这些高僧不仅在佛教的研究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还在佛教文化的推广和传承方面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古代中国文化的儒释道三教合一

古代中国文化的儒释道三教合一

古代中国文化的儒释道三教合一在古代中国,儒释道三教并存,这是中国文化的独特特色。

这三种思想流派都对中国社会与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塑造了中国人民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

虽然儒释道三教之间存在一些差异,但它们也有许多共通之处,使得它们能够和谐地融合在一起。

首先,儒家注重道德伦理与社会秩序的建立,提倡仁爱之道、孝道、礼仪之道等。

儒家的核心思想是“仁”,即人与人之间的关爱和互助。

这种价值观一直以来都深深植根在中国人心中。

而释家强调人性本善,注重个体的自我解放和追求真理。

道家则追求自由、均衡与自然,强调与道合一、顺应自然的境界。

尽管儒释道有着不同的理论和实践方法,但它们都在探寻人性、追求真理和修行自我的道路上形成了独特的体系。

其次,儒释道在修身养性方面有类似的目标。

无论是儒家还是释家,都强调了个体修炼的重要性,并提供了一系列实践方法。

例如,儒家倡导“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甚得其下”的修养方式,即通过向优秀的人物学习来提升自己。

释家则注重通过佛法修炼来净化心灵,追求内心的平静与解脱。

道家则以炼丹、养生和修道为主要修炼方式,追求长生不老、与天地合一的境界。

这些共通的修炼方法和目标使得儒释道在实践中可以互通有无,互为支撑。

再次,儒释道三教在宗教仪式和信仰方面也存在着一定的交融。

儒家的祭祀礼仪有明确的仪式规范,用以表达对先祖的尊敬。

释家则有佛教的法会和念佛活动,用以超度众生和祈福。

道家有独特的炼丹和神游练习,提供了一种与天地神灵沟通的方式。

这些宗教仪式和信仰共同构成了中国传统宗教的多元面貌,展示了中国人尊重神灵与鬼神世界的传统信仰。

最后,儒释道三教的合一体现在中国文化的各个方面。

无论是音乐、艺术、哲学还是建筑,都能看到三教的影响。

儒家注重道德伦理,通过音乐和礼仪来培养人的美好品质。

释家通过佛教的经典、雕像和绘画表达佛法的智慧与慈悲。

道家则有独特的山水画和园林艺术,通过自然元素来表现无为而治的境界。

这些艺术形式无论是从主题还是表现手法上都能够体现儒释道三教的合一精神。

古代儒释道三教的融合与争鸣

古代儒释道三教的融合与争鸣

古代儒释道三教的融合与争鸣在古代中国,儒家、佛教和道家被称为“三教”,它们各自代表着不同的哲学思想和宗教信仰。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三教之间不仅相互争斗、吸取、影响,也出现过一些融合的现象。

本文将从融合与争鸣两个方面来探讨古代儒释道三教之间的关系。

儒释道三教的融合儒家注重修身养性、治国安民,强调仁义礼智信五常,崇尚孔子与孟子的思想。

释家强调解脱生死、超越轮回,主张禅定慈悲般若。

道家倡导无为而治、返朴归真,追求长生不死、变化无穷。

在某种程度上,三教有着共通之处,都追求人性的完善、道德的升华、心灵的净化。

在历史上的一些时期,三教之间进行了多方面的融合。

比如佛教的入华与中国文化之间,产生了佛教与儒教的合流现象。

在南北朝时期,僧侣玄奘西行求法,将佛教经典翻译成中文,广泛传播佛教思想。

在此过程中,佛、儒之见相互借鉴,佛教修行者也会同时学习儒家经典,形成了一种“仁慈如父母,大慈悲” 的修行态度。

道家与儒释的融合也是比较常见的。

比如汉代的黄老学说,结合了黄帝传统与老子思想,形成了一种讲究道德修养的新兴哲学。

在《黄帝内经》中,既包含了医学的治病要旨,也涵盖了道家的养生理论,形成了一种融合的医学思想。

儒释道三教的争鸣尽管在某些时期,三教之间会出现一些融合的现象,但也并非一片和谐。

在某些时候,三教之间也会发生激烈的争议与争执。

比如北魏时期的佛教与道教之争,佛教徒认为自己的修行方法是最高尚的,而道教徒则认为道家修炼的功夫才是最为深奥的。

在当时,佛教、道教之间争风吃醋,甚至发生过一些武力冲突。

另外,儒释两家也不时产生争执。

儒家强调的是人伦道德的修养,追求仁义礼智信的完美;而释家注重个人解脱、超越世俗,不拘泥于形式。

在宋元明清等朝代,儒释之争也时有发生,关乎经学与禅修的优劣之争。

总的来说,古代儒释道三教之间的融合与争鸣,既有相互学习、借鉴、影响的现象,也有分庭抗礼、明争暗斗的场面。

三教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复杂而多元的系统,其中既有相互冲突,也有相互融合。

儒释道三教的融通与冲突

儒释道三教的融通与冲突

儒释道三教的融通与冲突儒释道是中国三大传统文化,其各自具有独特的思想体系和行为准则,却同时互有渗透与对立。

本文将探讨儒释道三教的融通与冲突,包括对其思想基础、修行方式和社会影响等方面的分析。

一、儒家思想儒家思想主张人性本善,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和人的自我完善。

儒家经典《论语》、《大学》、《中庸》等被认为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经典强调仁义礼智信这五种道德品质的重要性。

