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院人物：揭秘央企高管中的红色后代
红后代：贵族不永远
红后代：贵族不永远作者：章剑锋来源：《领导文萃》2012年第21期“我们身上有个特点，就是主人翁感很重，都想做点事儿。
”吕彤羽是开国上将吕正操的长子。
在北京，像他这样的“红二代”颇具规模，每年都会举办不少活动。
聚到一起，也是家事国事天下事，无事不谈。
人虽已老，操心的事却还不少。
“现在社会问题比较突出，个别官员败坏了党的声誉。
我们确实有一种担忧，怕有朝一日父辈们打下来的江山被端走。
”开国上将陈士榘之子陈人康说：“如果经营得不好，治理得不好，完全可能，这不是没有历史教训啊。
”相当珍视共产党的形象和声誉当总后勤部政委、刘少奇之子刘源把军内一位腐化的中将查办之后，一位同是军中将领的“红二代”，心潮澎湃地赋文一则：“这是最后的斗争，所以，必须挺起胸膛；这是最后的底线，因此，必须表明立场。
只要我们还期待，共和国的大地明天依然洒满阳光；只要我们还坚信，共产党仍旧是民族的希望……” 这则短文，很能代表一部分“红二代”的心声。
陈人康做过军队里的营职干事，1985年百万裁军之前，转业到一所大学工作，待了28年，当了一个副处级工会干部。
转业后，也不是没有机会跻身显贵之列。
他父亲1995年去世前是中央军委顾问，先后有3个军委副主席是其部下。
有领导曾告诉陈士榘，子女中有想回部队的，不妨开口。
且根据当时的情况，开国元勋的子女中至少有一人可以当上将军，但这些情况在陈家没有发生。
陈人康试图通过现身说法，将老一辈人不为官不图利的传统灌输给下面的党员干部。
他们和江西干部学院合作组建了红军后代授课团，每年3月到11月，“红二代”们轮流上井冈山给全国各地的基层官员讲课，乐此不疲。
“不在其位而谋其政，这本身就是添乱”话语力量的衰微，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红二代”群体的分化与变迁。
他们中有的人掌了权，有的人经了商，而更多的人则基本是平头百姓。
这个群体与权力的距离不是慢慢拉开的，而是一旦不在位子上，迅即就拉开了。
不过，在吕彤羽看来，这种平民化无须大惊小怪，开国将帅们当年也都是草根出身。
红色资本家荣毅仁和他的家族传奇
红色资本家荣毅仁和他的家族传奇班级：通信C111 姓名：刘晓泽学号：115919面粉大王、棉纱大王、红色资本家、中国首富，人们曾经用这些词汇来描述荣氏家族以及荣毅仁本人，但这个家族早已不能简单地用商业阶层来概括。
1956年，荣毅仁将一个商业帝国的财产上交政府，次年1月，时任上海市市长，国务院副总理的陈毅，受毛泽东之托，专程到上海为荣毅仁“助选”，之后，荣毅仁就任上海市副市长，时年41岁。
毛泽东的评价是，“荣家是中国民族资本家的首户，中国在世界上真正称得上是财团的，就只有他们一家。
”荣毅仁因此被称为红色资本家，这是他传奇人生的关键词。
凭借着一种超乎常人的睿智，他在支撑一个庞大家族的同时，参与和推动时代进步。
红色资本家“发上等愿，结中等缘，享下等福；择高处立，就平处坐，向宽处行。
” 荣毅仁秉承了父亲荣德生和伯父荣宗敬两人的性格。
荣氏家族曾在荣毅仁曾祖这一辈家道中落。
1873年，荣宗敬和荣德生先后去上海发展，那时的上海，资本主义经济刚刚长露萌芽，荣氏兄弟最先嗅出资本之味，开始经营钱庄。
生意蒸蒸日上之时，荣德生南下广东，寻找新的商机，留下荣宗敬一人打理钱庄。
广东当地的思想活跃，洋溢着一种勇于开拓的精神，这些使得荣德生大受启发。
他发现，从外国进口物资中，面粉的量是最大的。
当他把这一想法告诉荣宗敬时，兄弟俩一拍即合。
1903年，保兴面粉厂在无锡建立，这为荣氏家族事业迈出了其决定性的一步。
从1914年至1922年8年间，荣家的面粉产业发展迅速，保兴面粉厂也由原先的合资经营改为独资经营的茂新面粉厂，其产量占到当时全国面粉总产量的29%.这种高速度不仅在中国绝无仅有，在世界产业史上也非常罕见。
到抗战前，荣家已拥有14家面粉厂，另外还衍生出9家纺织厂。
1937年，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的荣毅仁回到无锡，出任茂新面粉厂助理经理。
荣家企业扩张步伐在不断加快，渐渐地就从华东铺向了全国各地。
1949年，国民党政权倒台前夕，荣氏家族内部出现了大震荡，由此走向低潮。
任志强：我的“红二代”家庭
任志强：我的“红二代”家庭作者：暂无来源：《读报参考》 2014年第2期要说地产圈最富争议的人是谁，恐怕任志强排在第二，没有人敢说自己是第一。
任志强自己曾表示，在中国人最想揍的人中，他排在第三，前两位则分别住在两个海岛之上。
而关于他的出身，社会上也有很多传闻和猜测。
