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经济制度与政治制度

第三讲社会经济制度与政治制度

一、常见概念

1、何谓社会：它是以共同的物质生产活动为基础而相互联系的人类共同体。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它是人们交互作用的产物，物质资料的生产是社会存在的基本条件，也是人类社会同动物群体的根本区别。如果从社会结构来分析，我们可以把社会分为两大基础部分：一是社会的基础，即经济基础，指一个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各个方面的总和；二是社会经济基础之上的结构——上层建筑，包括政治上层建筑和观念上层建筑两部分。其中，政治上层建筑是具有决定意义的核心部分，具体来讲包括国家、政治制度、法律关系、政府体制、武装力量、政治关系、政治文化、政治观念、政治思想、政治学术等因素。（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看，上层建筑均属于精神层面，只是政治上层建筑具有物质外壳。）

2、何谓国家：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国家是与社会分离的公共权力组织，其根本职能在于缓和与削减社会矛盾，使社会的对立面不至于在无为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国家的历史形成方式决定了它天然作为公共管理机构和暴力统治机构的双重特征。

二、政治制度的社会经济基础

1、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或者说政治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是人类社会生活的两个方面，其相互关系的主要特征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二者存在着决定与被决定、作用与反作用的关系。这种关系表现在以下三点：1）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2）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3）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存在互动关系。

2、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国家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建立在社会的基础之上，并且日益与社会相分离。由此看来，国家与社会始终存在着相互制约与渗透的关系。由于社会发展的程度，人与自然及社会环境关系的差异，人们对社会集体生活准则与方式的不同理解以及每个社会共同体在某一特定历史阶段面对的挑战差异等，国家与社会的渗透与社会对国家的制约程度表现出明显的差异，由此产生不同国家与社会关系模式。国家与社会关系模式在欧洲历史上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种模式：1）古代城邦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模式。典型个案是古希腊城邦，雅典是其中的主要代表。古希腊城邦都较小，这就为全体公民参与政治生活提供了条件。城邦既是一种社会组织，又是一种政治体制。社会生活=政治生活（两者重叠）。因此，古希腊的国家与社会是融为一体的。公民不经由任何中介直接融入政治生活，人们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也是融为一体的。正是在这意义上，亚里士多德讲：人类在本性上是一种政治动物。但应该注意，古希腊妇女、奴隶、外邦人员是排除在公共生活之外的。2）西欧封建社会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模式。西欧封建社会是在蛮族入境、罗马帝国崩溃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蛮族人的入侵打散了罗马帝国原有的行政体系，也带来了西欧社会的分裂。封建君主以逐级分封采邑的形式，通过领主与封臣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实现其权利向社会的渗透。但由于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所以这种权利义务关系表现得断断续续，

国家对社会的控制力比较弱。另外，在西欧当时盛行的日耳曼法强调领主与封臣之间的契约关系，以及由此而来的权利和义务关系，为以后自由主义国家的抵抗提供了理论根据。其次，西欧社会一直存在着王权与教权之间的争斗。教会与国家一齐分享着人们的忠诚。因此，在西欧，教会始终对国家是一种挑战与限制。在西欧中世纪，商业、贸易的发展带来了一批新兴城市，城市兴起的直接后果是生活在城市的公民可以较少的受到封建国家权力的禽侵扰，从而过着另外一种社会政治生活，一种新的市民社会发展起来。由于这些原因，西欧封建社会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处于若即若离的状态，国家的权力在社会的平面上留下了随处可见的空白。这就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能够较为轻松地在西欧驻足并发展。3）绝对主义时期国家与社会关系模式。绝对主义时期是指封建国家向资产阶级民族国家过渡的中间形式，时间在17、18世纪。这一时期的国家要求王权对社会的全面渗透，因而必须首先打破旧有的国家与社会之间若即若离的关系，并且使王权在每个社会共同体内部成为没有争议的最高权威。这一时期，国家与社会已得到了完全的区分。同时，国家又以其特有的方式实现了对全社会的控制。4）近代资本主义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模式。大致两种模式：一是以英美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模式，二是以早期法德为代表的国家主义模式。第一种模式表现为强调社会和国家的区分与对立，强调对国家的限制，强调社会对国家的制约。第二种模式表现为强调国家对社会的渗透和控制，反对社会对国家的制约。5）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关系模式。6）新型工业化国家与社会关系模式。主要指日本、韩国等二战后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国家。它们的现代化过程中出现了与古典自由主义及现代西方国家不同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模式。它的特点是：A、国家维持了高度的社会稳定和社会整合。B、国家对本国经济进行了大量的保护和扶持。C、国家不仅制定宏观经济发展计划，且对个别企业进行指导，以促进经济发展。

3、政治经济与社会制度：政治制度是以国家爱权力的配置与行使为核心内容的一套正式规则体系，它以国家的存在为载体，这种规则体系，也即政治制度，是人类社会长期演进的产物，政治制度随着阶级的产生而产生，它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其性质和模式决定于经济基础的性质和要求，政治制度又反作用于经济基础。

三、社会经济发展与政治制度变迁

1、人类社会的发展变化

美学者布莱克说：人类历史上大致经历了一百万年历史，在这期间发生了三次革命性转变。第一次是100万年前，原始生命经历亿万年的进化出现了人类；第二次是人类从野蛮状态进入文明社会；第三次是近几个世纪正在经历中的事情。全世界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由农业文明，或者说游牧文明逐渐过渡到工业文明。我们将第三次大转变、大革命理解为现代化。在这里，“现代化”是一个活生生的动态概念。它与现代性不同。现代性是一个静态的文明结构，而现代化意味着一种连续、一个过程、一个当代世界正在持续的历史演进。在人类社会的早期，各民族彼此隔绝，因而人类社会第一、二次转变是在不同地域、不同民族彼此独立的状态下完成的，从而使各民族、各地域发展出现无限的多样性和差异。但是，人类历史的第三次转变却恰恰相反。由于知识爆炸、科技进步、工业革命所提供的客观要素，，现代化不能不具有世界性的弥散和扩张性质，它

