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钱钟书《围城》的主体思想
围城的主题及内涵的理解
《围城》是中国作家钱钟书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被誉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经典之作。
小说通过对大学生裘小龙的生活经历和思想变化的描写，展现了上个世纪4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现实困境和思想困境。
本文将从主题和内涵两个方面进行阐述。
一、主题1. 人的生存状态与自由意志的冲突：《围城》以裘小龙为中心，描绘了他在婚姻、事业和社会环境等方面的种种困境。
小说中的围城象征着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所处的封闭状态，受到外界观念、制度和社会压力的束缚。
裘小龙在婚姻中感到束缚，希望自由选择爱情；在事业上感到迷茫，渴望自由发挥才华；在社会环境中感到压抑，渴望自由表达个性。
小说通过裘小龙的遭遇，探讨了人的生存状态与自由意志之间的冲突。
2. 知识分子的虚无与迷茫：《围城》通过塑造裘小龙等知识分子形象，表达了他们在现实社会中的虚无和迷茫。
裘小龙有着优秀的才华和高尚的理想，但他却陷入了一种空虚的状态，无法找到自己的人生定位。
他在婚姻中感到迷茫，对现实的婚姻模式缺乏认同；在事业上感到困顿，无法融入社会的规范；在思想上感到纠结，对传统道德观念产生怀疑。
小说通过描写知识分子的内心矛盾和挣扎，呈现了他们在社会现实中的无助与迷茫。
3. 持续的“围城”现象：《围城》不仅展现了裘小龙个体的困境，也反映了当时整个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普遍处境。
小说中的围城现象并不仅仅局限于裘小龙一人，而是普遍存在于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
这一时期，中国知识分子面临着来自政治、文化、道德等方面的重重困扰和束缚，他们被困在封闭的思维和行为模式中，无法真正实现自由与个性的追求。
小说通过裘小龙的经历，揭示了知识分子长期以来被围困的现象。
二、内涵1. 对传统价值观念的反思：《围城》通过对裘小龙等人物的塑造，探讨了传统价值观念在当代社会中的作用和局限。
裘小龙在婚姻观念上与传统观念相悖，他对婚姻的期待与传统观念背道而驰；他对事业的追求也与传统社会的规范不符。
小说通过对传统观念的反思，呼吁人们在面临选择时要超越传统束缚，追求真实的幸福和个性的发展。
个体的追求与妥协《围城》的主题
个体的追求与妥协《围城》的主题《围城》是钱钟书先生创作的一部小说，小说以上海社交界为背景，讲述了一个个体的追求与妥协的故事。
小说通过对主人公方鸿渐的塑造，展现了个体在特定社会背景下追求自由与个性的挣扎，以及为了适应社会而不得不做出妥协与牺牲的命运抉择。
在小说中，方鸿渐是一个有着追求和理想的年轻人。
他在学校时积极参与学生运动，对社会的不公和压迫有着强烈的反抗意识。
然而，在他步入社会之后，他面对现实的压力和困局，逐渐意识到了个人力量的有限和社会规则的不可逆转。
面对社会的围城，方鸿渐逐渐变得消极和妥协，甚至放弃了自己的追求和理想。
小说中，方鸿渐的追求与妥协主题通过对他与其妻子杨霞的婚姻关系的描写得到了进一步的体现。
方鸿渐在追求自由和个性的同时，也渴望获得他人的认同和崇拜。
他对杨霞一见钟情，而杨霞则在他追求的过程中经历了种种曲折和挣扎。
最终，方鸿渐与杨霞结婚，但他们的婚姻并不幸福，两人在价值观和人生追求上产生了种种冲突。
方鸿渐的追求变成了妥协和牺牲，而杨霞也因为不得不在婚姻中妥协而失去了自我。
他们所面临的围城，使得他们的婚姻走向了崩溃。
除了个人的追求与妥协外，《围城》中还展现了整个社会的追求与妥协。
小说中的上海社交界人物，都希望通过与权贵交往来获得地位和利益。
他们在追求社交地位的同时，也不得不面对权贵们设下的各种规则和要求，妥协和讨好变得不可避免。
