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的官商勾结史
晋商的“胎记”是什么？官商勾结相伴行百年
晋商的“胎记”是什么？官商勾结相伴行百年作者：来源：《中国商人》2008年第04期纵观晋商“发家史”，我们可以看到，晋商之所以在明清崛起，其关键，是政府以及政府推出的政策，晋商在其兴起与发展的过程中特别注重与封建政权力量相结合——商人以盈利为目的，政府制定和实施的政策对商人的经营活动有着很大影响。
因此，商人极力想以其财力通过结营仕宦或代理人（亲属、乡亲、观点一致的官吏）影响政府政策的制定。
这一点，贯穿晋商的五百年兴衰史：封建政府把他们作为政府推行财政政策和提供军协饷供应的工具；商人与封建政府之间有着不一般的相互结托关系。
官商勾结，实现各自的愿望与利益，由此，官商勾结获益成为晋商一个最大的特色。
明中叶，晋商推动明政府与蒙古贵族议和开马市，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事例。
蒙古地区是单一的游牧区，非常需要中原的粮食、绸布、铁锅、药材、茶叶等商品。
但蒙明处于敌对状态，明政府对蒙古采取防范态度，限制中原的商品流入蒙境。
自然，蒙古所产的牛羊及畜产品也难以流入中原，即便有时进行贸易也是朝贡式贸易，远远不能满足蒙古对中原物资的需要。
因此，蒙古贵族统治者常常率军入关攻击明军，掠夺财物，这样明蒙双方就长期处于敌对状态。
隆庆四年（1570），蒙古首领俺答的孙子把那汉吉与俺答发生矛盾，把那汉吉盛怒之下出走而投降明朝，因此引发了在处理把那汉吉问题上的朝政之争。
饶仁侃、武尚贤、叶梦熊、赵贞吉等主张采取强硬军事手段，王崇古、张四维、张居正等主张议和开马市。
王崇古是议和的主要推动者，所以《明史》载：“贡币之议崇古独成之”。
王崇古的外甥吏部尚书张四维也是议和的积极推动者。
张四维为了实现议和及开马市，曾设法联络内阁大臣高拱。
《明史》载：“俺答封贡议起，朝右持不决。
四维为交关于拱，款事遂成”。
由此可见，张四维带动高拱，形成张、高的联合行动。
王崇古与张居正之间书简也很多，这样王崇古、张四维的“议和”说就得到了身居中央要职的高拱、张居正的强有力支持。
明清时期势力最大的商帮晋商
明清时期势力最大的商帮-晋商晋商是明清时期中国的一个极具影响力的商业集团，其势力范围横跨整个华北地区和华东地区，曾经是明清时期的商业、金融和政治中心之一。
晋商集团拥有庞大的商业帝国和财富，以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广阔的商业网络，对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格局产生重要影响。
起源和发展晋商集团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唐朝，随着唐朝的衰落，晋商集团逐渐转向了商业活动。
随着宋朝的崛起，晋商集团开始崭露头角。
明朝时期，晋商集团发展迅速，成为当时中国内地最大的商业集团之一。
明朝灭亡后，晋商集团顺应时势，迁往了山西吕梁地区，在清朝时期得到了更加迅速的发展。
晋商集团的发展离不开其强大的家族宗亲关系和地方官府的支持。
晋商集团在当时建立了庞大的家族网络和互惠关系，形成了一种靠亲情、邻里之间联合经营的宗族制商业运作模式。
同时，晋商集团通过贿赂和纳贡，获取官府的支持和保护，逐渐壮大自己的实力。
经营活动晋商集团主要从事纺织和盐业贸易，其中以盐业为主要盈利来源。
晋商集团在盐业方面经营非常成功，其垄断盐业的地位和寡头经营模式，成为当时全国最具影响力的盐商。
