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 韩水法：如何理解西方文明的核心因素 (上)

思想韩水法：如何理解西方文明的核心因素（上）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有其多重的理由，而对我们中国人来说，最为紧迫的形势就是中华文明在西方文明的强力侵袭之下，越来越远离自己的根本，越来越失去自己的特征，越来越只具有象征的、文物的性质，而不再展现出它的创造的力量。

创造性的东西仿佛都是来自外在的世界。

西方文明强势的冲击犹如洪流，泥沙俱下。

西方世界与其他世界的交往的动力从一开始起，除了人类本能的之外，主要就是利益。

与此同时，这个文明里面的人们也传播自己的信仰和观念。

这种交往所用的手段是文武兼备的。

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战争是主要的手段，或者至少是其他手段的奥援；直到今天情况还依然是如此。

这样，西方世界的强势给其他世界带来的固然有其积极的因素，但在事实上，消极的、表面的、次要的因素对其他文明的影响往往远胜于积极因素的影响。

这一事实对世界的其他部分就可能造成双重的伤害，而在一些地区这种伤害已经就是一个现实：一方面，受侵文明传统中的积极的、主流的因素未经扬弃和保存而受到毁灭性的打击，另一方面，它们所接受的却主要是西方文明中的消极的、支流的、表面的和暂时的东西。

洪水滔滔而去，留下的或许是遍地泥沙。

这种情形对中国来说并也并非是想象中的威胁，而正是有其现实理由的恐惧。

西方文明消极因素的强力作用造成了中华文明的突然中断。

文明的断层所遗留下来并且发挥现实影响的，乃是它的残垣断壁，它的瓦砾灰烬，甚至沉淀已久的消极因素，而失去的正是它恢宏的结构、博大的精神以及社会基层有机、自发的组织和发展能力，亦即它的核心因素。

任何文明都需要一种自发的、在传统基础上不断创新的、乃至受到外在文明冲击之后而有能力不断调整自身的结构；一种文明之中的各种因素，这个文明之中的每个人都以盘根错节的关系整合在这个结构之中。

既有的结构崩溃，就必然要有新结构起而代之；在现代世界各个文明之间的关系和影响日益直接，而社会变化迅速和组织复杂的情形之下，新结构必然就相当可能是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移植过来。

但是，接受这种新结构的人民倘若对其源头文明没有全面和深刻的了解，那么结果就会是并且实际上常常是那些消极的、表面的、次要的和暂时的因素乘虚而入，而积极的、持久的、深层的因素却反而会被却之不纳。

于是，新的结构就会造成某种畸胎，旧的文明，连同它的积极因素被摧毁了，而新的文明却无法合理、有效地建立起来。

倘若一种文明是被西方文明中的消极的、次要的、暂时的和表面的因素并在它的名义之下被摧毁的，那么情况就尤其如此。

就此而论，对面临生死存亡关头中华文明来说，人们一方面固然需要重新检视自己的固有文明，开展复兴的事业；另一方面，人们必须重新认识西方文明，深入其中而进行分析、批判，甄综它的积极因素与消极因素，它的持久的、根本的和主要的因素与暂时的、表面的和次要的因素。

在这个基础上来重新检查我们对待西方文明的态度，相应地重新检查我们对待自己文明的态度。

只有这样，中华民族的复兴才可能是在认识清楚、目标明确、道路合理诸条件之下的正确选择，否则，中国就会在一场喧嚣的暴发之后最终沦为西方文明的殖民地。

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的成功与否，从而中华文明能否继续保持其独特性，并不仅仅关涉中华文明本身以及这个文明的承荷者中国人，而且也关涉整个世界的文明多样性，后者乃是人类社会生活的本质要求。

本文关于西方文明核心因素的分析将主要探讨如下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分析中国人生活世界中的西方因素以及人们对此的相关意识；第二，探讨西方文明的规定并试图给出一个合理的界定；第三，梳理西方文明的合理因素，并试图给出最低限度的分类；第四，全文的结论，主要是提出一些总结性的评论。

