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视角下的春运问题
论“反向春运”产生的社会因素
论“反向春运”产生的社会因素近年来，“反向春运”现象逐渐显现，指的是大量外出务工人员和留在城市的人员在春节期间不回乡，而是留在城市过年。
产生“反向春运”的社会因素多种多样，包括人口流动变化、就业机会改善、消费观念转变等。
下面将以这些因素为切入点进行分析。
人口流动变化是导致“反向春运”的主要原因之一。
过去，大量外出务工人员在春节期间都会回乡过年，这是因为他们希望能与家人团聚，感受家乡的氛围。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的观念开始发生改变。
外出人员在城市工作一段时间后，逐渐习惯了城市的生活方式，渐渐与家人之间的联系也变得淡漠。
一些务工人员的家庭已搬到城市，或者他们的子女也在城市就读，导致他们不再急切地回乡过年。
人口流动变化是导致“反向春运”的关键因素之一。
就业机会的改善也是推动“反向春运”的原因之一。
过去，很多农民工选择外出工作是因为在家乡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只能选择到外地挣钱养家。
随着城市快速发展，就业机会的增加为外出工人提供了更多选择。
他们可以在城市找到更好的工作，获得更高的工资和更好的发展机会。
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不再像以前那样急于回乡，而是选择留在城市过年。
就业机会的改善也是导致“反向春运”的重要原因。
消费观念的转变也为“反向春运”提供了动力。
以往，过年时的消费主要集中在乡村地区，城市的商业机会有限。
随着城市的发展和消费观念的改变，越来越多的商业设施在城市涌现。
城市内的商场、餐厅、娱乐场所等提供了丰富多样的消费选择，吸引了很多人留在城市过年。
他们相信在城市过年可以享受更多的便利和多样化的消费选择。
消费观念的转变也是推动“反向春运”的重要因素之一。
社会交往方式的改变也对“反向春运”产生了影响。
过去，人们主要依赖传统的面对面交流方式来保持联系。
随着互联网的迅速普及，人们可以通过各种社交平台和通讯工具与远在他乡的亲友保持联系。
这种新的社交方式使得人们更容易与家人保持联系，减少了他们对面对面交流的需求。
社会交往方式的改变也间接推动了“反向春运”。
春节春运analyze社会学
春节春运analyze社会学春节春运：社会学分析春节，作为中国最重要的传统节日，往往伴随着一个庞大的人口流动现象——春运。
在这个特殊的时间段，成千上万的人涌向火车站、汽车站和机场，踏上回家团圆的旅程。
这个现象反映了许多社会学问题，本文将通过社会学的视角，分析春节春运的现象和影响。
一、社会背景与人口流动春节作为家庭团圆的重要时刻，人们追求归属感和亲情的需求导致了大规模的人口流动。
在现代化的社会背景下，人们过着分散的生活，因此春节成为他们聚集在一起的机会。
这种人口流动既是一种现象，也反映了社会关系的复杂性。
二、城乡差距与劳动力迁移春节春运无疑是城乡差距最为明显的社会现象之一。
从农村走向城市的劳动力返乡团聚，促成了经济和社会发展。
然而，这也暴露了城乡发展不平衡的问题。
农民工的回归，揭示了大城市的工作机会相对缺乏，以及农村经济的不稳定。
三、社交网络与信息传播随着社交网络和智能手机的普及，信息传播的速度和范围空前增加。
人们通过微信、微博等平台分享行程和旅途体验，使得春运的信息呈指数级扩散。
这种信息传播现象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个体决策和集体行动，也进一步加剧了交通压力和人口流动。
四、社会秩序与视觉冲击随着春节春运规模的庞大，轨道交通、公路和机场等交通枢纽成为人潮汹涌、车水马龙的景象。
这种集体行动给城市带来了严峻的社会秩序挑战，需要相关部门采取有效的管理措施。
与此同时，这种现象也为人们提供了不同寻常的视觉冲击，对城市和交通基础设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五、家庭关系与社会变迁春节春运更多地体现了家庭关系及其背后的社会变迁。
它不仅是个体返乡团圆的机会，也是亲戚、朋友之间互访的时刻。
这种人际互动展示了家庭纽带的强度和社会网络的重要性。
同时，春节春运也反映了年轻一代对于城市生活的憧憬以及个人发展的追求。
六、经济与商业运作春节春运也对经济和商业产生了显著的影响。
随着人口流动的增加，交通运输、餐饮、旅游等相关行业受益匪浅。
商家纷纷推出促销活动，以迎接春运期间的消费需求。
论“反向春运”产生的社会因素