另外，晋商集团还在矿山、造船、保险、银行、票号等行业进行了经营尝试。
晋商集团在营商方面有着非常崇高的信誉，其经商之道已经成为中国商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晋商集团不仅仅注重自身经济利益，还秉持着“仁爱为本，诚信为先”的经商理念，捐资助学、建设桥梁、兴修水利等慈善事业。
社会影响晋商集团的兴起和壮大，对中国社会经济产生了深刻影响。
首先，晋商集团在推动中国的经济发展、促进商品流通、增加财政收入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其次，在文化传承方面，晋商集团对中国商业文化的发展和传承产生了巨大影响。
晋商集团的商业理念和经营方式，成为中国商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晋商集团除了在经济和文化上产生了深远影响，还深度参与了政治活动。
晋商集团的财力、人力和地缘政治优势，使得其能够在清朝政治上发挥重要作用。
晋商集团的糖业巨头何如宠更是成为了清朝官场的“大财主”，其对清朝朝政的干预、影响力甚至超过了当时的内阁大臣。
晋商和徽商成功的最关键不在勤劳,而在于官商勾结
晋商和徽商成功的最关键不在勤劳，而在于官商勾结明清盐业专卖下的官商勾结，先后成就了富甲天下的晋商和徽商。
“成也官，败也官”，明末开中制改变，晋商被迫退出盐业；而在清末废除盐商垄断特权后，徽商就无可奈何地走向了衰落。
经常有人说，晋商和徽商的成功是由于“勤劳”和“诚信”。
勤劳是中华民族之美德，连斯密、伏尔泰这样的洋人也赞扬过，诚信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诚信的故事也车载斗量，为什么其他人不成功呢？晋商和徽商成功的原因很多，当然要包括山西人的诚信和徽州人的“徽骆驼”精神，但最关键还在于官商结合。
山西人和徽州人是在盐业专卖的制度下靠与官府的勾结而成功的。
盐业专卖在明代演变为开中制。
明初，蒙元势力在北部边疆成为心腹大患，明政府在从辽东到甘肃的九个边防重镇驻有80万军队，后勤保障成了大问题，于是，利用所控制的盐业专卖权，让商人把粮食等物资运到边疆，以换取盐引（领取和销售盐的凭证），到指定盐场领取食盐，再到指定地区销售。
这就是开中制。
最初，任何人都可以通过开中制从事盐业贸易，并没有什么资格限制，为了防止官员腐败，还禁止达官贵人参与其中。
但盐业是一个利润极高的行业，官员就利用其特权垄断了这个行业。
晋商和徽商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发展起来的。
晋商起源于盐，并不是山西人多地少，人民勤劳走上了经商之道，而是有可以交易的食盐而走上了经商之道。
晋商从南部起家，正在于这里有运城的池盐。
但是如果不是借助于官府的势力，在盐业专卖制之下也只能受尽官府盘剥小打小闹，或者成为私盐贩子。
小打小闹和走私违法都不可能造就这一个大晋帮。
晋商的真正起家靠的是官。
也就是说，晋商是通过官商勾结来挖到第一桶金，完成原始积累的。
晋商第一代富商大多有官场背景。
最典型的大概是蒲州（今永济县）的张王两家了。
王家经商从明代的王瑶和王现兄弟开始。
这兄弟二人转辗全国许多地方，但也只是小有成就。
王氏的真正大富是从事盐业，靠的是权力。
王瑶的三子王崇古为嘉靖二十年（1541年）进士，历任刑部主事、陕西按察使、河南布政使、右副都御史、兵部右侍郎、宣大总督。
明清晋商商政勾连腐败的文化基因
