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改革 集权为先
主要社会主义国家社会改革的异同
俄罗斯、越南、古巴、朝鲜与中国改革的异同俄罗斯在叶戈尔•盖达尔任代总理期间推行了俄罗斯在叶戈尔•盖达尔任代总理期间推行了“休克疗法”“休克疗法”，这是对一整套激进的反经济危机措施和毕其功于一役的经济转型方式的称谓，进的反经济危机措施和毕其功于一役的经济转型方式的称谓，其主要内容为：其主要内容为：采取严格从紧的金融货币政策，取严格从紧的金融货币政策，大力压缩消费，大力压缩消费，强行弥合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的缺口，以期达到短时间内遏制通货膨胀的目的，以期达到短时间内遏制通货膨胀的目的，这样的措施会使经济社会受到极大这样的措施会使经济社会受到极大震荡，甚至处于“休克状态”。
这一政策主要围绕三方面展开：①以通货紧缩反通货膨胀，并建立宏观均衡的稳定化政策。
在全国范围内开放了90%的消费品价格和80%的生产资料价格，取消对收入增长的限制，公职人员工资提高90%，退休人员补助金提高到每月900卢布，卢布，家庭补贴、家庭补贴、家庭补贴、失业救济金也水涨船高，失业救济金也水涨船高，失业救济金也水涨船高，使得使得黑市交易大增，市场混乱。
②实行财政、货币双紧缩政策、改革物价、开源节流、增收节支、取消税收优惠，同时增加征收商品进口消费税；政府削减公共投资、军费和办公费用；提高央行贷款利率，建立存款准备金制度，实行贷款限额管理，以此控制货币流量，以此控制货币流量，从源头上抑制通货膨胀。
从源头上抑制通货膨胀。
从源头上抑制通货膨胀。
③派送私有化证券，③派送私有化证券，③派送私有化证券，所有人都可以所有人都可以凭证自由购股，这被一小部分有钱人以极低廉的价格收购，这被一小部分有钱人以极低廉的价格收购，使得大批国有企业落使得大批国有企业落入特权阶层和暴发户手中，继而被转手盈利，职工既领不到股息又无权参与决策，生产经营无人过问，企业效益每况愈下。
越南的“革新开放”运动在政治上推行民主政治建设，在经济上推广、完善农村承包制，农村承包制，鼓励支持农村庄园经济；鼓励支持农村庄园经济；鼓励支持农村庄园经济；推进国有企业改革，推进国有企业改革，推进国有企业改革，扶持非公有制经济的扶持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调整产业结构，推进重点经济区发展战略；实行全方位的对外开放，大力促进经贸合作。
历史名人秦始皇的五个故事
历史名人秦始皇的五个故事历史名人秦始皇的五个故事秦始皇就是在这个历史舞台上留下了重重脚印的一位皇帝。
他从父亲秦庄襄王手中接过了秦国先公先王传下来的统一六国事业的接力棒，奋力拚搏，终于跑到了终点，建立了一个空前统一的秦帝国。
下面是小编整理的历史名人秦始皇的五个故事，欢迎查阅。
一、离奇身世战国末期，各国之间的争斗异常激烈。
秦是当时的七雄之一，秦始皇的曾祖父秦昭王听取了范雎“远交近攻”的战略，把进攻的矛头先对准了邻近的韩国和魏国，而和较远的赵国联合。
遵照当时的惯例，两国互换人质以示真诚。
秦国派到赵国的是秦始皇的父亲子楚，子楚是秦昭王的孙子，即太子安国君（秦始皇的爷爷）的儿子。
子楚的母亲夏姬不被安国君宠爱，子楚又在安国君二十多个儿子中排在中间，不是长子，所以地位很低，挑选人质时便选中了他，于是他便作为人质送往赵国居住。
当时，阳翟有个叫吕不韦的大富商经过赵国国都邯郸时，遇到了子楚，吕不韦是个善于投机钻营的人，一遇到子楚便觉得“奇货可居”，打起了要利用他来赚取功名利禄的算盘，于是便倾心结纳。
子楚身在异国他乡，备感孤独寂寞，现在竟有人如此关心自己，不仅令他感激万分，于是两人渐渐成为好朋友。
吕不韦决定想方设法让子楚不但能够回到秦国，而且还要在秦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为此他做了一系列精心的策划——他很熟悉当时秦国的内幕，知道安国君虽然最宠爱华阳夫人，但华阳夫人却没有儿子，于是他便打定主意要让华阳夫人过继子楚为子，那么以后在太子安国君即位后，子楚也就是太子了，自己肯定会利用特殊的政治资本赚来无数的钱财。
于是，吕不韦拿出千金送给子楚，让他广交朋友，他自己则带着大批奇珍异宝，去了秦国。
到了秦国之后，他首先找到了华阳夫人的姐姐。
吕不韦施展口才，说子楚如何贤达，如何聪慧，广交天下朋友，富有大志。
虽然身处异乡，但天天想念安国君和华阳夫人，有时思念得都泪流满面。