任志强对政治、政策的热情，也许与他本人的出身经历有关。
本刊试图通过任志强自述的人生经历，走进他的世界。
不是所谓的“高干子弟”我出生在一个“红二代”家庭，也可以算得上是“官二代”。
对于我的出身，社会上有各种传闻和猜测，认为我是一个所谓“大”公司的经理，就一定是通过“红”或“官”的帮助，而不是靠个人的努力而得到的。
但许多人却不知道，我这个“官”连个七品都不够，只不过是北京市西城区国资委管辖下的～家小公司的经理，这家公司最初建立时只有20万元借款的注册资本金。
而我在进入华远公司之前至少还是个直接归市联社直属管理的企业中的“官”，管理的资产规模远远大于刚成立时的华远。
而一个中央部级的退休高官，又为何隔着不同的行政管理渠道、差着无数的级别，为我去谋这样一个小“官”的乌纱呢？我爱我的父亲，尽管他没有那么高的职位，无论是“文革”被打倒时，还是社会在攻击“官二代”时，我都会毫不犹豫地公开我父亲的名字——任泉生，并告诉所有人我是他的儿子。
我没学会“大义灭亲”，不仅是因为我在那个红得发紫的年代没有被污染，而且是因为我从来都坚信我的父亲是一位坚定的马列主义者，更坚信他们那一代人的所作所为、为我们做出的榜样和给我们的一切！小学三四年级的一天，我正在双杠上玩耍，被老师叫到办公室，老师拿着当天的《人民日报》告诉我，上面刊登了两条第三届全国人大批准的任命公告，第一条是我父亲被任命为中国商业部的副部长（当时的部长是后来任副总理的姚依林同志），第二条是后来任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的何英担任外交部某司司长。
从此之后，我就成了学校中的“特殊人物”。
那时候，我并不知道什么叫“高干”（老师其实也不知道），出身一栏中填的是“革命干部”。
全球华商名人堂 l 王健林：强硬的军人基因
全球华商名人堂|王健林：强硬的军人基因2013年，大连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以860亿元人民币(约140亿美元)的净资产成为福布斯富豪榜和胡润富豪榜的双料中国首富——还是在万达未上市的情况下。
一切成就的获得绝非偶然。
曾有采访过王健林的记者细究他走过的路，得出一个结论：“骨子里这是一个朴素的人，他像普通人一样，为朴素的愿望所驱动。
但与普通人不同的是，他还是一个极具想象力和行动力的人，这使得每一次驱动都成就一次事业的跨越。
”除了在工作上的大胆创新外，更值得一提的是，做了26年的生意，王健林至今仍然是全公司最早上班的那个人。
正是这种超越常人的想象力和行动力，成就了王健林。
而这一切，都与他所处的成长环境密不可分。
王健林出生在一个军人家庭，父亲是一名参加过长征和抗日的老红军。
受家庭影响，1970年，16岁的王健林就从四川来到东北，入沈阳军区服兵役，并且在28岁就成为了一名正团职干部，期间还完成了辽宁大学的函授课程。
1987年，为了响应国家“百万裁军”的号召，王健林告别了自己16年的部队生活，转业来到大连市西岗区区政府任办公室主任，随后又主动请缨，自愿去担任西岗住宅开发公司经理。
正是这份敢闯敢干的精神为今天的万达商业帝国拉开了序幕。
16年的部队生活形成了王健林不畏困难、百折不挠的性格，让他成为名副其实的行动派和冒险家;16年的部队经验也促成了后来万达的军事化管理风格，业界有一种说法，“万达首先是一支军队，然后才是开发商，然后才是商业地产开发商。
”同时，19年的军政生涯也为万达与政府的关系奠定了基础，王健林有句名言，“亲近政府远离政治”，他善于把握与政府的关系，在很多人眼中，万达把政府的势能用到极致。
但万达能有今天的格局，更多的是靠王健林过人的胆识和企业自身的创新能力。
万达旅游文化规划院院长王元就曾自豪地对外界说过，“万达做的很多事情，不仅是中国，在世界上也没有人做过。
”在王健林的成功学里，“创新，胆子大，敢闯敢试”永远是人生信条和价值观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文革红人”后代的结局
“文革红人”后代的结局作者：暂无来源：《读报参考》 2017年第6期林彪、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张春桥、王洪文、毛远新、谢富治等人在“文革”时期堪称红极一时。
“九一三”事件后，林彪的“四大金刚”遭到政治清算。
其余“红人”在“文革”结束之后，权力也遭到剥夺。
而这些“红人”的后人生活又将如何？林彪夫人叶群和儿子林立果在折戟沉沙中丧命，留下两个女儿。
大女儿林晓霖。
一直随生母张梅生活，“文革”中曾经是哈军工“八八战斗团”造反派头头，林彪曾宣称她的行为与林彪没有关系，并脱离父女关系。
虽然她与林彪早已划清了界限，却在“文革”后很多场合对遭受林彪迫害的人道歉谢罪。