明清晋商商政勾连腐败的文化基因韩彩英1，韩斌全2（1.山西大学外国语学院，山西太原030006；2.中共太谷县委党校，山西太谷030800）摘要：明清晋商巨贾并不是独立发展起来的社会存在实体，而是依附明清帝国国家机器生存的商政或政商勾连一体的政治性经济怪物。
晋商好儒，但“好儒”的功利目的是显而易见的；由于“义”与“利”之间存在必然冲突，明清商人所宣扬的“以义制利”并不具有普适价值，事实上他们也没有普遍践行和遵行始终。
晋商“商政勾连”违法、“亦商亦官”违制（礼制），是毋庸置疑的；而晋商“助清灭明”恶劣行径更是在根本上冲决了儒家伦理之底线。
“儒商”看似高尚的标签，其实“儒”正是明清商业大亨得以与“政”勾连的“共同文化”基础。
“儒商”实为愿与官场勾连之明清商人的总概括。
此外，“好儒”之晋商常常僭越礼制，崇拜和迷恋儒“士”之奢靡的心态暴露无遗。
明清晋商的可敬之处是所谓“诚信”，然而他们对于相关方的“诚信”因“人”而异，呈现出的是因“时”便宜、善恶不分、亦善亦恶的多重“选择性”面相。
关键词：商政勾连；儒商；儒家伦理；以义制利；诚信中图分类号：D69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9170（2018）01-0076-09学术界讨论晋商衰落原因的文献很多，切入点各不相同。
其中，有不少学者认为，晋商衰落的原因是由于“政商不分”或者“商政一体”造成的。
例如，刘宝宏和卢昌崇认为：“明清晋商始终靠结托封建政府并为之服务而兴盛，当封建政府走向衰亡时，晋商也必然祸及自身。
”[1]无疑，“政商不分”或者“商政一体”是造成晋商衰落的原因之一，甚至是最为基本、最为直接的原因。
但问题在于，习孔孟之道“以义制利”的“儒商”，为什么会干出“官商勾结”相互利益输送的卑劣勾当？毕竟，利益输送、贿赂官员或商政一体利益均沾，在今天看来是违法的，在明清也是不合法的。
那么导致晋商谙习且热衷“商政勾连”这种致使自身“兴也勃焉，亡也忽焉”经商之“道”的文化秉性或文化基因是什么？这是我们不得不究问的根本性问题。
话说晋商：《中国商人谋略坊》之四
话说晋商：《中国商人谋略坊》之四在晋商创立票号之前，中国民间就通行着一种商业会计核算方法——龙门账。
这是一种将民间商业中的全部经济事项，按性质、渠道，划分为进、缴、存、该四大类，分别设立账目核算的科学方法。
所谓进，是指全部收入；缴，是指全部支出（包括销售商品进价和各种费用等支出）；存，是指资产并包括债权；该，也称欠，是指负债并包括业主投资。
当时的民间商业，一般只在年度终了办理结算（即现在的决算），就是核实和整理一年的经营成果，以便向业主作交代。
年结，就是通过“进”与“缴”的差额，同时也通过“存”与“该”的差额平行计算盈亏。
如果“进”大于“缴”，就有盈利；否则，就有亏损。
它应该与“存”、“该”的差额（即盈亏）相等。
这四大类的相互关系，可用公式表示为：进-缴=存-该每当办理结算时，便可运用上述会计公式来验算两方差额是否相等，并据以确定当年盈亏。
相传傅山将这种双轨计算盈亏，并检查账目平衡关系的会计方法，形象地称为“合龙门”。
“龙门账”也由此而得名。
龙门账可能是我国会计的开端，其“合龙门”至今仍是科学会计原理之一。
山西票号创立之后，业务内容增多。
为了加强账务管理，其账簿的设置更为复杂。
据一位票号研究者的考察，山西票号的各类账簿，其数量多达16种，而且组织完备，登记详密，各有功用。
主要有万金账（东伙开办时合同、股利分配等）、流水账（借贷、汇款、杂支、汇费、利息，与各庄来往汇款）、老账（就流水分类账）、浮账（即活期存款）、汇兑账、存款账、放款账及各地往来总账、本埠往来总账等。
大德通票号的账簿，分为流水账、老账、现金账、浮记账四种。