吕不韦又劝说华阳夫人的姐姐去游说华阳夫人，让她尽早在众公子中过继一个，并立为储君，不然等到自己年老色衰的那天，有何依靠呢？现在子楚在赵国做人质，日夜思念太子和夫人，何不趁此机会，立子楚为嫡嗣，这样子楚必感恩不尽，夫人也就终身有靠了，何乐而不为？虽然深受太子宠爱，但无子嗣一直是华阳夫人耿耿于怀的心事，经姐姐一番游说，华阳夫人欣然同意了吕不韦的主张，于是她便利用安国君的宠爱，说服了他立子楚为继承人。
清末新政的夭折
清末新政的夭折过去人们一直以为，清王朝自高自大，自我封闭，不愿向外国学习，其实事实并非完全如此。
晚清在向外国学习的问题上脑子清醒，行动积极，比如戊戌变法和清末新政，也曾开展得轰轰烈烈。
特别是清末新政，持续时间较长，重大举措很多，改革的步伐迈得也很大，可惜一涉及既得利益集团，就走样了，弄得民怨沸腾，最终无法收拾，其中的教训发人深省。
世纪之交的1900年，自我感觉良好的清王朝做出了一个石破天惊之举：向世界列强宣战。
结果，世界列强只动了一个小指头，就把清王朝打得满地找牙，老佛爷和光绪皇帝仓皇西狩，朝廷威信一落千丈。
痛定思痛，清王朝终于认识到“欲救中国残局，唯有变西法一策”，老佛爷因此抛出了“新政”这张牌。
1901年1月29日，尚在西安的慈禧以光绪皇帝的名义发布改革上谕，强调“世有万古不易之常经”，但“无一成不变之常法”，穷则变，变则通，是故必须学习西方制度之精华。
同时规定了新政改革的根本宗旨、改革的深度与广度、具体推进策略等，可谓划定了底线，指明了路径。
接着，成立了改革指挥部――督办政务处，作为办理新政的“统汇之区”。
在督办政务处的组织协调下，新政开始实施，传统衙门纷纷裁撤，新式机构次第建立。
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立宪的小国日本战胜了专制的大国沙俄，在清朝上下引起震动。
有识之士认为，“国家强弱之分，不由于种而由于制”，“于是天下之人，皆为专制之政不足复存于天下”，“立宪立宪”，一唱百和，成为全国官绅民众的共识。
为了学习外国先进经验，“寻访宪制”，1905年废科举不久，清王朝就派出五大臣分赴东西洋各国，“考求一切政治，以期择善而从”。
1906年，老佛爷认真听取了考察大臣报告，怀着追求富强、消弭革命、巩固政权、维护君权的复杂目的，下令预备立宪。
直隶总督袁世凯奉召入京，主持改革官制事宜，改革顺序为先中央，后地方。
首先组建了“官制编制馆”，成员囊括了当时的主要高层官员，下设“起草”“评议”“考定”“审定”四课。
中国古代十大改革家
中国古代十大改革家在我国历史的各个时期，当国家面临各种危机的时候，都会有少数敢为人先的有识之士挺身而出，置个人安危于不顾，以匡正天下、革除积弊、救国安民为己任，锐意改革，兴利除弊，尽管他们的动机不一，结局各异，但是都不同程度的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进步和历史的发展，他们的首创精神也应为后人所永远铭记。
笔者特地精选在中国历史上影响较大的10位改革家及其改革运动，在此简要介绍一下他们的事迹。
十：不畏艰险,刚毅务实.——雍正雍正（1678—1735年），姓爱新觉罗，名胤禛，庙号世宗，清朝入关之后第三任皇帝。
他在位期间（1722-1735年），在政治、经济上实行了几项很有影响的改革：“摊丁入亩”，将人头税并入土地税之中，结束了中国几千年征收人头税的历史，有利于穷人，也对人口迅猛增长起了作用；在西南等地实行“改土归流”，废除世袭土司，改由朝廷排遣流动官员，加强了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控制；在中央设立由皇帝直接控制的军机处，作为处理军政大事的核心机构，以此加强皇帝本人的权威；加大惩治贪官的力度。
正是由于他勤政务实的13年统治，才有了延续百年的“康乾盛世”。
几百年来，雍正帝因为反对贵族利益集团，士绅利益集团等各种利益集团而被妖魔化.必须还原了一位伟大的君王，一位杰出的改革家。
雍正帝侵犯了贵族利益集团、士绅利益集团等各种利益集团的根本利益，遭到了这些利益集团的疯狂反扑，然而雍正帝无所畏惧，依旧勇猛向前。
历史是公正的，人心自有公道，而且历史越久远才越清晰。
发人深省，令人回味。
点评：雍正是最用心的皇帝，后人收集他在位的13年中朱批过的折子就有360卷。
雍正在位期间，“以勤先天下”、“朝乾夕惕”。
九：力挽狂澜，功亏一篑——张居正张居正(1525一1582),字叔大,号太岳。
湖广江陵（今属湖北）人，又称张江陵，明代政治家，改革家。