她不赞成妹妹林立衡坚持林彪无罪的政治态度，两人不相往来。
现在作为军人退休在北京生活。
二女儿林立衡，又名林豆豆，“文革”时曾担任《空军报》副总编辑，在林彪出事的关键时刻，第一个向周恩来报告林彪要被劫持上飞机。
但这并没有给她换来更好的际遇，而是被关押审查，原因是她一直坚持林彪没有反对毛泽东和主动出逃。
后来在毛泽东1974年7月31日批示“解除对林立衡的监护，允许她和张清霖来往”后，才与张清霖结婚，被下放到河南开封农场劳动。
1975年正式转业，分配在河南郑州汽车制造厂工作。
1985年，调回北京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
2002年以正处级退休后，在北京开办了一家叫“黄鹤大酒楼”的酒店。
后来主要做口述历史工作。
黄永胜这位曾经权倾一时的总参谋长与妻子项辉芳的关系并不太好。
项辉芳解放前曾任纵队保卫科长，“文革”前任总参谋部办公室主任。
黄永胜被捕后，项辉芳被中央立案审查。
最终被开除党籍、军籍，送安徽监督劳动。
黄永胜被判决后，两个人正式离婚。
项辉芳后来离休。
死后子女做主与黄永胜合葬。
儿子黄春光，曾任北京军区空军防止突然袭击办公室副主任。
1976年转业到地方，先后在几个国营工厂工作。
1980年代在北京做贸易公司。
黄永胜还有三女，分别叫黄春萍、黄伟平、刘细枝。
吴法宪吴法宪夫人陈绥圻，新四军三师出身，“文革”时任吴法宪办公室主任。
【精品】袁宝华袁宝华子女袁宝华简历袁宝华父亲袁宝华文集
【关键字】精品袁宝华-袁宝华子女袁宝华简历袁宝华父亲袁宝华文集籍贯：河南南召其他：先后担任东北工业部秘书长兼计划处长，国家重工业部、冶金工业部、物资管理部、国家经济委员会、国家计划委员会等重要经济管理部门的局长、部长助理、副部长、部长、副主任、主任等领导职务。
他创建并领导了中国企业管理协会、中国企业家协会、中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并任会长。
袁宝华中共嫩江省委分委宣传部部长，中共嫩江省委研究室副主任兼省委青委书记。
1949年至1957年任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计划处副处长、处长，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秘书长，重工业部钢铁局副局长、基本建设局局长。
其间：1956年2月至12月任重工业部办公厅主任。
1957年起任冶金工业部办公厅主任、部长助理。
1956年至1960年9月任冶金工业部党组委员、副部长。
1960年5月起任国家经济委员会物资管理总局副局长，9月起任国家经委副主任，1963年5月起兼任国家物资管理总局局长。
1963年起任国家经委党组委员、国家物资管理总局分党组书记。
1964年11月至“文化大革命”初期任物资管理部部长、党组书记、党委书记。
1966年至1969年“文化大革命”中受冲击。
1969年起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生产组组长。
1970年6月至1978年3月任国家计委革委会副主任、国家计委副主任。
1978年6月至1981年3月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981年3月至1982年5月任国家经委主任、党组书记、党组副书记，1982年5月至1988年4月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其间：1980年4月起兼任全国职工教育管理委员会主任。
1985年5月至1991年11月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
曾任中国物资经济学会名誉会长，中国企业管理学会会长，中国劳动保护科学技术学会名誉理事长。
中共第十一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中共十三大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40多年来，袁宝华一直在国家工业部门和国民经济综合部门工作，长期担任主要负责工作，袁宝华经历了建国以来共和国经济发展的各个历史时期。
红色资本家
荣氏兄弟生产的面粉和棉纱
兵船牌面粉
人钟牌棉纱
荣氏企业在这一阶段为什么有如此 大的发展？
原因： 1、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君主专制，为民族资 本主义发展扫除部分障碍。 2、群众性的反帝爱国斗争。特别是1915年因 反对“二十一条”而掀起的抵制日货，提 倡国货运动。 3、“一战”期间，欧洲列强暂时放松对中国 的经济侵略，为民族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 客观条件。
