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 《围城》 用典特色 分析
浅析《围城》的讽刺艺术
浅析《围城》的讽刺艺术
《围城》是钱钟书先生的代表作之一，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化、社会风气以及人性的讽刺揭示，展现了当时社会的种种荒诞与虚伪。
本文将从三个方面对《围城》的讽刺艺术进行浅析。
小说运用对传统文化进行讽刺的手法。
小说中描绘了一个传统封建社会的背景，通过对这一背景的描写，作者对封建家庭、宗族关系、婚姻意识等传统观念进行了讽刺。
例如小说中的罗老师就是一个身世卑微、在社会上地位较低的人，但他却通过与嫂子的婚外情获得了高人一等的地位，这种颠倒的伦理观念与社会道德引发了读者对传统观念的反思。
小说通过对社会风气的讽刺，展现出了社会的种种荒诞与虚伪。
小说中的主人公方鸿渐既不甘于当赤脚医生，也不甘于与现实妥协，但他又无力改变现实，最终迷失在荒诞的社会中。
小说通过对方鸿渐的描写，讽刺了当时社会人们只顾个人利益，缺乏责任感、道德底线，以及对真实的逃避和迷茫。
小说通过对人性的讽刺，揭示出了人们虚伪的本性。
小说中的各个人物都有着自私的一面，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惜背叛亲人、朋友甚至国家。
例如陈清扬为了追求自己的幸福选择了离家出走，父亲为了个人的面子而不肯讨债，这些都体现了人性的丑陋一面。
小说中的许多人物都是虚伪的，比如方鸿渐的姑姑王夫人，她对方鸿渐表面上关心爱护，实际上却只是为了控制方鸿渐，让他按照她的意愿去行动。
《围城》通过讽刺的手法，以小说的形式向读者揭示了当时社会的荒诞与虚伪。
通过对传统文化、社会风气以及人性的讽刺，作者剖析了社会的种种弊端，并对人们进行了思考和警示。
这种讽刺艺术的运用不仅使小说更加深入人心，也使读者在娱乐的同时获得了对社会现象和人性的思考。
关于钱钟书围城的语言艺术探析
关于钱钟书围城的语言艺术探析钱钟书的小说《围城》是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经典之作，以其独特的语言艺术而备受赞誉。
本文将对《围城》中的语言艺术进行探析，探讨其独特之处以及对作品整体效果的贡献。
一、对白的艺术《围城》中的对白极具韵味，充满幽默和讽刺，使作品更富生动性。
例如，书中角色的对话常常夹带讽刺，以幽默手法展现人物个性和情感交流。
钱钟书通过精准的语言塑造了一系列鲜明的人物形象，使读者对故事中的人物产生强烈的印象。
二、修辞手法的运用作者在《围城》中巧妙运用了各种修辞手法，增强了作品的表现力。
比喻、比拟、夸张等手法常常出现在小说中。
这些修辞手法使得作品更加生动有趣，并引发读者深思。
三、双关语的巧妙运用《围城》中一些句子和词语具有多层含义，通过双关语的运用使得作品更具深度。
例如，小说开头的“我看透了，我不说”，这句话不仅说明了人们对于围城的认识，同时也是对人性的深刻思考。
双关语的运用增添了作品的思考性和哲学性。
四、情感描写的细腻与真实《围城》中的情感描写极为细腻，能够深入人心。
作者对于爱情、友情、家庭等多种情感的描写，能够准确捕捉到人物内心的起伏与纷争，使得读者对作品中人物的情感经历产生共鸣。
五、寓言与寓意的结合《围城》用了一个天马行空的寓言故事，讲真实社会中的故事。