论“反向春运”产生的社会因素近年来，“反向春运”成为了春节期间的热门话题。
所谓“反向春运”，指的是城市居民在春节期间不回老家，而是选择留在城市过年。
这一现象的产生离不开社会因素的影响。
下面我们将从经济发展、就业机会、生活方式等方面来探讨“反向春运”的社会因素。
经济发展是“反向春运”现象产生的重要社会因素之一。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许多城市的发展已经超越了传统的一二线城市，成为了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
在这些城市，人们可以找到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更好的发展环境。
相比之下，农村地区的经济水平相对较低，就业机会有限，生活水平也难以与城市相提并论。
在这样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留在城市，不愿意回到农村老家过年，这也成为了“反向春运”现象的重要原因之一。
城市的就业机会也是影响“反向春运”产生的重要社会因素之一。
在传统观念中，春节是家人团聚的节日，很多人会抽出时间回到老家与家人团聚。
然而随着城市就业机会的增加，许多年轻人在城市找到了稳定的工作，他们有着更多的责任和压力，不得不放弃回家的念头，选择在城市过年。
尤其是那些在城市打拼多年的年轻人，他们会考虑到回家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金钱，而且回家之后可能会面临各种琐事和压力，所以更愿意选择留在城市过年。
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城市的就业机会对年轻人的影响，是“反向春运”现象产生的一个重要社会因素。
生活方式的改变也是导致“反向春运”现象的社会因素之一。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生活的追求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对于城市居民来说，他们更倾向于在城市享受繁华的生活，参加各种聚会活动、旅游、购物等，而不是回到农村老家过年。
尤其是那些独自在城市打拼的年轻人，他们更愿意在城市找寻到属于自己的生活方式，而不是回到老家过年。
随着城市文化的影响，人们的价值观和生活观念也发生了改变，他们更愿意追求自我实现和个性化生活方式，这也成为了“反向春运”现象的重要社会因素之一。
经济发展、就业机会和生活方式等社会因素致使了“反向春运”现象的产生。
社会实践报告春运
一、前言春运，作为一年一度的中国大规模人口迁徙活动，不仅承载着亿万中国人回家的期盼，也反映出一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
2023年的春运，我选择深入一线，以观察者和参与者的身份，记录下这段特殊时期的社会现象，并对之进行思考和分析。
二、实践背景2023年的春运，正值中国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阶段，社会经济发展逐步恢复。
然而，受国内外复杂多变的经济形势和疫情防控政策的影响，今年的春运也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和挑战。
三、实践内容1. 火车站现场观察在火车站，我见证了春运期间的繁忙景象。
售票厅、候车室、检票口等地方都挤满了等待回家的旅客。
他们中有背着大包小包的农民工，也有提着行李箱的年轻人。
面对购票难、候车时间长等问题，旅客们表现出不同的情绪，有的焦急，有的无奈，有的则充满期待。
2. 铁路部门应对措施为了应对春运高峰，铁路部门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增加列车班次、优化售票系统、加强安检等。
在火车站，我还看到了志愿者们在现场提供帮助，为旅客解答疑问、引导乘车。
这些举措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春运期间的交通压力。
3. 社交媒体传播随着互联网的普及，社交媒体在春运期间发挥了重要作用。
许多人在微博、微信等平台上分享自己的春运经历，表达对家人的思念。
同时，一些公益组织也通过社交媒体发起活动，为春运期间的旅客提供帮助。
4. 外来务工人员返乡春运期间，大量外来务工人员纷纷返乡。
他们在城市中辛勤劳作一年，终于有机会与家人团聚。
然而，由于疫情影响，部分务工人员返乡途中遇到了诸多困难。