视频： “荣老板”三拍 板
1937年夏天，荣毅仁从 上海圣约翰大学历史系 毕业，正式出任无锡茂 新面粉二厂的助理经理 职位，第二年，伯父荣 宗敬病逝，年仅弱冠的 荣毅仁开始在战乱中辅 佐父亲经营庞大的家族 企业，抗战结束后，荣 毅仁接掌家族在无锡的 面粉厂，逐渐挑起荣氏 家族企业的大梁。
资本家的由来
• 1954，荣毅仁向上海提 出将他的产业实行公私 合营，这一举动为上海 对私营工商的改造工作 起了积极作用，“红色 资本家”的称呼由此而 来，荣氏也迎来了新的 生机。 • 同年，他当选第一届全 国人大代表。
1937年夏天荣毅仁从上海圣约翰大学历史系毕业正式出任无锡茂新面粉二厂的助理经理职位第二年伯父荣宗敬病逝年仅弱冠的荣毅仁开始在战乱中辅佐父亲经营庞大的家族企业抗战结束后荣毅仁接掌家族在无锡的面粉厂逐渐挑起荣氏家族企业的大梁
红色资本家——荣毅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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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毅仁
1916年 5月生，江苏无 锡人。 1937年毕业于上海圣约 翰大学历史系。 1957年曾被陈毅副总理 誉为“红色资本家”。
1986年，被 美国《幸福》 半月刊评为 世界50名知 名企业家之 一，是建国 后，国内跻 身世界知名 企业家行列 的第一人。
光辉的一生
• 面粉大王，棉纱大王，红色资本家，中国首富。 百年来，荣氏家族从来都不缺这样的王牌称号， 以荣毅仁为代表的中国民族资本家，在长达一个 世纪的岁月里，都在中国经济界占有举足轻重的 地位。 • 中国人民经济学院高德步教授评价说：“从近代 开始，荣家三代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 献。” • 毛泽东曾这样评价说：“荣家事中国民族资本家 的首富，中国在世界上真正称得上是财团的，就 只有他们一家。”
红色资本家
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资本家
目录
01 荣毅仁
02 霍英东
基本信息
即爱国的，做有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利于祖国和平统一的实际工作的资本家。如前国家副主席荣毅 仁，就被陈毅副总理誉为红色资本家。
荣毅仁
人物经历
爱好
人物经历
1916年5月生，江苏无锡人。1937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历史系。民建成员。
霍英东回忆说：“这种紧张生活，经常弄得我筋疲力尽，头昏眼花，甚至神经衰弱。不过，这对于我又是一 个极好的锻炼，使我后来走入社会以后，不管生活多么艰辛，工作多么繁忙，自己也不怎样畏惧，倒是能够从容 对付。”
20世纪40年代，日本军队侵占香港。霍英东高中毕业后的第一份工是在轮船上做铲煤工，那时他才18岁。 但因为体格太弱，这份工没有做多久。其后在太古船坞抡大锤打铁，也是同样命运。当时香港修建启德机场，征 集大量劳工，霍英东经过在机场里做事的朋友介绍，进了机场当苦力。工钱是每天七毫半。
1937年任无锡茂新面粉公司助理经理。1939年兼任上海合丰企业公司董事。1943年兼任上海三新银行董事、 经理。1945年任无锡茂新面粉公司经理。
1950年后，历任申新纺织公司总管理处总经理、恒大纺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上海市面粉工业同业公会主 委、华东行政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1957年任上海市副市长、市工商联副主委。1959年任纺织工业部副部 长，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顾问，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1978年任第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1979年任中国国 际信托投资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1982年—2001年3月任宋庆龄基金会副主席。