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工业学大庆

反思工业学大庆”毛华鹤2013年第5期炎黄春秋杂志“工业学大庆”是怎样兴起的大庆会战进行到1963年下半年，已经取得了决定性胜利。

虽然在石油行业内部早已轰轰烈烈，但在其他行业仍鲜为人知。

会战指挥部对外称“萨尔图农垦总场”，下属单位称“农垦分场”。

曾发生过有的职工冬季穿“杠杠”棉工作服回家探亲，走出火车站即被警察误以“劳改逃犯”拘留的故事，就是当时的生动反映。

1963年10月下旬，国家经委和东北局经委在大庆召开“东北地区基层工业企业经验交流座谈会”，这是事先派工作组到现场调查后做出的决定。

参加会议的有东北地区大型国营企业的厂长，国家经委、东北局经委的专家与负责人，共100多人。

会议由国家经委第一副主任谷牧、东北局经委主任顾卓新主持。

按照会议的安排，会议代表先轮流参观了20个基层单位，包括钻井队、采油队、施工现场、集油站、家属缝补厂以及“地宫”、油库、新建的炼油厂等等。

然后，由副总指挥兼生产办公室主任张文彬汇报“三年石油会战进展情况”、副总指挥陈李中汇报“油田地面建设，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情况”、会战指挥部生产办公室副主任宋振明汇报“坚持基层岗位责任制情况”以及副书记吴星峰汇报“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情况”。

通过这些参观考察与听取情况汇报，与会代表反响热烈。

大家称赞大庆石油会战是我国工业战线的一项创举，赞扬大庆工人艰苦奋斗精神，以及在科研工作、生产管理上取得的成就与经验。

会议结束的前一天，余秋里从北京赶来作了一个简短发言，反复强调大庆的经验归结到一点，就是“社会主义现代化企业必须革命化”。

这个座谈会的情况很快传到北京。

国家经委决定宣扬大庆事迹与经验，指定康世恩作报告。

康世恩带着我进北京帮他撰写与整理这个报告。

1963年11月6日，康世恩在国家经委召开的全国工交工作会议上作了这个报告，反响也很热烈。

接着，11月19日，余秋里以康的报告为底本，略加增删，在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作了汇报。

12月，石油部党组正式向中央上报了“关于大庆石油会战情况的汇报提纲”。

12月24日、28日由彭真主持，在人民大会堂先后由康世恩、余秋里向中央、国家机关和北京市领导干部数万人又作了汇报。

1963年12月25日，毛泽东发出了“工业学大庆”的号召。

1964年2月5日，中央专门发出通知，肯定了大庆的经验。

从此学大庆的热潮在全国展开。

据说，毛泽东听了大庆会战情况汇报后，非常高兴，说政治局的同志都到大庆去看看。

后来除他本人和林彪没去大庆外，其余的政治局成员和当时党政军界的头面人物都视察与访问过大庆。

有的还不止一次。

周恩来就曾去过三次。

文化大革命后，历届党和国家领导人都视察过大庆。

根据原石油部副部长、原大庆油田党委书记陈烈民在本世纪初回忆：“毛主席发出‘工业学大庆’号召后，全国共有125万多人次到大庆访问。

”我记得从1964年到1966年文革前，到大庆的参观访问者每天都有几百人甚至上千人。

大庆油田临时建设了两个巨大的接待站。

组织数百人的接待班子，好吃好住免费招待川流不息的参访者。

“鞍钢宪法”与大庆经验1964年12月，周恩来在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对大庆石油会战的基本经验做了评价。

他指出：“这个油田的建设，是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典范，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是‘两论起家’。

”“这个油田也是大学解放军、具体运用解放军政治工作经验的典范。

这个油田自始至终坚持了集中领导同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原则，坚持了高度革命精神同严格的科学态度相结合的原则，坚持革命精神和勘探建设相结合的原则，全面体现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多快好省的要求”。