小说中的“围城”不仅仅指代城市和家庭，也象征了人与人之间的隔阂和沟通的困难。
小说的寓意通过寓言的手法巧妙地展现出来，引人深思。
六、情节设置的独特性《围城》的情节设置别具一格，扣人心弦。
作者通过精心安排的情节，将读者带入到人物内心的世界，引发出读者的思考和情感共鸣。
作者还通过对现实生活中的细节描写和对人物内心的挣扎展示了社会现象和人性的矛盾，使读者深入思考。
总之，《围城》以其卓越的语言艺术成为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经典之作。
通过对话的艺术、修辞手法的运用、双关语的巧妙应用等等，钱钟书展现了自己独特的创作风格。
他通过细腻描写情感、寓言与寓意结合、独特的情节设置等手法，呈现出一个丰富多彩的作品世界。
钱钟书围城用典特色分析
《围城》运典隶事之繁博，在中国现代小说中也是独一无二的。
运典隶事属“类比推理”，即所谓“古事比”。
文学之“隶事运典”，基本上可分为两大类：或“明理征义”（为了同样的目的），或“断章取义”（为了不同的目的）。
两类用典，或“明”或“暗”，或简或繁。
还有超乎这两类的“化典造境”，这是《围城》的重头戏。
先来看《围城》运典隶事的第一大类，即明理征义的推类譬（不改变原典本义）。
如下例：“俾斯麦曾说过，法国公使的特点，就是一句外国话不会讲；这几位警察并不懂德文，居然传情达意，引得犹太女人格格地笑，比他们的外交官强多了。
”本例用典是“推理之譬”，一种不“直说破”的比照或类比暗含了尖刻的讽刺和幽默。
“不懂外语的外交官干得了什么？相反，像不懂外语的警察处理只须眉目手势传情的私通，倒也自在从容。
”下一例同样具有反推的幽默和机趣：“做诗的人似乎不宜肥头胖耳，诗怕不会好。
忽然记起唐朝有名的寒瘦诗人贾岛也是圆脸肥短身材，曹元朗未可貌相。
”又如：西洋人赶驴子不肯走，鞭子没有用，就把一串葫萝卜挂在驴子眼睛之前，唇吻之上。
这笨驴子以为走前一步，萝卜就能到嘴，于是一步再一步继续向前，嘴愈要咬，脚愈要赶，不知不觉又走了一站。
到时候它是否能吃得上这串萝卜，得看驴夫的高兴。
一切机关里，上司驾驭下属，全用这种技巧；譬如高松年就允许方鸿渐到下学期升他为教授。
本例是典型的类比推理，原典在这决不可少，在类比推理中又包含比喻，作者用赶驴人、驴子、和胡萝卜的相互关系比喻“上司驾驭下属”，写尽了赶驴人和上司的奸诈以及驴子和下属的愚笨，并由此推及现实世界“一切机关”“全用这种技巧”表达了作者尖锐的眼光和愤世嫉俗的情感，再顺势点到校长高松年不续聘方鸿渐却续聘其未婚妻孙柔嘉的“技巧”，又将高松年老奸巨滑的政客手腕揭露无遗，短短一百多字，有形象，有动作，又有意蕴，充分表现了钱钟书先生对生活、对社会、人生的深刻洞察力和捕捉意象、创造意象的杰出艺术才能。
窜改原典本义而自出心裁，就是《围城》运典隶事的第二大类：“断章取义”的“推理之譬”。
围城中的反讽手法剖析
围城中的反讽手法剖析现代文学作品《围城》是中国作家钱钟书先生的代表作之一。
该作以婚姻为背景，通过描绘中产阶级的生活和价值观，深刻地展现了围绕在身边的一系列社会问题。
其中，作者运用了丰富而独特的反讽手法，既传达了对现实的讽刺和批判，又使作品具有鲜明的艺术特色。
本文将对《围城》中的反讽手法进行剖析。
一、角色形象的反讽《围城》中塑造的角色形象无一不透露着反讽的意味。
作者通过对比、对立和夸张的手法，揭示了他们身上的矛盾和虚伪。