1982年后任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 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暨南大学校董事会董事长。1983年起任第六、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同年当选为全 国工商联第六届执委会主席。1992年12月至1993年任第一届海协会名誉会长。1993年3月至1998年3月任中华人 民共和国副主席。1993年3月辞去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董事长的职务。1996年9月9日被推举为中国扶贫基金会 第三届理事会荣誉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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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院人物：揭秘央企高管中的红色后代央企“一把手”是怎样炼成的？央企高管尤其“一把手”的任命具有行政化倾向。
被委任者除了源于基层由下至上提拔外，还有一部分从政府直接向央企输送。
那么，谁是最大牌央企“一把手”？“副部级”高管要经过怎样的历练才能登顶？行政化任命到底有何利弊？所谓“公开招聘”为何进展缓慢？企业家一词由法语“entrepreneur”而来，其原意是指“冒险事业的经营者或组织者”。
在现实中，这个冒险事业的“一把手”可谓对企业的兴衰成败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然而，在我国，因为中央企业的特殊性和重要性，在党管干部的原则下，央企高管，尤其是“一把手”的任命存在着明显的行政化倾向。
被委任者除了源于基层由下至上层层提拔外，更有一部分人是从政府直接向央企输送，也即跨界高管。
那么，他们究竟要经过怎样的力练，才能步步登顶？行政化任命到底有何弊端？是什么样的原因造成这一现象？所谓的“公开招聘”为何进展缓慢？本专题将逐一为您解答。
(一)最大牌“一把手”：多为副部级事实上，广义的中央企业和金融机构包括三类：一是由国务院国资委管理的企业，从经济作用上分为提供公共产品的，如军工、电信；提供垄断性产品的，如石油；提供竞争性产品的，如一般工业、建筑、贸易。
二是由银监会、保监会、证监会管理的企业，属于金融行业。
三是由国务院其他部门或群众团体管理的企业，属于烟草、铁路客货运、港口、机场、广播、电视等行业。
那么，这些央企“一把手”的人事权是怎样的呢？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研究中心竞争力研究部部长许保利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网记者采访时表示，一般来说，在国资委网站列出的115家央企名录中，前54家企业“一把手”(指企业董事长、党委书记及总经理)多为“副部级”。
他们一般由中组部发文任免，国资委协助考察。
同样，国有金融机构如大型国有商业银行，其董事长、行长、监事长也常被视为副部级官员，或享受副部级待遇，由中组部选拔和任用，也常有转任政府官员的通道。
“在现实中，我们习惯称这些企业为\‘副部级\‘单位，但事实上，企业是没有行政级别的，只是\‘一把手\‘多由中组部发文任免，因此才被惯称为\‘副部级\‘。
”许保利说。
为什么在国资委管理的企业中只有“前54家”企业才有副部级高管呢？许保利解释称，这54家企业大多为原来的国家部委撤消后，相应组建而成的国有企业集团，原先称“53家国有重点骨干企业”，现在是54家，因为后期新成立了“国家核电技术有限公司”。
那么，又为什么此类企业的“一把手”多为“副部级”呢？许保利表示，大概是由于这些企业最初成立时的“一把手”是“副部级”，于是便由此顺延下来。
例如，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最初成立之时，相当于国务院直属局级，归口石油工业部领导，由石油工业部副部长秦文彩担任总经理。
不过，这54家“国有重点骨干企业”的“一把手”也并非全部都是“副部级”，有时也可能是“正部级”。
如现任河北省省长的张庆伟曾担任国防科工委主任，该委员会于2008年被撤消后，张庆伟又以正部长级的身份出任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
