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性思维与理性思维

感性思维与理性思维感性思维与理性思维------从东方文化的“万物一理”说起第1章中国传统文化的系统思维§1.1 心物一元与内外一理的整体思维对外开放和保持传统相辅相成，先进文化不是外来文化的简单重复，也不是古代文化的直接承传，先进文化是面向未来的与先进科学和人文精神相融合的、创造性的进步文化。

抓住重点、难点、焦点问题，找准事关全局的关键点集中力量进行突破切实解决提高素质的实际问题,达到“四两拨千斤”。

中国的传统文化，着重于从整体的、运动的、联系的观点去认识事物，不仅强调事物之间相互对立，还着重事物相互依存、相互影响和相互协调。

具有一定的系统性和全息性。

因此，中国文化中没有西方文化那种绝对的、纯粹的一元论（如基督教只信仰一个最高神）也没有完全对立的不相信的两言论。

中国文化认为天、地、人都遵从共同的法则与规律,具有一致的本源和内在规范。

由此达到提纲挈领、综观全局、把握事物的总体和一般本质。

但缺乏系统、严密的逻辑加工的思维过程，没有自觉地使用精确的语言进行概念、判断、推理、分析、综合的工作，缺乏明确的规定性。

作为一种认识模式和思维方法，在处理信息时，侧重于直觉和归纳，不轻视偶然与突现，将不同的现象、状态，精简、抽象、整合浓缩成“理”——宇宙万物的总规律（包括人与客观世界的统一性、对应关系和相互影响等诸多方面）。

采用“以物观物，以我观物”的方法，并通过具体事物的“理”来表现出来，这个“道”或“理”不受具体内容的限制，没有绝对的基准，没有确定、统一的公共是非，也不受具体对象的限制。

“理”在不同的情形之下，有不同的表现形式，有不同的结果，即“理一分殊，义以盖全，内外一体”，着重分殊，避免高度抽象化。

列子说“东方有圣人，西方有圣人，此心同，此理同”，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都有理，理具有较大的包容性、动态性。

“心物一元”、“心能转物”、“天地与我同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天人合一，物我一体”将天地万物宏观地当作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人与自然互相映照，息息相通，形成互为因果的动态关系。

人类社会与自然万物，主体与客体具有相似性和一致性。

西方的那种“执于一端”的生命激情或者说狂热的追求，或理性真诚，是强调中和并认为“过犹不及”的民族文化所不提倡的。

天人一物，内外一理，一物之理既万物之理，天下只有一个理（构成宇宙万物的终极本体）。

它具有永恒的普遍性，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反映自然界中具体事物的准则以及发展的必然趋势。

这个理与人类的内在的身心及外在的自然是一致的。

它把天、地、人相互联系看作统一的整体。

“精神与物质统一”，“通于天地者，德也。

行于万物者，道也。

”因此，中国文化从宇宙一体的整体观念考虑问题，力图与宇宙万事万物沟通，不执著于一偏，讲究兼收并蓄、和而不同的宽容精神。

表现出以大局为重，必要时应牺牲个人或局部利益，由外在功利转向内在的德行，寻求一种品德的高尚。

在自我解剖中求得整体平衡统一。

天地系统（自然系统）与社会系统的一致，个人与社会的统一，人与自然的统一，家族与国家同构，家国一体，表现出个人、家庭、国家不可分割的一致性。

中国的智慧特征是自然流行、任心率性、于平朴中见非凡，它不离世俗之情而游心于无穷；顺应万物之性而无不周应；内在而超越，游外而宏内；在而无不在的涵摄与通透；万物并育而不害，道并行而不悖的太和。

它是一种避免走极端的“中庸”文化，推崇相得益彰、不可偏废，具有深刻的协调性。

东方传统文化中的和谐具有相关、相合、相融、整体等多方面的意蕴，而不是简单的形式上的对称与归一，是一种整体上的和谐（在物理学如果把真空也纳入到对称的研究范围内，那么整体宇宙也具有对称性守恒）。