这些社交规则和权贵的欲望，将个体困在了一个完全被规训和操纵的状态中，让他们变得迷茫和难以自拔。
通过《围城》，钱钟书先生深入剖析了个体在特定社会背景下面临的追求与妥协的问题。
小说以细腻的笔触和丰富的想象力，描绘了个人在围城中所经历的挣扎和痛苦。
方鸿渐的形象成为了那个时代年轻人的缩影，他的故事引发了人们对于个体意识和社会角色的深思。
在这个时代背景下，个体想要追求自由和独立，却又不得不面对社会的种种束缚和压力，这是无法回避的困境。
《围城》的主题深入人心，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和思考。
社会现实与人性之美《围城》的主题
社会现实与人性之美《围城》的主题在经典小说《围城》中，作者钱钟书通过描绘社会现实与人性之间的复杂关系，探究了人们在现实中的困境与挣扎。
本文将从不同角度分析《围城》的主题，揭示其中的社会现实与人性之美。
一、现实中的困境与挣扎《围城》以婚姻为主线，讲述了主人公方鸿渐在小城的“围城”中所遭遇的种种挣扎和纷争。
在小说中，方鸿渐所代表的社会群体面临着各种现实的压力和困扰。
他们被封建道德和传统观念所束缚，无法追求个人的自由与幸福。
而方鸿渐自己也深受其害，他曾经的追求与理想逐渐被现实消磨，最终陷入了自我压抑和迷茫之中。
二、人性中的美与丑虽然《围城》中描绘了现实中的困境与挣扎，但是作者并不是完全悲观地看待社会。
在小说中，人性的美与丑并存，人们在现实的压力下仍然保持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首先，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十分丰满而鲜活，每个人物都有着自身的特点和人性的美与丑。
方鸿渐虽然在现实的困境中迷失了自我，但他依然心怀才华和憧憬，对于美的追求从未停止。
两个女主角焦媛和孙小姐也各具特色，她们一方面受现实的约束，另一方面又有着自己的独立思考和价值观。
其次，小说中的插曲和对话展现了人性中的美与丑。
作者通过方鸿渐与各类人物的互动，揭示了人性中的善良、勇敢和真实。
在小说中，有些人在面对现实的困境时选择了妥协和退让，但也有些人选择了顶天立地的勇敢和坚持。
这些插曲和对话不仅给小说增添了趣味和情感，更表达了人性中美好的一面。
三、社会现实与人性之美的对比《围城》所揭示的社会现实与人性之美之间的对比，使读者对现实社会有更深刻的思考。
小说中，作者通过对现实问题的刻画，批判了封建礼教的束缚和社会道德的偏见。
在女性形象的塑造中，焦媛和孙小姐两个截然不同的形象展示了女性在男权社会中的困境。
焦媛是一个受到封建礼教束缚的女子，她无法追求自己真正的幸福；而孙小姐则是一个现代独立的女性，她勇于追求自由和平等。
通过这两个形象的对比，作者揭示了现实社会中性别歧视的问题，展现了人性中对于自由和平等的追求。
围城的主题及内涵的理解
《围城》是钱钟书先生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被誉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作。
小说以20世纪30年代上海的一个大学校园为背景，讲述了许倬云这个人物在爱情与婚姻、价值观与信仰方面的挣扎与探索。
小说主要探讨了围城的主题及内涵，本文将从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围城的主题1. 个人选择与社会期望的矛盾小说中，许多人物都面临着个人选择与社会期望的矛盾。
例如，许多男性角色都有结婚的压力，而女性角色则常常面临着嫁人或不嫁人的抉择，这些都是社会期望与个人自由选择之间的矛盾。
而主人公许倬云也在这种矛盾中挣扎：他既想要独立自主地掌握自己的命运，又无法逃避社会的期望和家庭的责任。
2. 真实与虚幻的对比小说以围城为象征，表现了现实和理想之间的对比。
围城中的人们过着虚幻的生活，但他们并不真正快乐，而是被外界的压力所束缚。
相比之下，许多没有进入围城的人物反而过着自由自在的生活，他们虽然面临着各种困难和挑战，但却能够真正享受生活的乐趣。
3. 爱情与婚姻的探索小说的主要情节围绕着许倬云和孙一娘之间的爱情展开。