在火车站，我看到了一些务工人员因为无法及时回家而焦急万分。
5. 疫情防控常态化下的春运2023年的春运，疫情防控仍然是重要任务。
火车站、汽车站等交通枢纽严格执行体温检测、健康码查验等措施。
虽然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春运效率，但也保障了旅客的生命安全。
四、实践思考1. 春运背后的社会问题春运期间，我们看到了中国社会的多个侧面。
一方面，春运体现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另一方面，也暴露出一些社会问题，如城乡差距、人口流动、疫情防控等。
不足与不公：铁路春运“一票难求”现象的社会学分析
不足与不公：铁路春运“一票难求”现象的社会学分析春运现象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就开始出现,在50余年的发展历程中,春运见证了中国社会制度变迁和社会结构转型,同时,也反映了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中产生的负面效应。
本文运用制度主义和社会结构的理论视角,从我国春运的历史背景、现实境况以及制度体系出发,基于质性研究方法,通过与春运有关的组织者(铁路部门、政府相关部门工作人员)、购票者(旅客)、倒票者(“黄牛”)等不同类型、不同阶层的人群的访谈以及大量的文献分析,从铁路春运“一票难求”的生成路径、结构性困境、正式制度的负外部性和非正式制度的嵌入等方面展开深入分析,进而探索在制度变革进程中如何有效实现社会资源的分配正义。
通过对铁路春运“一票难求”的促成因素和生成路径的探究发现,与中国人口流动的嬗变历程相对应,春运现象也随之变化：改革开放前,中国铁路发展非常滞后,运力极其匮乏。
但是在当时,春节前后铁路运力供需仍能保持相对均衡；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社会发展、体制变革的大背景下,中国人口流动日益加剧,铁路的建设发展速度远远跟不上经济社会发展步伐,供需矛盾日益尖锐,“一票难求”现象逐渐产生、突显和加剧；在经济社会转型、政府管理思路变革、人口变迁和铁路运营及管理格局变动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铁路春运“一票难求”逐渐成为当今中国特有的周期性问题,即便是在高铁运网快速扩张的今天,仍然摆脱不了运力提升后的供需悖论。
高铁的出现,其本意在于缓解铁路运力上的不足,提高运能,但在一个竞争不充分的铁路市场中,这一目标非但未曾有效实现,反而使得大量低收入群体可供自己选择的普列更为减少,进而将其推入一个更为拥挤的、更为有限的选择空间内,这在客观上进一步加剧了“一票难求”的状况。
春运铁路运力不足的原因固然有多种,但就其本质而言,不外如下两个主要方面：需求旺盛与运能不足。
中国社会近数十年来的社会转型带来了人口的高度流动性,这在客观上导致铁路客运需求在一个较短时期内发生井喷。
回家的路(从社会学的角度对春运的分析)
“回家的路”--从社会学的角度对春运的分析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
每当临近春节，人们对亲人的思念，对家乡的深情更是会情不自禁的流露出来。
回家的路有近有远，但总是不易的。
不管有钱还是没钱，回家过春节，已经成为客居他乡的游子们内心迸发出的共同心声，就是历经千辛万苦、千难万险，也要千方百计回家过春节。
在1979年的冬天，一列满载工人的火车从广州出发向北方驶去。
春运也由这一列火车开始了，40年来从未中断。
上世纪70年代末，中共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改革开放的春风开始席卷整个中国大陆。
毗邻港澳的珠三角地区也就成为了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全国各地的剩余劳动力纷纷涌向广东，形成了大规模的民工潮。
每逢春节将至，全国交通运输压力大大增加，民工们回家的路越来越艰难。
因此，春运已逐渐成为社会关注的现象。
一、春运现象的实质农民工群体一直占据着春节客流的主体。
据统计，广东一个省的进口劳动力超过2000万，近年来甚至超过2600万。
此外，学生群体也是春节客流中不容忽视的一个群体。
在外求学的游子们，每逢假期都会集中返家。
而寒假的放假时间与春运期的高度重合，也是增加春运压力的原因之一。
归根结底，春运的实质还是我国地区经济、城乡发展、教育资源不平衡的问题。
