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史料(六)长征途中著名战役 [ 3 ]四渡赤水(含遵义战役)

最具谋略的战役--四渡赤水（含遵义战役）用兵如神突出重围。

中央红军攻占遵义后，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遵义召开了扩大会议，即著名的遵义会议。

会后，在行军途中，根据会议精神，常委进行分工，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的责任。

随后，军委决定设置前敌司令部，以朱德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

接着，又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三人小组负责军事行动。

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

这时，蒋介石调集重兵进逼遵义地区，对只有3.7万人的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形成铁桶般的重重包围，企图围歼中央红军于川黔两省边境地区，局面十分严峻。

1935年1月至4月，毛泽东、朱德等党和红军领导人，以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和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率领中央红军迂迴穿插于40万国民党“追剿”军之间，进行了著名的四渡赤水河战役，巧妙地调动和打击了国民党军，使红军在长征的关键时刻从被动转为主动，不仅突破了蒋介石苦心设计的重围，更夺取了战略转移中的主动权，取得了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博主本着真实地反映历史的原则，以尊重历史的严肃态度，在该文中转载了部分史料。

例如：《朱德选集》中“关于四渡赤水战役的电报”等......一渡赤水（西渡赤水河）一渡赤水，摆脱被动。

为摆脱敌军，根据遵义会议确定的方针，中央红军决定迅速北渡长江，进军川西或川西北，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创建川西北根据地。

1935年1月19日，中央红军分三路纵队从松坎、桐梓、遵义地区出发，会师北上，拟夺取土城、赤水县城，经泸州至宜宾地段北渡长江。

由于敌加强了对长江的布防封锁，红军遭川军重兵堵截，土城战斗陷于被动，赤水城战斗遭遇强敌抵抗，攻城未果。

当晚，中央政治局和中革军委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果断改变北上渡江计划，决定首先集中主力围歼尾追的川军4个团。

由于敌情不断变化，红军未能全歼敌人。

为避免被动，军委决定撤出战斗，西渡赤水，向古蔺南部地区前进，寻机北渡长江。

1935年1月29日凌晨，中央红军主力分三路纵队，从猿猴场（今元厚）、土城上下渡口等处，西渡赤水河（一渡赤水），向川南的古蔺、叙永地区前进，寻机北渡长江。

这时国民党军薛岳兵团及川、黔、滇军的十多个旅的重兵一方面加强长江防御，另一方面分路对红军进行追击堵截。

二渡赤水（东渡赤水河）二渡赤水，避实击虚。

1935年2月7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决定暂时放弃原定北渡长江的计划，改向川滇边的云南扎西（今威信）地区集结。

红军进入川滇边境后，蒋介石判断红军仍将北渡长江，重新调整了部署。

敌湘军、薛岳兵团及滇黔敌军长，在龙云指挥下，由东向西压来，企图配合江防部队围歼中央红军。

就在各路“追剿”军形成一个大包围圈扑向扎西，逼近红军时，毛泽东等判断国民党军主力大部已被吸引到川滇边境，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敌兵力空虚。

1935年2月10日，军委遂决定避实就虚，调动敌人，转兵东进，二渡赤水，再入黔北，寻机再打击尾追的薛岳集团，摆脱敌人夹击。

1935年2月18日至21日，遵照中革军委的命令，中央红军各部出敌不意，甩开敌军，挥戈东指，重入贵州，由太平渡、二郎滩一带渡口，东渡赤水河(二渡赤水)，回师黔北，以红1、红5、红9军团及军委纵队为左纵队，以红3军团为右纵队，向国民党军队兵力较薄弱的桐梓地区挺进；同时，以红五军团的一个团向温水开进，以吸引和迷惑追敌。

川敌3个旅由云南东北部的扎西向东追击；黔敌急调遵义及附近的部队向娄山关、桐梓增援；吴奇伟（时任国民党第六路军副总指挥）军第59、第93两师由黔西、贵阳地区向遵义开进，妄图阻止并围歼红军于娄山关或遵义以北地区。