孙一娘是一个传统的女性角色，她希望成为一个贤妻良母，而许倬云则更加追求自由和个性。
小说通过许倬云和孙一娘之间的矛盾，探讨了爱情与婚姻、个性与传统价值观之间的关系。
二、围城的内涵1. 人性的复杂性小说中的人物形象非常鲜明，在他们的言行举止中都体现出了人性的复杂性。
例如，许倬云既有自我意识和自由意志的追求，又有家庭责任和社会期望的压力；孙一娘既有传统女性的美德，又有对自我价值的追求。
他们的复杂性反映了人性的多样性和矛盾性。
2. 现实与理想的冲突小说中的人物常常追求理想，但又不得不面对现实的挑战和压力。
这种冲突反映了现代社会中人们普遍面临的问题。
在小说中，许倬云和孙一娘的爱情便是一个充满理想主义的例子。
他们希望能够享受纯洁的爱情，但现实的诸多因素却使得他们无法实现。
3. 个人选择与社会期望的矛盾小说中的人物常常被社会期望所束缚，但他们仍然不能放弃自己的自由和个性。
人性的探索与思考——评《围城》
人性的探索与思考——评《围城》
钱钟书的小说《围城》是一部充满智慧和思辨的文艺作品，它以独特的视角和深刻的思考描绘了现代人的心理状态和社会现实。
小说通过对人性的探索和思考，揭示了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关键问题，成为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经典之作。
小说的主人公方鸿渐是一个充满矛盾和迷茫的现代人，他在围城中无法自拔，无法逃脱自己的内心困境。
他面临的问题是人类在现代社会中普遍面临的问题：追求自由和个性的同时，又要面对现实的压力和约束。
方鸿渐的命运代表了一种现代人的处境，他所经历的困惑和挣扎也是现代人的共同经验。
小说中，钱钟书不仅通过方鸿渐的人物形象，探索了人性的本质和现代社会的价值观，还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重建。
在小说中，作者引用了大量的中国古诗词和典故，对传统文化进行了细致入微的阐述和探讨。
通过对传统文化的重建和创新，作者为现代人探索人性和寻找生活出路提供了启示和指引。
总的来说，钱钟书的《围城》是一部深刻探索人性和思考现代社会的文艺作品。
它揭示了人类在现代社会中所面临的困境和挑战，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思考和寻找出路的方向。
在现代社会，我们需要以开放的心态面对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探索人性和生活的真谛，寻求自我实现和社会和谐的统
一。
简述《围城》的主题思想
围城的主体思想是什么
（一）围城的主体思想是：作品通过主人公方鸿渐的人生历程，对20世纪三、四十年代国统区的国政时弊和众生相进行了抨击，包括对上海洋化商埠的腐败堕落、对内地农村的落后闭塞，对教育界、知识界的腐败现象的讥讽。
作为一个学贯中西的大学者，钱钟书几乎必然地要从文化上来认识“围城”的精神困境，从而产生深刻的孤独感和荒诞感，在全书的结束部分，方鸿渐在经历了教育、爱情、事业和家庭（婚姻）的失败后，这样感叹：在小乡镇时，他怕人家倾轧，到了大都市，他又恨人家冷淡，倒觉得倾轧还是瞧得起自己的表示。
就是条微生虫，也沾沾自喜，希望有人搁它在显微镜下放大了看的。
拥挤里的孤寂，热闹里的凄凉，使他像许多住在这孤岛上的人，心灵也仿佛一个无凑畔的孤岛。
（二）《围城》的评价：
《围城》的象征源自书中人物对话中引用的外国成语，“结婚仿佛金漆的鸟笼，笼子外面的鸟想住进去，笼内的鸟想飞出来；所以结而离，离而结，没有了局。
”又说像“被围困的城堡，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
”
但如果仅仅局限于婚姻来谈“围城”困境，显然不是钱钟书的本意。
“围城”困境是贯穿于人生各个层次的。
后来方鸿渐又重提此事，并评论道：“我近来对人生万事，都有这个感想。
”
这就是点题之笔。
钱钟书在全书安排了许多变奏，使得“围城”的象征意义超越婚姻层次，而形成多声部的共鸣。
小说围城的主题与人物分析
