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中的寓言

《庄子》中的寓言寓言是一种用故事来寄寓道理的文学体裁，是比喻的高级形式。

它篇幅短小，具有明显的讽喻意义，以述说的故事为喻体，以阐述的教训和哲理为本体，具有极大的思想启示力量。

其主题思想多是借小喻大，借远喻近，借古喻今，借此喻彼。

寓言文学在世界上有三大发源地：印度、希腊、中国。

印度有经典《三卷书》、《百喻经》，古希腊有集子《伊索寓言》，而中国古代却没有专门的寓言集。

中国古代寓言夹杂在论说文和史传文中。

只是论证的手段，并未独立成篇。

虽然如此，但中国古代寓言叙写生动，哲理深刻，独立流传，具有无穷魅力。

先秦是古代寓言的产生期和第一个繁荣期。

随着社会经济的蓬勃发展，引起了空前的学术繁荣，出现了“百家争鸣”的盛大局面。

在学术争鸣中，出现了用寓言故事写政治哲学思想的倾向，把寓言看作是一种战胜论敌的有效手段。

当时在政治上还是一个分裂局面，也没有正统思想和传统艺术形式的束缚，尽可以放胆言论，而无所顾忌。

当时为了配合现实需要，通俗而广泛地宣传自己的学说，各学派在吸取民间譬喻的基础上创作了大量的寓言故事。

《庄子》寓言也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出现的。

《庄子》对寓言文体的贡献，首先是“寓言成为一种文艺，是从庄子开始的”（臧克家语），这是因为：①作为一种文艺，就应独立成篇。

而《庄子》寓言正呈现独立成篇的趋势。

据《中国中学教学百科全书·语文卷》记载，《庄子》共有寓言二百多个。

如果不从“道”的角度去理解，那它就是不连贯的一个个寓言故事，而且更具有现实意义。

因此，严北溟先生干脆称其为“寓言集”。

严北溟在《中国古代哲学寓言选》的序言中说：“《庄子》既是哲学书，也是寓言体。

”纵观全篇，《庄子》大部分都是故事的叙述，纯粹的议论文字很少。

正如这部书自述其特点时说：“寓言十九，重言十七。

”意思是寄托寓言的言论占了十分之九，借重先贤时哲学的言论占了十分之七。

例如“内篇”七篇中，只有《齐物论》和《大宗师》两篇较多议论性文字，但其中也有不少寓言故事。

其他各篇大多由寓言所构成。

②寓言要成为文艺，还必须运用各种艺术手法。

而在寓言中自觉运用各种虚构手段塑造形象，也是从《庄子》开始的。

我们不妨把《庄子》寓言与其他寓言作个比较，就不难得出结论。

《周易》中的寓言是中国古代寓言的滥觞。

其特点是词旨简练。

所以在表情描绘、动作描写等方面明显不足。

例如，《周易》中有《驾车顶牛》这则寓言，原文是：“见舆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

”翻译成白话：有人想叫牛后退几步，就只管用双手扳住车子向后退，而牛呢，却拼命朝前走，他这样蛮干，说不定将来还要吃刺头额、割鼻子的官司呢。

文中对于这人如何用力扳，表情如何，牛的情状如何，都没有作细致的描写，只用了两个动词“曳”、“掣”。

《孟子》中的寓言平易而辛辣，但其寓言是用来比喻或论证的，因此对于形象的塑造就不那么重视了。

例如《揠苗助长》这则寓言，出现在孟子与别人的辩论语句中。

原文如下：（孟子）曰：“必有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也。

无若宋人然。

宋人有闵其苗之不长而揠之者，芒芒然归，谓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长矣。

’其子趋而往视之，苗则槁矣。

……”文中对“揠苗”的动作仅用“揠”而已，其神态仅“芒芒然”。

与《周易》寓言相较，自然更进步，不过那只是为了议论。

但《庄子》寓言则不仅为议论，还更有感染力，因此在动作、神态描写上更具艺术性，更生动形象。

如在《庖丁解牛》中，对解牛动作的描绘十分精彩：庖丁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触，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足加奇），……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