例如，曾在婚姻困局中挣扎的方鸿渐，虽然自认为是个“外人”，对人事物保持着一种冷眼旁观的态度，然而当他遭遇围城时，却不得不理解自己的无奈处境，最终沦为围城内的一员，暴露了他既对婚姻有感又无感的独特性格。
这种自我反讽使得作品更加真实而生动。
另外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苏小姐，她作为方鸿渐的妻子，从外表看是一个优雅温柔的女性，然而，她却深藏着复杂的心思和利己主义的一面。
她喜欢以伪装的面目出现在别人面前，却时刻保持着傲慢和自私的本性。
正因为这种反差，苏小姐的形象鲜明而具有冲击力，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二、情节设计的反讽《围城》中的情节设计也运用了许多反讽手法。
通过对人物行为和事件的安排，钱钟书深刻地揭示了人们在现实中的种种矛盾与无奈。
在小说的开头，方鸿渐回忆起婚姻的发生，这一段描写虽然写的是女性从外地来到北京嫁人，但情绪描写和对当地人对这次婚姻的热切期盼的描写，让读者感到了现实婚姻中种种矛盾的存在。
这一情节的安排通过反讽的手法，将人们对婚姻的期待和真实面相结合起来。
另一个例子是方鸿渐和苏小姐的婚姻生活。
他们原本期待通过婚姻实现自己对幸福的渴望，然而，在相处中，他们发现彼此并不了解，更难以满足对方的需求。
这种对现实的反思，使得婚姻被赋予了一种讽刺的意味。
三、语言修辞的反讽《围城》中的语言修辞，特别是对话部分，也巧妙地运用了反讽手法。
通过人物的对话，情感的交流和意见的碰撞，将暗讽和揭示表现得更加明显和尖锐。
围城讽刺手法分析读书笔记
围城讽刺手法分析读书笔记《围城》是钱钟书先生所著的一部经典长篇小说，以幽默诙谐的语言和深刻的讽刺手法，描绘了抗战初期知识分子的群像和他们的生活困境。
读完这本书，我被钱先生精妙的讽刺艺术所折服，以下是我对《围城》讽刺手法的一些分析和感悟。
一、人物形象的讽刺在《围城》中，钱先生通过对人物形象的刻画，巧妙地运用讽刺手法，揭示了他们的虚伪、自私和愚昧。
方鸿渐是小说的主人公，他是一个充满矛盾和弱点的人物。
他在国外留学时，不学无术，买了个假文凭回国。
钱先生通过方鸿渐的这一行为，讽刺了当时一些知识分子为了虚名和面子而不择手段的丑态。
方鸿渐在爱情和婚姻中也表现得优柔寡断、软弱无能。
他周旋于几个女人之间，却始终无法找到真正的爱情。
这种在感情上的迷茫和无能，也是对当时一部分知识分子精神空虚和迷茫的讽刺。
苏文纨是一个自命清高、虚荣做作的女性形象。
她一心想嫁给一个有地位、有财富的男人，却又放不下自己的架子。
钱先生通过描写苏文纨的言谈举止和心理活动，将她的虚伪和做作展现得淋漓尽致。
比如，她在方鸿渐面前故意卖弄自己的诗文，却又装作不经意的样子，这种装腔作势的行为让人感到可笑又可鄙。
李梅亭是一个自私自利、贪图小便宜的人。
他在旅途中的种种表现，如偷偷带私货、占小便宜等，都被钱先生用幽默的语言加以讽刺。
他的形象生动地反映了当时社会上一些人的贪婪和自私。
二、情节设置的讽刺小说的情节设置也充满了讽刺意味。
例如，方鸿渐一行人的旅行经历，原本应该是一次愉快的旅程，却因为各种矛盾和冲突变得狼狈不堪。
他们在旅途中遇到的种种困难和挫折，如交通工具的简陋、住宿条件的恶劣等，都与他们原本的期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讽刺了现实与理想之间的差距。