至今，我仍觉得周恩来对大庆的这个评价，反映了当时的实际。

1960年4月，大庆会战刚开始，余秋里确实指示主管政治工作的吴星峰以石油部机关党委名义起草一份《关于学习毛泽东所著的“实践论”和“矛盾论”的决定》，登在油田小报《战报》创刊号上，并指示石油部购置了几百本“两论”单行本，空运到哈尔滨再送到油田供职工学习。

如上所述，1963年10月在大庆召开的“东北地区企业座谈会”是“工业学大庆”运动的发端。

康世恩和会战工委极为重视。

当时没有招待所，他们搬出自己住的办公室（兼卧室）（也是干打垒，只是稍微高大宽敞些）而住进更加低矮潮湿“菜窖”式的干打垒里。

我作为油田的唯一联络员，参加会议秘书组活动。

我的任务就是每晚8点至10点，参加秘书组召集的汇报会，收集会议代表参访后的反映。

大约在晚11点以后，再赶往康世恩住的干打垒办公室，他和他的同事们急切地听我汇报。

在这种汇报会上，康不止一次地讲：参加这个会的都是东北地区乃至全国的“龙头老大”工业企业（鞍钢、一汽、哈尔滨三大动力厂），它们都是建国初期苏联援建的。

它们的管理都是照搬苏联的一套。

我们的石油生产虽然搞上去了，但我们的这套办法跟苏联的不一样，会不会得到与会老大哥认同着实心中无底。

当他听到赞扬时也兴奋异常，还谦虚地说：其实，我们的这一套无非是老老实实地按照“鞍钢宪法”办事而已。

何谓“鞍钢宪法”？它是1960年3月毛泽东对“鞍山钢铁公司”一份调查报告的批示。

这份调查报告是中共元老、工运领袖李立三在鞍钢蹲点调查后写的。

毛的批示指出办好企业有五条要求：政治挂帅，党的领导，群众运动，两参一改三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干部、工人、技术人员三结合），技术革新技术革命。

这五条即“鞍钢宪法”成为当时和此后几十年办好中国工业企业的根本大法。

那么，大庆主要经验是什么呢？它全都写在1963年11月6日康世恩在“全国工业交通工作会议”作的报告里。

我至今仍大致记得，这个报告共写了九条经验：（一）革命精神，（二）科学态度，（三）群众运动，（四）“三基”工作（基础工作[质量、设备]、基本功、基层岗位责任制），（五）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六）严细作风，（七）思想政治工作，（八）机关革命化，（九）全面关心职工生活。

这九条经验，有六条是讲政治讲革命化的。

讲技术讲管理讲生活的只有三条，而这三条也多是从政治角度讲的。

拿“鞍钢宪法”（五条）与“大庆经验”（九条）比较，何其相似乃尔。

不用细说，“大庆经验”简直就是“鞍钢宪法”的亲生嫡传与具体化。

工业企业经营管理的回头路世界工业企业管理，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传统管理、科学管理、现代管理。

第一阶段传统管理始于18世纪下半叶手工业工场时期到19世纪末。

所谓“传统”就是小生产者传统，其标准就是凭经验，师带徒。

第二阶段科学管理，始于19世纪末到20世纪70年代。

由于工业化进程加快，机器代替手工操作，生产技术突飞猛进，由美国工程师泰罗提出了“科学管理”即“泰罗制”。

他通过对时间的研究，制定了劳动定额与工时定额；通过对作业的研究，提出了作业指导卡片制；通过对单纯计件工资研究，提出了奖励工资制；通过对企业组织结构研究，提出了建立职能机构，即车间科室制。

列宁说：“泰罗制”包含有“最丰富的科学成就”。

第三阶段现代管理，那是20世纪70年代广泛运用电子计算机以后的事了。

陶潜说：“觉今是而昨非。

”我们在这里讨论的是：“鞍钢宪法”“大庆经验”与苏联做法、东北企业那一套，谁比较符合“科学管理”即“泰罗制”？谁在企业的经营管理上走了回头路？大庆为体现党的领导，实行党委集体领导下的分工负责制，对应苏联的一长制，即厂长负责制。