这段文字从视觉听觉两个角度对庖丁解牛进行了具体、形象、生动的描绘。

你看他的动作：触、倚、履等；听他的声音：砉然响然。

又使用排比句式，这样语气连贯，既表现出他解牛时动作熟练，又表现出其动作像舞蹈与音乐一样和谐有节奏。

绘声绘形，使人有如临其境之感。

写庖丁谈自己解牛的经验体会，也无一句不是形象的语言。

如碰见肌骨交错复杂的地方，就要“视为止，行为迟，动刀甚微”采取“怵然为戒”的审慎态度，最后还要以藏敛为自处之道。

而与《韩非子》寓言相比，《庄子》寓言胜在情节等的虚构上。

《韩非子》寓言多取材于历史故事，如《唇亡齿寒》“宋襄公打了败仗”就是历史，而《子罕不受玉》、《真假宝鼎》等也是历史小故事。

我们来比较一下寓言《唇亡齿寒》与《左传·僖公五年》中的记载。

韩非子写的寓言《唇亡齿寒》：“晋献公以垂棘之璧，假道于虞而伐虢。

大夫宫之奇谏曰：‘不可。

唇亡而齿寒，虞虢相救，非相德也。

今日晋灭虢，明日虞必随之亡。

’虞君不听，受其璧而假之道。

晋已取虢，还反灭虞。

”《左传·僖公五年》记载：“晋侯复假道于虞以伐虢。

宫之奇谏曰：‘虢，虞之表也。

虢亡，虞必从之。

晋不可信，寇不可玩，一之谓甚，其可再乎？谚所谓“辅车相依，唇亡齿寒”者，其虞虢之谓也。

’……晋灭虢，虢公丑奔京师。

师还，馆于虞，遂袭虞，灭。

”两文相较，就会发现韩非子的这则寓言简直就是历史的转载。

《庄子》则不同，它的大部分寓言故事是虚构的，是作者精心创作的。

如《秋水》篇中，通过河伯与北海若的七问七答来讨论价值判断的无穷相对性。

作者虚构了河伯与北海若两个形象。

河伯始则“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为尽在己”，后则虚心请教。

北海若的形象则是广大，像博学的老师，其问答语言显然是花了心力的，七问七答，层层深入，推导出庄子的认识论，提倡无为的大智，摈弃有为的小智。

再如《盗跖》篇中，孔子盗跖确有其人，但无其事，庄子替他们安排了事件，描绘了肖像动作语言等。

“盗跖闻之大怒，目如明星，发上指冠”，开口就骂孔子是“鲁国之伪巧人”，最后呵责孔子：“疾走归！不然，我将以子肝益尽脯之膳。

”盗跖的强暴真是神情口吻毕现。

写孔则是温文尔雅，明白事理的儒者风度。

尤其是对孔子在跖面前被数落得窘迫不堪的神态，写得更加精彩：“孔子再拜趋走，出门上车，执辔三失，目茫然无见，色若死灰，据轼低头，不能出气。

”对孔子作了辛辣的讽刺。

综上所述，先秦时代自觉运用多种虚构手段塑造形象自庄子始。

其次，庄子将动物植物及其他现象的拟人化，是他对寓言创作的一个突出贡献，为后来寓言创作拓展了新的创作方法——浪漫主义手法。

中国古代寓言中，用拟人化手法创作的寓言极少，而人物寓言故事极丰富。

这是什么原因呢？①这与寓言多夹杂在议论文及史传文中有关。

由于这两种文体或注意说理或注重记实，动物植物说话的事自然越少越好；再者，那个时代的寓言被当作战胜论敌的有效手段，而最具说服力的应该是源于现实社会中人和事。

因此，人物寓言自然占了上风。

即使有些动物植物寓言，也多是民间传说基础上写成的。

②与各家哲学思想有关。

儒家思想是“不语怪力乱神”，自然没有拟人化的寓言立足之地。

查《论语》《孟子》《荀子》等书，无见一则动物寓言。

而法家更强调法术治理国家，多从历史角度去考虑，其寓言故事当然更注重历史小故事。

至于墨家，其为人俭朴爱人，其为文尚质主用，以内容取胜。

据荀子称：“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

既“不知文”，自然也不肯在怪诞的动物植物寓言上花工夫了。

由于以上原因，使先秦拟人化寓言极少，即使有，也大多数是民间传说，文人几乎不会去自觉创作这种寓言。

由文人自觉创作的、数量最多、手法最纯熟的动物植物寓言是《庄子》寓言。

庄子的哲学思想是“齐万物”，与自然物我合一。

这就使庄子的寓言能不忌荒诞，大胆想象，例如，他让禽鸟说话，“蜩与学鸠笑之曰：‘我决起而飞，枪榆枋，时则不至而控于地而已矣，奚以之九万里而南为？”；他与髑髅交谈，髑髅“深锁蹙额日：‘吾安能弃南面王乐而复为人间之劳乎’”；青蛙在他笔下会骄傲，满足井底之乐；河水会“欣然自喜”，“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叹”。

庄子既然认为“道”存于自然，那么让北海若、髑髅来阐述“道”，自然是再恰当不过了。

因此庄子思想与其创作方法是合拍的，这使《庄子》想象瑰玮奇诡，为寓言创作拓展了浪漫主义新路。

笔者粗略统计了一下，《庄子》中拟人法寓言有《蜩与学鸠》、《朝三暮四》、《罔两问影》等二十多则。

值得一提的是，庄子让“智慧”、“混沌”这类抽象事物开口说话，这种拟人法在先秦文学中是绝无仅有的。

外国神话中有“智慧女神”“忌妒女神”等，心理活动这类抽象事物也被赋予了生命。

而中国神话没有这种传统，只有具体事物的神，如月神日神门神灶神等。

庄子却在寓言中首开先例，例如《知北游》篇中就把“知（智）”和“无为谓”拟人化了。

“知北游于玄水之上，……而适遭无为谓焉，知谓无为谓曰：‘予欲有问乎若：何思何虑则知道？何处何服则安道？何从何道则得道’三问而无为谓不答也。

”于是“知”又问狂屈又问黄帝，黄帝认为只有无为谓才真正懂道，因为“道”无所不在，不能言传，只有清静“无为”才能得道。

再如《至乐》篇中的“忘形叔”与“忘智叔”；《盗跖》中的“无足”和“知和”，无足是富贵权势思想的拟人化，知和是恬怡适和思想的拟人化。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庄子》寓言在寓言史占有重要地位。

寓言成为一种文艺，自庄子始，用浪漫主义手法创作寓言自庄子始。

而这两点，对于日后寓言发展成为儿童文学的一支，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