方鸿渐的求职经历也是一个充满讽刺的情节。
他四处碰壁，好不容易找到一份工作，却发现工作环境恶劣、同事关系复杂。
他原本以为可以凭借自己的学历和能力在社会上立足，却没想到现实如此残酷。
这一情节揭示了当时社会的黑暗和不公，也讽刺了知识分子在现实面前的无奈和无力。
浅谈《围城》的讽刺特色
浅谈《围城》的讽刺特色摘要：本文拟从《围城》这部小说讽刺特色的角度分析它的语言艺术，以此来表现钱钟书先生博学睿智的才识，以及他精辟辛辣、幽默隽永、细腻婉转的语言风格。
关键词：《围城》；语言艺术；讽刺特色《围城》是钱钟书先生创作的唯一一部长篇小说，从它的艺术价值看，是中国现代文学少数可以传世的佳作。
它的创作基调是讽刺，其语言的独特性在于强烈的讽刺性，他崭新的创造在于通篇作品中没有用说教来揭露他所看到的社会弊病，而是活用讽刺来展示各个侧面的丑恶。
一、讽刺手法在《围城》中灵活多样《围城》中的语言独具特色，无处不闪烁着幽默、讽刺、智慧的火花，《围城》中活用讽刺恰到好处，可谓新奇巧妙，充分体现了作者驾驭语言的高超技术。
一是善于运用文言文语句进行讽刺。
钱钟书先生接受过良好的中国古典文学的熏陶，在《围城》中，钱钟书灵活地运用了文言词语对人物进行刻画与讽刺，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如写到方遁翁时，就有如下描述：“女人留洋得了博士，只要洋人娶要她，否则男人至少是双料博士，鸿渐，我这话没说错罢？这跟‘嫁女必须胜吾家，娶妇必须不若吾家’，一个道理。
”这里的“嫁女必须胜吾家，娶妇必须不若吾家”是一句文言文，作者通过这一句话，讽刺了方遁翁的男尊女卑的思想，也讽刺了他卖弄学问的本质。
还有点金银行周经理的这样一段话：“贤婿才高学富，名满五洲，本不须以博士为夸耀。
然令尊大人乃前清孝廉公，贤婿似宜举洋进士，遮几克绍箕裘，后来居上，愚亦有荣焉。
”这段话整段都是文言文，作者就利用文言文的作用让读者与自己产生共鸣，讽刺周经理的虚伪、虚荣、市侩的嘴脸。
二是巧妙活用词语进行讽刺，使得语言有别样的异味，给人一种新的感觉。
例：“后来跟中国‘并肩作战’的英美两国，那时候只想保守中立，中既不中，立也根本立不住。
结果这‘中立’变成只求在中国有个立足之地，此外全让给日本人”。
“中立”作者在这里分拆开来变成“中不中”“立也不立”“在中国有个立足之地”这几种思想，滑稽地嘲讽了英美两国的无能。
围城分析与文学赏析,围城作品赏析
围城分析与文学赏析，围城作品赏析【作品评介】创作于1946年的讽刺性长篇小说《围城》是钱钟书先生一生的代表作，它所体现的进步思想和高超的艺术技巧，奠定了它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的重要地位。
它继承了《儒林外史》讽刺艺术的宝贵传统，同时又有独特的、崭新的创造。
作者以幽默的笔法讽刺时弊，描摹世态人情，调侃众生，于嬉笔中淋漓尽致地嘲讽，依靠着这喜剧色彩表现悲剧效果，读后，一股勾魂摄魄的艺术魅力，使人联想、思索、探究，给读者智慧上的享受，让读者毫无厌倦之感。
下面就《围城》的讽刺艺术作一分析：一、出色的语言艺术。
作品语言幽默、贴切，且含义深远。
凡读过《围城》的人，无不赞赏于作者使用比喻的高超，无不被感动于作者妙趣横生的语言。
作者在小说中灵活运用反语、双关、警句、象征、格言、典故及逸闻等等，令读者泪中含笑，笑中带泪，拍案叫绝。
