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产业开发过程中的文化价值冲突与选择问题

文化产业开发过程中的文化价值冲突与选择问题作者：卫薇来源：《丝路艺术》2018年第05期摘要：文化产业同时具备经济属性和文化属性，这就使得文化产业开发需要同时遵循市场经济基本规律和文化发展基本规律，也正是由于文化产业存在经济价值与文化价值的双重引导，文化产业开发过程往往会出现文化价值冲突与选择问题。

结合近年来我国文化产业开发探索不难发现，文化产业开发属于多方参与且经济价值和文化价值相互追逐的过程，基于此，本文首先简单分析了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并结合文化产业开发过程中的文化价值冲突与负面影响、基于国内外文化产业开发成果经验，提出了基于良性文化价值引导的文化产业开发路径选择建议，希望由此能够为相关业内人士带来一定启发。

关键词j：文化产业开发；文化价值冲突；良性文化价值前言：十九大召开标志着我国我国文化产业已经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到的“要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完善文化管理体制，加快构建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体制机制……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和市场体系，创新生产经营机制，完善文化经济政策，培育新型文化业态”，则为文化产业开发提供了新思路，而为了真正抓住党和政府、时代所提供的文化产业开发机遇，正是本文围绕文化产业开发过程中的文化价值冲突与选择问题开展具体研究的原因所在。

一、国内外研究综述（一）国外研究综述泰德·西布伯格在1995年提出，在对文化遗产有关的资源进行开发和利用的过程中，要把握住城市化迅猛发展的机遇，开发出文化名胜古迹、文化事业单位中的商机。

以此为基础，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带动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

与此同时，西布伯格同样也提出了，修建主题公园，是发达国家开展文化产业的重要途径。

比如，美国利用了本国的影视动画资源，建造了环球影城和迪士尼乐园等主题公园，在提升区域经济发展效益的同时，还扩大了城市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查尔斯·兰德利在2002年，将伦敦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针对伦敦市内具有较高发展水平的文化创意产业，分析了城市发展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的优势。

兰德利提出，城市在大力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过程中，可以充分地提升自身的文化产业竞争力，同时还能深入地发掘出城市内部的文化底蕴，从而形成具有独特发展优势的城市文化资本；拉尔夫·巴克利在2004年，将澳大利亚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提出了文化遗产作为当地文化旅游业的主要内容，对于拉动区域经济增长，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

但是，在未来的文化经济一体化发展过程中，需要对此类文化遗产进行强有力地管理与保护，以保护性开发的发展模式，扩大文化产业的社会影响[1]。

（二）国内研究综述我国学者在对文化资源开发和文化产业发展的研究中，也产生了许多具有建设性的成果。

周正刚学者在2004年，提出了关于“文化资源可持续化开发”的发展理念，并在其著作中，将这一理论划分成为了两个层面：其一，文化资源不开发，就无法真正实现文化资源在文化方面的价值和在经济领域的价值；其二，文化资源的开发要坚持可持续稳步开发，野蛮式地开发只会对文化资源造成不可挽回的破坏；2011年，骆兵、王中云两位学者，提出了“合理保护与有序开发”的文化资源开发原则，并在这一原则的指导下，将我国文化资源空间损耗的原因，归结为保护和开发利用不足，提出了在未来的建设和发展中，要坚持文化资源空间扩张式发展；2012年，祝新艳、万书辉提出，我国西部地区拥有更为丰富的文化资源，具体表现为文明起源、宗教习俗、民族习俗和旅游资源等；2013年，我国学者杨福泉将云南省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重点提出了民族文化资源在开发和利用环节中，存在的严重问题。

杨福泉学者具体指出，文化资源的庸俗化、文化自觉意识淡薄化、文化资源开发的市场化等问题，都是严重破坏文化资源和文化产业生态平衡的主要问题。

因此，学者提出“保护文化生境”的发展理念[2]。

二、文化产业开发过程中的文化價值冲突与负面影响（一）文化产业开发过程中的文化价值冲突1.经济利益至上在进行文化产业开发的过程中，存在文化价值的冲突，其中最为主要的原因就是文化产业开发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在利益的驱动下，文化产业成为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工具，而非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的产业途径了，这种情况下，许多地区为了保障文化产业开发过程中的经济效益而不惜涸泽而渔，长此以往，文化产业必将逐渐脱离其精神文明的本质，成为地方经济产业的组成部分，必将在严酷的市场竞争中畸形发展。

文化产业开发过程中所暴露的经济利益至上的现象，一定程度带来了文化产业的“繁荣”景象。

国家统计局在《十八大以来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文章—文化篇》中介绍，2016年，中国群众文化机构相较于2012年增长了1.4%，公共图书馆增长了2.5%，文物保护管理机构增长了22.7%；城镇居民人均文化娱乐消费支出相较于2013年增长了34.2%。

这种情况下，文化产业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十分明显，又进一步增加了文化产业开发过程中的文化价值冲突。

在这样的“繁荣”景象下，许多传统文化由于在经济效益中并不具备明显的经济价值而无法传承下去，又或者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而逐渐被更加先进与高校的科技所取代，比如民间年华逐渐被数字印刷与复制所取代、民族刺绣占被电脑绘制所取代等，文化产业正在逐渐沦为成为单纯的赚钱工具，正在逐渐失去它的文化价值[3]。

2.开发与保护偏离对文化产业而言，需要通过对文化资源的开发与保护来实现其文化资源向文化资本的过渡，而在这个过程中，需要以保护作为开发的基础，有限度地进行保护性可持续开发来保证文化资源能够长久地传承下去。

