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

[64]指1918年1月7—14日（20—27日）在彼得格勒举行的全俄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关于工会作用问题的争论。

会上，孟什维克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坚持工会运动对政党和国家保持“独立”。

列宁在这里提到的工会不应该成为国家组织的论点是索·阿·洛佐夫斯基提出的。

他在关于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活动的报告中强调，“工会应该走完全独立的道路”，“处于国家政权的压力范围之外”。

代表大会否决了洛佐夫斯基及其追随者按照上述精神草拟的决议，通过了布尔什维克的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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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初稿[62]（1918年3月23日和28日之间）口授第四章现在，这个任务当然还没有充分完成，而且永远也不会彻底完成，不过这已经不是苏维埃政权的首要任务了。

最近几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特别是莫斯科全俄代表大会表明，各劳动者阶级的绝大多数人都自觉地坚定地转到苏维埃政权方面，也就是转到布尔什维克党方面。

不用说，稍微民主的政府是永远不会把说服人民群众的任务完全放在一边的，相反，这个任务将始终列为管理的重要任务之一。

但是，只有对在野党或为实现未来的理想而斗争的党来说，这种任务才会提到首要地位。

早在沙皇制度时代和克伦斯基政府时期，布尔什维克把劳动群众中的大多数积极的觉悟的分子吸引到自己这方面来以后，我们党就面临着夺取政权和镇压剥削者反抗的任务。

当时首要的任务不是说服，而是夺取俄国。

从1917年10月底大约到1918年2月，这个战斗任务或者说军事任务成了首要的任务，对于任何一个在尖锐的、最激烈的斗争的环境中夺取统治权的政党来说，这种任务很自然地应当成为首要的任务。

当然，对于无产阶级政党来说，镇压剥削者反抗的任务特别尖锐，因为这时反对日益站到无产阶级一边的劳动群众的，是彼此联合起来的有产阶级分子，他们是以资本的力量、知识的力量、多年的甚至是多少世纪的管理习惯和管理技能武装起来的。

在1905年革命尚未遗忘的教训的影响下，在目前这次战争非常沉痛而深刻的教训的影响下，在俄国历史地形成了一些特殊的条件，由于这些条件，布尔什维克能够比较起来算是极其容易地在俄国首都和各主要工业中心解决了夺取政权的任务。

但是在外省，在远离中心的地方，特别是在俄国的那些最根深蒂固地保持着君主制度和中世纪传统的比较落后的居民聚居的地区（例如在哥萨克地区），苏维埃政权遭到了军事形式的反抗，这种反抗只是在十月革命已经过去四个多月的今天才接近于全部结束。

目前在俄国，战胜和镇压剥削者反抗的任务大体上已经完成。

布尔什维克能夺得俄国的主要原因，正如顿河反革命哥萨克的头面人物鲍加耶夫斯基在不久以前也承认的那样，是由于连哥萨克中的绝大多数人也都自觉地坚决地转到布尔什维克方面。

但是，有产阶级在经济地位上所处的特殊条件，使他们自然不仅能够组织消极的反抗（怠工），而且能够再次对苏维埃政权进行军事反抗。

因此，镇压剥削者反抗的任务也不能认为是彻底完成了。

但是不管怎样，这个任务现在显然大体上已经完成，而退居次要地位了。

苏维埃政权一分钟也不能忘记这个任务，也决不会受任何政治的或者貌似社会主义的牌号和高调的迷惑而不去完成这个任务。

这一点必须预先声明，因为孟什维克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在我们这里的表现说明他们都是一些最善变的、有时甚至是最无耻的反革命活动家，他们反对苏维埃政权比反对反动的和地主的政府激烈得多，而又指望用自己党的招牌或名称作掩护。

显然，苏维埃政权永远不会停止执行自己镇压剥削者反抗的任务，不管这种反抗用什么样的党的旗帜，用什么样的受人欢迎的和冠冕堂皇的牌号作掩护。

但是，镇压反抗的任务目前大体上已经完成，现在提到日程上来的是管理国家的任务。

从说服人民群众这一过去列为首位的任务和夺取政权并对反抗的剥削者进行武力镇压的任务，过渡到管理国家这一现在列为首位的任务，正是这种过渡构成我们所处的时期的主要特点。