张居正在万历年间，连续10年担任内阁首辅。
明中叶，贵族大地主兼并土地的情况相当严重。
全国纳税的土地，约有一半为大地主所隐占，拒不缴税，严重地影响了国家收入。
国外一些国家国有企业改革浅析
Vision
西方部分国家的国有企业改革说明，即使是在市场经济十分发达的国家，国有企业也是政府进行宏观调控、弥补 市场失灵的有效媒介；员工持股是减少企业内部私有化阻力的有效措施；由竞争性领域到垄断性行业的先易后难 方式有利于私有化的顺利推进。
国外一些国家国有企业改革浅析
文=陈 功
从俄罗斯的叶利钦和普京改革的效果对比看，全面的私有化并没有形成企业的有效所有者 和产权结构的合理化，因而没有形成有效的投资激励机制；而普京通过重新国有化增强政府的 调节作用后，俄罗斯经济逐渐走出危机，步入复苏增长期。由此可见，大规模私有化并不必然 促进经济改善，政府仍需保持对经济的战略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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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国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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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私有化改革也使得一些具有战略性质的大企业落入 少数财阀手中，形成了寡头企业，严重损害了国家和人 民的利益。
（一）西欧主要国家的国有企业私有化 1979年，英国开始私有化运动，法国、意大利和 德国的私有化运动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 英法意德的私有化改革均是按照先易后难，先竞
争性部门和盈利企业、后垄断性部门和亏损企业的顺序 进行。四国的私有化均起到了改善财政状况、提高劳动 生产率的作用，但同时伴随着高失业率。
四国之中，英国的私有化范围最大，国有经济占 比已降至2%以下。英国政府采取奖励本企业员工购买 股票的政策来缓解员工对私有化的反对。法、意、德的 国有经济比重在改革之后保持在10%左右，在能源、公 共事业等领域保留了国有控股地位。
（二）美国的国有企业私有化及放松管制 美国国有企业的改革是私有化和放松管制的结合。 美国在二战结束后快速出售了大部分军工企业。 里根政府时期将一些联邦政府公司售给了私人经营，之 后美国的国有企业私有化案例较少。截至目前，美国的 国有企业还有17家联邦政府公司及5家政府资助公司。 20世纪70年代，美国开始了放松管制改革。美国 政府取消了对国有通讯业及公共汽车业的管制，取消了 对绝大部分有线电视和无线电广播以及电子计算机的电 讯服务方面的限制，并在电力、天然气、铁路、航空、 公路、电信、金融等领域放开价格、放松市场准入及退 出。放松管制导致价格水平的大幅度下降，有利于提高 企业的竞争力。 西方主要国家的国有企业改革说明，即使是在市 场经济十分发达的国家，国有企业也是政府进行宏观调 控、弥补市场失灵的有效媒介；员工持股是减少企业内 部私有化阻力的有效措施；由竞争性领域到垄断性行业 的先易后难方式有利于私有化的顺利推进；国有企业的 私有化与企业重组相结合是促进私有化顺利实施、提高 私有化效果的有效措施；在市场发育成熟、私人资本实 力雄厚的情况下，公共产品的供给可采取国有企业与私
中国的现代化集权与分权
经过刚才的介绍，大家对中国现代化的历程有了大致的了解，这里作者的一个重要观点就是：中国宋明时期就有着良好的现代化基础，但却在18世纪错失了现代化的历史机会，尔后在19世纪暴露出严重的问题，原来有利于现代化的基础逐渐退化，新的阻碍现代化的因素不断涌现。
但这只是作者的整整百万字的书中一个观点，还有很多的观点都非常有意义，但是这其中给我们小组留下印象最深刻的一点就是作者对中国现代化历程中集权与分权的思考。
下面就由我来集中介绍一下作者对这个我们在课堂上也讨论过的问题的观点吧。
首先我们先来看看中国在现代化的各个时期的集权和分权状况。
在满清时期，皇帝越来越拥有几乎是无限制的特权，内廷以削弱外廷作为代价而扩大了自身的权力；京城以削弱省城和道府为代价而提高了自身的地位。
清廷赋予省级官员的权力很小，缔造了一个头重脚轻的政府，而没有通过中下层官僚将自己的控制权伸展到地方一级。