儒家强调人际关系的重要性,倡导君子之道,强调为人父母、兄弟、夫妻、朋友等之间的关系。

儒家思想强调做为个体,要以身作则、一切行为形成良好的典范,同时也强调了如何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领导者。

以仁、义、礼、智、信构成的“五常”让孔子与他的追随者始终追随其理念并相信其能够成为一个完美的人。

二、佛教思想佛教思想跨越生死轮回,强调个人的忏悔和解脱,提出“四谛”,即苦、集、灭、道。

佛教通过消除欲望和贪心来达到解脱的目的,认为人类社会中所有的苦难都来自于人的欲望和憎恶。

佛教也讲究个人修行,在禅修中向内省自己的心灵深处,要学会“回头自问”,并且“发现自己的真实”的方法,以进一步提高内在的精神水平。

佛教要求我们通过自己的努力来超越物质世界,得到精神上的自由和解脱。

三、道家思想道家思想强调一个人的自然本性与宇宙本源之间的和谐关系,提出天道无情,故以万物养而不为主。

成为真正的“圣贤”只需学会自然而然的“为道而活”。

道家追求无为而治,极力反对儒家规定的礼节等人际交往规范。

道家的“形而上”是基于大道而生的,而在“形而下”的层面,他们则提出要坚持道德准则,保持与周围环境的平衡。

四、儒释道三教融通虽然儒释道三教基本完全不同,但他们也存在互相补充和相互融合的可能性。

其中的一些明显的方面包括:道家的无为而治与儒家的治国理政、佛教注重个人精神的提高与儒家关注个人品德准则、道家强调自然界与宇宙本源的平衡与儒家提出的仁爱和社会建设等。

除了思想上的融通外,儒释道三教也相互影响着社会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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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谈儒释道“三教的融合”楼宇烈当我们问什么是中国传统文化时,大多数人会不加思索地回答道:儒家思想。

这是由于有汉武帝接受卫绾、田蚡、董仲舒等人的意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又有自南宋末至清末约六百余年间,作为官方思想的“理学”,是以批判佛老异端、继承儒家道统为旗帜的;以及作为儒家思想文化的代表著作“五经”、以至“三十经”,也一直被历代封建统治者奉为中华文化的基本典籍,儒家思想获得了中国文化的正统地位,被视作中华文化的代表。

然而,在中华传统文化的发展过程中,还存在着除儒家思想体系以外的其它许多学派思想体系,如道家、法家、名家、阴阳家、墨家,以及后来传入的印度佛教等。

这些学派在中华传统文化的发展中都起着作用,儒家并未独占中华传统文化的全部阵地,中华传统文化并非单一的儒家文化。

即使是儒家思想本身,在其发展进程中,自战国时期起,也早已失去了它的原始单纯性,而不断地融入了其它学派的不同思想成分。

汉代独尊的所谓儒术,其实已经是严重地阴阳五行化了的儒家思想;魏晋时期的儒家则渗入了大量的老庄道家思想;隋唐儒家思想受到佛教理论的严重挑战和影响;宋明理学则更是在排斥佛老的同时,大量吸收佛老理论以补充儒学的一种思想体系。

可见,当我们说到所谓儒家文化传统时,必须充分注意它所包含的复杂内涵。

因而,我们对中华传统文化进行深入考察时,绝不可忽视在中华文化发展过程中或多或少起过作用的各种思想、学派之间的对立和渗透,排斥和融合。

这是一个很大的课题,可以包括一整部中国哲学史、思想史或文化史。

在这篇短文中,仅准备就在中华传统文化发展过程中起主要作用的儒释道三家之间的矛盾斗争和相互融合,作一些简单的介绍,并就此谈一些想法。

我们先从儒道两家的冲突和融合谈起。

儒道两家前后都形成于春秋末期。

但在春秋末至战国初,则是儒墨两家的对立最为尖锐,在社会上的影响也最大,被称之为当时的两大“显学“。

道家学派发展至战国中期庄子等人时,始蔚为大观,从而成为先秦时期与儒墨鼎足而立的三大学派之一。

战国中后期,在文化思想方面出现了一个诸子百家竞相争鸣的繁荣局面。

这时,一方面是各学派内部的大分化,如《韩非子·显学篇》中说的:“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谓真孔墨。

