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女性的有声反抗——从女性主义叙事学角度解读《我站在这儿熨烫》

沉默女性的有声反抗——从女性主义叙事学角度解读《我站在这儿熨烫》姬蕾【摘要】Based on Susan S. Lanser＇ s distinction of three modes of narrative voice in feminist narratology, the present paper analyzes various modes of narrative voice adopted by American Jewish writer Tillie Olsen in her novel I Stand Here Ironing, whose writing has been influenced greatly by her feminist concerns and working-class background. Females, especially the oppressed and marginal]zed poor work- ing-class mothers axe consistent protagonists in Olsen＇s novels. It holds the opinion that Tillie Olsen has employed multiple narrative voices in this novel in order to release the voice of the marginalized group.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eminist narratology, it can be inferred that the poor working-class women have achieved an authority of narrative voice in the novel.%本文从女性主义叙事学理论家苏珊·兰瑟（Susanl_maser）有关叙述声音模式划分的理论，这一较新的视角来解读美国著名犹太女性作家蒂莉·奥尔森（TillieOlsen）l~代表小说《我站在这儿熨烫》（IStandHereIroning），分析了奥尔森作品中出现的不同声音模式。

为了让边缘母亲作为一整体在主流文化圈中树立起“话语权威”，奥尔森通过多种叙述声音模式相结合，将普通边缘劳动母亲这一群体从沉默中解脱出来，使她们的沉默心声得以展现，达到颠覆。

从女性主义叙事学的角度看，奥尔森作品中的边缘妇女已成功实现了“话语权威”。

【期刊名称】《武夷学院学报》【年(卷),期】2012(031)001【总页数】5页(P54-58)【关键词】声音模式;边缘女性;个人型叙述声音;集体型叙述声音【作者】姬蕾【作者单位】福建医科大学外国语学院,福建福州350108【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I712.074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典叙事学开始遭到不少叙事学家的批评。

学者们认为，经典叙事学只注重形式主义分析，而忽略了对文本意识形态和社会历史语境等的研究。

1981年，作为女性主义叙事学的创始人，美国学者苏珊·兰瑟，在她的著作《叙事行为：小说中的视角》中，创造性地将形式研究与社会历史语境相结合，大胆探索叙事行为的性别意义，将叙事形式分析与性别视角融为一体，打破了长期以来西方文学界形式主义与反形式主义的对立，也为女性主义文本批评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分析方法。

1986年，兰瑟在《建构女性主义叙事学》一文中，明确提出了“女性主义叙事学”这一名称，论述了建立女性主义叙事学的必然性和必要性，标志着女性主义叙事学这一学科的正式建立。

作为后经典叙事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女性主义叙事学和经典结构主义叙事学的主要区别在于，它结合性别政治和社会语境建构叙事话语，在形式研究的同时，也将性别政治和历史语境等因素考虑其中。

女性主义叙事学的主要贡献之一，就是对三种叙述声音的划分。

1992年，兰瑟在她的著作《虚构的权威》一书中，将叙述声音划分为三种类型：作者型叙述声音，个人叙述声音和集体型叙述声音，并阐述了每种叙述声音对建构叙述权威的作用。

在叙事学里，“声音”指叙事中的讲述者，通常是指形式结构，“叙事学研究一般不讨论叙述声音的社会性质和政治寓意”(Lanse r,1992:4)。

而女性主义者所谓的声音，通常指“那些现实或虚拟的个人或群体的行为，这些人表达了以女性为中心的观点和见解”(Lanser,1992:4)。

在兰瑟看来，叙述声音位于“社会地位和文学实践的交界处，体现了社会、经济和文学的存在状况”(Lanser,1992:4)。

三种叙述声音的提出，将社会身份和叙述形式联系起来，使属于形式主义范畴的结构主义叙事学和属于政治批评范畴的女性主义批评，这两个不同学科有机结合。

兰瑟认为，话语权威指“由作品、作家、叙述者、人物或文本行为申明的或被授予的知识名誉、意识形态地位及美学价值”(Lanser,1992:5)。

虽然在西方的文学传统中，话语权威大都附属于主导意识形态中受过教育的白人男性，但任何一位发表小说的作家，包括女性作家在内，都有着对话语权威的追求，这是一种想“获得听众，赢得尊重和赞同，建立影响的企求”(Lanser,1992:6)。

本文以兰瑟的理论为基础，分析美国著名犹太女作家蒂莉·奥尔森代表作《我站在这儿熨烫》中的叙述声音模式，尤其是通过个人叙述声音和集体型叙述声音相结合的独特手法，使边缘女性的沉默心声得到展现，达到颠覆，让边缘女性这一群体从沉默中解脱出来，在主流文化圈中树立起“话语权威”，让她们能如露丝·伊里盖蕾所说，有了声音便有了路可走。

《我站在这儿熨烫》是奥尔森沉寂文坛多年后复出的第一篇小说。

在美国文学史上，很少有人像她一样，仅靠寥寥几部作品就奠定了自己的一席之地，也很少有人像她一样，刚崭露头角，却又很快销声匿迹，直到二十年后才又重新动笔。

工作赚钱、养育子女、操持家务，这些繁重琐碎又无法逃避的任务耗费了她整整二十年的光阴。

正如她自己所说，“二十年里……我连写作创作的基本环境条件都不具备”（Olsen,2003:19）。

加拿大小说家和评论家玛格丽特安特伍曾惋惜地说，她停止了写作，仅仅因为一天只有24个小时。

不过，正是这段生活经历，让奥尔森深刻体会到社会边缘人物的窘迫和无奈，对她的创作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付出之后，奥尔森的小说中大都以常被忽略掉的边缘人物，尤其是被婚姻和生活压迫的普通母亲为主人公，这些女性形象对读者产生了很大的震撼力和影响力。