在地球的某一个区域首先突破，然后伴随着血与火强行扩散到世界的每个角落。现代化首先从西欧开始，随着殖民化弥散到美洲、澳洲、亚洲、非洲，正因为如此，现代化在历史上也称为欧化、西化，或工业化。虽然一般来讲，现代化并非是一个简单的、向欧美国家认同的过程，其间必然蕴含着各个国家在各自的历史文化事业中对现代化的不同价值取向和模式选择。现代化也不仅仅是生产的转变或工业技术的进步，它是一个民族在其历史变迁中文明结构的重新塑造。现代化是包括经济、社会、政治、文化众层面在内的全方位转型。由于人类第三次转变特有的弥散、扩张性质，因此不同国家现代化起步时间及启动方式各不相同。美国社会学家M.列维将其分为内源发展型者和后来者两大类，即通常所谓的早发内生型现代化、后发外生型现代化的区别。早发内生型现代化以英美法等国家为典型个案。这些国家的现代化早在16、17世纪就开始起步，其现代化的启动因素都源自于社会内部，是其自身历史的绵延。后者包括德国、日本、俄国以及当今世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它们的现代化大多是在19世纪才开始起步，其现代化最初的诱发和刺激因素主要源自于外部世界的挑战和现代化的示范效应。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国家往往出现两种情况：一是极端民族主义，由于强烈的民族自尊心而不断扭曲，具有扩张侵略的特征；二是生存挑战，被迫现代化的国家，如中国、日本，但这两个民族的态度不同。中国在开始仅学习科学技术，“师夷长技以制夷”，之后才开始学习制度，日本学习西方则非常彻底。

2、经济发展与政治制度变迁

从趋势来看，社会的发展是一个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的全方位的发展。在所有这些社会因素中，经济因素往往是最活跃的，也是首发因素，而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趋势尤其是从现代化的历史来看，经济的发展迟早会导致政治制度的发展变化。具体说来，经济发展与政治制度变迁的关系是异常复杂的。以经济发展与政治民主化为例来看，亨廷顿把1974—1989年的一波涉及全球性的民主转型称为第三波。他分析了第三波成功实现民主转型国家的各种因素，其中对这些国家转型的经济因素也进行了实证性考察。他因此认为经济因素以三种方式影响第三波民主化：1）在某些国家，油价上涨和在另一些国家经济的滑坡，因而削弱了威权政权。2）其次，到70年代初期，许多国家取得了全面的发展，这种发展为民主提供了经济基础，促进了向民主的转型（台湾、韩国等）。3）在某几个国家极其迅速的经济增长破坏了威权政权的稳定性，迫使他们要么实现自由化，要么实行更严厉的镇压（如韩国）。总之，经济发展为民主提供了基础。由经济迅速增长或经济衰退造成的危机削弱了威权主义。所有这些因素在70—80年代为民主化提供了经济的动力和环境。尽管经济发展与政治民主化并非简单的决定论的关系，但从历史的趋势来看，经济的发展与政治民主化存在着很强的正相关关系。正如亨廷顿所言，自十九世纪起，在民主与财富之间存在着一种正相关，这种正相关一直很强，多数富裕的国家是民主国家，多数民主的国家是富裕国家（印度是一个明显的例外）。亨廷顿进一步认为，财富与民主之间的相关意味着向民主的过渡必定发生在那些中等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在穷国，民主化是不可能的。在富国，民主化已经发生过。在两者之间存在着一个政治过渡带。那些处于特定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最可能向民主化过渡，而且多数向民主化过渡的国家也都处于这一经济水平。他进一步对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实现民主化的国家进行考察，在这31个从1974—1989年间成功实现民主化转型的国家中，在1976年中，人均GDP低于250美元的国家有2个，人均GDP在250—1000美元之间的国家

由11个，人均GDP在1000—3000美元之间的国家有16个，高于3000美元的国家有2个。也就是说在这31个国家中，有27个国家在1976年就已经达到了中等收入水平。当然，这绝不是说民主化完全由经济决定，比如新加坡、产油小国沙特阿拉伯、利比里亚还有科威特，这些国家如按人均GDP来看可算是富裕国家，但迄今仍是维权主义国家，或者说是非民主化国家。

从总趋势来看，经济发展有利于民主转型。第一，有学者认为一个社会内部经济富裕的程度决定了公民价值感和态度，而且培养了人际间相互信任、生活满足感和凭能力竞争的性格。这些情感反过来与民主制度存在高度相关性。第二，经济发展提高了社会的教育程度，更多受过教育的人开始形成相互信任的性格，追求满足和凭借个人能力的性格，这些都是与民主相伴而生的。第三，经济发展使得在社会集团之间有更多的资源可分配，因此也促进了融合与妥协，而民主政治本身就是妥协政治。第四，经济发展促进了该国的开放程度，也提升该国的全球化水平，从而日益受到国家交流文化和价值的影响。最后，经济发展促进了中产阶级的形成和壮大，而没有中产阶级就没有现代民主是政治学者对的共识。

民主国家的四象限模式：

政治民主化

上世纪60、70年代：80年代：英、美

希腊+

－

经济发展

－+

非洲的军人政权80年代中期以前：

韩国、新加坡