苏维埃政权的困难很大程度上就在于使人民的政治领导人以及劳动群众中所有的觉悟的分子都清楚地理解这种过渡的特点。

因为现在有些地方内战还没有结束，苏维埃共和国还受到东西两面严重的军事威胁，战争造成了空前的经济破坏，在这种情况下，要过渡到管理全体居民（不分阶级）的和平任务，显然是非常困难的。

第五章苏维埃政权现在所面临的管理国家这一提到首位的任务，还有这样一个特点：现在（在文明民族的现代史上大概还是第一次）所说的管理，不是政治而是经济具有主要的意义。

通常，人们正是首先把主要是甚至纯粹是政治的活动同“管理”一词联系在一起。

然而，苏维埃政权的基本原则和实质，以及从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实质，是政治任务对经济任务来说居于从属地位。

而现在，特别是有了苏维埃政权在俄国存在四个多月的实际经验之后，我们应当十分清楚，管理国家的任务现在首先是归结为纯粹经济的任务：医治战争给国家带来的创伤，恢复生产力，调整好对产品的生产和分配的计算和监督，提高劳动生产率，——总之，归结为经济改造的任务。

可以说，这一任务分为两个主要项目：（1）对产品的生产和分配以各种形式实行最广泛的、遍及各地的和包罗万象的计算和监督；（2）提高劳动生产率。

任何一个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集体或国家，只有在资本主义充分地造成了完成这两项任务的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的基本前提这种条件下，才能够解决这些任务。

没有大机器生产，没有比较发达的铁路网和邮电网，没有比较发达的国民教育机构网，这两项任务无疑都不可能在全民范围内系统地得到解决。

俄国现在的情况是，这种过渡的许多初步的前提已经具备。

另一方面，也有许多这样的前提我国还不具备，但是，我国可以比较容易地借助先进得多的邻国的实际经验，这些国家由于历史的关系和国际交往早就同俄国建立了密切的联系。

第六章任何一个向社会主义制度过渡的社会的根本任务，就是使无产阶级这个统治阶级，或者确切些说，正在发展成统治阶级的阶级，按照上面所说的那样战胜资产阶级。

现在，这个任务在很大程度上正以新的形式摆在我们面前，完全不同于几十年来全世界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斗争的经验。

现在，在十月革命取得胜利之后，在内战取得胜利之后，我们可以而且应当把战胜资产阶级理解为一种高得多的事情，虽然形式上是比较和平的，这就是说，在政治上已战胜资产阶级并且用军事方式巩固了这个胜利之后，现在应当在组织国民经济方面、在组织生产方面、在全民的计算和监督方面也取得对资产阶级的胜利。

生产的规模愈大，把当今大国的几千万和几亿居民都包括在内的全国性经济机构网愈稠密，资产阶级解决生产的计算和监督的任务就愈有成效。

这个任务现在我们应当按新的方式来解决，依靠无产阶级的统治地位，依靠大多数被剥削劳动群众对它的支持，利用旧社会所积蓄的有组织才能和技术知识的分子，虽然他们十分之九、也许百分之九十九属于敌视社会主义革命的阶级。

第七章现在不仅军事实力和军事技术最先进，而且在资本主义的大工业组织方面也最先进的德帝国主义，在经济上的先进的标志之一，就是它比其他国家更早地开始实行劳动义务制。

很明显，在一般的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特别是在进行帝国主义战争的君主制国家的条件下，劳动义务制对工人来说无非是军事苦役监狱，是奴役被剥削劳动群众的一种新手段，是镇压这些群众各种反抗的一套新办法。