然而中国广阔而分散的资源现状是需要地方政权得到正当发展的，地方要发展需要一个组织协调者，而中央政府却没有做到这一点。
于是中国出现的格局是，地方出现了一种不正当的个人专权形式，地方上的权势人物在家乡有着根深蒂固的基础，上面派下来的外籍官员只有在不过多干预地方事务的情况下才被承认是这个地方的一员。
而且还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叫作宗族势力，它在地方借助各种手段将各户团结起来，为狭隘的宗族利益而奋斗，成为地方上的稳固的力量，这他妈就很尴尬了。
（加一个页面表达地方势力，宗族势力的泛滥）由于权力集中于内廷，朝野精英阶层的创造性和责任感被抑制，由于放任地方势力和宗族利益的泛滥，地方的资源的征调得不到有效的组织。
在军阀时期，由于清政府的垮台和本来在地方上就很活跃的众多势力崛起，曾经的中央集权化势力衰落，各派军阀割据称雄，为自己的利益盘算，对外投靠列强，对内在辖区征募士兵，强派夫役，勒索财物以供混战开销和私欲挥霍。
这时军阀占据的城市得到很大发展，现代化因素大量集中，然而农村完全脱离了现代经济的潮流，农业也大大落后了。
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
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宁夏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心2008年12月17日15:38 来源：《宁夏日报》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指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
这个论断是对我国改革开放性质的精辟概括，也是他关于改革开放性质思想的最集中体现。
重温这一重要思想，对于我们继续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坚定不移地把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推向前进，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是相对于第一次革命、也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而言的。
这两次革命，前者属于制度选择，后者属于政策选择。
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而不是要从根本上否定社会主义制度。
改革开放这场新的革命，决不是要从根本上改变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而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
改革作为一场革命，它不是要革社会主义制度的命，而是要革窒息社会主义内在的生机与活力、严重妨碍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旧体制”的命。
改革开放这场革命，也不同于以夺取政权为目标的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革命，它是对已经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发展和完善，而不是对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否定。
它的大前提是：这场新的革命，是在过去革命取得成功和建设取得成就的基础上进行的。
因此，改革是在社会主义制度自身基础上的自我调整、自我改进、自我完善。
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是从解放生产力,扫除发展生产力的障碍这个意义上而言的。
通过改革，调整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合生产力发展的部分,化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非对抗性矛盾，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体制，也能够极大地提高生产力发展水平，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