”《庄子·天下篇》谈到当时的道家,也有“彭蒙、田骈、慎到”,“关尹、老聃”,“庄周”三家之别。

此外,法家有齐法家和三晋法家之分,名家有惠施合同异和公孙龙离坚白之争等等。

然而与此同时,也形成了一股各学派(主要是儒道法三家)相互渗透、融合的发展趋势。

在今传《管子》一书中,我们可以找到战国中后期各学派相互融合的各类代表作。

其中既有以儒为主,儒道、儒法融合的作品;也有以道为主,道儒、道法融合的作品;以及以法为主,法儒、法道融合的作品。

在荀子的思想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以儒为主,融合法、道,兼采名、墨的倾向。

在韩非的思想中,以法为主,融合道家的特点也是明显的。

他的《解老》、《喻老》对老子道家思想有重要的发展。

而形成于战国中后期的易传《系辞》,则明显地是儒、道、阴阳思想融合的产物。

在不同学派的相互对立斗争中,必然会导致相互之间的渗透和融合,这是不以任何学派或个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只是其中有自觉或不自觉,高明或拙劣的分别而已。

西汉著名史学家司马迁之父司马谈,在论述先秦六家之要旨时,援引了《周易·系辞》中“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的观点,详细地分析了各家思想的优缺点,然后从道家的立场出发,认为道家乃博采众家之长而融会贯通之的最完善的学派。

他说:“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

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采,事少而功多。

”(《史记·自序》)司马谈的分析论述,符合西汉初期盛行的黄老之学的真实情况,即以道家无为而治思想为主体,博采阴阳儒墨名法之长。

两汉自汉武帝起,虽说推行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方针,以期收以思想上“一统”之效。

其实,终两汉之期,道家思想始终与儒家并存,在社会上有着广泛的影响。

而阴阳五行学说,则深深地渗透了儒道两家思想的血脉之中。

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和班固奉旨编定的《白虎通义》是两汉正统儒家思想的范本,然两者都是以阴阳五行学说作为儒家政治、伦理理论的形上学根据的。

从《文子》、《淮南子》到严君平《道德指归》、河上公《老子章句》,这些两汉的道家代表著述中,也都大量引入了阴阳五行学说。

两汉之际的扬雄,融摄儒道而作《太玄》,东汉的王充作《论衡》则声言“虽违儒家之说”,然“合黄老之义也。

”(《论衡·自然篇》)。

被称为“经学”时代的两汉,在文化思想领域中照样呈现现出缤纷的色彩和冲突、融合的复杂局面。

魏晋时期的玄学,标志着儒道思想在冲突中的进一步渗透和融合。

王弼所谓圣人体无,故言必及有,老庄未免于有,故恒致归于无,已熔儒道有无之说于一炉。

至于郭象,在《庄子注》中高唱“内圣外王”之道,所谓“圣人虽在庙常之上,然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逍遥游注》),则真可谓将儒道两家主要思想,融会到了无法再分你我的极高明之地。

因此,王弼、郭象的玄学体系,在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它对以后的宋明理学,有着极深的影响。

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后,至东晋南北朝时开始在社会上,特别在思想文化方面,发生了广泛的影响。

在姚秦的首都长安(今西安),以鸠摩罗什为首的译经场,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翻译佛教经典的高潮。

其时南北高僧居士辈出,终于使佛教成为足以与儒道相鼎立的一种理论势力,且透露出压倒儒道的趋势。

佛教取得这样的社会影响,是经过一个相当长的、在中华文化环境下自我调整的过程的。

西晋以前,中国人信佛者极少1[1]。

东汉时期,佛教被视作与道家清静无为之道,以及民间神仙方术一样的东西,对其教义理论的根本精神并没有深切的了解。

自东汉末至三国时期,虽说也已翻译了一些佛教经典,但大多是依傍道家思想和比附中国传统的固有名词概念,即使用所谓“格义”的方法。

这也还不能使人们真正了解佛教的理论精神之所在。

因此,不少人主张译经当“以不闲方言,求识辞趣”为上(道安《鞞婆沙序》,见《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卷一第50页)。

又在玄学方法论的影响下,竭力提倡对佛经精神的了解,也必面以“得意”为宗旨。

如道生:“自经典东流,译人重阻,多守滞文,鲜见圆义。

若忘筌取鱼,始可与言道矣。

”(《竺道生传》同上第216页)鸠摩罗什及其弟子所翻译的佛典,大致达到了这样的要求,因此对于佛教的广泛传播,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当佛教在社会文化思想方面的影响越来越大之后,随之而来就发生了作为外来文化的佛教思想与传统文化儒道思想之间的冲突。