二、探究春运背后的原因1、城乡发展的不平衡在改革开放的春风沐浴下，全国各大城市走上了发展的快车道。
特别是“北上广”这样的大城市，高楼大厦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在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遍布着各种各样得工地。
因此，各大城市都出现了工人紧缺的问题，这也成为了阻碍城市发展的重要因素。
然而，在城市的对立面—农村，一个严峻的问题也正让各级政府头疼。
六七十年代，“人多力量大”的生育政策，使得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青壮年人口数量的大爆发。
在农村尤为严重，这导致了农村人均耕地面积的大幅度下降，从而出现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
改革开放的出现，使这一庞大的社会群体流动了起来，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前往大城市去寻找更多的发展机会，而城市中巨大的劳动力缺口，也乐于接纳这一群体。
论“反向春运”产生的社会因素
论“反向春运”产生的社会因素随着中国城市化的进程不断加快，人们在外工作生活的比例越来越高，而春运作为中国最大规模的人口迁徙现象之一，也成为了一个备受关注的社会现象。
近年来，随着一些城市的经济实力逐渐增强和人口聚集效应的发展，发生了一种新的现象，即“反向春运”。
也就是说，在春节期间，大批城市居民反其道而行之，选择回到农村乡镇或者小城市，而不是前往大城市探亲。
这种现象的出现必然是有其社会因素的推动。
本文将从政策引导、经济压力、生活环境等方面对这些社会因素进行分析。
政策引导是“反向春运”产生的一个重要社会因素。
近年来，随着中央政府对农村地区进行扶贫政策的大力支持和实施，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得到了大幅度改善，生活水平也有了明显提高。
省级政府和地方政府也相继推出了各种惠农政策，吸引了一些农民工返乡创业，这些政策的出台，为“反向春运”提供了政策保障和便利，因此“反向春运”现象逐渐显现出来。
经济压力也是导致“反向春运”产生的社会因素之一。
随着城市的发展，尤其是一二线城市的房价和生活成本日益攀升，一些在城市打拼的年轻人开始感受到了生活的压力。
由于春节假期期间火车票和机票价格居高不下，很多年轻人选择放弃在城市过年，而是选择回到农村和小城市，节省开支。
农村的生活成本相对较低，还有老家的亲人可以帮助照料小孩，因此对于一些经济压力较大的人来说，回家过年已经成为了一种经济压力的减轻方式。
生活环境也是导致“反向春运”产生的重要社会因素之一。
随着城市的发展，一些大城市的生活环境和生活质量开始受到关注，人口密集、交通拥堵等问题成为了城市居民最为头疼的事情。
而相对而言，农村和小城市的生活环境则相对更为宜人，空气清新、交通便利等优点吸引了一些城市居民选择在春节期间回到农村和小城市过年。
一些农村地区也通过发展乡村旅游、推广农家乐等方式，吸引城市居民前往体验，这也成为“反向春运”产生的重要社会因素之一。
政策引导、经济压力、生活环境等因素综合作用，导致了“反向春运”现象的产生。
春运社会实践报告
一、前言春运，作为中国特有的社会现象，每年都会引发全国范围内的广泛关注。
作为新时代的大学生，我们有责任了解社会、服务社会。
在寒假期间，我积极参与了春运社会实践，旨在深入了解春运背后的故事，体验一线工作人员的辛勤付出，以及旅客在旅途中的喜怒哀乐。
以下是我参与春运社会实践的详细报告。
二、实践背景春运，即春节运输，是指中国农历春节前后，大量人口从工作地返回家乡或从家乡前往工作地的现象。
这一时期，全国范围内的交通运输压力极大，火车站、汽车站、机场等交通枢纽人潮涌动，形成了独特的“春运现象”。
三、实践内容1. 火车站实地观察在火车站，我观察到火车站工作人员在春运期间的工作状态。
他们不畏严寒，坚守岗位，为旅客提供咨询、引导、安检等服务。
我还看到志愿者们积极参与到服务旅客的行列中，他们热情洋溢，为旅客排忧解难。
2. 旅客访谈我随机采访了多位旅客，了解他们在春运期间的感受。
有的旅客表示，虽然春运期间人流量大，但火车站的服务态度非常好，让他们感受到了家的温暖。
也有旅客表示，春运期间的票务紧张，希望能有更多的购票渠道和便利措施。
3. 志愿服务体验为了更好地了解春运一线工作人员的辛勤付出，我主动参与了火车站的志愿服务活动。
在志愿者的引导下，我负责协助旅客取票、安检、候车等工作。
通过亲身经历，我深刻体会到一线工作人员的不易，也感受到了志愿服务的意义。