兰瑟用个人叙述声音来表示那些有意讲述自己的故事的叙述者，其中讲故事的“我”也是故事的主角。

而作为这个自身故事叙述者的“我”，统筹着其他人物的声音，因此具有结构上的优越性。

虽然在某些情况下，与作者型声音相比，个人型叙述声音使其女性权威大打折扣，“因为作者型的叙述者拥有发挥知识和判断的宽广余地，而个人型叙述者只能申明解释自己经历的权利及其有效性”(Lanser,1992:21)。

但是，兰瑟也提到，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个人型叙述声音往往会为特定的女性群体所用，以达到特定的目的，其叙述声音的权威又往往名正言顺。

正如海伦娜西索所呼吁的“写自己，你的身体必须被听见……妇女必须参与创作，必须写自己，必须写妇女。

妇女必须把自己写进文本——就像通过自己的奋斗嵌入世界和历史一样”（转引自西慧玲，2003:132）。

《我站在这儿熨烫》中，奥尔森正是采用了这样一种大胆直接剖析女性心声的叙述方式。

文中那位不知名的母亲，在熨烫衣服时接到了女儿的老师的电话，要她找时间到学校去谈谈她女儿的情况。

于是，这位心力交瘁的母亲开始回忆起女儿19年来的成长历程。

通过这位普通劳动母亲意识流形式的个人叙述，故事的情节得以展开，让读者开始窥测到这位看似平凡的家庭妇女一生所经历的复杂变迁。

奥尔森选择的这位讲述自己故事的叙述者，与传统标准背道而驰。

批评学者们认为，只有那些“异常敏感或情感丰富的角色”(Schultz,1997:4)，才能成为意识流写法的载体。

可奥尔森笔下这位母亲，只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再普通不过的劳动妇女，不是什么个性鲜明的主要人物，她没有敏感的情绪，不具备任何艺术美感，人们更是很少关注她会有怎样的内心世界。

可就在她断断续续，甚至有些前言不搭后语的看似不经意的叙述当中，我们了解到了一位普通母亲所经历的过去：女儿8个月大时，被丈夫无情抛弃，那时正值经济大萧条时期，年轻的母亲带着幼女彷徨无依；为了生计，不得不将女儿寄养在别人家中，她所承受的骨肉分离之痛；再次结婚，生活有所好转，她为给女儿重建一个完整家庭所付出的努力；以及随着女儿长大，心中的担心、内疚和感慨的复杂情绪。

通过母亲絮絮叨叨的述说，那个年代广大母亲的日常生活也被展现在读者面前：抚养、教导儿女的责任；经济大萧条中艰难持家的重担；以及回忆起儿女成长过程中，“哪些是我曾经做过的，哪些是我未能做到的，哪些是本该做好的，哪些是无可挽回的”（引自沈艳燕译《我站在这儿熨烫》,2004:25）时的复杂心情。

女性，尤其是在美国大萧条时期的母亲，由于受到婚姻和社会的双重压力，很少有机会能够释放她们内心的思想和看法。

正如奥尔森所说，“母亲身份，是一个很少被理解，也很少被探寻的领域，而这种身份，恰是女性们所承受的痛苦压力之根源”(Olsen 2003:202)。

通过将一位母亲作为这篇小说的聚焦人物，让她叙述其作为母亲这一身份而经历的事件，并单单通过她的叙述，让整篇小说故事情节得以展开，奥尔森成功把普通劳动母亲，这一在文学创作中常常被忽略的人物，推到舞台的最前沿，让她们的沉默声音得以释放。

在《我站在这儿熨烫》一文中，作为叙述者的母亲“我”，起初并太不情愿开启回忆的闸门，因为“再说我哪来的时间去追忆、思忖、权衡、判断、打量这一切呢？每次刚开了个头，就会有这样那样的打扰，于是一切又得重新开始”（引自沈艳燕译《我站在这儿熨烫》,2004：25）。

正如大多数有了孩子的女性一样，她所做的每件事情都不断地被外界的干扰所打断：熨烫衣服时，女儿学校老师打电话来让她有空去学校一趟；好不容易下定决心回忆过去时，小儿子又哭闹着要换尿布；刚重拾起思绪，女儿又蹦蹦跳跳回来，絮絮叨叨拉着母亲有说有笑。

这些看似自然的日常外界干扰，却反应了奥尔森的匠心独具。

因为这些干扰不时提醒着读者们，那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劳动母亲，既要照顾孩子，又要承担家务，她们甚至没有整块的时间能够好好地、轻松地讲一讲自己的人生经历。

此外，这些外界干扰的作用还远不止于此，它们从一个侧面折射出边缘化女性的真实生活状况。

一旦结婚，她对梦想的追求，她自我实现的理想，便不可避免地会被婚姻、家庭和社会不停打断，甚至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