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岱年《中国文化概论》读书报告.

《中国文化概论》读书报告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课程的第五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推荐书单中,我选择了《中国文化概论》。此书是由张岱年、方克立主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于1994年出版的关于中国文化的概论书籍。选择这本书的原因是这本书是高等学校人文素质教育公共课的教材,所以内容非常全面、系统而简明,易于入门。

本书开篇是绪论,首先就全书的核心概念、涉及范围、基本宗旨等问题预作说明。“文化”一词的内涵丰富、外延宽广,本书定义了文化的本质:凡是超越本能的、人类有意识地作用于自然界和社会的一切活动及其结果都属于文化。文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文化的结构层次,可以分为物质、制度、风俗习惯、思想意识共四个层次。本书主要围绕第四层次即心态文化层而展开论析。这是文化的核心部分。它是由人类社会实践和意识活动中长期演化出来的价值观念、审美情趣、思维方式等构成的心态文化。包括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形态。社会意识形态有可分为基层意识形态(如政治理论、法权观念和高层意识形态(如哲学、文学、艺术、宗教。本书是以中国传统文化,即1840年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国文化为主要对象展开讨论的。并在结尾两章论述了中国文化的近、现代化发展问题。

全书正文分上编、中编、下编,共19章。全书按照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历史(所依附的地理环境、经济基础、政治结构、发展历程、多民族文化融合与中外文化交汇、中国传统文化的具体内容(语言文字和典籍、科学技术、教育、文学、艺术、史学、伦理道德、宗教、哲学等、中国文化的总体特点(类型和特点、基本精神、价值系统、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展望(向近代文化的转变及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为线索展开,每一部分都叙述得详尽而有条理,使中国传统文化呈现可感的立体结构,总的来说,这本书让我了解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对于中国文化的特征有了整体的把握,对中国的文化瑰宝有了更为全面的认识,并引发了我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的思考。

本书上编的第二章介绍了中国文化植根的经济基础。文化从来都是与社会的经济紧密联系的,它由经济决定,又对经济有巨大的反作用。本章首先介绍了农耕自然经济为什么是中国古代社会经济的主体。东亚大陆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和气候条件使得早在距今四五千年前的黄河流域就已经产生了农耕文明,汉晋以后中国农耕重心开始南移,农耕自然经济一直是中国古代经济的主体。本书将中国自然经济的发展分为两个阶段:殷商西周之前的土地国有和

集体生产的自然经济阶段、东周以后土地日益私有化和家庭个体生产经营阶段。另外,中国西北地区的游牧民族也与农耕民族的经济和文化相互融合交汇。不同于欧洲中世纪的封闭式的、依赖农奴、庄园内部自给自足的庄园自然经济,以家庭为单位的中国小农经济并不是纯粹的“自给自足”,商品交换在中国古代土地私有化刚刚起步的时候就已经出现,远早于西欧封建社会。中国社会中国的农耕经济一直包容着手工业和商业等多种经济成分,但手工业和商业一直是作为农耕经济的补充而存在,因此缺乏独立发展的性格,并且“重农抑商”政策更加强了商品经济的依附性,从而使它的发展随着封建社会的变迁而呈现出波浪式前进的姿态。商品经济对农耕经济的依附性格,又促使工商业者的普遍归宿是最终回到经营土地的老路上去。大大削弱了商品经济对农耕自然经济的腐蚀瓦解作用。因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中国发展缓慢。另外,中国虽然东南临海,但由此产生的海洋贸易也仅是作为农耕经济的一种补充形式而存在的,政治意义远大于经济意义。总的来说,中国古代经济是以农耕经济为主导的包含着手工业、商业等多元化经济成分的自然经济。本章最后总结了中国传统自然经济的基本特点及其对文化发展的影响。农耕经济的持续性促使中国文化保持强大的延续力,农耕经济的多元结构使得中国文化兼具包容性,农耕经济的早熟又造就了中国文化的凝重性。

我想重点讨论一下中国传统自然经济对中国文化心态的影响。即侧重点在于就前文提到的文化的四个层面中的思想意识层面中的社会心理学层面。

中国文化根植于农业社会的基础之上,封建的小农经济在中国有几千年的历史,这与中亚、西亚的游牧民族、工商业比较发达的海洋民族有很大的不同。中国文化是一种农业文化。所谓农业文化,并非说构成这种文化的物态成分中没有其他产业

的产品,而是说整个文化的物质基础的主导方面和支配力量是在自然经济轨道上运行的农业。

务实精神。长期的农耕生产,形成了中华民族质朴的品格和务实精神。中国文化的重实际的务实精神与农耕经济中“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生活经验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中国民众在农业劳作中领悟到:利不幸至,力不虚掷,说空话无补于事,实心

做事必有所获。这种农人的务实作风也感染了士人。“大人不华,君子务实”是中国贤哲们一向倡导的精神。章太炎在《驳建立孔教议》中说:“国民常性,所察在政事日用,所务在工商耕稼,志尽于有生,语绝于无险。”比较准确地刻画了以农民为主体的中国人“重实际而黜玄想”的民族性格。正是这种民族性格使中国人发展了实用——经验理性,而不太注重纯理论的玄思,亚里士多德式的不以实用为目的,而由探求自然奥秘的好奇心所驱使的文化人,较少在中国产生。作为农耕民族的中国人从小农业的简单再生产过程中形成的思维定势是注意切实领会,并不追求精密谨严的思辩体系,因此被西方人称赞为“最善于处理实际事务的”民族。

安土乐天。农耕民族的生活方式是建立在土地这个固定的基础上,稳定安居是农耕社会经济发展的前提。不同于游牧民族勇猛善战、粗犷强劲,富于流动性的文化性格。作为一个农业民族,中国人采用的主要是农业劳动力与土地这种自然力相结合的生产方式,他们建立的自然经济社会是种区域性的小社会,与外部世界处于封闭状态。农民固守在土地上,起居有定,耕作有时。农民世代在土地上劳作,有了土地就意味着生存和幸福,有了土地就意味着生存和幸福。因此不难理解“安土重迁”是他们的固有观念。《周易》称:“安土敦乎仁,故能爱。”《礼记》称:“不能安土,不能乐天;不能乐天,不能成其身。”先民所追求的是在自己的故土从事周而复始的自产自销的农业经济所必须的安宁和稳定。所谓“若使天下兼相爱,国与国不相攻,家与家不相乱,盗贼无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则天下治”(《墨子·兼爱上》,便是农业社会

古圣先贤和庶民百姓的共同理想。“安土重迁”这种思想在普通民众的心中根深蒂固,直到现在对人们的影响还是很深的。虽然现代生产力发展,随着城市化建设和市场经济不断繁荣,农村劳动力越来越多地留下那个工业和第三产业,人口流动增加,不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