4. 调研报告撰写在实践过程中，我还对春运现象进行了深入调研，撰写了一份调研报告。
报告内容包括春运的历史、现状、存在的问题以及改进措施等。
四、实践成果1. 个人成长通过这次实践，我深刻了解了春运现象背后的社会问题，提高了自己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
同时，我也学会了如何与人沟通、协调，提高了自己的组织能力和团队合作精神。
2. 社会影响力我的实践报告在校园内引起了广泛关注，许多同学表示要从我身上学习，积极参与社会实践活动。
此外，我还通过社交媒体平台分享了实践心得，让更多的人了解春运现象，关注春运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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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视角下的春运问题摘要：春运是近几十年来我国社会中出现的新的现象，这种现象的出现有其深层次的社会原因。
社会转型时期，经济的迅速发展要求劳动力市场不断开放，城乡差距的拉大也促使人们在理性思考后选择进入城市，成为社会流动人员。
传统文化观念深入人心，随着春节的到来，大多数农民工开始集中返乡探亲，由此形成春运难题。
根据春运背后这一系列的社会经济文化原因，从协调区域发展、统筹城乡一体化建设以及利用传统文化分流等角度出发，结合现实，以期找到有效的缓解春运压力的方法。
关键词：春运社会转型社会流动传统文化春运是中国大陆在农历春节前后发生的一种大规模的高交通运输压力及堵塞的现象。
春运问题真正呈现在人们视野之中，并且迅速引人瞩目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
“大批四川的民工开始涌向广州等大城市，随后河南、湖南、江西、安徽等省农村剩余劳动力纷纷外出”，【1】形成了大规模的民工潮,尤其在春节期间,交通运输压力骤增。
中国中央电视台将春运形容为“全球罕见的人口流动现象”。
春运期间客流量非常大，近十年来，每年的春运的客流量都超过大陆的总人口。
春运一般发生在春节节前15天及节后25天左右，因此每年春运约40天。
一般意义上的春运，是指中国大陆的省际、省内交通，一般不包括大陆与港澳之间的交通、海峡两岸间交通以及国际交通。
春运是近几十年来才形成的一个特殊的社会现象，它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并能在短时间内可以引发多种社会问题，这些都使得人们对春运的关注程度越来越高，也不禁探索春运背后的深层次原因，以有效的缓解压力。
一、春运的实质在春运运送的人员中，民工、学生、探亲者构成了其客流量的主体。
据相关媒体报道，民工流占据了春运客流总量的30%到40%，在某些农民工集中的地区，所占比例一度达到80%，学生的比例也达到了30%左右。
【2】学生到外地求学，每逢寒暑假都会集中返家，而寒假的假期时间与春运时间存在很大程度的重合，也加剧了春运的压力。
同时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我国教育资源的不平衡。
而作为春运运送主体的民工，无论是从中国当前发展的阶段还是从人口流动的现状理解，农民工由于返乡探亲形成熙熙攘攘的民工流都有其必然性和内在原因。
吉登斯在论述现代化时曾指出，现代性的本质特征之一是将时间和空间组织起来，从而连接在场与缺场的条件完全不同于各种传统社会，时间与空间在这一过程中高度延伸，在现代性条件下社会关系脱离了具体的互动环境,在更为广阔的空间、时间范围内被重新建构。
【3】然而，现代性是一种后传统的秩序，但在这种秩序之下，作为秩序保证的传统和习惯并没有被理性知识的必然性所代替。
【4】正如农民工在春节期间都会通过各种途径回家团聚，而现代的交通技术的发展也为人们出行提供了条件。
吉登斯指出了现代化过程中现代与传统的断裂，春运这一现象无疑体现了中国文化的传统性与现代性之间的矛盾与融合：一方面是蕴含着深厚意义的“家”的概念与春节期间朝圣般的回归，另一方面是现代工具理性扩展对安土重迁观念的扬弃和对利益的无可阻挡的追求。
【5】所以，在社会学的视角下，春运既是现代社会结构变迁的产物，又具有传统文化的内涵。
春运问题的实质是现代与传统对立统一的结果。
二、春运背后的深层原因1、社会转型时期的社会流动目前，我国社会正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封闭性社会向开放性社会的转型过程中，经济体制也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