除却54家“国有重点骨干企业”的“一把手”正职，其他副职以及剩余61家企业的人事权，据许保利介绍，均集中在国资委。
此外，业内人士称，“副部级”央企还包括中国四大国有保险公司(中国人寿(16.52,-0.12,-0.72%)保险集团、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中国太平保险集团、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中国五大国有商业银行(中国银行(2.96,0.01,0.34%)、中国农业银行(2.74,0.01,0.37%) 、中国工商银行(4.21,0.03,0.72%)、中国建设银行(4.81,0.01,0.21%)、交通银行(4.72,0.01,0.21%))，以及中国进出口银行、国家开发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等金融类央企；还有国务院直管类的，如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中国中信集团。
另外，中国烟草总公司也是“副部级”。
(二)近九成央企高管“土生土长”来自基层据《国企》报道，任意选取了300名央企高管进行比对梳理。
最后发现，多数央企高管的原始学历为本科。
而且，尽管大学生在二三十年前堪称天之骄子，但这300名高管进入央企时，有281人最初的工作在生产一线，比例超过90%。
他们绝大多数从事的是最基层的工种，如技术员、助理工程师、会计师、科员等。
例如，1982年，在北新建材(20.03,-0.60,-2.91%)当了3年技术员的宋志平不满足于现状，决意改行做销售。
尽管家人并不支持，但宋志平在这条道路上走了10年。
回顾这段经历时，宋志平认为，这让他学会了处理与别人的关系。
“让我意识到温和也是一种力量。
”直到现在，当他偶尔被销售电话骚扰时，他也会礼貌地谈几句。
1993年，36岁的宋志平成为了北新建材的一把手，成为业内最年轻的正局级干部。
如今，他是双料董事长：中国建材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中国医药(21.13,0.64,3.12%)集团总公司外部董事、董事长。
两家企业中，前者已经进入世界500强，后者正在努力进入。
再比如，1983年，孙兆学进入山西铝厂工作，最初的职位是调度员。
12年时间，他成为第一矿的矿长。
当时，第一矿的作业现场管理特别出色，工地整洁，工具摆放整齐。
这些管理细节得到了当时来矿考察的领导的好评，孙兆学由此进入干部培养梯队。
此后，孙兆学历任山西铝厂副厂长、厂长，中铝公司副总经理，并于2006年调任中国黄金集团总经理。
此外，还有一类“一把手”是由地方相应管理单位层层提拔而起，如中国电信的王晓初，曾任浙江省杭州市电信局局长，天津市邮电管理局局长，中国移动(香港)有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副总经理，现兼任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执行董事、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及中国通信服务股份有限公司名誉董事长；中国联通(3.77,0.01,0.27%)的常小兵，曾历任南京市电信局副局长，中国邮电电信总局副局长，信息产业部电信管理局副局长、局长，中国电信集团公司副总经理、党组副书记，中国联合通信有限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
现任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
(三)谁是最牛“跨界”高手？除了源于基层由下至上层层提拔外，在央企大佬中，还有这样一个群体：在他们职业生涯的某一或者某几个阶段，是游离于企业之外的，即曾在政府机关或事业单位、军队、高校任职。
主要有以下三种表现：一是历史因素。
原来的国家部委演变为企业，部委的各级官员自然就成为企业各级管理者。
例如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最初成立之时，相当于国务院直属局级，归口石油工业部领导，由石油工业部副部长秦文彩担任总经理；二是一些政府、高校、媒体的从业者进入央企后，积功升迁至高管。
比如，据《中国广播网》提供的简历资料，1982年，毕业于湘潭大学中文系的刘平春进入湖南日报工作。