钱先生善用比喻。
他常常采用拉开距离、取其一端、多用意喻、以丑为美、加入夸张、主观解释、喧宾夺主、广采博收等形式完成对传统比喻的提升和超越，让那些机智隽永的巧喻脱口而出。
他把店里卖不掉的变质红烧肉，比喻成红人倒运。
说行人脚粘上厚厚的泥巴，可抵得上贪官刮地皮。
还有方鸿渐在本县省立中学作报告时大谈梅毒，令女生涨红脸，停笔不写，仿佛处女的耳朵当众失去贞操等等。
这些比喻形象贴切而又俏皮，耐人寻味。
《围城》中的比喻，还幽默风趣，大大增强了作品的讽刺效果。
在描写侯营长时，则夸张他“桔皮鼻子上附着一张脸，脸上应有尽有，并未给鼻子挤去眉眼，几个酒刺，像未熟的草莓。
”作者根据自己的意趣阐释，尖酸刻薄地比喻出侯营长那丑陋的嘴脸，表现了极度的厌恶与抗拒心理。
诸如此类的比喻，书中俯拾即是，既提高了作品的讽喻性，又增强了读者阅读的趣味性，对于绘声绘色地刻画人情物态来说，常能收到画龙点睛之效。
《围城》所用的比喻大都新颖别致、隽永贴切，能够把读者带到新的意境中去。
如方鸿渐在三闾大学受到同事们的排挤、关系十分紧张时，唯独汪处厚对他十分关心，原来汪处厚需要有人捧场，想当文学院院长，虽然方鸿渐“无足轻重”，但仍有收罗的资格。
《围城》语言的艺术特色
《围城》语言的艺术特色《围城》的思想意蕴是多层次的，大致可分为三个层面。
其一，社会批判层面。
作品围绕着主人公方鸿渐的人生足迹，展示了战时上层知识分子中的形形涩涩。
其二，文化批判层面。
《围城》中的人物，大多患有崇洋症，但骨子里还是传统文化起主导作用。
其三，哲学反思层面。
钱锺书夫人杨绛在电视剧《围城》的片头上写道：《围城》的主要内涵是“围在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冲进去。
对婚姻也罢，职业也罢，人生的愿望大致如此”。
《围城》的主要艺术特色是：一、杰出的讽刺艺术。
《围城》中的讽刺不是用夸张人物行为的方法；而是精细地透视他们的五脏六腑，乃至每一根颤抖的神经，从中挖掘那与光彩体面的外观相矛盾的因素，揭示人物内心的阴暗、丑恶和言不由衷。
二、丰富的想象和联想与哲理化、知识性的有机融合。
作者熔古今中外的知识于一炉，用丰富的想象和联想，把渊博的知识渗透在日常生活的描述之中，使画面变得新鲜、生动、厚实，也将讽刺艺术的知识化、生活化、趣味化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三、丰富的表现手法。
《围城》广泛地运用比喻、夸张等多种艺术手法，尤其精妙地将它们与高超的讽刺艺术结合起来，既妥帖传神，又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四、精湛的语言艺术。
《围城》的语言清新、传神、精辟、畅达，虽移用了大量西洋典故而无欧化气息，尽管夹杂着不少洋文读来仍流畅自如，充分显示了一个学者型作家的艺术才力与功力。
《围城》作品中这样写道：“婚姻是一座围城，城外的人想进去，城里的人想出来。
”这部《围城》作品，因为剖析了“围城”内的人内心深处的孤独寂寞，想挣脱这种束缚和“围城”外的人对于婚姻的渴望，想找到一种爱的归宿而抓住了读者的心理，引起了读者的强烈共鸣。
《围城》语言风格《围城》一书是钱钟书“锱铢积累”而写成的，小说没有明确的故事线索，只是一些由作者琐碎的见识和经历”拼凑”成的琐碎的情节。
就一般而言，情节琐碎的书必然要有绝佳的言语表达才能成为一本成功的作品。
