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从西化与继承看新派武侠小说的兴衰

《从西化与继承看新派武侠小说的兴衰》云南民族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2015级中国现当代文学硕士罗云学号：10215070913摘要：武侠小说是中国的国粹，学术界对武侠小说定义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武侠将武侠文本中的时间虚化，注重侠义与武功，苏州大学汤哲声教授便主张武侠小说包括“武、侠、情、奇四大基准。

”①狭义的武侠研究者侧重于将武侠文本故事时间严格限制于民国初年及其以前。

与民国旧派武侠小说截然不同的是，香港新派武侠小说继承传统、旧派武侠小说精髓的同时，大胆积极引进西方现代主义小说写作技巧，乃至借鉴影视剧本的表现手法，巧妙地将现代主义文化注入传统文学之中，带来新一轮武侠文学的复苏与鼎盛，继梁羽生、金庸之后，台湾的古龙掀起新一轮创新变革，使武侠小说进一步扩展写作空间，然而古龙引入的侦探模式、硬汉形象、诗化语言，只在他的创作中形成经典范式，只有他能弥补西化后的继承矛盾，古龙成功驾驭新派武侠小说的巨大转舵，他从语言风格与个人主义入手，进行较为完善的修订，但是未能很好被后来者模仿借鉴乃至利用发挥，从而使新派武侠小说几乎后继无人，这既有文学消费市场的转变因素，又有新派武侠作家自身局限原因。

就新派武侠自身而言，笔者认为新派武侠文学的没落始自于“西化有余，继承不足”本文侧重于研究它的式微原由。

关键词：西化；继承；新派武侠小说；兴衰创新是新派武侠小说得以繁荣崛起的巨大推力，但物极必反，当吸收西方现代文学技巧超过了作家控制水平，形式主义的审美必然压制传统文本情节，从而导致文本的文化内涵受到排挤。

从一定意义而言，是古龙将武侠文学推向另一个叙事审美巅峰，但也是他将武侠文学引入歧途，造成西方现代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学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

古龙写作之时面对梁羽生与金庸两个经典作家，想从武功与侠义入手超越二者，机会渺茫，于是他十分巧妙地吸收西洋文学优势，引入个人主义、硬汉式英雄、诗化语言甚至是诗歌体排序结构，成功避开梁羽生式的江山儒侠形象，绕过金庸式“为国为民，侠之大者”的崇高典型。

另立门户，塑造浪子侠客，中期发展为反英雄人物，比如小李飞刀系列《飞刀又见飞刀》中李坏的角色，我行我素，离经叛道，个人主义色彩明显，对所谓的迂腐传统道义甚为鄙视，便带有《麦田的守望者》中霍尔顿的影子。

但是他的创新是一种边西化边修订，一方面提取了侦探小说的神秘离奇，一方面不得不把中国武侠小说故事线索打乱，极度渲染故事气氛，另一方面又需要让人物回归东方式江湖世界而非现代法治社会，三者缺一不可，这是一个复杂而系统的创作工作，稍有不足，就会令武侠小说“走样变味”，武侠小说是汉文化所特有的文体，植根于中华传统文化之中，离开特点语境与基本规则，小说中的“新”会改变武侠文学的“型”，致使武侠小说背离应有的审美内涵和故事结构，而古龙之后的诸多大陆作家、港台作家，缺乏基本的武侠文学素养，未能继承前人的宝贵经验，硬生生添加过多的现代元素，如玄幻、魔幻、科幻、穿越、恐怖、悬疑等，使得武侠小说的基本要素——侠义精神，荡然无存。

当武侠小说没有侠义之气的时候，武侠小说已经被解构了，标志着武侠小说被另一种文体取代。

黄易先生开创的玄幻小说便是在新派武侠小说基础上进行的自我突破，但这样的文体已非严格武侠文类。

遗憾的是1972年金庸封笔，1985年古龙去世，1987年梁羽生移居国外，进入九十年代后期，香港武侠剧衰落，虽然大陆武侠影视依旧兴盛，但是新派武侠小说创作已经面临瓶颈，时至今日，在世作家中，除金庸先生之外，中国已经找不出有影响力的武侠大家或者公认的继承者。