从这个层面上来讲，和第一次革命一样，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
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是就改革的广泛性、深刻性、艰巨性而言的。
改革开放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是社会深层次矛盾的调整，它必然要引起整个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科技教育等各个领域的深刻变化，并触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王安石变法原则
王安石变法原则全文共四篇示例，供读者参考第一篇示例：王安石变法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改革运动，被认为是宋朝的一个转折点。
王安石是宋神宗时期的一个重要官员，他提出了一系列政治、经济和军事改革方案，被称为“王安石变法”。
这些改革方案被他视为解救国家的救星，他坚持认为只有通过这些改革才能让宋朝重新强盛起来。
王安石变法的原则是什么呢？在这里，我们将详细介绍王安石变法的原则，并分析其实现的重要性。
王安石变法的原则之一是加强中央集权。
在当时，宋朝的政治体制相对分散、权力散落在地方，导致了政治腐败和权贵地主的割据。
王安石认为只有通过加强中央集权，权责明确、行政有序才能够实现治理国家的目的。
他在变法过程中着重推动改革中央政府的机构设置，将权力重新集中到中央。
王安石变法的原则还包括改革税制。
在当时，宋朝的税制相对混乱、地方官员私征税款、贪污腐化现象严重。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王安石提出了“靖康之变”后改革方略，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措施就是推行“青苗法”。
这一法案规定要求地方人民按照自己的耕地面积纳税，取代了以前按照户口征税的做法。
这一改革举措一方面能够确保农民的耕作权，另一方面也保证了中央政府的税收稳定。
通过实施这项税制改革，王安石成功地压缩了地方官员的权力范围，减少了税收的挪用和浪费，提高了财政的效率。
王安石变法的原则还包括推动科举制度改革。
当时，科举制度存在很多弊端，导致地方官员为了考取功名不择手段，造成了大量的贿赂现象。
王安石认为只有通过改革科举制度，严格选拔人才，才能够择贤任能、提高政府的管理水平。
他提出了一系列科举改革方案，包括推行小满、中试、大登制度等，以及规定进士科的考试范围和题目等。
这些改革举措大大提高了选官用人的规范性和科学性，为政府的管理和治理提供了更多的人才支持。
王安石变法的原则还包括推进经济改革。
在当时，宋朝经济发展相对滞后，财政收入不足、人口增长迅速，导致了社会经济结构的失衡。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王安石提出了一系列经济改革方案，包括提倡农业生产、推广种植业、鼓励商业交流等。
高校教师资格证复习重点
《教育学考试大纲》第一章高等教育的本质一、单项选择1.人们普遍把〔欧洲中世纪大学〕作为近现代高等教育的开端。
2.“七艺”指文法、修辞、逻辑、算术、几何、天文、音乐。
中国六艺礼乐射御书树3.由于〔自然科学诸学科逐渐从哲学中分化出来〕，部分科学知识进入了大学教学。
4.高等教育的形式复杂化。
国际上出现了中等后教育和第三极教育等新的高等教育概念。
5.从高等教育的性质看，高等教育是一种专业教育，是依据专业分工培养高级人才的活动。
6.高等教育既可以是学术性专业教育，也可以是职业性专业教育。
7.高等教育的领导权由谁来掌握取决于〔政权的性质〕。
8.〔一个国家的政体〕与高等教育间有着密切的关系。
9.〔民主问题〕始终是教育与政治间关系的核心。
10.在现代经济社会，高等教育与社会经济间联系密切，〔经济结构〕已经成为确立高等教育结构和结构内部调整的基本依据。
11.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提出人力资本理论的观点，4%的投入，33%的经济增长奉献。