一、无处不在的西方因素自从十六世纪传教士有组织地向中国传播西方文化以来，中西方文明的交流基本上是以西方文明单向输入和影响中国为特征的。

其间只有一个例外，即中国文官制度对西方近代绝对主义国家的文官系统形成的影响。

但是由于这并不是由中国人直接传播过去的，因此，欧洲只有少数人承认或谈及这个中国人早于他们近两千年建立起来的制度对那里的社会的影响。

自从十九世纪中叶英国人以鸦片和坚船利炮打败清廷而使中国门户大开之后，西方文明的因素就滚滚而入，但是就如西方人的一贯做法以及这种事件发生的通常情形一样，这个文明之中消极的、表面的和暂时的东西是裹挟着其中积极的、实质性的东西一并而入的，而在事实上，前一种因素的影响和作用远胜于后一种因素，即使在积极的因素之中，外在的以及形式的东西的影响也大于其内在的和本质性的因素。

这些因素或以革命和政权暴力的强制，或以生活方式和观念的潜移默化的侵润，深入而全面地影响并且改变中国社会，使当代中国社会之中充满了无处不在的西方因素。

但是，致命的一点并不是这些因素的现实存在，而是人们，尤其是社会之中的知识阶层、其他中坚力量以及政治家对此既没有明确的意识，也缺乏足够的研究和认识。

因此，这些因素对中国社会究竟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和作用，究竟是在什么意义上，在何种方向，如何影响和改变了中国社会，以及它们将如何继续改变中国，人们普遍缺乏必要的清楚认识。

与此直接相关的是，我们也同样不清楚在现代中国社会，固有的中华文明的因素在多大程度上还在发挥作用，有多大的影响，以及这些因素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存在的——这就是说，是以其素朴的形式，还是以其改变了的形式或以其混合的形式存在的，以及这些因素在中国社会的前景将会如何。

与上述两个方面直接相关的一件事情就是：西方文明的因素进入中国之后是否转化为、导致或促进这个文明的创造力，还是始终保持为外来的、殖民的和疏离的形态，因而仅仅是一种移植的、并无生命力的东西？换言之，我们中国人是否像西方文明发展初期以及在其复兴时期的西方人那样，吸收外来文明的因素而将它们揉合成为成为自身文明的有机部分，并因而形成和产生新的创造性的元素？或者这也就是这样一个问题，即中华文明中的积极的、持久的因素是否与西方文明中的积极的、持久的因素整合起来，从而形成了中华文明的新形态。

倘若情况是如此，那么西方文明因素就会演化成为一种新的、复兴的中华文明的有机成份；如果不是，那么中华文明是否在整体上就失去了活力，失去了消纳外在来因素的能力？而它的最终结局就会是某种过去了的、文物式的东西，它的位置就只能是在历史书和博物馆里面？对此，我们并不清楚，甚至也没有一个知识的大致的轮廓。

然而，实际的状况却似乎是在表明，这将是一种可能的前景。

因为，我们看到，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里面充满了无处不在的西方因素，我们的周围有了太多的西方因素。

对此，人们可以采取各种不同的方式来进行考察和判断。

比如，简单的溯源的方式，亦即追溯我们生活世界中各种制度、礼俗、器物的来源；或者我们也可以采取对比的方法，即设定中国近现代历史中的某一个时刻为参照点来比较当代中国的生活世界里各种现象的性质。

那么结果，即使是大致的结果也将会是出乎意料的。

比如，倘若我们以乾隆皇帝（清高宗，生卒年：1711一1799年，在位期：1735一1795年。

）在位的最后一年作为一个对照点，来看看今天的中国社会的生活方式，或者以辛亥革命那一年为对照点，来比较今天中国社会的生活方式和器物制度，那么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已经差不多泰半西化了。