小说围城的主题与人物分析《围城》是钱钟书先生创作的长篇小说，通过对主题与人物的分析，展现了作者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的矛盾与思考。
本文将从主题与人物两个方面来进行分析。
一、主题分析《围城》这一主题既有具体的社会背景，又有一定的普遍性，能够引起读者的共鸣。
1. 社会围城的主题小说的主题之一是社会围城，围城是指人们为了个体的安定与舒适而选择保守的生活方式，与外部世界形成隔离。
小说中通过描述主人公方鸿渐在维尼斯与陈岩石两位女性之间的困惑与纠结，揭示了人们在婚姻道路上往往会陷入追求安稳与追求激情之间的两难境地。
2. 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的冲突另一方面，小说通过对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的对比，揭示了二者之间的矛盾与冲突。
主人公方鸿渐是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他虽然受传统文化的熏陶，但又无法适应现代社会的价值观与生活方式。
这种矛盾与冲突成为小说的重要主题之一。
二、人物分析《围城》中的人物塑造鲜活、丰满，每个人物都具有鲜明的个性和特点，有助于主题的表达与发展。
1. 方鸿渐：方鸿渐是小说中的主人公，也是典型的围城人物。
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面临着婚姻的选择，一方面要追求爱情和激情，另一方面又被困于传统观念与社会舆论的压力之中。
方鸿渐的矛盾心理与挣扎成为小说的核心。
2. 孙少平：孙少平是方鸿渐的朋友，一个非常具有现代意义的人物。
孙少平比方鸿渐更加成功的适应了现代社会，成功地融入了围城之外的世界，但他的成功却并不令他快乐。
这一角色的设置使读者能够进一步思考现代社会的意义及其对个体的影响。
3. 维尼斯与陈岩石：维尼斯和陈岩石分别是方鸿渐所遇到的两位女性。
维尼斯代表着追求爱情和激情的一面，她是一个性格独特、追求自我价值的女性。
而陈岩石则是一个坚守传统婚姻观念的女性，通过这两个角色的对比，作者表达了自己对于婚姻与爱情的思考。
通过对《围城》的主题与人物分析，我们看到小说通过对社会围城、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的冲突，以及围城人物的塑造，展现了钱钟书先生对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的思考与拷问。
现实与理想《围城》的主题
现实与理想《围城》的主题《围城》是钱钟书先生的一部经典小说，作品通过丰富的人物形象、独特的情节设置，以及深刻的思想内涵，表达了现实与理想之间的矛盾与冲突。
本文将从不同角度分析《围城》的主题，探讨现实与理想的关系。
一、现实与理想的冲突与困惑《围城》通过曹小姐和嘉莉两个女性形象，深刻揭示了现实与理想之间的冲突与困惑。
曹小姐是一个独立、自由的女性，她追求真爱与自由婚姻，渴望摆脱大众眼光的束缚。
然而，在一个传统的家庭和社会背景下，她面临着婚姻的压力和社会的偏见。
而嘉莉则是一个传统的女性形象，她被传统观念所束缚，追求的不是爱情和婚姻，而是物质和地位的保障。
两个女性形象都在纠结于现实与理想之间的冲突，他们对自己的选择感到困惑和无助。
二、现实中的围城与人的自我设限《围城》这个形象的符号，也表达了现实中的围城现象以及人的自我设限。
现实社会往往注重眼前的利益与功名，人们都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和地位而建造自己的围城，从而限制了自己的心灵和思想。
这种现象在小说中通过许多人物形象得到体现，比如梁羽生、费厄泽等，他们都是在围城中生活，放弃了理想与追求，过着平庸和安逸的生活。
小说通过这些形象的刻画，呈现出围城现象对人的自我设限和束缚。
三、现实与理想的冲突导致的心理困境《围城》中的主人公，包括曹小姐、梁实秋等人，在现实与理想的冲突下，都陷入了心理困境。
他们的内心是丰富而复杂的，既渴望自由和真爱，又被现实所束缚。