钱钟书的《围城》果真是把语言运用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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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城》运典隶事之繁博，在中国现代小说中也是独一无二的。
运典隶事属“类比推理”，即所谓“古事比”。
文学之“隶事运典”，基本上可分为两大类：或“明理征义”（为了同样的目的），或“断章取义”（为了不同的目的）。
两类用典，或“明”或“暗”，或简或繁。
还有超乎这两类的“化典造境”，这是《围城》的重头戏。
先来看《围城》运典隶事的第一大类，即明理征义的推类譬（不改变原典本义）。
如下例：
“俾斯麦曾说过，法国公使的特点，就是一句外国话不会讲；这几位警察并不懂德文，居然传情达意，引得犹太女人格格地笑，比他们的外交官强多了。
”本例用典是“推理之譬”，一种不“直说破”的比照或类比暗含了尖刻的讽刺和幽默。
“不懂外语的外交官干得了什么？相反，像不懂外语的警察处理只须眉目手势传情的私通，倒也自在从容。
”下一例同样具有反推的幽默和机趣：“做诗的人似乎不宜肥头胖耳，诗怕不会好。
忽然记起唐朝有名的寒瘦诗人贾岛也是圆脸肥短身材，曹元朗未可貌相。
”
又如：
西洋人赶驴子不肯走，鞭子没有用，就把一串葫萝卜挂在驴子眼睛之前，唇吻之上。
这笨驴子以为走前一步，萝卜就能到嘴，于是一步再一步继续向前，嘴愈要咬，脚愈要赶，不知不觉又走了一站。
到时候它是否能吃得上这串萝卜，得看驴夫的高兴。
一切机关里，上司驾驭下属，全用这种技巧；譬如高松年就允许方鸿渐到下学期升他为教授。
本例是典型的类比推理，原典在这决不可少，在类比推理中又包含比喻，作者用赶驴人、驴子、和胡萝卜的相互关系比喻“上司驾驭下属”，写尽了赶驴人和上司的奸诈以及驴子和下属的愚笨，并由此推及现实世界“一切机关”“全用这种技巧”表达了作者尖锐的眼光和愤世嫉俗的情感，再顺势点到校长高松年不续聘方鸿渐却续聘其未婚妻孙柔嘉的“技巧”，又将高松年老奸巨滑的政客手腕揭露无遗，短短一百多字，有形象，有动作，又有意蕴，充分表现了钱钟书先生对生活、对社会、人生的深刻洞察力和捕捉意象、创造意象的杰出艺术才能。
窜改原典本义而自出心裁，就是《围城》运典隶事的第二大类：“断章取义”的“推理之譬”。
下面的例句最能体现双关机趣和作者创造性才能：
“欧洲的局势急转直下，日本人因此在两大租界里一天天放肆。
后来跟中国‘并肩作战’的英美两国，那时候只想保守中立；中既然不中，立也根本立不住，结果这‘中立’变成只求在中国有个立足之地，此外全让给日本人。
‘约翰牛’(John Bull)一味吹牛；‘山姆大叔’（Uncle Sam）原来只是冰山(Uncle Sham)，不是泰山；至于‘法兰西难鸡’(Gallic cock)呢，它确有雄鸡的本能——迎着东方引吭长啼，只可惜把太阳旗误认为真的太阳。
”
首句的“中立”,末句的“法兰西雄鸡”，断章伸引，关合多边复杂而具体的国际形势，天然混成，妙手偶得。
汉泽名“约翰牛”之“牛”，恰与汉字成语“吹牛”之“牛”，同字同音双关——“约翰牛”吹牛。
但汉译“山姆”与汉字“山”，纯粹是马牛风，根本无由双关。
这也只有在钱先生创造性的语境中才能化解沟通。