万事万物相含相容，和而不同，相反相济，维系着一种有机的动态平衡。

物质的组成及相关基本现象却是相互联系，不能把他们分割成孤立的实体，只能作为一个统一整体的不可缺少的部分。

整体性强调一致现象的统一性和相互影响、相互关联。

万物同源（与大爆炸理论相似）方有万物一理，认识自然与认识自身一致，“天”道和“人”道是一致的，都在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一致。

在现代物理学中，真空无所不在，又永远存在，因此宏观世界与微观世界必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此观察到的微观世界不可能完全符合真实。

（经典物理学试图把微观世界与宏观世界关系定量化。

）§1.2 传统文化的智慧和价值取向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宗教、伦理、政治、哲学等常常混在一体，并无明显的分界。

中国传统文化则发展了一种连续无限整体观或万物相通、大化流行的有机整体意识，对具体对象则侧重于行为、功能和结构的分析与把握，深入意识的更深领域，所采取方法是意识和内省相结合的从整体进行谐调。

这种整体一元性的内核，就是全息思想。

从全息含义上看：（1）任何整体、系统中，其局部子系统，直至最小单元，都包含或潜在地包含整个系统的完整信息。

（2）系统的部分，子系统乃至最小单元，对于整个系统来说，都是或潜在地是同源、同质、同构的。

（3）在同源、同质和同构的前提下不存在无关的事物，任何事物都是相关联的。

在全息的原则下，风马牛是可以相及的。

因此，宇宙间由于各个单元具有内在本质的同源、同质、同构性质，一切精神和物质的变化就可归纳为阴阳的运动与变化。

因此，传统文化能把许多不相干的事物联系起来，并从这种联系中获得信息和启示。

所以一些外在的不相关的事物，在一定的条件下都存在相生、相应、相通、相容的一体化关系。

中国文化突出的是综合、打开与贯通，故产生了“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的说法。

中国文化了解自然是为了顺应和遵从自然，甚至在精神和身心超越自然的极限，在艺术表现上讲究天趣为上，而西方文化了解自然是为了改造自然。

“以己度物”、“以类度类”和直观把握的方式推测和理解研究对象，用隐喻、论证、想象、类比等形式构成一种物我同一、物我交感、互生互感，甚至物我两忘的超脱。

这是一种“有机的”、“生态的”世界观和理论模型。

它是一种“引玉之砖”，带有某种不确定性、非线性、非平衡、随机性、权变、经验主义的意味。

变幻莫测的整体性、有机性、复杂性的诸多色彩，是滋生复杂性科学的萌芽（对现代科学具有一种潜隐的影响）。

泡沫经济是一种滚雪球，不符合协调圆满，中和统一的原则，从而导致了整体动态平衡机制的破坏。

人生是一个整体，需要全面的陶冶与修养，如文化、哲学、伦理、艺术等各个方面。

情感道德是一个局部，同时与其他成分交相融合，它是人类行为方式的一种认识和规定。

因此有人提出“法理意义上的公民素养，伦理意义的道德底线，文化意义上的道德情怀，心灵意义上审美能力和爱美情感”。

通过个人的自修、自省、自我认知与躬行，达到职业与事业、道德与人生、知与行的合一，达到内在的自由与超越，这样才能与社会融洽在一起，自得其乐。

同时，中国传统重宏观的、整体的“义、理”，轻具体的、细节的“技、艺”。

崇尚气节、重视情操、淡薄物欲、超然物外，实现精神的超越和自由（心灵的安和，肉体的健全，精神的自由，养生与养性、养德紧密是相连的）。

研究“道”，重的是思想和文化精神（西方人则偏重功利和应用而研究“术”），试图依靠深思、内明冲破时空等外在形式对身心的束缚（西方文化则利用工具的发明来冲破时空的局限）。