同时，也可以通过开发来起到文化资源的保护效果，适当的商业化在获取一定的经济效益的同时，还可以实现对于文化资源附带按机制的传承，为文化资源的保护提供经济支撑。

当就目前而言，我国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开发之间存在较为严峻的矛盾，主要体现在“重开发轻保护而导致的建设性破坏”以及“重保护轻开发而导致的文化封闭”两种情况[4]。

所谓“重开发轻保护而导致的建设性破坏”是在巨大经济利益的诱惑下，将文化资源的开发当做文化产业发展的唯一主题。

以当前我国的文化遗产为例，存在较为严重的“重创收轻保护”现象。

目前，我国的世界遗产总数已经达到了52个，然而在申遗成功之后，出于尽快收回申遗“成本”或者获得经济效益的考量，而通过盲目提高门票价格等方式来“创收”。

所谓“重保护轻开发而导致的文化封闭”，就是部分地区在进行文化产业的开发过程中，对于文化资源过度保护，严格限制文化资源的商业化发展，限制公众对于这些文化资源的了解与参观，则这些文化资源就会逐渐失去其应有的精神文化价值。

还有一种怪象是，各地都在争相进行世界遗产的申报，而一旦申报成功之后，达到了对地区进行宣传的目的，就将这些文化遗产抛诸脑后，束之高阁，就会影响文化资源的继续传承。

3.多方参与导致力量分散首先，文化产业的内容生产者逐渐成为文化市场的主导者。

无论文化产品中含有多么深厚的文化底蕴与文化内涵，其本质都是文化生产者的创意与创新，是一种对于文化资源的改造与展示，以向消费者提供的产品与服务，比如故宫的周边文化产品、“戒急用忍”胶带等。

就目前来看，文化内容生产者应当如何在开发文化资源资源的过程中，迎合市场与消费者的需求，同时采取保护性开发的措施，获取经济效益同时也获得文化效益就成为值得思考的问题了。

其次，作为文化的传播者，对于文化资源及相关信息缺少应有的过滤。

网络时代下，自媒体平台的涌现使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信息的收集者与传播者，而在这个过程中并没有足够成熟与有效的网络监管机制，使得文化资源的传播出现信息虚假等各种问题[5]。

其三，文化产业的消费者对于文化资源的破坏缺少足够的责任感与抗争能力。

就目前而言，我国民间文化受到了来自欧美与日韩的巨大影响，而大多数文化产业的消费者并不具备对于外来文化入侵的辨识与抵抗能力，同时也缺少在文化入侵辨识与文化资源保护方面的权力与义务，许多中国传统文化在这样的环境下日渐式微，比如七夕节的“乞巧”等民俗竟然被“鲜花巧克力”所取代。

4.文化产业开发评估机制不完善就目前而言，我国还没有形成完善而健全的文化资源换开发与评估机制。

有学者认为，对于文化资源的投资可以从政治、经济、知识、伦理与娱乐等层面来看待，而政府也需要基于这些层面来制定相应的评估标准，必须单纯带动经济发展的流行文化、制造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产业等，就目前来看，我国的文化产业开发评估机制存在“一刀切”的问题，一切文化产业的开发都是为了同样的目的，所能够起到更好地文化价值引导功能的伦理性、知识性文化资源的开发反而不受重视[6]。

比如对于电影的审查，基本上就分成“通过审查”与“未过审查”两种类型，分级制度缺失以及“一刀切”的情况下，电影的創新与拍摄就面临一方面缺少边界约束导致“烂片”迭出，另一方面又存在一个标准模糊的“玻璃天花板”，影响电影文化的进一步创新的情况。

在这种情况下，以娱乐为主旨在获取经济效益的文化资源开发就成为文化资源开发者的主要目的。

（二）文化产业开发过程中文化价值冲突的负面影响1.主客体双向危害文化资源在开发的过程中，可能会因为价值引导的失位或偏差，造成较为严重的社会性危害，此种危害不仅仅是对某一阶层造成的影响，更会对整个社会的价值观、道德观和世界观产生影响。

文化资源虽然在开发的过程中，面对的对象是客体，但是其主要的开发内容和开发过程都是主体，这一环节同样可以被视为是主体开发在客体上的对象化。

根据美国心理学会的研究报告可以看出，主客体的双向危害性具体表现在生活中，充满暴力因素的电子游戏产品和影视剧作品等。

青少年在接受文化的过程中，不能有效地筛选并抵御不良的文化信息，最终会在心中埋下崇尚暴力的因子，在特征的条件下，可能会产生具有攻击性的行为。

例如，美国科罗拉多州枪机案发生之后，部分专家学者认为枪支泛滥是导致出现此类问题的直接原因，但是与此同时，专家们也认识到了，暴力文化因素，也是导致此类悲剧不断重演的主要因素。

据调查，美国每年有3万人死于枪下，至少有20万人因枪击受到伤害。

部分青少年认为电影当中的超级英雄在伸张正义时，采取的主要手段为以暴制暴，不仅可以赢得拥护，而且还不用承担任何法律责任，若不加以正确引导和管制，可能会导致文化资源开发中，主客体双向危害进一步加深[7]。

2.“双输”威胁文化与经济一体化发展中，要始终坚持正确文化价值的引导。

以我国文化产业发展为例，我国2016年实现了文化产业增加值超3万亿元，同比2012年增长了67.4%，年均增速达到了13.7%。

并且，文化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也由2012年的3.48%增加到了4.07%。

我国在进行文化产业开发的过程中，坚持了正确的发展道路，若在恶性文化价值的引导下，产生十分严重的恶性循环，进而产生恶性文化价值的引导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