二渡赤水战斗之【遵义战役】二渡赤水后，红军后尾有川军潘文华部，滇军孙渡部的追逼，前方有黔军王家烈部和中央军薛岳部的堵截，在此危难时刻，1935年2月24日，红军在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指挥下，发起了遵义战役。

红1军团第1团占领桐梓县城，准备夺取娄山关。

位于遵义以北60公里处的娄山关，是贵州北部大娄山中最重要的山口，是当时四川通往遵义的唯一通道，是自古以来兵家必争之地。

中央红军突杀“回马枪”，完全出乎敌人的预料，打乱了敌人的部署，川军急忙抽调部队由扎西地区回头向东追击；贵州军阀王家烈（时任国民党贵州省主席、第二路军第四纵队司令官）也在此部署了4个团的兵力。

吴奇伟第1纵队的第59、第93师也由黔西、贵阳地区向遵义开进，企图阻止并围歼红军于娄山关或遵义地区。

鉴于此，中革军委决定，乘追敌尚在川南之际，迅速击破黔军的拦阻，占领娄山关及其以南地区，再取遵义城，以争取主动。

25日晨，红5、红9军团在桐梓西北地区阻滞川敌，红3军团对娄山关发起猛攻，经激战，一举攻占娄山关，歼敌一部。

敌为夺回阵地，调集了约6个团兵力疯狂反扑，但都被我英勇的红军将士击退。

26日，红军主力在娄山关及其以南击溃王家列部，攻占板桥，残敌仓惶向遵义逃跑。

为了不给敌以喘息之机，27日，红1、3军团不顾疲劳，乘胜追击，于当晚在遵义以北展开追歼战，击溃黔敌3个团的阻击，黔军弃城南逃，红军第二次攻占遵义城。

红3军团参谋长邓萍在遵义战役中身先士卒，中弹牺牲。

《彭德怀自述》回忆：“第二天早上，蒋部吴奇伟军向遵义反攻，蒋到贵阳亲自指挥。

三军团沿城南门外至西门外高地抗击吴军；我一军团隐蔽集结于城东南，待吴奇伟军全面展开向三军团攻击时，从敌侧后突击。

从上午九时战斗到午后四时，一、三军团合歼敌一个师，余敌逃脱。

这是退出中央苏区第一次连打了两次胜仗。

打乱了敌人的追击部署，争取了某些主动。

改换新的领导后，打这样一个胜仗意义更大。

”遵义战役（1935年2月24日～28日），是中央红军长征途中最为重要的战役，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前所未有的、歼敌最多、取得胜利最大的一仗，是四渡赤水之战中的首次大捷。

红军在敌情非常严峻的情况下，5日之内连下桐梓、娄山关、遵义城，一举歼灭和击溃国民党军2个师又8个团（即中央军吴奇伟部93师大部，59师一部，击溃黔军8个团），毙伤敌2400多人，俘敌3000余人，缴获大量枪枝弹药，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军的嚣张气焰。

遵义战役是长征红军以弱胜强、从战争被动走向胜利的转折点，此战的胜利是遵义会议改变错误军事领导所取得的成果。

遵义之战充分体现了毛泽东高超的指挥艺术和机动灵活的作战思想：“红军必须经常的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而唯一的目的是为了在有利条件下求得作战的胜利。

”遵义之战也充分体现了红军的英勇顽强的作战精神。

三渡赤水（西渡赤水河）三渡赤水，调敌西进。

遵义大捷后，第二天中央机关到达遵义城。

蒋介石急忙从武汉飞到重庆，亲自策划新的围攻（蒋军向贵阳集结；滇军向云贵边之毕节、宣威一带集结；川军数部向川南集结），企图用堡垒推进和重点进攻相结合的战术，东西封堵，南北夹击，围歼红军于遵义、鸭溪地区。

为了进一步调动和摆脱敌人，寻找战机，在毛泽东等领导指挥下，红军于3月10日放弃遵义。

当敌军逼进时，中央红军将计就计，再度西进，并于3月16日至17日在茅台及其附近地区西渡赤水河(三渡赤水)，再次向四川南部的古蔺、叙永方向前进，佯作北渡长江的姿态，吸引敌人。