故传统文化又是一种生命的学问、内圣之学、人格修养之学，进而成为文化、意识形态的主导原则。

讲究内在的修炼，寻求内在的超越，由内到外，由精微到旷达。

克服情绪的浮躁，可以驱繁求简，驱杂求纯，达到沉稳的心境，心态越是平静、安然、有序、主体的观照体验就越丰富、越精致，心静则神明，才思独运，洞察力倍增，潜能畅发，才能达到淡然求真，坦然致远，这与奋进拼搏的正向追求并行不悖。

由此可以减少功利负累，外欲平扰，杂念渗透。

从而获得恬静旷达的心境，养成淡薄洒脱的胸怀。

因此，淡泊可以明志，宁静可以致远。

在内圣上强调“修身”、“立命”、“涵养”、“浩然正气”和大丈夫人格；在外王上，倡导实行王道政治的理想。

“内圣”就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孟子所倡导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品格）；“外王”就是“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宏伟气魄和积极入仕的人生态度），完善和提升自己的人格是圣贤之道。

西方文化不重视承受、容忍，强调向体能的极限挑战，以改造外界环境为满足，以征服者的态度对待自然，对待社会，具有****式的进取姿态，不追求淡泊温婉心境的蕴积。

中国的士大夫阶层常常采用顺水推舟，随缘奋进的处世态度。

民族精神属于民族文化中有深层内涵的东西，是一个民族在历史活动中表现出现的富有生命力的优秀思想、高尚品格和坚定志向，与民族的灵魂，凝聚力和生命力联系在一起。

传统文化认为，天理在时序和逻辑上先于人和万物，却又寓于人和万物之中，天理属于内在的超越。

天人合一，天是道、是理、是本体，天人合一之境，是与道合一、与理合一、是本体合一。

天下之物，莫不有理，理未有穷，知有不尽，（理是本质、是规律），从类比转向内心体悟，朱子着重分殊，避免高度抽象化。

科学要求概念清晰确定，语言简洁、准确、通用、完善，有一套严格定义的符号体系。

内涵系概念所反应的事物的特有属性，外延则是具体概念所反映的特有属性的事物（指称范围）。

通过公理、定义、公式、符号等形式语言，确定其内涵意义，陈述有严格的逻辑规范，命题内容同经验事实相符，准确表述经验现象之因果关系，并借助于数学手段的推导预测其它可能情况。

其最基本的要求就是科学命题具有明确性和可反驳性（不具可反驳性，不能辩伪的命题是伪科学的），这是判断其是否正确及进一步修正和发展的前提。

自然语言的传统文化，带有价值意识的色彩，没有数学或物理那种清晰精确的特性，比如，没有严格的定义，没有明确的前提，没有自明的公理，也没有清楚的推论程序，没有确定性的解释，不能只读而要想，要靠“想”靠“心”来理解。

孔子的论语是日常会话及自然语境的记录，是对话（情景对语）；老庄著作是作者加入想象，创作的诗话语言，诗（神化色彩）借隐喻来表达。

隐喻的字面之义（言）与所喻之意（意），并不一样，如同“道”未必指“路”一样，而是寄喻了其它旨意，言意有别，（不能把隐喻当命题来读，不是直接对应的，言意分离与文人画的物象分离同出一辙）。

我们的民族文化具有反思的传统，“反求诸已”、“扪心自问”、“吾日三省吾身”，这是一种置身自我之外的批判地省思自己言行及情感的能力。

概念、命题、陈述体系分别存在指称、具体意义、特殊论断同含义、抽象意义、普遍精神的对位差异；不可拘泥于字句，从注释上升到诠释，从确定知识上升到揭示义理，由具体提炼到抽象（合理），再由抽象落实到具体解释方法的变革（要用方法论来反思）。

强调对立面互相依存、互相联结、互相映照，是对立同一性的一种方法。

亦A亦B（“一张一弛、文武之道”、“宽以济猛，猛以济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