12〔.文化传统〕影响着高等教育特色的形成。
13.中世纪大学的办学目的与方向决定了其智能基本上是〔培养专门人才〕。
14.〔发展科学智能〕产生的背景是1810年洪堡柏林大学的创办。
15.威斯康星大〔校长范海思〕是一所在美国高等教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赠地学院。
威斯康星思想服务社会16.培养专门人才是现代高校的基本职能〔18世纪〕。
发展科学是现代高校的重要职能〔19世纪初德国大学〕。
社会服务是现代高校职能的延伸〔19世纪末美国大学〕。
二、多项选择1.高等教育出现了多样化，如美国形成了研究性大学、一般性大学、文理学院、社区学院。
2.高等学校的社会职能包括：培养专门人才、科研发展科学、直接为社会提供服务。
3.柏林大学创办的基本原则：大学自治与学术自由、教学与科研相统一的原则。
4.直接为社会服务包括：教学服务、科技服务、信息服务、设备开放服务。
三、判断1.经济体制的变革决定了高等教育体制的变革。
2.阿什比提出，人类教育史上发生过四次教育革命：第一次将教育的责任由家庭转移到专门的机构；第二次将书写文字作为教育工具；第三次印刷术的发明使教科书成为教学基本依据；第四次是光、电、磁等科技广泛应用于教育领域，尤其是电子电脑等。
中国公共服务体系的发展与改革历程
中国公共服务体系的发展与改革历程中国公共服务体系的发展与改革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49一1979年间,在公有制基础上建立起苏联式的公共服务体系;第二阶段是1979一1994年间,经济体制改革的优先性使政府忽略了公共服务供给,同时旧的公共服务体系开始瓦解;第三阶段是1994一2002年间,伴随着国企改革的深化,政府着手在城市建立新型社会保障制度;第四阶段是2002年至今,在“以人为本”和“科学发展”的新理念指导下,政府试图建立一个更具普遍性和全面性的公共服务体系。
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建立起一个相对简单、平均主义和国家包办(配给制)的公共服务体系,以适应于当时的经济社会制度安排。
这一公共服务体系建立在单位制度、户籍制度和城乡二元结构之上,以城市“单位制福利”和农村“集体福利制度”为主体。
一方面,在城市实施“单位制福利”,采取“企业办社会”的公共服务供给模式。
各种企事业单位同时兼具生产经营和公共服务供给的双重功能,向所有职工提供诸如退休工资、公费医疗、基础教育、福利服务、住房分配等多种免费和同质的公共服务。
另一方面,在农村实施以小学教育、集体养老和合作医疗为主体的“集体福利制度”,村集体经济成为农村公共服务的主要融资和供给主体,国家直接提供的资金和资源支持较少。
总体上讲,计划经济时期的公共服务体系在资源相对匾乏的情况下实现了公共服务的普遍可及和均等化,但同时也存在诸多问题。
一方面,与较低的经济生产水平相联系的是公共服务供给的水平较低和总体短缺状态,而单一的供给主体和供给方式又导致了比较严重的资源浪费和效率低下现象。
另一方面,公共服务供给主要面向城市单位职工,农村居民未享受到同等的公共服务,类似的情况同样存在于城市重工业部门与轻工业部门之间。
此外,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水平依赖于村集体的经济生产能力,因此不同经济效益的村集体之间的公共服务也存在着相当的差距¹。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以城乡二元结构和户籍身份为基础的公共服务供给模式,也持续地影响到改革开放后中国公共服务体系的改革与发展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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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改革集权为先——从张居正变法看改革与集权的关系政协大连甘井子区委员会刘若尘“改革”又被称为“变法”、“新法”或者“新政”。
儒家反对变法，认为“祖宗之法不可变”，主张“法先王”，倡导“克己复礼”。
但是，自从周王朝由盛转衰，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社会便出现了大动荡的局面，“国际形势”纵横捭阖、诡异莫测，正所谓“春秋无义战”。