Uncle Sham汉译就是“骗子大叔”或“行骗的当铺老板”，故“山姆大叔”不是真大叔，而是假大叔、靠不住的老板——假Sam
（山）也，犹如“冰山”。
讥讽当时国民政府以Uncle Sam为靠山，靠的只是假山即冰山也。
运典隶事最能激发和表现作者创造才华的是“因旧词而别孳新意，遂造境而非徒用典”②。
《围城》在这方面的创制，所下的功夫最大，最值得我们深入细致地去体会。
小说第一至三章，着重写方鸿渐与苏文纨的“恋爱”，其中插进赵辛楣、唐晓芙、曹元朗等人，关系微妙、情节复杂，创作意图是“鹅笼境地”或“连锁单相思”。
若从苏文纨的立场看，小说的“化典造境”，明显地还有另一端。
那天餐馆醉酒的方鸿渐由苏小姐用自己的车送回家；第二天他更为苏小姐一再打电话来慰问过意不去；加之——
“吃了晚饭，因为镇天没活动，想踏月散步，苏小姐又来电话，问他好了没有，有没有兴致去夜谈。
那天是旧历四月十五，暮春早夏的月亮原是情人的月亮，不比秋冬是诗人的月色，何况月亮团圆，鸿渐恨不能去看唐小姐。
苏小姐的母亲和嫂子上电影院去了，佣人们都出去逛了，只剩下她跟看门的在家。
她见了鸿渐，说本来自己也打算看电影去的，叫鸿渐坐一会，她上去加件衣服，两人同到园里去看月。
”
月光下，鸿渐竟鬼使神差应命给了苏小姐一个“分量极轻，范围很小”的吻。
这一吻非同小可，竟也会使苏文纨意醉神迷，吓得鸿渐赶紧借故逃走——文纨还以为他无法自持，怕他真干出傻事来。
“苏小姐目送他走了，还坐在亭子里。
心里只是快活，没有一个成轮廓的念头。
想着两句话：‘天上月圆，人间月半’，不知是旧句，还是自己这时候的灵感。
今天是四月半，到八月半不知怎样。
”
“天上月圆，人间月半”，既是旧句，又是作家的灵感。
（词章家隽句，每本禅人话头。
……《五灯会元》卷十六法因禅师云：“天上月圆，人间月半”）③词章家本禅人话头，所出仅“隽句”而已，而钱先生本禅人话头，则造境而成篇章了。
《围城》在使用中外典故的同时，常包容或暗含比喻，造成语言的活泼典雅而又意蕴深长。
因为典故本身就具有特殊的含义，因此，即使是简单的明喻，也给读者以两次投影，在读懂字面意思的同时领会更深一层的含义，至于作者精心设计的典故隐喻，则更使读者回味无穷。
前面的例子有“桌子就像《儒林外史》里范进给胡屠夫打了耳光的脸，刮得下斤把猪油”，“灯光照着孙小姐惊奇的眼睛张得像吉沃吐画的‘0’一样圆”，“这一张文凭，仿佛有亚当、夏娃下身那片树叶的功用，可以遮羞包丑”。
后者较明显的一例是《伊索寓言》中的“狗看水中的影子”的故事。
《围城》将此典故化为典象在书中几次出现，延展这一故寓：人需一镜，时常照看，以知已为何物，而不自知的那家伙照也无益，反害他像寓言里中的狗那样叫闹。
书中李梅亭，苏州寡妇一句“亻奈是好人”他即刻忘掉“向尿缸照照影子了”，反与阿福辈作猪猡相马骂跳闹。
方鸿渐也时常露癞状，比较而论尚是能照照镜子的“狗”。
如他被唐晓芙厉责后，尚会表示不再讨厌；遂从暴雨中“狗抖毛似的抖身子，……开步走了”，其后又与赵辛媚苦中作乐，以“狗追影子丢骨头”这一母体变喻相互调侃。
“狗为着追求水里肉骨头的影子，丧失了到嘴的肉骨头！跟爱人如愿以偿结了婚，恐怕那时候，肉骨头下肚，倒要对水恨惜这不可再见的影子了”。
钱钟书论证此种既可讥世讽人，也能反身自嘲的“照
镜式”幽默是对世事达观调悉的高卓机智表现。
钱钟书先生的渊博的知识和卓越的思想使得他笔下的比喻高人一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