但是，毫无疑问，只是由于具备了大资本主义所创造的经济前提，这种改革才能提上日程，才得以实现。

而现在，在战后极其严重的经济破坏所造成的条件下，毫无疑问，我们也不得不把这种改革提到一个首要的地位。

但是很明显，从资本主义社会组织向社会主义社会组织过渡的苏维埃政权从哪一头开始实行劳动义务制，决不应当和德帝国主义一样。

对德国的资本家和帝国主义者来说，劳动义务制就是奴役工人。

对俄国的工人和贫苦农民来说，劳动义务制应当是首先和主要地使富裕的和有产的阶级承担自己的社会勤务。

我们应当从富人开始实行劳动义务制。

这样做所以必要，一般说来，不仅仅因为苏维埃共和国是社会主义的共和国。

这样做所以必要，还因为正是富裕的和有产的阶级进行军事的和消极（怠工）的反抗，给医治俄国战争创伤的事业——恢复和发展国家经济的事业，造成了最大的困难。

因此，现在应当成为整个国家管理重点的计算和监督，应当首先要求在富裕的和有产的阶级的分子中实行。

正是这些阶级的分子利用他们在战争期间向劳动者征收的数量特别多的贡赋，逃避每一个公民都必须执行的医治国家创伤和复兴国家的任务；正是他们利用自己搜刮来的贡赋，躲进不受侵犯的避难所，并且千方百计地阻挠社会结构的社会主义原则战胜资本主义原则。

富裕的和有产的阶级对苏维埃政权和社会主义进行这种斗争的主要手段之一，就是他们拥有大量的货币。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有产阶级所以富有，首先是由于他们占有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工厂等等。

苏维埃政权由于得到工人和绝大多数农民的支持，取消地主和资产阶级对国家的这种主要形式的财富的权利并没有遇到什么困难。

颁布法令废除土地私有制并没有遇到困难。

把很大一部分工厂收归国有也没有遇到困难。

毫无疑问，把其余的大工业企业和运输工具也收归国有，是一项在最近的将来很容易实现的任务。

但是，资本主义社会还创造了另一种形式的财富，要清算这种形式的财富，对苏维埃政权来说，远不是那么容易了。

这种形式的财富就是钱，或者确切些说，就是货币。

在战争期间，货币的发行额特别大。

战事隔断了俄国同那些在俄国的进出口中一直占有最大份额的许多国家的贸易往来。

富裕的和有产的阶级几乎人人都直接或间接地参加了以高价供应军需品和订立军事承包合同的投机活动，由此他们手中聚积了大量的货币，这是他们积累财富和积累对劳动者的权力的主要方法之一。

现在俄国的经济状况显然也同任何一个经历了三年战争的资本主义国家一样，它的特点是，在资产阶级和有产阶级这些比较少数的人手里集中和隐藏了大量的货币，这些货币由于大量发行纸币而大大贬值，但目前仍然是一种有权向劳动居民索取贡赋的凭证。

在从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时，不要货币或者在短期内代之以新的货币，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苏维埃政权现在面临着一项困难的而又非解决不可的任务，就是同富人以保存和隐藏向劳动者索取贡赋的凭证的形式进行的反抗作斗争的任务。

这种凭证就是货币。

这些货币以前提供了获得购买生产资料如土地、工厂等等的权利，就这方面来说，这些货币的作用当然是下降了，甚至是完全没有了。

因为在土地社会化法令颁布以后，购买土地在俄国已经不可能了，购买工厂以及类似的大生产资料和运输工具，也由于所有这类大企业的国有化和没收过程进展很快而几乎不可能了。

这就是说，要用货币购买生产资料，对资产阶级和有产阶级（包括农民资产阶级）分子来说，是一件愈来愈困难、几乎是办不到的事情了。

但是，为了维护自己原来的特权，并尽可能设法延缓和阻挠国家的社会主义改造事业，资产阶级保存和隐藏分享社会财富的凭证，向劳动者索取贡赋的凭证，即保存和隐藏货币，以便在俄国一旦再遇到军事和贸易方面的困难或危机时，保证自己有可能——哪怕是某些可能——保持自己的地位和恢复原来的特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