按照人们原先的了解,道家思想不应与佛教有多少冲突。

此时的佛道冲突已变化为道教与佛教之间争夺社会地位的冲突。

然而与此同时,佛道之间的相互影响和融合也十分突出。

如东晋某种名僧人僧肇,深通道家庄子之学,他所作的《肇论》,用庄周汪洋恣睢的文辞、道家的名词概念来宣扬大乘性空中道观。

在使用中国文辞和概念表达佛教理论方面,达到了不露一丝琢痕的高妙境地。

在佛教中国化的进程中,有着重要的贡献。

此外,隋唐之际兴起的天台宗,唐代中期以后发展起来的密宗等佛教宗派,也都明显受道教影响。

同时,道教受佛教的影响尤为明显,诸如仿照佛藏而编造道藏等。

唐以后的道教典籍中,包括许多基本道经的注疏,如唐成玄英的《老子义疏》、《庄子注疏》等,都大量地引入了佛教的要领和理论。

至于道士谈佛理,和尚注道经的现象,在历史上也屡见不鲜。

东晋南北朝时期儒佛的冲突,开始主要集中于入世与出世的不同人生目的,以及佛教教规与传统伦常关系的矛盾上,以后则又有神学理论上的争论。

这一时期佛教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冲突,大致可归纳为三方面问题:1.僧人弃父母而出家,是否与传统的孝道抵触;2.出家僧人是否应当礼拜王者;3.神灭还是神不灭。

在相互尖锐的斗争中,随之也出现了一股调和、融合儒佛的思潮。

如东晋著名文学家孙绰,在其《喻道论》中即倡言所谓“周孔救极蔽,佛教明其本”(见《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卷一第27页),又如著名僧人慧远也说:“如来之与尧孔,发致虽殊,潜相影响;出处诚异,终期则同。

”(同上第84页)这一时期调和、融合佛儒者,主要来自佛教信仰者。

一般讲,他们对上述第一方面的问题,多以佛也有“报恩父母”、劝人为孝的教导,佛教以立身行道,永光其亲,因而是最根本的孝道等等,以此来证明佛教的出家并不违背传统在家的孝道。

对第二方面的问题,经过激烈的争论,也是以调和解决的。

慧远的《沙门不敬王者论》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他声称,出家僧人虽“外阙奉主之恭,而不失其敬”,所以凡是“悦释迦之风者,辄先奉亲而敬君。

”又说:“变俗投簪者(指出家当和尚),必待命而顺动”,“若君亲有疑,则退求其志,以俟同悟。

”(同上第82页)慧远的说法是以实际上的服从王者,换得免去形式上的“形屈之礼。

”至于以后的僧人,连这一点形式上的方外之法也不能保存。

在中国,王权始终是高于教权的。

在以上两方面问题上,基本上都是以佛教的妥协或迎合传统而告终的。

这也正是佛教能在中国站住脚,并得以发展的重要条件之一。

至于对第三方面的问题,调和论者则竭力寻找各种资料,以趋附、证明佛教轮回报应和神不灭等教理,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均已有之。

又正如同说,孔子的“仁之至也,亦佛经说菩萨之行”(宗炳《明佛论》,同上第235页);儒家五常即佛教五戒(颜之推《归心篇》,同上第424页)等等,都是竭力将传统文化牵合于佛教理论,从而扩大佛教在社会文化思想方面的影响。

自东晋南北朝以至隋唐宋元明清,历代统治者只要在不危及其统治地位的情况下,一般都认为儒释道三者在思想文化上对于治道说起着互相补充的作用,如所谓“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等(南宋孝宗赵眘语,见《三教平心论》卷上)。

因此,也就采取三教兼容的政策。

许多帝王还亲自带头宣扬三教经典。

如南朝梁武帝萧衍,除著有大量佛经讲疏外,还著有《中庸讲疏》、《教经义疏》、《老子讲疏》等。

又如唐玄宗李隆基也分别著有《孝经注》、《道德经注》和《金刚经注》等。

在唐代,皇帝经常召集三教名人一起论辨。

如现今保留在《白居易集》中的一篇《三教论衡》,即是唐文宗太和元年十月皇帝生日那天“对御三教谈论”的简要实录。

白居易以儒臣身分出场,另有安国寺沙门义林和太清宫道士杨弘元。

三人间的问答,虽不免虚应故事,但读来也还饶有趣味,并能从一个侧面了解到唐代调和三教的情况。

由于佛教影响的迅速扩大,出家僧尼和寺庙的剧增,也给社会带来了种种经济的和政治的问题,引起了世俗地主和寺院之间的尖锐矛盾。

因此,在历史上也发生过著名的“三武”灭佛运动(指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但这些所谓灭佛运动并未能遏止佛教对中华文化所发生的广泛而深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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