流水账：各项交易，均须于此账内先加分录，然后过入老账，故可称为各种账目之原始账，如同银行簿记之日记账。
而账内抬头之下分上下两方，上方记载收入，下方记载付出。
老账：即依流水账各个抬头，分别记载的一种账簿。
该账包含全部财产变动的综合情况，因此可以据以知晓财产状态及营业损益。
此账名称虽多，但也不外入出老账与收取老账两种：入出老账专载营业上的损益，即银行的损益部分；收取老账，表示营业上对内对外的一切资产与负债，收即银行债务部分，取即银行资产部分，出入老账合计的余额，即等于收取老账的余额。
百年沧桑话晋商
百年沧桑话晋商夏、商、周三代国都的位置大体都在解州盐池的消费附近，盐池可以说是三代文明的经济基础。
大约到了春秋末期，山西人从事商业的开始，至今大约有2500的历史了。
从这个时候起，史籍中有了关于山西人经商的记载，他们活动地域广阔，大大促进了货币经济的发展。
中国商业的起源，与盐有着密切的关系，河东解州的盐池就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产盐区，最早的重要商品就是盐，因此中国最早的商人恐怕就是经营盐业的山西盐商了。
明清以前山西商人就想当活跃，但没有突出地位，也没有形成一定的组织形式，还未形成商人集团。
直到明清以后，山西商人才能为国内一大商帮。
明清晋商的崛起，可以说是天时、地利、人和共同作用的结果。
（1）明代的开中制，晋商捷足先蹬。
明王朝为了防范蒙古人的侵扰，从东北的鸭绿江到西北的嘉峪关，相继设立了辽东镇（沈阳）、宣府镇（宣化）、蓟镇（蓟县）、大同镇（大同）、偏头镇（偏头）、延绥镇（榆林）、宁夏镇（银川）、固原镇（固原）、甘肃镇（张掖）九个边防重镇，历史上叫九边重镇，这就人为地造就了一个高额的军需消费区。
如此庞大的军队和马匹所需的军粮和马料的数量也是巨大的。
明政府最先想的办法是推行“屯田制”，但是这一带天寒地冻，自然条件十分恶劣，不适合开垦农业，没有成功。
明朝洪武三年（1370）山西省行省参政杨宪奏请实行了开中制，开中制简单的说就是商人以出力和实物向封建王朝政府换取食盐的专卖权。
（2）地利位置优越，中国地域辽阔，从黑龙江的漠河到云南的腾冲，西北面是少数民族游牧经济区，东南是中原汉族的农业、手工业区域，而山西正处于这两个不同的经济的中间地带，是南北区域物资交换的重要场所。
山西地理位置的特殊性，是明初晋商兴起的一个有利条件。
（3）山西资源丰富，手工业发达。
明代山西盐、铁、煤、潞绸等产品已经初具规模，从而为明代山西商人的兴起提供了物质条件，山西商人就是立足于山西的资源优势发展起来的。
（4）山西人多地少，人地矛盾突出。
明末晋商是如何走向卖国之路的
明末晋商是如何走向卖国之路的要说明清两代的金融中心，山西说第一，没人敢说第二。
从明中期以后，晋商就是全国资本最雄厚的商人群体。
要知道，自唐以后，经济中心逐渐南移，山西、陕西等地逐渐凋敝。
明代更是地贫民饥、战火不断，这里商业环境肯定和富庶的江浙之地没法比。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晋商这个富可敌国的商人群体呢？晋商的发迹史离不开明朝边军的后勤制度。
自任宣之后，特别是“土木堡质变”后，明朝精锐尽失，再无力对外发对战争，北方边境由进攻转为防御。
沿着长城，自山海关到嘉峪关划分出九个战区，也就是辽东、蓟州、宣府、大同等九镇。
戍守九镇的军队有数十万，这么庞大的军队后勤是个让人头疼的问题。
九镇处于边境，经常处于战火之中，自然没办法发展农业。
而且以当时的农业技术，九边也种不出什么粮食，所以只能从江南富庶之地运量到九镇。
但这么远的路途和当时的运输能力，运输的代价是非常大的，运一石粮到边境的费用竟然高达七石。