自1978年的改革开放开始，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迁，由此引发了两个重要的社会现象，第一个便是大规模的城乡移民运动，另一个是社会阶层之间的地位流动。
其反映了中国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同时也导致一些新的社会群体的出现，而农民工就是其中一个数量很大且仍在不断增加的一个社会群体。
中国的二元社会结构在较长的时期内一直存在着，这种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城乡二元结构把城市和乡村分离开来，限制城乡之间的人员流动，这种情况有其历史原因和社会原因。
中国是个人口众多的农业大国，要想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实现社会的快速发展，政府需要因时制宜的制定一系列的政策，来引导社会的发展方向。
所以，在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末期，中国实行一种特殊的工业化模式，即优先发展重工业。
由于以重工业为主的工业增长需要的劳动力数量有限，不能创造足够的就业岗位，政府此时不得不限制农村人口进城，设置了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阻止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
这导致了50年代至70年代的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严重滞后于工业化水平，这与国际惯例有很大出入。
1978年的改革开放成为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在此之后，政府的工业化策略和经济发展战略都发生了很大变化，计划经济体制也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
在广大农村地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广，使得农业生产率大大提高，大量的农村劳动人口从土地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剩余劳动力的问题开始日渐突出。
这些人口由农业流向非农业已成为客观要求。
但是当时限制人口和劳动力城乡流动的户口制度还相当严格，这些农民只得在农村地区开办一些小型的加工企业，与此同时，农村个体、联户办企业也开始兴起并发展壮大。
费孝通先生和其他一些学者受这种现象的启发，还提出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就地转移模式，这种模式受到了政府的肯定。
随后乡镇企业迅速发展，社会流动扔保持在预期的范围内。
在当时，乡镇企业确实是一种有效的避免城乡移民的农村劳动力转移方式，然而，随着80年代末中国经济出现的波动，全国性的治理整顿，使乡镇企业的发展明显不如以前，提供的就业岗位也减少很多。
剩余劳动力的流向又成为一个问题。
中国社会的发展最终还是没能突破这个规律，即工业化必然伴随着城乡移民潮流。
根据国家统计局年度公报，20世纪80年代末期，农村外出流动劳动力初步形成规模，约为2600万（1988年）和3000万（1989年），到90年代中期，农村流动劳动力数量翻了一倍多，达到6200万（1994年）。
到90年代中后期，民工潮的规模继续增大，以致每年春节前后，位于交通枢纽处的汽车站、火车站、港口码头都涌动着返乡的农民工，春节过后，又有无数的农民工从广袤的乡村出来集中到大城市。
此时，二元社会结构的影响仍然很大，户籍制度依旧起着重要作用，农民工进城务工扔存在层层阻力，但流动人口数量却不容置疑的增加着。
21世纪初，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更好的融入国际经济社会，国内市场经济制度业已形成，中国经济进入了新一轮的高速增长期，不少大中城市迅速发展，规模扩大，需要更多的劳动力来支持其发展。
在此种情形下，政府对待来自农村的流动人口的态度发生了很大改变，官方舆论对于流动人口现象的评价也趋向正面，城市政府的政策导向也变得宽容起来，开始容纳和引导流动人口。
所以，农村流动人口数量在此之后稳步增长。