大庆为体现政治挂帅，批判物质刺激，少算经济账，取消计件工资，对应苏联的讲究经济效益，实行经济核算，按劳付酬。

大庆凡事都大搞群众运动，大轰大嗡，视规章制度为修正主义的“管卡压”。

会战初期，甚至技术革新技术革命（1960年有股“超声波热”），也搞成“双革”运动。

由党委成立“双革办公室”组织领导，对应苏联的正常的生产秩序和坚持正规的规章制度。

大庆按解放军编制组建会战队伍和运作各项工作。

局、处两级在党委集体领导下，设生产办公室（类似军队的司令部）和政治部（处），基层单位设政治教导员、政治指导员。

这方面也被毛泽东肯定与表扬，对应苏联援建的东北大型企业的车间科室制。

1976年打倒“四人帮”后，邓颖超曾兼任全国总工会主席，她得知工厂设政治部，工会还隶属政治部领导时，很惊讶，认为很不合适。

德国人布莱希特说：“真理是时间的孩子，不是权威的孩子。

”撇开当时的形势背景，超越意识形态的纷扰，历史已证明，大庆油田按照“鞍钢宪法”创造的经营管理经验是走了回头路。

小村镇模式的矿区建设值得商榷20世纪90年代初出版的《康世恩传》里引用了康世恩说的一段话：“毛主席听了大庆汇报后曾说：大庆的搞法就是打破了过去的一些框框。

”上一节记述的是大庆在经营管理方面以“鞍钢宪法”为蓝本，打破了苏联倡导的一些框框。

本节记述的是大庆在矿区建设上又如何打破过去的一些“框框”的。

这里先说两个背景：其一，石油部在矿区建设上有两个旧“框框”：它们是50年代苏联规划设计的新疆独山子油矿和甘肃兰州炼油厂。

这两个工厂的建设都是生产区、办公区和生活区相距较远。

生活区与办公区基本上在市区。

而生产区与矿场基本上在市郊。

当时，余秋里、康世恩认为，这种布局脱离生产，脱离群众，是苏联修正主义在矿区建设上的表现。

其二，大庆会战正值国民经济三年困难时期，几万名职工肚子饿是余秋里、康世恩面临的首要问题。

在黑龙江省支持下，划拨几万亩荒地，抽调部分职工和组织职工家属开荒种地。

这一举措收到了奇效，后被周恩来总结为“工农结合，城乡结合，有利生产，方便生活”新型矿区建设的典范。

现在看来，这种模式的矿区建设在彼时彼地的客观条件下，不失为一种比较好的办法。

但如果把它作为工业企业现代化的样板，就值得商榷了。

基于以上背景，余秋里、康世恩就在“企业机关革命化”“指挥靠前再靠前”号召下，会战总部不仅不设在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大中城市，连安达县城、萨尔图镇都不考虑，硬是要建在油井旁边。

所有二级单位离总部少则三五公里，多则几十公里上百公里。

二级（处）所属大队、生产队也都分散建在自己管辖的集油站或油井旁。

在几千平方公里的油田范围内，星罗棋布地小而全地建成配套的生产生活、教育娱乐以及医疗服务等设施，形成了大庆市（局）、镇（处）、村（生产队）的格局，活脱脱地是个“乡村小农经济城镇”的翻版。

事隔50年后来考量，如果他们具有前瞻性思维，如果他们略微具有真正意义上的企业现代化意识，他们把会战总部设在相距不远的东边的哈尔滨市或西边的齐齐哈尔市，那对这两个市的市政建设与发展，对油田的建设与发展，特别是对几十万职工与家眷，该是多么大的福音。

而为此节约的投资将以亿万计，效益将大得无法评估。

还令人感叹的是，新世纪以降，大庆地区连绵的楼宇群、纵横的公路网和不息的汽车流，勃然兴起，蚕食着碧绿草原，且已不可逆转。

这为当初始料不及。

如是述评，岂是苛责前人，谨为寄语后来者，应特别关注草原的生态环境！童言无忌：“我长大了要当二号院小食堂的炊事员”作者1961年时的“粮票本”现场实景闪回之一：1961年隆冬时节，我们办公室的几个同事在一房间内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