诸侯国之间相互征伐，实力此消彼长。
为能在征伐之中立于不败之地，各国竞相寻求富国强兵之路。
于是，法家思想悄然兴起，一些代表人物纷纷提出变法图强之策。
比如，李悝、吴起、商鞅、韩非等。
从此，“变法”便一直伴随着中国皇权社会漫长的兴替进程。
本文仅就明代张居正推行变法的事例进行分析，探究现今中国推行改革，是否需要加强集权。
一、张居正改革的社会背景张居正改革的社会背景可追溯到嘉靖时期。
公元1507年，嘉靖继皇帝位。
嘉靖帝（明世宗）是明武宗的堂弟，面对“正德危权”，励志效法太祖、成祖推行“新政”。
这期间，“天下翕然称治”，后史誉之谓“中兴时期”。
然而好景不长，不久便爆发了“大礼议之争”，议礼派与护礼派的斗争日趋激烈，终于爆发了“血溅左顺门”事件。
左顺门事件以皇帝的胜利，护礼诸臣的失败告终，嘉靖帝终于如愿地将父亲追尊为“睿宗”，并将神主入太庙。
这次事件致使许多正直的大臣或死或退，而佞臣却乘机窃取了朝政大权，使弊政重兴。
嘉靖皇帝崇信道教，好神仙老道之术，便委任严嵩主持朝政，自己则深居皇宫专心修道。
他在位45年，竟长达20多年不上朝理事，致使严嵩擅权达17年之久。
严嵩立朋党，除异己，造成兵备废弛，财政拮据，倭寇扰掠东南沿海，蒙古鞑靼大举入掠京畿，农民起义频繁，社会危机日益加深。
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嘉靖帝驾崩，隆庆皇帝即位。
隆庆初年，北部边境战事时有发生，人民武装起义此起彼伏，加之隆庆皇帝挥霍浪费，致使隆庆年间国家财政已近枯竭。
据《明穆宗隆庆实录》记载，隆庆元年（1567年）十二月，隆庆皇帝盘查内库太仓粮银出入情况，户部尚书马森报告：“太仓见存银一百三十五万四千五百六十二两。
岁支官军银一百三十五万有奇，边响二百三十六万有奇，补发年例一百八十二万有奇，通计所出须得银五百五十三万有奇。
以今岁抵算，仅足三月...”。
隆庆皇帝在位的六年期间，明王朝的财政已是山穷水尽、走投无路。
二、嘉、隆时期到万历初年的改革综述明初的赋役制度是征发赋税的黄册、鱼鳞图与粮长制以及里甲役和杂役。
黄册是指全国人民都被编制在户籍册中成为编户民（役户），“册有丁、有田，丁有役，田有租”《明史》，除皇室、勋臣、国戚及少数钦赐优免者外，根据黄册征收田税和征发徭役。
为掌握各处耕地数目，防止脱漏，派人在各地丈量耕地，“量度田亩方圆，明以字号，悉书主名及田之丈尺，编类为册”《明史》,绘成图，其形状如鱼鳞，故名鱼鳞图。
具体办法是以税粮万石为一区，区绘总图，在上面将各块土地的主人、四至、数目、肥瘠绘于图上，作为征收税粮的凭证。
洪武四年始，又在南方一些地区创行了粮长制，以税粮万石为一区，选该区富者为粮长，专督其区税粮并运送至京师。
里甲役是以一百一十户为一里，设里长十人（十户），下设十户为一甲，一里长统一甲，轮流值役。
杂役也称为杂泛，“上命不时曰杂泛”，是指朝廷和官府临时摊派的任务。
随着时间的推移，明初的制定的政策已不合时宜，明中叶以后，朝政日益衰败，尤其是嘉靖中后期和隆庆年间，明王朝的统治已是危机四伏。
面对日趋严重的政治腐败，统治集团内部的清醒人士，不断进行力所能及的改革，企图以此挽救明王朝的颓势。
嘉、隆时期的改革活动，主要是围绕赋役制度进行的，直到隆庆皇帝驾崩，万历皇帝即位，形成了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张居正改革。
1、嘉、隆时期的赋役制度改革。
明中叶以后，赋役制度逐渐混乱，一方面是土地兼并严重，特别是豪民隐占田产、佃户，析产以逃税。
对此，政府曾下令重新丈量全国土地，包括一些王庄、屯田的耕地，对当时“大户有田而无粮”的弊端有一定改善。
嘉靖中后期和隆庆年间，又对徭役制进行了改革，调整了摇役的征派方法，如应天府将里甲役改收“里甲银”，浙江、福建改“均徭”为均平银，江西把各类杂役徭役一律归为均徭，由里甲轮任，实际是将诸徭役合并了。
有的地区还出现“十段锦”法，即打破里甲界限，以县为单位分段（区）征发，仍是十年一轮。
这些都与后来的一条鞭法精神一致，是其先声。
2、万历初年张居正改革。
万历初年，张居正任内阁首辅，指出五大积弊：“曰宗室骄恣，曰庶官瘝旷，曰吏治因循，曰边备未修，曰财用大匮。
”并针对上述积弊进行全面改革。
（1）赋役改革。
整顿赋役制度、扭转财政危机。
他认为赋税的不均和欠额是土地隐没不实的结果，所以要解决财政困难的问题，首要前提就是勘核各类土地，遂于万历八年十一月，下令清查全国土地，然后“总括一县之赋役，量地计丁，一概征银，官为分解，雇役应付。