在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的发展越来越成熟，包容性提高，传统社会转向现代社会意味着社会的开放程度增大，开放程度增加，社会的流动率也随之增加。
由农村流向城市的农民工占据社会流动人口的绝大多数，这些数量众多的流动人口构成了春运问题的人口基础。
2、城市化的发展与城乡不平等城市化是人类文明由乡村文明向城市文明的转型，伴随着工业化进程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农业活动在人类社会活动中的比重下降，非农业活动比重上升，农业人口转化为非农业人口并向城市集中的集聚过程。
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经济体制正逐渐由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的基本经济制度，打开国门这一壮举也使得中国经济越来越融入全球化的进程中。
工农业的生产率都得到极大提高，与此同时，政府也放宽了户籍限制，更多的农民走进城市，这些都为城市的发展提供了动力。
我国城市化进入了一个持续快速的发展时期。
涂尔干根据社会各部分之间的结合方式和紧密程度来划分社会类型，据此建立了机械团结的社会和有机团结的社会这种二分法。
城市就属于有机团结的社会，有机团结是建立在社会分工和个人异质性基础上的一种社会联系方式，分工导致职业的专门化，每个社会成员因职业功能的不同而在整个社会中发挥着自己独特的作用，同时必须依赖彼此，才能更好的生存，这加强了人们相互之间的联系以及个人与社会的联系。
涂尔干还认为社会分工的根本原因在于人口的增加，人口增加导致社会密度和社会容量的扩大，提高了社会生活的集约化程度。
人口增加也加大了人们的互动频率，进而加大了竞争程度。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面对生存竞争的加剧不得不提高自身的专业化水平和工作效率，社会分工成为减弱人们之间生存竞争的一个最佳的合理的选择。
社会分工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大大提高了效率。
从而城市这种有机团结的社会相较与乡村的机械团结的社会，拥有更具效率的组织运作方式，可以提供更多的生存机会，养活更多人口。
工业化在城市兴起，又促进城市化的发展，二者相互促进，使得城市更快发展。
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城市吸引了大量劳动力，农村剩余劳动力很大部分都集聚在城市。
在城市迅速发展的时候，广大农村地区的发展速度还是远远跟不上城市，城乡之间差距不容忽视。
工农业发展之间也有巨大差距，全国不同地区之间发展也存在严重的不平衡。
农村各个产业吸引劳动力的能力有限，能提供的工资水平不及城市。
从一定意义上说，城市化是现代化的实现条件，现代化是城市化的终极目标，城市化应当根据现代化进程的要求而推进。
【6】但是在我国，城市化却影响了社会分层。
所以，处于相对落后地区的人们想要获得更多的社会资源和经济利益，一般都倾向于流动到发达地区。
而且随着劳动力市场的开放，农村剩余劳动力有机会选择自己的去向，城乡对比之下，大量的人口选择到城市发展。
这也是人们理性选择的结果，理性选择理论认为，人以理性的选择来满足自己的偏好，并使其效用最大化。
当前我国的人口流动已很少具有政治性和强制性，流动具有自主选择性。
人口迁移理论也认为自由的迁移是理性选择的结果，虽然其他因素也是促使人们进行迁移的原因，但仍是以经济因素最为重要。
人们为改善生活而迁移的情况占绝大多数，迁入地的劳动力需求和对预期收入的期望最终形成了规模巨大的迁移队伍，进行迁移或流动的人口对该行为的成本和预期收益作出理性的分析比较，最终做出选择。
3、传统文化的影响春运这一社会现象的出现是由于存在大量的流动人口，在春节前后集中的流动。
现阶段，中国社会处于快速的发展时期，根据国际惯例，中国出现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和流动现象是正常和合理的。
但是集中于春节前后的大规模流动，就不得不考虑历史传统文化的影响了。
实际上，其他国家也存在由于传统节日而产生的客流集中现象。
日本每年有两次大规模的返乡探亲大移动，分别在每年夏天的“盂兰盆节”（8月12—16日）和新年（12月28日至次年1月6日）前后。
在泰国，每年4月14日的“宋干节”，大量的返乡人员踏上归途。
在总人口不足5 000万人的韩国，每年的农历新年——“旧正”期间，回家乡过年的移动人口竟然达到3 000万人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