后来有官员提出了开中法。
就是说让商人把粮食和军队需要的其它物资运到边境，然后拿着军队给的收据，跟政府换盐引。
开中法一出，山西商人凭借地理优势积极参与其中，并迅速积累财富，晋商自此开始崛起。
这段发迹史无可厚非，凭本事干货挣钱，谁也不能说什么。
但随着经商日久，胆子越大，晋商对资本的追逐也越来越没有底限。
他们发现了另外一个贸易伙伴——蒙古。
这时候的蒙古已经四分五裂，也没什么大的野心，因为他们的生存环境太苦，除了牛羊也不产啥东西，生活物资奇缺，年年犯境就是要抢点生活物资。
也许有人要问为什么不能好好做生意啊，当官的和商人都不愿两国好好做生意，当官的是怕风险太大，毕竟这帮人抢惯了，谁知道是不是做着生意又开始抢了。
商人是怕耽误走私赚钱，开放市场了哪有他们的暴利。
就这样，晋商通过走私的形式开始将粮食、茶叶等输送到蒙古换来大量财富。
万历后期，努尔哈赤起兵建立后金，晋商们的外贸生意受到了严重打击。
因为面对后金的攻击，明朝军队屡战屡败，于是就使用经济战，对后金进行经济封锁。
以史为鉴 可知晋商兴衰之道
以史为鉴可知晋商兴衰之道作者：来源：《中国商人》2009年第11期《中国商人》:战时拼武力,和平年代拼经济。
商业时代,全球各地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商帮(商会组织)热”。
在《晋商之死》一书中,作者对以晋商为首的中国十大商帮的沉浮,对今天新兴的商帮热多有批评,您是否赞同作者的观点?王军龙:批评是为了商帮经济更好的发展。
今天的经济发展除了靠市场、技术外,商脉也就是人脉对经济和商机的拓展也非常重要。
而以地域为特征,抱团发展的商帮经济也是历史发展大势所趋。
与西方商人以市场利益为导向不同,我国的经济受中国儒家文化影响很深,人情、乡情、同学、同乡等为纽带,大家资源整合,比较容易取得认同和信任,商帮文化也是中国商人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
《中国商人》:新晋商、新浙商、新鲁商等等,全国以“新╳╳”命名的地域性商帮有很多,而且也得到了地方政府的认同和支持。
《晋商之死》中对这些命名提出质疑,您认为新兴商帮是否有必要从命名上跟传统的商帮作出区分?王军龙:应该的。
因为我们过去的商帮是产生在封建社会或者资本主义萌芽初级阶段,带有显著的封建经济色彩和农耕经济文化的痕迹,与我们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土壤和面对的国际经济挑战环境有着根本不同。
对老商帮的优秀文化应该传承,但是新经济新时代也有自己不同的烙印。
《中国商人》:煤老板究竟算不算“新晋商”在山西引发过争议。
您认为这种争论的真正原因是什么?王军龙:我个人认为煤老板也应该算新晋商。
即使马克思说过,资本家的利润带有血和肮脏的东西。
企业在初级阶段难免带有原罪,但是企业和企业家的发展也是螺旋式的,应该允许他们曲折前进。
煤老板是新晋商,只要他们遵纪守法。
很多人说他们不是新晋商,更多的带有道德的价值观褒贬。
《中国商人》:《晋商之死》的作者说,像“仁义道德之类每个人都必须具备的价值不再需要被强调了”,这个观点引起了一些晋商网友的质疑,您认为企业和一些商业组织,应不应该把“仁义道德”之类的东西作为企业精神或者商帮精神的一部分?王军龙:应该作为目标去倡导,也应该让大家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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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梁小民整理本刊记者王雨佳