小说中描写了他们思想的起伏和挣扎，如曹小姐对于婚姻的纠结和内心的痛苦，梁实秋对于职业的迷茫和自我怀疑。
通过这些人物形象的刻画，小说展现了现实与理想冲突所导致的心理困境，使读者深刻反思现实与理想之间的关系。
四、现实与理想的相互影响与改变《围城》中，现实与理想并不是完全对立的。
小说通过曹小姐和街角的野花等形象，表达了现实与理想之间的相互影响和改变。
曹小姐在与吴嘉莉的对话中逐渐认识到现实的残酷和理想的不可捉摸，她改变了对理想的追求，接受了理想与现实的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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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钱钟书《围城》的主体思想——函授毕业论文内容提要：《围城》是40年代、乃至整个现代文学史上讽刺性极强的一部小说。
该小说中，钱钟书涉笔成趣，广泛描写了社会的形形式式，写尽了处于历史转型期的中国在文化、价值方面的断裂、错位、颠倒与冲突，展示了传统对于现代中国的自我围困的主题。
对在传统围困中消磨着人生的方鸿渐、高辛楣、苏文纨等中国西式知识分子和中国化了的西方文明，从文化的中、西，现代与传统的多重背景上，从哲学、思想多重角度作了精心的审视。
其间无不“包含着对人生的讽刺和感伤，且深于一切语言、一切啼笑”。
关键词：喜剧、小说、文化、讽刺、人生、钱钟书。
《围城》一书是钱钟书1944年动笔写，成书于1946年。
这时作者正在沦陷“孤岛”——上海。
1944年，湘桂战役大溃败，国民政府腐朽而不可救药。
9月，中国共产党提出“废止一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议案。
此时，作者对黑暗的诅咒、嘲谑，对光明的期待及焦躁，这作为一种创作心理，反映在《围城》上，使讽刺成为这部小说的主色调，也体现出现代文学的喜剧品格。
另外，该小说还侧重于对人生的探索，但仅只是人本的、形而上的层次。
首先，《围城》对社会现实进行了深刻的反映和讽刺，是中国现代杰出的讽刺小说。
《围城》首先是一个流浪汉——方鸿渐的喜剧旅程。
留学法国的青年方鸿渐，从海外归来，然而返回家乡后却总是不能安顿，一再踏上漂泊的旅程。
先在银行里，接着去了三闾大学，然后到了新闻社，最后又决定去重庆，每次都以希望始而以失望终。
夏志清认为，“《围城》称得上是‘流浪汉’的喜剧旅程录”，即《围城》有18世纪英国“浪荡汉小说”的风险味道①。
钱钟书借他一路漂泊的机会，涉笔成趣，广泛描写了社会的形形式式：西式餐馆内，“汤是凉的，冰淇淋倒是热；鱼像海军陆战队已登陆了好几天；肉像潜水艇士兵会长期伏在水里；除醋外，面包、牛奶、红酒无一不酸”。
内地旅程中所乘坐的沙丁鱼罐车又挤、又破，“乘客都蜷曲波折，腰跟脚变成了几何学上有名的角度”，且车子随时抛锚。
欧亚大旅社内，肥硕的女掌柜摊开胸膛喂孩子奶，用香肠式的帮女儿捉虱子；所喝牛奶咖啡”又黑又香，上面浮着一层白沫，像人的唾沫；“三鲜糊涂面”又腻又粘，像一碗浆糊；床铺上跳蚤无处不在，“咬得体无完肤，抓得指无余力”。
鹰潭客栈内，又冷又黑的红烧肉；落满苍蝇，“似玷污了清白的大闺女，全是黑斑点”的馒头；不知多少年的一块长满蛆虫的肉，店主美其名曰“肉芽”。
这些，既写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给中国带来的沉重灾难：“沦陷区”的人们对正常的生活都已麻木，无心也不可能有条理地打理起生意，使一切都那样萧条、不堪入目。
这无不是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有力控诉。
其次，《围城》在冷静、如实的叙述中，使环境和人物心理及自身的言行构成讽刺，尤其是作者深入把握和表现了人物情感变化中生理心理因素的影响，使细腻的心理描写与独特的讽刺巧妙地结合在一起。
小说中，举凡道德、风俗、人情，无不笼罩在他的讽刺之下，古今中外的警句妙喻，随手拈来，织成充满机智和书香的讽刺文章。
如：回国的游船上，留学生们热衷于麻将，还说“打牌不但有故乡风味，并且适合世界潮流”的荒诞谬论。