探究其自身原因，从宏观而言是继承与创新之间未能科学衔接，具体而论，来自三个方面，第一、金庸武侠作品的经典化，后人望尘莫及，继承不足。

第二、古龙的西化创新从本质而言背离了武侠小说，即滥用西方文学思潮，背离中国传统文化，过分西化。

第三、后辈作家武侠文学素养缺失，颠覆武侠语言与侠义文化，甚至曲解经典，戏谑写作。

以上三点均是从新派武侠内在原因分析，至于阅读市场变化与网络文学的冲击则不在本文研究之范围之内。

一、金庸武侠作品进入经典，后辈作家很难继承超越梁羽生先生是当之无愧的新派武侠大宗师，也是首开新派武侠的作家，紧随其后的金庸则将中国数千年武侠文学推向纯文学殿堂，梁羽生曾言“开风气者羽生，集大成者金庸也。

”此言并非文人之间的溢美之词，而是当代文学家与文化界一致认可的定论。

金庸自1955年因《书剑恩仇录》一鸣惊人以来，笔耕不辍，一直写到1972年封笔为止，共创作出15部武侠小说，可谓是部部皆是经典，在他武侠处女座《书剑恩仇录》问世后，连载于《大公报》，引起香港轰动，据北京大学孔庆东教授著书《醉眼看金庸》记载当时阅读盛况，一时之间“家家谈书剑，户户论金庸”，金庸成为与梁羽生齐名的新派武侠大师。

当1957年《射雕英雄传》问世后，好评如潮，金庸在香港文学评论界的地位超越梁羽生，奠定他“武林盟主”的身份，八十年代初期，中国大陆文化环境进入自由开放阶段，金庸武侠小说得以在大陆出版，同时期由金庸武侠小说改编而成的八三版《射雕英雄传》风行一时，成为七零后八零后不可磨灭的时代印象，该剧重播次数之多，畅销三十余年而不绝，不可谓不是一个神话。

1995年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王一川先生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小说卷》，将金庸先生选入并高举前茅，仅次于鲁迅、沈从文、巴金，高于矛盾等名垂文坛的名家，引起社会广泛讨论。

2006年金庸小说《鹿鼎记》与《射雕英雄传》同时入选二十世纪华文小说一百强，之后不久《天龙八部》选入高中语文教材，国际专门召开金庸文学研讨会，国内兴起“金学”研究浪潮，金庸武侠文本被改编成多种艺术形式，从影视传媒到游戏动漫再到舞台剧，并翻译成英语、法语、日语、汉语、泰语等多种外文，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金庸文化，金庸成功被经典化。

金庸武侠小说博大精深、韵味无穷，创造了中国销售奇迹，收视神话，形成巨大影响力，也使得后来者难以匹敌，古龙正是因模仿金庸收获不大，方才转而向西洋文学取经，另辟捷径。

金庸被经典化有三个方面的原因，这些原因也是当代作家无法超越他的缘由。

首先从金庸武侠小说自身而言，金庸的武侠小说真正做到了雅俗共赏，文学的审美价值、启蒙教育、娱乐功能无所不包，从而能够被社会各阶层广泛接受，满足精英与大众阅读期待视野，上至被国家领导人、科学家、大学教授认可，下至为平民百姓、贩夫走卒追捧，社会受众面广。

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在大陆文学阅读需求最旺盛而又最稀缺的八十年代，金庸小说以影视加文本模式进入大陆，更能深入人心，这是今天的武侠作家所没有的契机。

从金庸武侠小说文本内涵来看，他的小说足以称为典范，论武功描写：精美绝伦、有招有式、玄妙精彩、历历在目。

把中华武术与文学武功完美合一，开创武功表现人物性格，如《书剑恩仇录》中陈家洛的看家本领——百花错拳，《射雕英雄传》中老顽童周伯通独门绝技——左右互搏术。

《神雕侠侣》中杨过的自创武功——黯然销魂掌。

诸如此类，数不胜数。

论爱情描写：感人至深、情真意切、叹为观止、经典圆熟。

在金庸笔下塑造一大批过目不忘、历久弥新的爱情故事，如郭靖与黄蓉；杨过和小龙女；令狐冲与任盈盈；张无忌与赵敏，金庸是二十世纪华人作家中塑造爱情典型最多也是最深刻的一个。