晋商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商帮。
历经五百年的辉煌，晋商在明清两代如鱼得水，一步步走向巅峰；而清朝灭亡之后，晋商迅速没落。
回顾晋商的兴衰史，无论其发家致富和最后的衰落，都离不开“官商勾结”。
盐业制度改革，晋商败给徽商
山西人经商的历史很早，“晋商”作为一个商帮，是在明代初年形成的。
晋商的形成是因为山西商人得到明朝政府的特许，经营盐业贸易，由此发展起来。
明朝初建，蒙古人不断侵犯北部边疆，明政府就在北部边疆建立了八个军区。
其中，最重要的军区就在山西大同一带，当年驻兵的人数有80多万，战马就有30多万匹。
如此庞大的军队，最需要的就是粮草。
明代初年，交通不便，粮食运输非常困难。
有一个山西官员上书给朱元璋，提出了一个建议：让政府以盐业经营权为奖励，让民间商人把粮草运到北部边疆，解决北部军队的粮食问题。
具体方案是：让民间商人把粮草运到北部边疆的军区，然后，按照交粮草的数量发给商人“盐引”。
盐引是当时进行盐业贸易的凭证，用盐引就可以到采盐地去换成盐，再拿着盐到指定的地区进行零售。
这项制度在明代初期叫“开中制”，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盐一直是由政府垄断经营的，而盐赋之利，约占天下流动财富的一半，利润丰厚。
由于山西南部有盐池，卖盐、取盐都非常方便。
同时，那里也是主要的粮食产区。
山西商人早就有做粮食贸易的传统，因此，山西人借着明政府奖励盐引的机会，迅速地壮大起来，形成了晋商。
到了明代中期，晋商的盐业经营遇到了困难。
因为，盐业制度由“开中制”改为了“折色制”。
“开中制”是把粮食运到北部去换成盐引才能做盐的买卖；而“折色制”又将盐业经营权给了另一批商人，商人在内地就可以拿钱买盐，然后运到各地去卖。
这时候，盐商就分为内商和边商，留在边疆运粮食换盐引的叫边商，在内地用钱换盐的叫内商。
这时候的内商其实就是徽商，徽商就是这个时期兴起的。
明政府之所以把盐业制度由“开中制”改为了“折色制”，是因为当时的徽商长袖善舞，在吟诗作对、歌舞游戏之间，得了官府的欢心。
政府就把盐业贸易的经营权交给了徽商，徽商通过官商结合迅速致富。
徽商的一斤盐卖到三钱银子，相当于160斤大米的价格。
内地的盐业贸易被徽商垄断，渐渐超越了晋商。
然而，由于后来得到王崇古和张四维这两个大官的支持，晋商又慢慢找到了新的机会。
这两个朝廷官员积极支持朝廷开放贸易，允许中国人和蒙古、俄国等其他国家做贸易。
晋商的盐业贸易受困之后，逐渐转向对外贸易，也有了长足发展。
事实上，王家和张家就是明代最有名的晋商。
王崇古中了进士以后，当过兵部侍郎，还当过大同总督，王崇古的弟弟就是做盐业生意的。
张家的张四维，是在张居正当内阁首辅的时候进入内阁的，是大学士。
他弟弟的生意做得也很大。
张王两家又有亲戚关系，王崇古的姐姐
嫁给了张家，王崇古是张四维的舅舅。
当晋商遇到困难的时候，张、王两家都是晋商的强大后盾。
成也官商，败也官商
清代初期的时候，晋商也是借了官府的“东风”。
明末，山西商人就和满洲商人进行交易。
据说，在做买卖的过程中还给满清人提供一些情报，所以，在满清入关以后，就把八家与满清人做买卖的山西商人封为皇商，专门替皇家采买物品。
康熙年间，康熙皇帝镇压蒙古叛乱，山西的范家负责运送粮草到前线，帮清政府节省了600万两白银。
作为报酬，范家就向清政府要了对日贸易权。
当年这项贸易利润最高，1000两银子的瓷器、丝绸在日本可以卖到1万两银子。