家乡父老乡亲们思想守旧，在方鸿渐找媳妇时，认为“官小姐娶不得”；“嫁女必须胜吾家，娶媳妇必须不如吾家”；“女人的责任是管家”；当方鸿渐把孙柔嘉带回家时，其父母又为儿媳妇未向自己叩头而说他“礼貌不周到”，“野蛮不懂规矩”，“没有家教”等等，写出40年代中国人守旧思想；这与留学生们形成了对比。
在上海，褚家宝嫌“家宝”这个名字不合哲学家身份，换称“慎明”，取“慎思明辨”的意思，而言必“菩蒂”；董斜川之言必称“老世伯、同光体”；“我你他”小姐评价方鸿渐吃相坏；jimmy张家，张太太以打麻将考验女婿；李梅亭满贮图书卡片和西药的大铁箱；倚门抽烟，尖颧削脸，满嘴鲜红牙根肉、黄牙齿的下等妓女。
这一切，又反应出处于动乱年代，不同人的价值观。
面对这样的情景，国已无宁日，而他们却麻木而不思进取，做些无聊至极的事。
当然，这也有社会因素在里面。
即使作为近代产物的三闾大学，仍充满了机关化、官场化、江湖化。
——高松年汪处厚等人，虽在同一所大学任职，不但不团结，反而勾心斗角、拉帮结派；高松年的“学校也是个机关，机关当然需要科学管理，在健全的机关里，决没有特殊人物，只有安分受支配的一个个分子”，等“科学定律”；身为训导长的李梅亭，一改牛津、剑桥的“每个学生两个导师，一位学业导师，一位道德导师”，而重创中国版的导师制。
方鸿渐与孙柔嘉阴差阳错结婚后，他们的小家庭却又总是被双方亲戚牵掣……林林总总，写尽了处于历史转型期的中国在文化、价值方面的断裂、错位、颠倒与冲突，以分析的眼光深入反应社会生活，剖析各式人等的性格心里，显露出犀利、辛辣的讽刺锋芒。
作者还运用了新奇、犀利、多样的比喻，再发展为象征，形成贯通全文的反讽。
政治的积弊、历史的陈垢，从大学校长到普通教授，从官僚到农民，甚至下等妓女，都在作家的冷峻审视下，被淋漓尽致地显露其真相。
其次，《围城》还注重对人生的思考。
留洋归来的方鸿渐、赵辛楣、苏文纨等人，虽然接受了西方文化的影响，但由于正处于抗战期间，全国大部分已沦陷，所以他们有的沉沦，有的一事无成，在传统的围困中消磨着人生。
赵辛楣与方鸿渐、苏文纨、唐晓芙既有他们的洋装和中国心（苏文纨只能躲在法文里说“吻我！”）的尴尬，又不妨视为自我分裂、知行歧出的人物分身正副法。
而鲍小姐与苏文纨又可视为感性与理性的分歧对立。
主人公方鸿渐隐喻了一场犹豫不定的追寻游戏，他的旅途也正是一个精神追寻的历程。
他一方面对生活有积极的努力的追求，正直热情，具有一定民主主义思想；另一方面，由于他不求上进，懦弱无能，结果却只是一个个可怕的陷阱。
他是一个既尴尬又痛苦的生存者。
在他鲍小姐追求与引诱的游戏中，在谋职中，无一不是以追求开始，以幻灭终止。
小说中借人物的口说：“结婚仿佛金漆的鸟笼，笼子外面的鸟想住进去，笼内的鸟想飞出来”，“是被围困的城堡，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
”他更说到“他们讲的什么围城，我近来对人生万事都有这个感想。
”在这个“反英雄”的小人物（方鸿渐唯一的英雄行为是：当他服务的华美新闻社被敌伪收买以后，第一个毅然离开了报馆。
他也因此陷入生活的围困）的寻梦中，透露出作者对于人生的形而上的思考②。
另外，中国的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相互对立这一社会面貌，构成了小说中的人物与故事展开的特定的背景。
在这一特定的背景上，小说展示了传统对于现代中国自我围困的主题③，围困的主题不仅在社会制度与机构方面（如点金银行、三闾大学、华美新闻社等）展开，而且在方鸿渐与孙柔嘉的关系中充分展开。
作者更重视在家庭婚姻关系中的世俗方面表现围困主题。
方鸿渐起初以为孙柔嘉只是个女孩子，事事都要请教自己；订婚时才发现，她“不但很有主见，而且主见很牢固”，直似“仿佛有了个女主人”；结婚时，经过赵辛楣提醒，方才警醒，却已深陷围城。
从此他们二人陷入受支配于强大传统的琐碎缠绕的日常生活，传统与其守护人孙柔嘉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日益成为方鸿渐的暴君与精神囚笼。
方鸿渐最后与孙柔嘉破裂，装备去重庆找赵辛楣，而重庆未必不是另一个围城，等待他的将是更大的围困。