他写爱情有深度，把握住男女关系中最微妙的心理变化，由浅入深，金庸很少采用侦探式的大开大合、跌宕起伏，而是用平实古朴的语言逐步推进情节，让人物性格与人物命运一步步走向明了，有评论者认为：“看一部长篇小说是否成功，有一个重要指标，那就是典型，包括经典人物性格与典型人物命运。

”就这个标准而言，符合中外文学理论家的主流意见，假使一部长篇小说没有突出人物的性格与命运，就会读者阅读心理发生隔阂，市场化条件的读者除了故事剧情，还有人物性格的丰满程度，从另一个学理逻辑层面而言，缺乏鲜明人物与典型故事结构的剧情很难被阅读市场接受。

从武侠的另一个基本要素——“侠义”而论，金庸几乎穷尽的所有武侠小说应有的“义”，就国家大义而言，金庸标榜“为国为民，侠之大者”，国家民族与人民利益始终被他排列为第一位，他笔下的大侠以郭靖为国家大义的典型范例，《神雕侠侣》之郭靖黄蓉夫妇，杀身成仁，以身殉国，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明知蒙古虎狼之师，南宋非其敌手，依然坚守襄阳城，城破之际，本可凭借高强武艺突围，但二人还是选择为民尽责。

就江湖侠义而言，当属《天龙八部》之萧峰，他武功盖世、义薄云天，对非亲非故之人仍冒死相救，为报辽国皇帝知遇之恩，单骑入千军万马，为皇帝平定叛乱。

他身为契丹人，却在雁门关外为了中原豪杰与天下苍生，胁迫皇帝，最后自杀谢罪，金庸小说中的侠义非一般江湖哥们义气，而是一种高尚人格，一种胸襟与气魄，后来者，古龙也好，黄易与温瑞安也罢都只能望其项背。

武侠小说归根结底是写人的文学，能否全面地展露人性的复杂与多边，关系到叙述性作品的成败问题，金庸的武侠小说立足人性，还原现实生活在形形色色的人物性格，揭露人性的善良与阴暗，他的小说中总是不遗余力从人性潜意识出发，剖析人物性格是如何变化。

金庸谙熟中国历史文化，无论是射雕三部曲还是笑傲江湖，总是或显或隐地把故事置身宏达历史背景，从而虚实相生，纵横江山与江湖之间，给人以历史厚度感与真实感。

在文本故事中，全面地推广中国传统文化，从诸子百家到宗教伦理，从医卜星象到天文地理，从经史子集到琴棋书画，可谓博大精深、涵盖古今。

再观汤哲声教授对武侠小说的基本定论——武、侠、情、奇，金庸无一不备，无一不精，堪称武侠小说全能冠军，他几乎写尽了武侠小说该有的所有因子，很好地继承旧派武侠小说的侠义精神，科学地吸收西方现代写作技巧，与梁羽生先生一同完成新派武侠小说的第一次复兴并到达一个难以企及的高度。

后辈作家模仿金庸的很多，但总是囿于金庸的框架之下，无法突破，难以继承，因为人文素养是需要自我学习与社会熏陶，金庸、梁羽生等先辈生于民国年间，成长于五四运动之后，与民国旧派武侠大师生活在同一个民国社会，深受感染，而且民国是中国传统江湖社会逐步解体时期，旧时代的帮派向着现代黑帮过渡，造成传统江湖文化断裂，后来的作家很难领会江湖文化底蕴。

为了创新武侠小说，古龙开始了与金庸截然相反的尝试，虽然古龙成功了，但是为后面作家埋下失败的隐患。

二、古龙西化创新，埋下失败伏笔当今文学评论界认为：“古龙以后无宗师。

”，有人列举黄易、温瑞安加以反驳，但黄易走的是玄幻穿越道路，温瑞安走的是欧美侦探道路，就武侠小说公认的基本定义而言，二人已非真正的新派武侠小说作家。

为何古龙成了新派最后一个大师，这与古龙对武侠小说大刀阔斧的改革分不开，古龙的改革实质上背离了中国武侠小说的文化底蕴与叙事结构，巧的是古龙对西方文学技巧做了修订，使之成为带有浓烈现代文化色彩的新派武侠小说，古龙先生的改革主要体现在三个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