”就是把各州县的田赋、徭役以及其他杂征总为一条，合并征收银两，此为“一条鞭法”。
（2）边事改革。
内修武备、外示羁縻。
启用谭纶、王崇古、方逢时、李成梁等名将，主持兵部、宣府、山西、大同以及蓟辽等北部边境防务。
同时又于长城之上加修“敌台”3000余座。
推行和平政策，与鞑靼俺达汗之间进行茶马互市贸易，利用俺答汗之孙投靠明朝之机，力促俺答汗改弦易辙，与明朝达成和议。
在东南部，先后任殷正茂和凌云翼为两广军备提督，剿灭广东惠州府的蓝一清、赖元爵，潮州府的林道乾、林凤、诸良宝和琼州府的李茂等叛乱分子，岭表悉定。
（3）吏制改革。
制定考成法，考核各级官吏。
“月有考，岁有稽”，根据考核等级实行升降赏罚。
大胆起用撤职官员潘季驯治理黄河、淮河，并兼治运河。
潘季驯在治河中贯穿了“筑堤束沙，以水攻沙”的原则，很快取得了预期的效果。
万历七年二月，河工告成，河、淮分流。
计费不足50万两，为工部节省资金24万两。
（4）教育改革。
张居正认为：“养士之本，在于学校。
贞教端范，在于督学之臣”《张文忠公全集》。
因此，于万历三年整顿府、州、县学，核减生员、革黜学霸，大力整顿提学官和儒学教官。
三、张居正改革及成功经验的分析纵观中国古代历次变法，都会损害到保守派的利益，因而必面临强大的阻力。
以一条鞭法为例，嘉靖九年（1530年），内阁大学士桂萼就提出了“一条鞭法”，嘉靖时曾在一些地方试行，如海瑞等在浙江、应天府等地试行，但终因户部尚书等人的反对而失败。
而张居正既非皇帝又非宰相，不过是内阁首辅而已，何以能成功的推行变法呢？1、明代内阁的起源。
历代及明初，六部均隶属于宰相相，凡事必须秉承宰相的意志，宰相实际是政府的最高首脑，其权利之大，足令皇帝堪忧。
朱元璋借宰相胡惟庸“谋反”之机，取消了宰相一职，宰相的事权和皇权合二为一，六部直接对皇帝负责。
明成祖即位后，困于政务太繁，成立内阁，成祖之朝，内阁相当于皇帝的秘书处，一切承皇帝旨意办事。
“仁、宣”以后，内阁事权有所发展，但依然不能与宰相并论。
2、强化内阁事权。
“仁、宣”以后，内阁事权有所发展，但依然不能与宰相并论。
从内阁设立的制度上讲，六部不必听命于内阁，而内阁则“凡百政事，非下部必不可行，不能行”。
于是内阁借位尊势崇而力图控制六部，六部则钻内阁没有法定地位和权力的空子，力图摆脱控制。
在这种情况下，张居正如果要推进改革，必将面临指挥不动、号令不行的境地。
为推动变法顺利进行，张居正主要采取如下措施：（1）结盟托名。
六部不必听命于内阁，但必须听命于皇帝，于是冯保便成了关键人物。
冯保是司礼监掌印太监，掌管负责皇帝谕旨盖印事宜，在驱逐前内阁首辅高拱之时，二人已结成同盟。
此时万历皇帝年龄尚小，不能亲政，因此，他与太监冯保结盟，以皇帝名义发号施令，如此则六部不得不从。
张居正执政的十年，相当于当时明王朝的“实际皇帝”。
（2）尊王赏黜。
提出“尊主权，课吏职，行赏罚，一号令”和“强公室，杜私门。
”的口号，创制了“考成法”，通过六科和都察院控制六部，通过六部间接控制督抚。
通过“考成法”的执行，严格考察各级官吏贯彻朝廷诏旨情况，要求定期向内阁报告地方政事，罢免因循守旧、反对变革的顽固派官吏，选用并提拔支持变法的新生力量，使内阁成为当时推行变法的中枢机构，内阁的政令“虽万里之外，朝下而夕行”。
3、历史的经验。
张居正作为皇权制度下的士大夫，深知忠君忧国是自己的神圣职责，如果说加强集权是他推行改革的手段，那么忠君爱国思想就是他推行改革的内在动因。
正是这种内在动因，才使得他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变法图强。
通过张居正改革的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任何制度都不能永远适应时代的发展，改革是永恒的硬道理；任何积极的、顺应时代发展的改革都会遭到保守势力的坚决抵制和凶猛反扑；只有高度集权才能顺利推行改革。
这一论断也可从中国古代历次成功的改革事例中得到证明，比如，春秋战国时期，法家代表人物李悝在魏国的变法、吴起在楚国的变法、商鞅在秦国的变法以及北宋神宗年间王安石变法等，都证明了上述结论的正确性。
如今，我国正处在改革的深水区，改革的成功与否关乎党、国家和中华民族的命运，改革势在必行，改革不容许任何迟疑，改革不容许任何闪失，改革必须扎实有效推进，而集权是推进改革的第一强动力，因此，必须加强中央集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