然后，再用这1万两银子从日本买回铜运回国内，这样就可以赚到5万两银子，一趟日本贸易的利润就是50倍。
经过皇帝批准，范家做起了对日贸易。
但是，到了乾隆年间，范家经营亏空，被抄了家，皇商的势力衰弱了。
后来崛起的是乔家、曹家。
这些人在创业的时候没有官方背景。
乔家、曹家的创业者都有两个特点，第一是穷，第二是没有文化。
乔贵发是“走西口”去内蒙古闯荡，而曹家是闯东北。
他们靠着辛苦闯荡，有了一些经济基础。
但是，在封建社会，真正要把买卖做大，还要靠官方的关系。
这时候，官商结合就不是靠亲戚关系了，而是用行贿等卑劣手法。
张之洞当过山西巡抚，他在职时，晋商就觉得他前途无量，想巴结他。
晋商们调查了张之洞的爱好，发现他喜欢嫖妓，不是妓女而是男妓。
于是，晋商就给张之洞送去了他所需要的。
张之洞什么都不用说，就得到了想要的东西。
所以，张之洞对晋商特别好。
后来，张之洞想离开山西，去做两广总督。
可是，当官是要花钱的。
晋商知道了，当下就给了张之洞10万两银子。
结果，张之洞果然做了两广总督。
他不忘晋商的恩，让晋商的票号在广东开分号，让两广财政的银子都通过晋商的票号来汇兑。
清末，晋商很想交结慈禧太后，但是，一直没办法接近她。
最后靠着大德通票号的大掌柜高钰，才得以成功。
这个高钰是一个公关高手，善搞官场关系。
他与许多在山西做过官的大臣私交都很好，经常鞍前马后地侍奉他们，包括编写清史稿的赵尔巽。
同时，他与很多王爷、贝勒、贝子关系也非同一般。
当时，八国联军进了北京，慈禧太后要逃跑，由内务府大臣桂春安排路线，而高钰和桂春私交甚笃。
桂春把路线安排好之后，就写了一封信告诉高钰，说慈禧太后几月几号到山西，准备住在祁县，你们做好准备。
高钰知道这是结交慈禧太后的绝好机会。
到了那天，慈禧太后就住在乔家，乔家给了慈禧太后非常好的招待。
由于慈禧太后当时很穷，乔家又送了她20万两银子。
从这以后，慈禧太后改变了对晋商的印象。
回到北京后，慈禧太后作了一个决定，根据《辛丑条约》规定，中国给西方国家赔款10亿两银子，清政府将这10亿两银子交由晋商票号经管。
事实上，当年赔款的操作是由清政府分配到各省的。
慈禧太后回去后规定，每个省交赔款的时候不用交给清政府了，直接交给当地晋商票号的分号。
然后，由票号把这笔钱汇到英国的
汇丰银行，再由汇丰银行交给各国政府。
10亿两银子的汇费就相当可观了。
而且，有的省没钱，交不上来，晋商就借钱给省政府完成朝廷的任务。
实际上，晋商通过这笔买卖挣了两笔钱：一笔钱是汇费，另一笔是借款利息。
晋商在1900～1910年达到辉煌的顶点。
是慈禧太后给了他们赚钱的机会。
慈禧太后对晋商一直念念不忘，还想成立大清银行准备让晋商来办。
可是，晋商并没有理解慈禧太后的好意，错过了这次机会。
晋商的衰落实际上也在于官商结合。
晋商当年借给各地方政府很多钱，但是，清政府垮台以后，这笔钱就没有人还了。
晋商各地的票号一共借出了700万两白银，绝大多数都损失了，这对晋商是一个致命的打击。
晋商在成功的同时就埋下了失败的种子。
晋商想要成功，只能选择官商结合。
因为，在封建社会，政府掌管着一切资源和政策，对整个国家有绝对的支配权，可以呼风唤雨。
政府想资助谁，谁就可以发达。
比如茶叶贸易，当年要领取龙票，也就是贸易许可证。
晋商能够一直垄断茶叶贸易，是因为他们很容易从政府那里领到龙票。
政府要谁垮台，同样是很容易的事。
比如范家，曾经很辉煌，但政府想整他，在乾隆年间抄了范家，之后，范家就一败涂地了。
商人的命运是掌握在政府手里的，不走官商结合之路，晋商就不可能成功。
然而，晋商只看到了官商结合的成功，没想到，清政府也有倒台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