总之，这些年轻人也有自己的理想和追求，包括在事业上和婚姻上，但残酷的社会现实又迫使他们白忙碌：想要的得不到，不想要的却又阴差阳错得到了，但结局仍是一无所获。
作者在《围城》最后写道，“时间落伍的计时机无意中包涵着对人生的讽刺和感伤，深于一切语言、一切啼笑。
”另外，《围城》还注重对社会文化的思考，是一部新的《儒林外史》，它最真实地描绘了近代中国始产生的新型的知识分子阶层的真相。
对于他们的勾心斗角、尔虞我诈，他们心灵的贫乏、卑微和空虚，对于他们的种种畸形性格和丑陋灵魂，痛加摘发：满口仁义道德，满腹男盗女娼的李梅亭；外形木讷，内心龌龊，伪造学历、招摇撞骗的假洋博士韩学愈；道貌岸然，老奸巨猾，口称维护教育尊严，其实却是酒色之徒的三闾大学校长——伪君子高松年；依附官僚，意在结党自固，终于自踏覆辙的汪处厚；一心攀龙附凤，专事吹拍，浅薄猥琐的势利小人陆子萧和顾尔谦；虽混迹学界，却以在情场上施展手段，争强好胜为己任的大家闺秀苏文纨、范懿；精明、工于心计，在羞缩缄默的外表下，有着“专横的意志和多疑善妒的敏感”的孙柔嘉，是“中国文化的典型产品”④。
尤其是在传统围困中消磨着人生的方鸿渐、赵辛楣等等人，既是西方文明的传播者，又是传统文化的继承者，他们对西方文化的蹩脚理解和对传统文化的片面认识，形成了他们畸形的文化人格。
作品通过他们，对中国西式知识分子和中国化了的西方文明，从文化的中、西，现代与传统的多重背景上，从哲学与思想的多重角度作了精心审视。
20世纪的中国现代文化，每每注目于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层面的骚动与变乱，注目于阶级与阶级斗争的发展，关怀被侮辱、受伤害的人们和被剥削、压迫的阶级。
唯钱钟书在《围城》中对于现代化途中，中国的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对立与冲突、文化价值的混乱与尴尬，予以了深切的关注与深广的表现。
作者之所以能把这一切表现得淋漓尽致，这与他学贯中西、广泛借鉴有着密切的关系。
小说中，古今中外的警句妙喻、诗词俚语，信手拈来，叙述语言自成特色。
就叙事、议论而言，议论成为小说中不可缺少的要素。
通过议论，作者由具体生活细节举一反三，言逸斜出，引申至对于社会人生的批评，在表现人生中发挥着批评人生的智慧，蕴含了丰富的人生联想。
作为一部“写人小说”，《围城》表现出渊博的知识储备和极强的语言表达能力，从意大利诗人但丁的《神曲》、西班牙文艺复兴时期最杰出的现实主义小说家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英国讽刺作家亨利·菲尔丁的《汤姆·琼斯》、英国小说家丹尼尔·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和约拿旦·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等作品中汲取了养分。
有研究指出，钱钟书《围城》中采用了菲尔丁式的夹叙夹议、连类引譬的讽刺性叙述模式，借鉴了《汤姆·琼斯》的“引诱与追求”的情节结构⑤。
注释：①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第十六章，香港友谊出版社1979年版。
②参见《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册，朱栋霖、丁帆、朱晓进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8月第1版，2003年6月第8次印刷。
③参见（日）中岛长文：《<围城>论》，《钱钟书研究》第2辑，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
④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第382页，刘绍铭等译，香港友谊出版社有限公司1979年版。
⑤范伯群、朱栋霖：《1898——1949中外文化比较史》，第1060至1063页，江苏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