蒋介石果然以为红军又要北渡长江，急忙调整部署，集重兵、筑碉堡，令大批国民党军急进川南，沿江堵截红军北渡长江，欲聚歼红军于古蔺地区。

蒋介石声称这次再不歼灭红军，“何颜再立于斯世”。

四渡赤水（东渡赤水河）四渡赤水，跳出合围。

正当各路国民党军再次纷纷扑向川南之际，毛泽东当机立断，毅然决定“秘密、迅速、坚决、出敌不备折而向东”，四渡赤水，夺取战略主动权。

1935年3月21日晚至22日，在毛泽东等指挥下，中央红军主力以隐蔽、神速的动作，突然回师东进，从太平渡、二郎滩、九溪口一线东渡赤水（四渡赤水），并以红9军团向北佯动，吸引敌军，随即，主力分路从北上的敌重兵集团之间穿过向南急进。

蒋介石判断红军又将进攻遵义，便策划在这一地区将红军“一网打尽”，他由重庆飞抵贵阳督战。

毛泽东则率领红军主力调头与3月31日南渡乌江，至此结束了四渡赤水之战，把敌人的重兵集团甩在了乌江以北。

对红军四渡赤水，滇军说是“曲线运动，难以捉摸”；川军说是“神出鬼没”；黔军认为是“磨盘战术，出奇制胜”；国民党中央军说“共军拐个弯，我们跑断腿”；一直尾追红军的国民党中央军将领吴奇伟坐在乌江边上大哭：“我也不过江了，就在此死了算！”蒋介石哀叹“这是国军追击以来的奇耻大辱！”四渡赤水：毛泽东VS蒋介石3万对40万四渡赤水出奇兵，灵活机动破重围。

四渡赤水战役，是中央红军在川黔滇边地区进行的一次出色的运动战，是中央红军长征中最精彩、最重要的战役，是我军战争史上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变被动为主动的光辉典范。

战争归根结底是人与人之间的较量，从长征、抗战到解放战争、抗美援朝，在人民军队的征战史上，所面对的几乎都是强大的对手，几乎都是敌强我弱的局面。

但最终，胜利的天平却毫无例外地倾斜到了这支红色队伍的一边。

究其原因，除了广大将士不畏牺牲、英勇善战外，指挥员的运筹帷幄和临战决策同样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四渡赤水战役，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等正确指挥下，以3万之寡对蒋军40万之重，展开了生死关头的大较量，预演了日后决定中国命运的决战。

千里赤水河，如同一个被拉得弯弯的弓背。

40万大军，在这张弓上蓄势待发。

拉弓的是蒋介石，箭头所指，是毛泽东率领的3万余人的中央红军，这是四渡赤水前，中央红军所面临的局面。

人均枪不足一支、弹不足3发的中央红军面对的是兵强马壮、弹满粮足的国民党追击部队，刚刚掌握红军指挥权的毛泽东，在贵州这个多雨的春天，面对的就是这样一局在常人看来毫无胜算的对弈。

何况，从1934年10月长征以来，中央红军已连续征战3个月——特别是1个月前的湘江血战后，出发时8．6万余人的中央红军已锐减至3万余人。

队伍疲惫，伤病严重，他们需要枪支弹药、药品食品，更需要一场鼓舞士气的胜仗——红军，再也输不起了！而毛泽东的老对手蒋介石，同样需要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解决这个让他头疼了8年的心头大患——1927年8月1日共产党南昌暴动以来，连蒋介石自己也数不清已多少次下达彻底肃清“共匪”的命令了。

从对井冈山根据地“会剿”，到动用嫡系部队对赣南闽西苏区“围剿”，行伍出身的蒋介石总是一次次败给书生出身的毛泽东。

不仅如此，在他的国民党大军铁桶般的包围之下，毛泽东等人竟建立了一个“五脏俱全”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毕业于日本军校、担任过黄埔军校校长的蒋介石，一直也没有弄清楚，毕业于湖南第一师范学校、甚至没有像样地开过几次枪的毛泽东，哪来的那些令军事家都汗颜的天才战术——他总能指挥着那支衣衫褴褛、缺枪少弹的红军，神奇地出现在大军包围圈的关节处，一举将自己的必胜之局搅得满盘皆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