这里可以从最表面的现象说起。

婚丧嫁娶的仪式，这是文明的基层文化，不用说形式，即使是仪式的外在表达方式，如婚服与丧服就足以说明问题。

传统中国谁以黑色表示丧礼？今天在中国黑纱却成为丧礼的官方形式。

中国传统白色丧礼几乎被官方的黑色彻底颠覆了。

（丧礼在现代因为有其国家礼仪的地位，因此其表达方式最能体现官方的态度。

）令人觉得不堪的是，这个源于远古西亚游牧民族的习俗在今天的中国却仿佛代表了某种现代和时髦的意义。

中国人的服饰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之前曾经还相当普遍地维持传统的样式，但在文革之中传统仿佛一日消解。

住宅也是文明的基层形式，然而传统的中国建筑即使在没有多少空间限制的农村也日渐成为稀有的现象，更不用说居家的安排、布置这些方面了。

作为一个标志，建于文革后期的毛泽东纪念堂就是一座典型的西方建筑，其起源当追溯到古希腊的神庙，而与中国固有建筑传统几乎没有什么关系。

这一点对于理解和研究文化大革命乃摧毁中华文明的“浩劫”这一事实，实在具有重要的意义。

日常交往的礼仪也与我们最近的祖先所采用的形式迥然有别。

人们握手而不抱拳，人们宴饮时碰杯而不是双手高举酒杯。

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再让我们来看看社会组织与制度层面的现象，那么我们看到，从大学、政党到股票市场，从宪法到共和国都来自于西方文明。

那么支配我们精神世界的观念层面的情况又是如何呢？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到市场经济、自由、民主这这样一些思想和理论均来自于西方。

在这里，尚可以列出的项目将是长长的一串。

几乎中国所有稍具一点规模稍有一些钱的城市都会修建一个广场。

什么是广场（“在格网的中央有一个围合的空间，集会广场（agora），作为公共性的集会场所。

”参见《西方建筑的意义》（诺伯格－舒尔茨著，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年）26页。

）？现在很多中国人不知道这是地道的西方文明的产物，而且还是它的标志性的产物。

由是而观，我们的生活世界，内在的层面与外在的环境，来自西方的东西构成了须臾不可分离的重要因素。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排除这些因素，我们今天的生活是否还可能维持下去？显然不能。

然而，需要追问的一个问题是：对这一现象我们是否有清楚的认识？这个认识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虑，首先，我们是否对这个现象及其现实的和潜在的意义具有清楚而深入的认识？其次，我们是否理解这些已经构成我们生活世界不可或缺的因素的东西的实际的和潜在的意义？是否认识到它们的由来？或者更进一步追问，我们是否具有关于所有这些观念、事物与制度的系统知识，并且能够对它们做出必要的区分？在面临这两个问题之时，我们实际上同时遭受了一个更为根本更为重大的问题的逼迫，这就是认同。

在这些无处不在的西方文明因素的中间，任何一个中国人都面临一个无可逃避的问题：什么是中国人，或者你何以自称为中国人？这是一个国籍概念吗？那么只要取得国籍就可以算是中国人，而不管他是否使用中国的语言，是否有对中国文化的认同。

或者它仅仅是一个地域的概念？因此，只要是居住在这个地面上的人，都通通是中国人，那么这个标准就其性质而论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与前一个标准相同的，并且与前者一样是一个相当弱的理由。

或者它是一个文明的概念？如是，那么它就是认同的精神与文化的基础。

但是，倘若一个人所认同的文明里面所充塞的，乃至最为根本的因素，都是其他文明的泊来品，那么这个基础就是相当脆弱的。

而对中华文明这种整个人类社会历史中仅有几个的特殊文明形态来说，它存在的基础和理由就是它的独特性，它不同于其他文明的创造性和自我更新能力。

认同于这个文明就是认同于这些独特的因素，这种创造力和自我更新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