8年后，已成为知名媒体人的他进入华侨城集团，先后担任办公室主任、总经理助理等职务，现任华侨城集团党委常委，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裁、党委副书记；三是直接从外单位调到央企担任高管，即所谓的空降高管。
比如，原广州市委书记张广宁调任鞍钢集团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原湖南省副省长贺同新任中国通用技术(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原信息产业部副部长、党组书记奚国华出任中国移动集团党组书记和副董事长等。
此外，在党政要员中，有“央企高管”的履历的也并不少见，他们被称为“商而优则仕”如有媒体统计，曾任北京市委书记的刘淇早年间曾任武汉钢铁公司经理；现任公安部部长郭声琨曾任中国铝业总经理；现任吉林省委副书记竺延风曾任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总经理等。
(四)特殊身份高管：红色后代不过，据《国企》梳理，在央企高管中，还有一些有着特殊身份的人--红色后代，详情如下：现任华侨城董事长任克雷是广东省委原书记任仲夷的三子。
任仲夷是我国改革开放的重要推动者和积极实践者。
任克雷于1987年发表了一篇名为《深化企业改革的探讨》的论文，作为国务院参阅文件转发。
担任深圳市委秘书长、办公厅主任期间，任克雷主持起草的《跨世纪的决择深圳赶超“四小龙”若干重大策略》成为深圳特区1991?2010年的发展规划。
1993年，任克雷调任华侨城集团总经理。
毛远建，湖南湘潭人。
曾在山西省军区服役，现年57岁的他为中国电科副总。
其父是毛泽东的堂弟毛泽全。
毛远建曾担任中铝公司总经理助理，并参与了中铝公司与秘鲁铜矿的谈判，2008年出任现职。
保利集团名誉董事长贺平，军衔为少将，是邓小平的三女婿，其父为1955年授衔少将贺彪。
2010年，贺平辞去保利集团董事长一职，担任央企中唯一的名誉董事长。
保利集团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王小朝是杨尚昆同志的女婿，现年60岁。
现年52岁的中电投副总、中电国际董事长李小琳是李鹏的女儿。
身为全国政协委员的她，曾因呼吁给全民建立道德档案而引发广泛关注。
(五)无法理顺的“级别”管理由于央企“一把手”行政级别的存在，使得在现实管理实践中，出现了许多无法理顺的管理现象。
比如副部级的国家能源局要监管的企业不少和它平级。
5月2日，国家能源局和电监会重组的新能源局确定了高层人事，从“一正四副”扩为“一正五副”。
局长吴新雄为正部级，5位副局长中，史玉波、刘琦、王禹民为副部级。
对此，有分析认为，新能源局的低职高配更像是为应对监管对象。
中国大型能源企业中，无论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还是国家电网、南方电网和几大发电集团，以及神华集团(主营煤炭)和国家核电，都是“副部级”央企。
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张星久认为，“一个副部级单位要去管那么多同是副部级的企业，只能把领导的级别配高，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政府想进一步解决能源领域群龙无首、权力过于分散的局面，级别达不到的话，可能影响决策和监管。
”与之相应，2011年，《第一财经日报》曾报道指出，中国人寿保险集团、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中国太平保险集团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四家国有保险公司将升格为副部级，组织关系及人事权将统一归至中组部。
文章引用消息人士的观点认为，四家国有保险公司升级为副部级，是监管公平的体现。
目前四大国有银行和交通银行即是副部级单位。
就中国人寿和中国人保等公司的业务规模和市场影响力而言，其高管的行政级别目前仅相当于局级待遇，与国有保险集团的地位和保险业的发展不相匹配。
(六)央企高管行政化任命受质疑事实上，关于央企高管的行政化任命一直饱受质疑。
2012年年底，人民日报海外版刊发文章，认为央企高管的任命仍存在明显的行政化倾向，人事管理离市场化相去甚远。
文章称：“很多时候，央企高管高薪金饭碗，被当成安排中央及省市年龄偏大、提拔无望官员的肥缺，成了攒养老钱、享享清福的待遇。
甚至有网友戏称‘当不了省长就给你个行长，当不了大部长送你个董事长，年薪动辄数百万元，凭谁冲钱都想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